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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性格复杂的风云人物之一，也是位传统艺术功底深厚的书法大家，当时书坛便有“北于（右任）南郑（孝胥）”之誉。而在当今艺术品市场上，郑孝胥的书法作品交易比较活跃，几乎成了海内外拍卖会上的常客，让不少投资典藏家所关注。
郑孝胥（1860-1938年），字苏龛、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官宦之家。自幼从叔祖郑虞臣习《尔雅》，8岁随李兆珍学习经文。1882年中举后，取为内阁中书、改同知，1885年受聘为直隶总督李鸿章幕僚，1891年赴日本担任外交官。郑孝胥1894年回国后，历官至湖南布政使。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后，郑孝胥以晚清遗老自居，鬻字于沪上，而不仕民国。在此期间曾与他人组建“丽泽文社”、“有恒心字社”，与遗老辈文酒唱和、谈文磋艺等，渐显个人书法风貌。1923年以后，封建“愚忠”思想浓厚的郑孝胥追随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担任其老师。1932年溥仪在东北登基“伪满洲国”皇帝，郑孝胥受命为“总理大臣”，辅佐清室复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1938年暴死于长春。
作为清末文坛“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郑孝胥天资聪颖，工诗擅写，富有才情文采，毕生著有《海藏楼诗集》、《郑孝胥日记》等。郑孝胥书法诸体俱能，学字初由颜真卿、欧阳询、苏轼、黄庭坚等唐宋名家入手，又受晚清翁同等人的书法影响，上溯六朝、汉晋、周秦时代的书法艺术，广征博采、融汇百家。他在早年临帖的基础上又转而攻研碑学，尤得《始平公造像》、《杨大眼造像》、《瘗鹤碑》、《石门铭》等之神助。郑孝胥在前贤书法精髓中巧妙取舍，糅合个人心性，最终自成一家。
郑孝胥的书法艺术尤以行楷成就为至高，个性风貌突出。仔细品味其这类书法作品，行笔偏快而如同所谓的“刷”笔，粗看似乎并不十分精到，但他却能够注意“楷隶相参”，把握字划间的轻重对比，纵横取势，雄强豪放，尽显横肩外耸、折脚内收的结字特征。暮年书风渐趋朴穆老到，不拘一格挥洒自如。所作笔势平中生险，矫健飞动而富韵律感，颇有一种清刚遒劲、凝炼豪迈的书风气韵；郑孝胥于隶书主要研习汉、晋代及南北朝碑刻，书法功力不凡，同样自成一格；他于小篆则直取李斯、李阳冰等前贤笔意，相对而言个性特征均不突出；郑孝胥的草书因为个人好恶缘由实践较少，也未趋于成熟。但是尽管如此，现代书贤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对郑孝胥的书艺评价依然较高，称其一矫清末以来“赵之谦的飘乏、陶浚宣的板滞和李瑞清的颤笔”习气，所作“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活像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
郑孝胥在长期书法实践中，勇于融汇碑帖之长，并且汲取古代诗歌中的审美取向，主张书法创作应富于个性创造。他于古为上而又不盲目师古，还提出过“贬黜馆阁书体”、“卑视晋唐格辙”等书论观点，这些对当时书法创作来说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人们在研究现代书法史时，曾将郑（孝胥）派书风与吴（昌硕）、康（有为）、李（瑞清）、于（右任）派书风，并称为民国书法“五大流派”。尽管郑孝胥的汉奸形象在史上早有定论，也不可能翻案，但并不能否定他在书法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就。至于郑孝胥书法艺术若有什么不足的话，今有学者认为：因其有的作品行笔过快，缺少一些伴随情感变化的节律感和生动韵味。不过，这些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郑孝胥的书法作品很早就进入交易市场，并且名重一时，受到国内外书法爱好者的青睐，竞相收藏他的作品。
20世纪70年代以后，郑孝胥书法作品开始露面于海内外艺术市场。至90年代初期，其作品交易行情逐步攀升。在1994年9月北京翰海首次拍卖会上，郑孝胥行书镜心（152×41厘米）以1.76万元成交。90年代中后期，其每幅作品交易价大约在1至2万元左右。
21世纪以来因受海内外经济发展的环境影响，郑孝胥书法作品的交易热度不断升温。在2000年7月北京翰海春拍会上，他的行书四条屏（132×28.5厘米×4）以2.31万元成交；在2008年4月北京长风春拍会上，楷书《沈敬裕墓志铭》（72×66厘米）以6.496万元成交；在2010年12月北京保利艺术品拍卖会上，隶书四条屏《临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346×65厘米×4）又以112万元成交价，开创了当时个人书法作品交易新高；在2011年11月江苏万达秋拍会上，《临<汉碑唐公臣赞册>》（19×30.5厘米×174）又以134.55万元成交价，又创当时个人作品交易新高。在2014年5月中国嘉德春拍会上，行书四条屏《陆放翁诗作》（205×43厘米×4）以69万元成交。
随着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各级政府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传统字画交易的市场泡沫受到一定挤压，总体交易额下降不少，市场再入盘整期。但在2015年7月西泠印社春拍会上，郑孝胥的隶书对联《为吴昌硕作十言联》（249×30.5厘米×2）以241.5万元成交。在2015年12月西泠印社秋拍会“中外名人手迹暨虚空草堂藏名人书法专场”中，其隶书十二言联《积余先生属书旧句》（249×44.5厘米×2）仍以345万元成交，再创目前市场交易新高。在2016年6月北京匡时十周年春拍会上，郑孝胥的隶书立轴《临<史晨碑>》（346×65.5厘米×4）仍以254.5万元成交，成为其书法市场交易的第二高价。
综上可见，在当前艺术市场盘整期间，因投资鉴藏知识的不断普及等，一些所谓的“当代名家”由于未经过大浪淘沙的历史检验，整体交易行情基本都呈下降趋势。而郑孝胥作为已经进入现代书法史行列的人物，除了其流传市面的隶书真迹数量相对不多外，一些买家从艺术性、稀有性等角度出发，对其精湛之作仍然还是看好的。
另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郑孝胥的个人书法作品市场成交价，超过100万元以上的有8件，50万至100万元的有11件，10万至50万元的有307件，在京、沪、江、浙、闽等地热度较高。其他多在数千至几万元不等的价位上成交，但其中也充斥着一些赝品仿作。目前，郑孝胥每平方尺书作交易大约在1万至3万元之间，精品价格相对更高一些，在市场交易中，尚具有一定程度的抗跌性。不过由于其书法作品存世量较丰，以及市场流传不少旧、新仿赝品等原因，综合估计未来交易行情走势仍可能会呈渐涨之态，但攀升空间或许不会太大。 众所周知，书法创作乃一个人的情感宣泄与才气流露，也是其秉性、学识、气格与品质相融合的重要体现。中国书法史上有关人品与书品相互关系等问题，历来评论较多。传统书法观念普遍认为：人品高了书品才高；相反人品低则书品自然亦低，所作往往气韵拘谨不畅，格调媚俗、流滑或隐含着奸诈之气等，故而难至艺术创作的高雅境界。但从实际状况来看并非完全如此，像北宋奸臣蔡京品德奸刁，平生干过不少坏事，但因其书法艺术卓著而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为书坛“宋代四家”；南明大学士王铎乃中国草书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因其贪生怕死屈膝降清，频遭士林学界诟病。这几位“反派”人物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大都不菲，客观上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力，进而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书家的技法高低与品行好坏并无十分直接的关联。尽管书写者的人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书法作品的格调、意境等，但并不能够完全决定其书品的高低。
郑孝胥书法造诣较深，风格刚柔相济、稳健飘逸，在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从学者较多，如曹聚仁、徐志摩、林语堂等。在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遭遇最危难的时刻，晚节不保的郑孝胥却投靠日伪沦为汉奸，从而被钉在了历史羞耻柱上。因此更多的人只是从情感因素角度，较少提及郑孝胥的书法艺术，但在客观上却忽略了他所取得的成就。
纵观历代“反派”名人的书法作品，艺术风格各异，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或可资借鉴之处。从艺术品投资与鉴藏角度看待，避开交易市场热点运作，投资收藏这类作品有时在一定时间内也会产生较大的回报收益。这便导致原先较为冷门的“反派”名人书法作品，如今交易行情不断升温。因此过于排斥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尽合理的。
不过，笔者提醒人们应当注意防止片面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不分名声好坏而盲目追崇“名气”。反差悬殊的交易现象尝令舆论哗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市场上某些投资鉴藏家的价值取向和不成熟的“冲动”。
在当今字画市场上，鉴藏、投资与投机等目的动机并存，投机风气滋蔓，文化气息淡泊。由于惟利是图历来为投资商的本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不论采取何种投资方式手段，只要不违背法律和道德，原本无可非议。因此针对如今艺术品市场比较青睐郑孝胥等“反派”名人书法作品现象，笔者综合起来认为：一方面是人们鉴于“反派”人物书艺成就较高及历史影响较大等因素，而这些人物笔迹有的因为屡遭唾弃、销毁，造成“物以稀为贵”所致；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些人看中其不光彩的“名气”，譬如汪精卫的书法艺术成就并不高，但近年来市场交易价格相对来说却飙涨不菲，可谓应是肆意投机哄抬炒作、最终牟利的结果。当然，商贩掮客对艺术品市场的流通发展，确实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只是过度的恶意投机爆炒，遭损的不仅是字画市场的长远建设，也将会是较多的投资者。
笔者最后提醒人们在投资典藏艺术品时，还是应当认真遵循市场客观规律，注意保持实事求是、按质论价的清醒认识，尽可能正确理性地妥善处理相应的各种关系，尽量少走弯路、减少损失为好！
（责编：李禹默）
郑孝胥（1860-1938年），字苏龛、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官宦之家。自幼从叔祖郑虞臣习《尔雅》，8岁随李兆珍学习经文。1882年中举后，取为内阁中书、改同知，1885年受聘为直隶总督李鸿章幕僚，1891年赴日本担任外交官。郑孝胥1894年回国后，历官至湖南布政使。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后，郑孝胥以晚清遗老自居，鬻字于沪上，而不仕民国。在此期间曾与他人组建“丽泽文社”、“有恒心字社”，与遗老辈文酒唱和、谈文磋艺等，渐显个人书法风貌。1923年以后，封建“愚忠”思想浓厚的郑孝胥追随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担任其老师。1932年溥仪在东北登基“伪满洲国”皇帝，郑孝胥受命为“总理大臣”，辅佐清室复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1938年暴死于长春。
作为清末文坛“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郑孝胥天资聪颖，工诗擅写，富有才情文采，毕生著有《海藏楼诗集》、《郑孝胥日记》等。郑孝胥书法诸体俱能，学字初由颜真卿、欧阳询、苏轼、黄庭坚等唐宋名家入手，又受晚清翁同等人的书法影响，上溯六朝、汉晋、周秦时代的书法艺术，广征博采、融汇百家。他在早年临帖的基础上又转而攻研碑学，尤得《始平公造像》、《杨大眼造像》、《瘗鹤碑》、《石门铭》等之神助。郑孝胥在前贤书法精髓中巧妙取舍，糅合个人心性，最终自成一家。
郑孝胥的书法艺术尤以行楷成就为至高，个性风貌突出。仔细品味其这类书法作品，行笔偏快而如同所谓的“刷”笔，粗看似乎并不十分精到，但他却能够注意“楷隶相参”，把握字划间的轻重对比，纵横取势，雄强豪放，尽显横肩外耸、折脚内收的结字特征。暮年书风渐趋朴穆老到，不拘一格挥洒自如。所作笔势平中生险，矫健飞动而富韵律感，颇有一种清刚遒劲、凝炼豪迈的书风气韵；郑孝胥于隶书主要研习汉、晋代及南北朝碑刻，书法功力不凡，同样自成一格；他于小篆则直取李斯、李阳冰等前贤笔意，相对而言个性特征均不突出；郑孝胥的草书因为个人好恶缘由实践较少，也未趋于成熟。但是尽管如此，现代书贤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对郑孝胥的书艺评价依然较高，称其一矫清末以来“赵之谦的飘乏、陶浚宣的板滞和李瑞清的颤笔”习气，所作“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活像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
郑孝胥在长期书法实践中，勇于融汇碑帖之长，并且汲取古代诗歌中的审美取向，主张书法创作应富于个性创造。他于古为上而又不盲目师古，还提出过“贬黜馆阁书体”、“卑视晋唐格辙”等书论观点，这些对当时书法创作来说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人们在研究现代书法史时，曾将郑（孝胥）派书风与吴（昌硕）、康（有为）、李（瑞清）、于（右任）派书风，并称为民国书法“五大流派”。尽管郑孝胥的汉奸形象在史上早有定论，也不可能翻案，但并不能否定他在书法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就。至于郑孝胥书法艺术若有什么不足的话，今有学者认为：因其有的作品行笔过快，缺少一些伴随情感变化的节律感和生动韵味。不过，这些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郑孝胥的书法作品很早就进入交易市场，并且名重一时，受到国内外书法爱好者的青睐，竞相收藏他的作品。
20世纪70年代以后，郑孝胥书法作品开始露面于海内外艺术市场。至90年代初期，其作品交易行情逐步攀升。在1994年9月北京翰海首次拍卖会上，郑孝胥行书镜心（152×41厘米）以1.76万元成交。90年代中后期，其每幅作品交易价大约在1至2万元左右。
21世纪以来因受海内外经济发展的环境影响，郑孝胥书法作品的交易热度不断升温。在2000年7月北京翰海春拍会上，他的行书四条屏（132×28.5厘米×4）以2.31万元成交；在2008年4月北京长风春拍会上，楷书《沈敬裕墓志铭》（72×66厘米）以6.496万元成交；在2010年12月北京保利艺术品拍卖会上，隶书四条屏《临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346×65厘米×4）又以112万元成交价，开创了当时个人书法作品交易新高；在2011年11月江苏万达秋拍会上，《临<汉碑唐公臣赞册>》（19×30.5厘米×174）又以134.55万元成交价，又创当时个人作品交易新高。在2014年5月中国嘉德春拍会上，行书四条屏《陆放翁诗作》（205×43厘米×4）以69万元成交。
随着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各级政府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传统字画交易的市场泡沫受到一定挤压，总体交易额下降不少，市场再入盘整期。但在2015年7月西泠印社春拍会上，郑孝胥的隶书对联《为吴昌硕作十言联》（249×30.5厘米×2）以241.5万元成交。在2015年12月西泠印社秋拍会“中外名人手迹暨虚空草堂藏名人书法专场”中，其隶书十二言联《积余先生属书旧句》（249×44.5厘米×2）仍以345万元成交，再创目前市场交易新高。在2016年6月北京匡时十周年春拍会上，郑孝胥的隶书立轴《临<史晨碑>》（346×65.5厘米×4）仍以254.5万元成交，成为其书法市场交易的第二高价。
综上可见，在当前艺术市场盘整期间，因投资鉴藏知识的不断普及等，一些所谓的“当代名家”由于未经过大浪淘沙的历史检验，整体交易行情基本都呈下降趋势。而郑孝胥作为已经进入现代书法史行列的人物，除了其流传市面的隶书真迹数量相对不多外，一些买家从艺术性、稀有性等角度出发，对其精湛之作仍然还是看好的。
另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郑孝胥的个人书法作品市场成交价，超过100万元以上的有8件，50万至100万元的有11件，10万至50万元的有307件，在京、沪、江、浙、闽等地热度较高。其他多在数千至几万元不等的价位上成交，但其中也充斥着一些赝品仿作。目前，郑孝胥每平方尺书作交易大约在1万至3万元之间，精品价格相对更高一些，在市场交易中，尚具有一定程度的抗跌性。不过由于其书法作品存世量较丰，以及市场流传不少旧、新仿赝品等原因，综合估计未来交易行情走势仍可能会呈渐涨之态，但攀升空间或许不会太大。 众所周知，书法创作乃一个人的情感宣泄与才气流露，也是其秉性、学识、气格与品质相融合的重要体现。中国书法史上有关人品与书品相互关系等问题，历来评论较多。传统书法观念普遍认为：人品高了书品才高；相反人品低则书品自然亦低，所作往往气韵拘谨不畅，格调媚俗、流滑或隐含着奸诈之气等，故而难至艺术创作的高雅境界。但从实际状况来看并非完全如此，像北宋奸臣蔡京品德奸刁，平生干过不少坏事，但因其书法艺术卓著而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为书坛“宋代四家”；南明大学士王铎乃中国草书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因其贪生怕死屈膝降清，频遭士林学界诟病。这几位“反派”人物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大都不菲，客观上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力，进而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书家的技法高低与品行好坏并无十分直接的关联。尽管书写者的人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书法作品的格调、意境等，但并不能够完全决定其书品的高低。
郑孝胥书法造诣较深，风格刚柔相济、稳健飘逸，在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从学者较多，如曹聚仁、徐志摩、林语堂等。在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遭遇最危难的时刻，晚节不保的郑孝胥却投靠日伪沦为汉奸，从而被钉在了历史羞耻柱上。因此更多的人只是从情感因素角度，较少提及郑孝胥的书法艺术，但在客观上却忽略了他所取得的成就。
纵观历代“反派”名人的书法作品，艺术风格各异，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或可资借鉴之处。从艺术品投资与鉴藏角度看待，避开交易市场热点运作，投资收藏这类作品有时在一定时间内也会产生较大的回报收益。这便导致原先较为冷门的“反派”名人书法作品，如今交易行情不断升温。因此过于排斥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尽合理的。
不过，笔者提醒人们应当注意防止片面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不分名声好坏而盲目追崇“名气”。反差悬殊的交易现象尝令舆论哗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市场上某些投资鉴藏家的价值取向和不成熟的“冲动”。
在当今字画市场上，鉴藏、投资与投机等目的动机并存，投机风气滋蔓，文化气息淡泊。由于惟利是图历来为投资商的本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不论采取何种投资方式手段，只要不违背法律和道德，原本无可非议。因此针对如今艺术品市场比较青睐郑孝胥等“反派”名人书法作品现象，笔者综合起来认为：一方面是人们鉴于“反派”人物书艺成就较高及历史影响较大等因素，而这些人物笔迹有的因为屡遭唾弃、销毁，造成“物以稀为贵”所致；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些人看中其不光彩的“名气”，譬如汪精卫的书法艺术成就并不高，但近年来市场交易价格相对来说却飙涨不菲，可谓应是肆意投机哄抬炒作、最终牟利的结果。当然，商贩掮客对艺术品市场的流通发展，确实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只是过度的恶意投机爆炒，遭损的不仅是字画市场的长远建设，也将会是较多的投资者。
笔者最后提醒人们在投资典藏艺术品时，还是应当认真遵循市场客观规律，注意保持实事求是、按质论价的清醒认识，尽可能正确理性地妥善处理相应的各种关系，尽量少走弯路、减少损失为好！
（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