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家唐弢对鲁迅相当崇敬，他一生中觉得最光荣的事情就是以研究鲁迅为事业和与鲁迅的交往。
　　1933年，唐弢开始给《申报》副刊投稿，作为初学写作者，编辑黎烈文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经常让他的作品见诸报端，其中也不乏针砭时事的“刺儿”作品。由于鲁迅是这个副刊的老作者，有不少人在看到唐弢的“刺儿”作品，以为是鲁迅新用的笔名，就对他展开了指名道姓的攻击。唐弢听说这件事后，很是愧疚，就想给鲁迅道个歉，可一打听，别人都说鲁迅脾气忒大，而且爱骂人，就不敢去见他了。
　　偏偏事有凑巧，1934年1月，黎烈文在上海的古益轩请客，约经常为副刊写稿的作者们欢聚，唐弢和鲁迅均在被邀请之列。在宴会上，唐弢和鲁迅有了第一次见面。两个人互通姓名后，鲁迅突然言道：“唐先生写文章，我可是在替你挨骂呢！”唐弢一听，心里不由得着急起来，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起来。鲁迅一见他如此窘迫，就连忙转换话题问道：“你真个姓唐吗？”唐弢答：“真個姓唐。”“哦，哦。”鲁迅脸上的表情变得轻松起来，“我可是也姓过一回唐的。我曾经使用过‘唐俟’的笔名。”说完，他呵呵地笑起来。此时唐弢心头的担忧一扫而光，他发现鲁迅绝非人传的那样脾气大。
　　从此，唐弢和鲁迅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他经常写信向鲁迅请教。有一次，唐弢写信给鲁迅，信中提出让对方给自己推荐几种适合阅读的书。鲁迅见到信后，就向开书店的日本朋友内山要了书目，并且嘱咐他画出几种销售量大的书来。内山在书目中圈出了9种，而鲁迅又在这9种中选了4种，言称其他5种可以缓买或者不买。接到鲁迅的回信，唐弢的心里暖暖的，一来是鲁迅的热心尽心，二来是鲁迅为了顾及没有多少收入来源的唐弢的经济情况，一下子买不起那么多书，考虑可谓是周到至极。其实这还不是最让人感动的，后来在整理研究鲁迅遗作的时候才知道，那段时间鲁迅因为受了风寒，浑身乏力，又极头痛，可在接到唐弢的信后，还是拖着病体帮他挑选书目，写了回信。事后鲁迅在日记里记下了做完这些后的感受：“两肋胀痛。”
　　还有一次，上海有家期刊搞了个“今年我所爱读的书籍”的征文，唐弢写的是威尔士《世界文化史》和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这篇文章在杂志上刊出以后，他很快就接到了鲁迅的信，信中说：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只是说了一个大概，青年人应该读历史，但不能满足于只看记述概略的历史书。接到信后，唐弢不由得甚为惊讶，从此也改变了自己读书的侧重，为以后成为学者打下了丰厚的基础。
　　鲁迅逝世后，唐弢万分悲痛，协助处理好鲁迅的后事，他立刻投入了鲁迅遗作的研究整理之中，并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调和着许广平和朱安的关系，经常从自己为数不多的工资中寄钱给她们，使得朱安能够安然度日，从来没有动过散卖鲁迅手稿的念想。
　　鲁迅之于唐弢，首先应该是老师，是引路人，然后才是朋友，正是由于这份特殊的交情，才让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