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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7年，以武汉为中心的“武汉8+1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获批，武汉城市圈成为“中部崛起”战略的排头兵。要实现建设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中部地区的真正崛起，金融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金融产业集聚是实现金融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测算2001—2010年武汉城市圈的金融产业集聚指数，衡量金融产业集聚程度，并通过对2001—2010年的面板模型分析，研究武汉城市圈的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０３１(２０11)10－００33－０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0.09
一、引言
金融产业集聚通过各种经济效应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已成为提升区域金融业综合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有关金融产业集聚的研究意义重大，已有多位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我国金融产业集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珠三角的深圳和广州、长三角的上海、环渤海经济圈的北京等沿海地区的金融集聚程度较高，而广阔的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和金融基础较弱，金融集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武汉城市圈包含武汉100公里半径内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八个中小城市。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此背景下，发展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谭玉成（2009）以物理学中的耦合关系作为研究切入点，首次把耦合关系运用于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的研究中，利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方法分析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1]。陈文锋、平瑛（2008）运用区位熵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分析了上海市1990—2006年金融产业集聚度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2]。姜冉（2010）通过计算泛珠三角地区的赫芬达尔指数，发现泛珠三角地区的金融业存在集聚现象，而且金融发展很不平衡[3]。丁艺、李静霞等（2010）采用区位熵从银行、证券、保险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金融集聚程度，发现东部地区的金融集聚程度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4]。钱水土、金娇（2010）以长三角洲地区16个地市2000—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金融结构、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存（贷）款集中度和股市融资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融资结构呈显著的负向作用，而贷款结构的影响并不明显[5]。
二、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度分析
本文构建金融产业集聚指标体系，通过运用多元统计评价方法对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度进行测算。
（一）数据说明与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测算数据源于《湖北统计年鉴》（2002—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2010）、《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2—2010）和中国资讯行高校财经数据库。在综合分析基础上，从经济和金融两个角度构建金融集聚指标，选取了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来评价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的集聚情况。
（二）模型检验
用SPSS软件对金融集聚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进行相关矩阵分析。根据相关矩阵（Correlation Matrix）的分析结果可发现，指标间的相关性都在0.3以上，且都为正相关关系，采用KMO（Kaiser-Meyer-Olkin）和巴特利检验，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看到，KMO统计值为0.606，巴特利球体检验sig为0，虽然并非很理想，但巴特利检验和指标相关矩阵结果较好。因此，可判断选取的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具备统计学意义。
（三）测度结果
指标体系的构建意在对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情况进行评价，重点把握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分布情况和特点。在计算得出各主因子得分的基础上，可构建金融产业集聚综合评价函数：
其中，?姿i为旋转后第i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fi为第i个因子的得分，m=2。用标准化后的数据测算fi，根据综合评价函数，可得到2009年武汉城市圈各城市金融集聚综合得分（见表3）。从表3可看出，武汉城市圈的各城市金融产业集聚强弱对比情况，按照强弱顺序依次是武汉、孝感、黄冈、黄石、鄂州、咸宁、潜江、仙桃、天门。其中，武汉金融产业集聚指数最高，F值为2.451；集聚指数第二的城市孝感才-0.142，可见武汉金融产业集聚度最大，而且在武汉城市圈中处于集聚核心地位；金融集聚指数最小的是天门。
以此方法，本文构建了历年武汉城市圈地区的金融产业集聚指标体系，采用搜集到的每年数据以及部分调整计算，依次对每年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进行了测度，得出表4。
运用2001—2010年武汉城市圈各城市指标数据，计算武汉城市圈总体金融产业集聚指标，同上述分析方法，构建金融产业集聚指标体系，从表5可看出金融产业集聚指数的变动情况，从图1可看出历年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并在2006年之后呈现加速发展的状态。
三、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一）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检验
1.数据说明
采用2001—2010年武汉城市圈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金融产业集聚指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口数比值得到，在这里用GDPP表示；金融产业集聚指数为前文所测算出的数据。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代表武汉城市圈经济增长情况，金融产业集聚指数代表金融产业集聚情况，两个指标之间的关系有力地反应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体数据见表6。
2.变量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做单根检验，通过Eviews6.0软件实现，其结果如表7所示。
结果显示，F、GDPP的原始数据及一阶差分后的ADF检验均存在单位根，不是平稳序列，进行二阶差分之后的ADF检验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
3.协整检验
由上述分析可得，金融产业集聚指数和GDPP在差分滞后2期的情况下是平稳的，笔者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判断两个指标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以此说明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第一步，进行回归，得到协整回归方程：
GDPP=16914.77+7807.736F
(105.0062)(46.02595)
第二步，对回归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表8。
从表8可看出，残差序列的ADF值为-3.523232，小于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3.259808，表明通过单位根检验，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说明金融产业集聚指数与GDP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为了进一步确定两者可能的因果关系，本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GDPP和F两个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表9。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定因果关系，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很明显，说明武汉城市圈的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滞后期为2时，假设GDPP不是F格兰杰原因的P值为0.1062，在10%附近，说明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也会对金融产业集聚产生影响，促进金融产业集聚。
（二）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面板模型分析
1.变量解释与模型建立
（1）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各市的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GDPP表示，用于衡量各市的经济增长，为了使分析结果更为显著，对人均GDP取对数。
（2）解释变量
投资增长水平，采用I/GDP表示，即用每单位GDP的固定资产投资量来衡量各市的投资增长水平，反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人力资本存量，采用STU表示。人力资本是一种非货币化的变量，一般用工具变量来表示，本文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基础变量，单位万人。
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采用EX/GDP表示。本文用地方财政支出与GDP之比代表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
利用外资产值率，采用FDI/GDP表示，用以衡量经济开放程度，反映利用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引进外资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扩大地方就业、出口，并增加财政收入，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为使分析更为显著，对上述四个解释变量均取对数。
金融产业集聚指数，采用F表示。金融产业集聚指数愈高代表金融产业集聚程度愈强，金融产业集聚程度越高，经济效率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金融产业集聚指数的数据来源于前文因子分析得到的结果。
综上所述，为估计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lnGDPP=?琢+?茁1F+?茁2ln（EX/GDP）+?茁3lnSTU+
?茁4ln（I/GDP）+?茁5ln（FDI/GDP）+?着it
其中，i表示横截面（地市），本文选取了武汉、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和天门；t表示时间序列（年份），本文选取了2001—2010年10年的数据，?着it为随机误差项。
2.数据说明
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湖北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中国资讯行高校财经数据库。计量分析采用数据主要构建了固定投资、政府干预、外资利用、人力资源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指标，引入金融产业集聚指数，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对部分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建立了武汉城市圈的面板数据模型。计量利用Eviews6.0软件进行处理。
3.面板数据模型参数估计及分析
由于本面板数据时间序列长度不长，数据中所包含个体成员是所研究总体的所有单位，个体成员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回归系数的参数变动，即全部的个体成员为武汉城市圈的所有单位，此处主要研究模型中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主要考虑的是横截面变量影响情况，所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利用Eviews6.0运行得出表11。
从表11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看出：
（1）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高，表明模型的整体解释性比较合理，即用投资增长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利用外资产值率、金融产业集聚指数来解释武汉城市圈经济增长是比较合理的。
（2）从P值看，除lnEX/GDP的显著性水平小于10%，lnFDI/GDP的显著性水平小于5%，其他的几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小于1%，检验效果较为显著，说明投资增长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利用外资产值率、金融产业集聚指数都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3）从变量系数看，变量系数都为正，按照系数大小依次排列为lnI/GDP、F、lnEX/GDP、lnSTU、lnFDI/GDP，反映5个因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程度的大小。可以看出，投资增长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金融产业集聚指数，然后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和人力资本存量，最后是利用外资产值率，这也表明武汉城市圈经济增长对投资增长水平的依赖较大。究其原因，武汉城市圈正处于“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机遇期，地区投资增速加快，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加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大，仅次于投资增长水平，F每提高1个单位，人均GDP就提高4.05个单位，表明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促进作用。
四、启示与建议
随着金融产业集聚不断发展，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将更为突出。我国各区域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均衡，金融产业集聚对改善区域经济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构建金融产业集聚指标体系，客观地描述了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现状，通过面板计量模型分析了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此外，本文研究过程中，存在数据搜集困难，影响金融产业集聚因素的指标有很多，文中构建的金融产业集聚指标体系并不完善，不能完全准确说明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情况。
笔者认为，加强金融产业集聚是促进武汉城市圈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为了推进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加速发展，促进圈内经济健康快速增长，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健全金融市场体系，优化金融资源空间布局。从武汉城市圈看，突破点在于建立一个区域性资本市场、区域性货币市场、区域性债券市场、区域性期货市场、区域性民间融资市场在内的多层次市场体系，构建多层次融资体系，鼓励引进各类金融机构，探索建立金融控股和金融租赁公司，鼓励城市圈内商业银行积极向外扩展业务，壮大村镇银行、小额贷款、担保等公司规模，支持金融机构在城市圈内扩展业务，积极网点布局，鼓励向落后地区延伸，实现城市圈内协调发展，更有效地实现储蓄向投资转换。
2.加强区域金融创新，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加快金融产品、服务和组织的创新是实现金融产业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完善圈内金融市场层次的同时，不断创新推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发展中间业务、表外业务和网上金融业务，为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整合圈内金融资源，进一步打破圈内城际行政区划对业务的限制，更大限度的发挥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的增长和扩散效应。
3.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推进圈内金融一体化建设进程。结合各个城市实际情况，加强金融发展基础建设，构筑区域金融发展政策支持体系。加大信用体系建设力度，建立一个覆盖整个城市圈的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财政等部门协调合作，支持信用管理体系的建设和推广，防范和降低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进一步推动武汉城市圈信贷市场、票据市场以及支付清算、信息服务等一体化，提高圈内资金使用效率，畅通信息共享的渠道。
4.加强高层次金融人才培养和引进。目前，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对高层次金融人才的需求量较大，因此，健全金融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体制尤为重要。一方面，应创造良好的人才培养氛围，制定武汉城市圈金融人才培养与发展计划，采取有效的培训措施，集合政府、金融部门、高效、企业等多种资源，加强后备金融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向圈外重金招聘，为金融人才提供良好的环境，吸引国内外高层次金融人才落户武汉城市圈。
（责任编辑：陈薇）
参考文献：
[1]谭玉成.对环渤海经济圈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关系研究[J].理论与实践，2009（7）．
[2]陈文锋,平瑛.上海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统计与决策,2008（20）.
[3]姜冉.泛珠三角地区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1982—2007年的数据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0（20）.
[4]丁艺,李靖霞,李林.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J].宏观经济,2010（2）.
[5]钱水土,金娇.金融结构、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2000—2007年长三角地区面板数据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4）.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０３１(２０11)10－００33－０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0.09
一、引言
金融产业集聚通过各种经济效应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已成为提升区域金融业综合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有关金融产业集聚的研究意义重大，已有多位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我国金融产业集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珠三角的深圳和广州、长三角的上海、环渤海经济圈的北京等沿海地区的金融集聚程度较高，而广阔的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和金融基础较弱，金融集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武汉城市圈包含武汉100公里半径内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八个中小城市。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此背景下，发展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谭玉成（2009）以物理学中的耦合关系作为研究切入点，首次把耦合关系运用于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的研究中，利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方法分析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1]。陈文锋、平瑛（2008）运用区位熵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分析了上海市1990—2006年金融产业集聚度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2]。姜冉（2010）通过计算泛珠三角地区的赫芬达尔指数，发现泛珠三角地区的金融业存在集聚现象，而且金融发展很不平衡[3]。丁艺、李静霞等（2010）采用区位熵从银行、证券、保险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金融集聚程度，发现东部地区的金融集聚程度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4]。钱水土、金娇（2010）以长三角洲地区16个地市2000—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金融结构、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存（贷）款集中度和股市融资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融资结构呈显著的负向作用，而贷款结构的影响并不明显[5]。
二、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度分析
本文构建金融产业集聚指标体系，通过运用多元统计评价方法对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度进行测算。
（一）数据说明与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测算数据源于《湖北统计年鉴》（2002—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2010）、《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2—2010）和中国资讯行高校财经数据库。在综合分析基础上，从经济和金融两个角度构建金融集聚指标，选取了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来评价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的集聚情况。
（二）模型检验
用SPSS软件对金融集聚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进行相关矩阵分析。根据相关矩阵（Correlation Matrix）的分析结果可发现，指标间的相关性都在0.3以上，且都为正相关关系，采用KMO（Kaiser-Meyer-Olkin）和巴特利检验，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看到，KMO统计值为0.606，巴特利球体检验sig为0，虽然并非很理想，但巴特利检验和指标相关矩阵结果较好。因此，可判断选取的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具备统计学意义。
（三）测度结果
指标体系的构建意在对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情况进行评价，重点把握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分布情况和特点。在计算得出各主因子得分的基础上，可构建金融产业集聚综合评价函数：
其中，?姿i为旋转后第i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fi为第i个因子的得分，m=2。用标准化后的数据测算fi，根据综合评价函数，可得到2009年武汉城市圈各城市金融集聚综合得分（见表3）。从表3可看出，武汉城市圈的各城市金融产业集聚强弱对比情况，按照强弱顺序依次是武汉、孝感、黄冈、黄石、鄂州、咸宁、潜江、仙桃、天门。其中，武汉金融产业集聚指数最高，F值为2.451；集聚指数第二的城市孝感才-0.142，可见武汉金融产业集聚度最大，而且在武汉城市圈中处于集聚核心地位；金融集聚指数最小的是天门。
以此方法，本文构建了历年武汉城市圈地区的金融产业集聚指标体系，采用搜集到的每年数据以及部分调整计算，依次对每年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进行了测度，得出表4。
运用2001—2010年武汉城市圈各城市指标数据，计算武汉城市圈总体金融产业集聚指标，同上述分析方法，构建金融产业集聚指标体系，从表5可看出金融产业集聚指数的变动情况，从图1可看出历年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并在2006年之后呈现加速发展的状态。
三、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一）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检验
1.数据说明
采用2001—2010年武汉城市圈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金融产业集聚指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口数比值得到，在这里用GDPP表示；金融产业集聚指数为前文所测算出的数据。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代表武汉城市圈经济增长情况，金融产业集聚指数代表金融产业集聚情况，两个指标之间的关系有力地反应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体数据见表6。
2.变量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做单根检验，通过Eviews6.0软件实现，其结果如表7所示。
结果显示，F、GDPP的原始数据及一阶差分后的ADF检验均存在单位根，不是平稳序列，进行二阶差分之后的ADF检验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
3.协整检验
由上述分析可得，金融产业集聚指数和GDPP在差分滞后2期的情况下是平稳的，笔者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判断两个指标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以此说明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第一步，进行回归，得到协整回归方程：
GDPP=16914.77+7807.736F
(105.0062)(46.02595)
第二步，对回归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表8。
从表8可看出，残差序列的ADF值为-3.523232，小于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3.259808，表明通过单位根检验，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说明金融产业集聚指数与GDP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为了进一步确定两者可能的因果关系，本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GDPP和F两个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表9。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定因果关系，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很明显，说明武汉城市圈的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滞后期为2时，假设GDPP不是F格兰杰原因的P值为0.1062，在10%附近，说明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也会对金融产业集聚产生影响，促进金融产业集聚。
（二）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面板模型分析
1.变量解释与模型建立
（1）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各市的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GDPP表示，用于衡量各市的经济增长，为了使分析结果更为显著，对人均GDP取对数。
（2）解释变量
投资增长水平，采用I/GDP表示，即用每单位GDP的固定资产投资量来衡量各市的投资增长水平，反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人力资本存量，采用STU表示。人力资本是一种非货币化的变量，一般用工具变量来表示，本文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基础变量，单位万人。
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采用EX/GDP表示。本文用地方财政支出与GDP之比代表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
利用外资产值率，采用FDI/GDP表示，用以衡量经济开放程度，反映利用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引进外资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扩大地方就业、出口，并增加财政收入，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为使分析更为显著，对上述四个解释变量均取对数。
金融产业集聚指数，采用F表示。金融产业集聚指数愈高代表金融产业集聚程度愈强，金融产业集聚程度越高，经济效率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金融产业集聚指数的数据来源于前文因子分析得到的结果。
综上所述，为估计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lnGDPP=?琢+?茁1F+?茁2ln（EX/GDP）+?茁3lnSTU+
?茁4ln（I/GDP）+?茁5ln（FDI/GDP）+?着it
其中，i表示横截面（地市），本文选取了武汉、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和天门；t表示时间序列（年份），本文选取了2001—2010年10年的数据，?着it为随机误差项。
2.数据说明
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湖北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中国资讯行高校财经数据库。计量分析采用数据主要构建了固定投资、政府干预、外资利用、人力资源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指标，引入金融产业集聚指数，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对部分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建立了武汉城市圈的面板数据模型。计量利用Eviews6.0软件进行处理。
3.面板数据模型参数估计及分析
由于本面板数据时间序列长度不长，数据中所包含个体成员是所研究总体的所有单位，个体成员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回归系数的参数变动，即全部的个体成员为武汉城市圈的所有单位，此处主要研究模型中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主要考虑的是横截面变量影响情况，所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利用Eviews6.0运行得出表11。
从表11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看出：
（1）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高，表明模型的整体解释性比较合理，即用投资增长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利用外资产值率、金融产业集聚指数来解释武汉城市圈经济增长是比较合理的。
（2）从P值看，除lnEX/GDP的显著性水平小于10%，lnFDI/GDP的显著性水平小于5%，其他的几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小于1%，检验效果较为显著，说明投资增长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利用外资产值率、金融产业集聚指数都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3）从变量系数看，变量系数都为正，按照系数大小依次排列为lnI/GDP、F、lnEX/GDP、lnSTU、lnFDI/GDP，反映5个因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程度的大小。可以看出，投资增长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金融产业集聚指数，然后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和人力资本存量，最后是利用外资产值率，这也表明武汉城市圈经济增长对投资增长水平的依赖较大。究其原因，武汉城市圈正处于“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机遇期，地区投资增速加快，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加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大，仅次于投资增长水平，F每提高1个单位，人均GDP就提高4.05个单位，表明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促进作用。
四、启示与建议
随着金融产业集聚不断发展，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将更为突出。我国各区域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均衡，金融产业集聚对改善区域经济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构建金融产业集聚指标体系，客观地描述了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现状，通过面板计量模型分析了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此外，本文研究过程中，存在数据搜集困难，影响金融产业集聚因素的指标有很多，文中构建的金融产业集聚指标体系并不完善，不能完全准确说明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情况。
笔者认为，加强金融产业集聚是促进武汉城市圈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为了推进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加速发展，促进圈内经济健康快速增长，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健全金融市场体系，优化金融资源空间布局。从武汉城市圈看，突破点在于建立一个区域性资本市场、区域性货币市场、区域性债券市场、区域性期货市场、区域性民间融资市场在内的多层次市场体系，构建多层次融资体系，鼓励引进各类金融机构，探索建立金融控股和金融租赁公司，鼓励城市圈内商业银行积极向外扩展业务，壮大村镇银行、小额贷款、担保等公司规模，支持金融机构在城市圈内扩展业务，积极网点布局，鼓励向落后地区延伸，实现城市圈内协调发展，更有效地实现储蓄向投资转换。
2.加强区域金融创新，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加快金融产品、服务和组织的创新是实现金融产业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完善圈内金融市场层次的同时，不断创新推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发展中间业务、表外业务和网上金融业务，为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整合圈内金融资源，进一步打破圈内城际行政区划对业务的限制，更大限度的发挥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集聚的增长和扩散效应。
3.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推进圈内金融一体化建设进程。结合各个城市实际情况，加强金融发展基础建设，构筑区域金融发展政策支持体系。加大信用体系建设力度，建立一个覆盖整个城市圈的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财政等部门协调合作，支持信用管理体系的建设和推广，防范和降低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进一步推动武汉城市圈信贷市场、票据市场以及支付清算、信息服务等一体化，提高圈内资金使用效率，畅通信息共享的渠道。
4.加强高层次金融人才培养和引进。目前，武汉城市圈金融产业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对高层次金融人才的需求量较大，因此，健全金融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体制尤为重要。一方面，应创造良好的人才培养氛围，制定武汉城市圈金融人才培养与发展计划，采取有效的培训措施，集合政府、金融部门、高效、企业等多种资源，加强后备金融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向圈外重金招聘，为金融人才提供良好的环境，吸引国内外高层次金融人才落户武汉城市圈。
（责任编辑：陈薇）
参考文献：
[1]谭玉成.对环渤海经济圈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关系研究[J].理论与实践，2009（7）．
[2]陈文锋,平瑛.上海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统计与决策,2008（20）.
[3]姜冉.泛珠三角地区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1982—2007年的数据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0（20）.
[4]丁艺,李靖霞,李林.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J].宏观经济,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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