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可能有许多人不相信，在整个十九世纪以至比这还要早的一两百年时间里，中国最富裕、或者说有钱人最多的地方，既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东、南部沿海地区，也不是首善之区的京城，而是位于北方太行山麓与黄河中游之间的一片黄土地——山西。
　　种种事实和资料表明，那时候的山西，“海内最富”；“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等等，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那么多的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非常罕见的。这就很容易让人得出一个结论，历史上山西这个地方，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群体。这个商人群体便是山西商帮。
　　历史确实是这样记述的。明清之际，无论是经商人数之众、经营活动范围之广，还是经营资本之雄厚，均非山西商帮莫属。他们在商业领域所创造的奇迹，是其他商帮所望尘莫及的，为此，人们给山西商人这样一个响亮而且统一的称呼——晋商。
　　晋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长期执掌全国内外贸易及金融业之牛耳，雄踞明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以雄财善贾饮誉海内外，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世界经济史学界把晋商与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然而，当历史迈进二十世纪初叶的时候，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政府的垮台，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商却已风光不在，并走向破落和衰败，很快便消失于茫茫商海之中，从此一蹶不振……
　　光阴荏苒，星移斗转。当时光的指针走到了二十世纪末期的时候，也就是晋商销声匿迹了几十年之后，在江南浙江这块土地上，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声响，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很快又迅速崛起了一支商人群体——浙商。为使大家不至于将他们与过去的浙商（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相混淆，在此姑且把他们称之为新浙商。
　　人们毕竟要问，究竟是什么力量、什么原因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一下子摧毁了晋商苦心经营数百年的家业，使当时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晋商盛极而衰呢？又是什么力量、什么原因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让一群默默无闻的浙江商人迅速崛起呢？
　　关于晋商的衰败，有人将主要原因归咎于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对于新浙商的崛起，有人则认为是一种偶然现象。
　　笔者认为，真正使晋商衰败的主要原因，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个字便是“禁”字。而让新浙商迅速崛起的原因，则应当归结为一个“进”字。“禁”和“进”二字虽然同音，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
　　先说晋商之“禁”，在笔者看来，就是禁锢、顽固、固守或束缚之意。尤其可悲的是，真正禁锢和束缚晋帮商人的，既不是洋人，也不是官府，而恰恰正是晋商自己。
　　首先，一开始晋商就把自己禁锢在封建朝廷的统治之下，并一味地争当其附庸。明初，他们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积极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晋商本质上就是官商。晋商的崛起与兴隆并不是建立在社会科技高度发展及其在大生产中应用的结果，所以，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晋商也就在所难免地随着封建政府的灭亡而衰亡了。
　　第二，墨守陈规，因循守旧，思想保守，是晋商又一个禁锢失误之处。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陈规，以致多次失去改革的机会。1914年的冬天，伴随着山西票号的开山鼻祖——日升昌的倒闭，标志着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虽然日升昌不是第一家倒闭的山西票号，也绝不是最后一家。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日升昌是整个山西票号的代表，所以它的倒闭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第三，没有大规模投资新式产业，利润的封建化，是晋商另一个禁锢失误之处。“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思维模式。晋商资本流向土地，早在明代就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不少民谣都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回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在这样的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产业资本发展的。
　　


　　按理说，晋商的晋字，应当是晋升、晋级、更进一步之意。遗憾的是晋商不是这样，而是将自己禁锢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的一个个深宅大院之中，要么坐井观天，要么醉生梦死。狭隘的小农意识使他们在世界经济大市场中，变成了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思想保守、不思进取的矮人。其落后的封建经营方式，显示出了与时代的格格不入，因而，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再来说说当代新浙商，他们的崛起绝非偶然。无论是历年的全国民企500强排序，还是胡润或福布斯的富豪榜，新浙商都是当今中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商帮。目前约有500万浙江人在国内和世界五大洲创造财富，其中在境外经商的就达100多万。充满活力的新浙商，正在成为中国民营经济一部活的教科书。其创造的经营模式，也正成为中国各省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最有借鉴价值的样本。
　　新浙商何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呢？其主要因素可以归纳为一个“进”字。这个“进”便是刻苦奋进、富而思进和与时俱进。
　　首先，从本质上来讲浙商属于“民商”，其内在动力毋庸置疑，他们的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新浙商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欲望，有着深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着百折不挠、刻苦奋进的创业精神，凭着这股精神，经济不断裂变，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使得一些原本是掌鞋的、打铁的、缝衣服的、修打火机的等等普通劳动者，变成了一个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或亿万富翁，并成长为国内乃至世界知名的企业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鲁冠球、南存辉、李书福等等。
　　其次，最难能可贵的是，当新浙商富裕起来之后，仍能“富而思进”。按理说，浙江人均收入位居全国前列，是中国大陆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遍布世界各地的500万浙商，虽不能说个个腰缠万贯，起码属于先富裕起来的人群，绝无衣食之忧，完全可以在家安享小康。但他们不安于现状，越是富裕越要向外发展。这种自强不息、富而思进的开拓进取精神，使浙商队伍得以不断的壮大。
　　再次，新浙商特别能够顺应时势，因时趋变，用时髦的词来说，这叫与时俱进。在他们心目中，哪里有变革，哪里就有商机。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就是凭借特有的市场敏感性，首先掘到了第一桶金。而那些早已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第一代创业者，则顺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转化角色，把“家族企业”变成“企业家族”。他们思考的已不再是简单的物质财富的叠加，而是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搭建更为厚实的创业平台。与此同时，许多留过洋、受过良好教育或掌握网络时代高新技术的年轻一辈，或独立创业，或接过老一辈的帅印，继续谱写着“新浙商”的辉煌。
　　新浙商，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吸收别人优秀成果的商人群体。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率先与国际接轨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仅学会借虚拟经济之手将无地域性公司办得有声有色，而且还学会了通过购买国际公司，用国外的技术和资本赚外国人的钱。他们在无数次的商战实践中演绎蛇吞象的戏剧；他们无师自通地撞开资本市场的大门，用资本的杠杆撬动知识经济……他们中的代表有马云、陈天桥、丁磊等等。
　　此外，新浙商还是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商帮。他们爱国爱乡、注重乡谊、亲邻相帮、团结协作。国家的强盛，家乡的富足，永远是他们搏击商海的力量源泉。从新浙商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再是遥远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