张大千和溥心畲是民国时期画坛惺惺相惜的两大才子，是近现代以来大众耳熟能详的著名画家，他们在我国近现代绘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张大千一生画风多变，开创了中国画泼墨泼彩的新画风。溥心畲集诗、书、画三绝于身。二人各领风骚数十年，在当时的画坛具有崇高的地位被誉为“南张北溥”。
　　张大千（1899 - 1983），本名正权，后改名爰，小名季，号季爰，法号大千，别署大千居士、下里巴人，斋名大风堂。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番禺。张大千年幼时随母亲曾友贞学习绘画，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京都公平学校攻读染织技术。1919年回上海，师事李瑞清学习书法，此时他的画风以临摹石涛及八大山人为主，并深得石涛笔意，后又上追宋、元、明、清诸大家之精神。1923年，随仲兄张善子参加上海“秋英会”雅集时即席挥毫作画，对菊吟诗，因而“一鸣惊人”，被誉为后起之秀。1926年，开始游览国内名山大川，初上黄山，并被日本汉画学者称为“黄山画派始祖”。1941年，作敦煌之行，由南而北为三百零九个洞窟编号，临摹壁画。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多次在世界各地办画展，包括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瑞士日内瓦、印度新德里、比利时、希腊、西班牙、新加坡、泰国、德国、巴西、美国及中国香港等地。1949年离开中国以后旅居海外。花甲之际，开始以大写意风格创作，认为“七分人事三分天”，研究书画，要有选择地多读书。1976年定居台湾，并于外双溪附近筹建“摩耶精舍”，并终老于此。
　　溥心畲（1896 - 1963），原名爱新觉罗·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畲，自号羲皇上人、西山逸士。北京人。满族，为清道光帝之曾孙，恭亲王奕诉之孙，末代皇帝溥仪之从兄。笃嗜诗文、书画，皆有成就。抗日战争期间，以卖画为生。曾任教于台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绘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干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溥心畲的山水画宗法宋元，以淡雅见长，较少烘染，注重线条钩摹。溥心畲的山水画在北京被推崇是“国画北派青绿山水正宗首座”。1949年移居台湾，与张大干、黄君璧三人，成为台湾画坛中最杰出的国画大师，被稱为“渡海三杰”。著有《四书经义释言》《尔雅释言经证》《经籍释言》《寒玉堂论书画》《寒玉堂诗文集》《华林云叶》《琅媛纪余》等。
　　1923年传统绘画大师陈师曾离世后，中国主流画坛出现了派别分歧、群龙无首的局面。这时，身在北京的溥心畲脱颖而出，他的画风俨然宋代马远、夏圭，颇具古典气质，在当时的画坛时名声大振;而此时刚从日本回国的张大干则20余岁，才崭露头角，但已露出咄咄逼人之气势。他们二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天赋都很高，在山水画的造诣上异曲同工，不同之处是身世迥异。张大千出生布衣，经历坎坷，所以自称“蜀客” “大千居士”;而溥心畲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曾留学德国，一出生即是皇亲贵胄，所以拥有一枚“旧王孙”之印玺。另外在地域上，他们个是南方人，一个是北方人。在绘画理念上， 个主南宗，兼写北宗;一个主北宗，偶写南宗。在风格上，一个是乱头粗服，一个雍容富贵。1928年，张大千和溥心畲经近代诗人陈三立的引见相识于北京，由此，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以丹青妙笔驰誉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画坛。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交游过程中，他们 直联系不断。当年溥心畲因病在台北去世后，张大千曾专程到其墓前哀悼。他们的友谊，有如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终身不弃。张大千在自己40年回顾展的自序中有赞： “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吾仰溥心畲。”而溥心畲在张大千拿自己的照片求题诗时日： “滔滔四海风尘日，宇宙难容大干。”
　　周殿侯是民国时期北京的大古玩商，曾拜文物收藏家罗振玉为师，工书法，并在琉璃厂“集萃山房”担任经理。他熟知北京和外地画坛，认为南方最优秀且有代表性的画家是张大干，北方最优秀且有代表性画家是溥心畲。1935年8月，他首先提出了“南张北溥”之说。随后，画家于非闇也积极响应，并撰写短文《南张北溥》在《北辰画刊》《北京晨报》上发表，文中写道： “张八爷（指大干）是写状野逸的，溥二叔（指心畲）是图华贵的。论入手，二爷高于八爷;论风流，八爷未必不如二爷。南张北溥，在晚期的近代画坛上，似乎比南陈（陈洪绶）北崔（崔子忠）、南汤（汤贻芬）北戴（戴熙）还要高一点儿……”将张大干、溥心畲与明清时期南北并驾齐驱的画坛领军人物相提并论，甚至说比他们“还要高点儿”，说明张大千和溥心畲在当时的地位。于非闇的文章 出，随后又有署名“看云楼主”的作者也在《网师园读画小记》中称“海内以画名者众矣，求其天分高而功力深者，当推张大千、溥心畲二家……大抵心畲高超，而大千奇古;心畲萧疏，而大千奔放”。进入20世纪30年代， “南张北溥”之名传遍大江南北，声名日隆，不胫而走，他们如双子星座般照耀着中国画坛，成为当时画坛最具影响力与知名度的画家。随着二人在中国主流画坛的影响及在画坛地位的确立，最终使他们无可置疑地成为这时期中国山水画坛的两座重镇。40年代后， “北溥”的名声开始减弱，而“南张”则因为艺术的创新则如日中天。50年代后，“北溥”僻居台岛，而“南张”则壮游欧美。前者继续坚守国粹传统，仍然秦时明月汉时关，1963年当溥心畲在台北作古时，当时有媒体就感叹其是“文人画的最后一笔”;后者则不断锐意变革，毅然古道西风，别开生面，在中西画坛树立 面旗帜。很显而易见的结局就是， “北溥”成为传统画家的典范，而“南张”则成为继往开来的代宗师。
　　张大千和溥心畲都是传统的中国文人。他们在诗词、书画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且都有诗词、文集行世。在绘画方面，他们都能将传统文人所高扬的笔情墨趣与思想情感通过高山流水、茂林修竹、溪山高逸、丹枫古寺、群峰积雪、深山藏寺等传统形式表现出来，具有典型的文人画格调。20世纪30年代中期，张大千曾祖住在北京颐和园听鹂馆，期间他与住在恭王府的溥心畲为邻居，二人经常在一起和诗作画并举办画展。吉林省博物院收藏有二人这一时期共同创作两幅佳作<童子放鸢图》和《秋林高士图》。《童子放鸢图》是1935年春天张大千在恭王府花园萃锦园与溥心畲共同创作的一件绘画精品。由图中款识“乙亥春日与萃锦园主人合作为戏，大千居士张爰画后志之。” “乙亥春暮，大千居士过翠锦园，大千作人物，心畲补景，题袁子才春意诗十一首，西山逸士心畲并题。”可知，作品中放飞纸鸢的童子是由张大千所绘，溥心畲补景并题写了袁枚春光诗十一首。此画作采用斜对角式的布局方式，画的坡石草地上，有一童子手持长线放飞纸鸢，系载纸鸢的 根长线从左下角至右上角斜贯整个画面，细劲飞舞，气韵十足，充分体现出张大千深厚的笔墨功力。画面大块留白寓天空高远之意，颇得“计白当黑”之绘画技巧。溥心畲面对张大千的神来之笔，补景之余，竟题写了袁枚的《春光》诗十首，清新的画面配以溥心畲清劲儒雅的行书长题，既互为补充，又相得益彰，笔墨之间也流露出两位画家在艺术上的共鸣，可谓丹青妙笔，珠联璧合。画中钤朱文“大千”“心畲”“成阳布衣”“爱画入骨髓”和白文“张爰私印”“溥儒”“ 一日思君十二时”诸枚印鉴。另一 幅《秋林高士图》为1934年张大千和溥心畲在萃锦园为北京琉璃厂宝古斋经理傅恒良合作绘制的幅佳作。图中设色画古树新篁，一位高士立于山路间，正回首视物凝神静思。画面上的两株树木，参差错落，形态各异，用笔干净利落，沉着老练。人物是此幅画中的主角，但他却在整个画面中居于一隅，十分谦逊，这充分显示出当时人们对于大自然的崇拜和敬畏。人物造型准确，虽然只是聊聊数笔，却把人物散淡安详的神态刻画得自然生动，仿佛呼之欲出。图中款识题跋及鉴赏印记： “此予在萃锦园试心畲居士所制紫檀汁，写大风人物，居士补成，赠恒良仁兄，因为题记，蜀人张爰”。“张爰私印” “蜀客”。 “秋林动寒籁，斜阳落远峰。甲戌秋七月，大千作竹坡高士，为补秋林并题，西山逸士溥儒。钤“长勿相忘”“蜀客”和“溥儒”“张爰私印”诸印。以上两幅绘画作品不仅展示了南张北溥的书法和绘画技巧，也证实了二人的频繁交往和深厚友谊。
　　张大千和溥心畲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风云人物， “南张北溥”的提法虽已成为前尘往事，但他们所高扬的文人画传统，仍然成为当代中国画创作的 种境界。他们在艺术上的探索及所取得的成就，在近代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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