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阴雨蒙蒙，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驱车前往位于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的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掩映在百年长青的松柏之下，馆中展陈记录了朱德的一生。
　　“很多前来参观的游客并不清楚，朱老总是新中国第一任中央纪委书记。”解说员戴晶向记者介绍，朱德担任中央纪委书记有5年，在这期间，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在克服党内纪律松弛现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历史条件下的新措施
　　1949年，阳春三月，从西柏坡到北平只有几百公里的路程。这段“赶考”之行，可谓是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拂晓之行，是即将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黎明之行。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天亮了，解放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全力领导革命战争转移到全力领导和平建设，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重任。而执政地位和执政环境的变化，又使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了加强党内监督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就将建立各级党内监督机构和强化监督制度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
　　制定和执行严格的纪律尤其是极为严格的政治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政治特色和独特组织优势。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即通过《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其中指出：我们的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下工作，由朱德、王从吾、安子文、刘澜涛、谢觉哉、李葆华、刘景范、李涛、薛暮桥、梁华、冯乃超十一人组成。朱德成为新中国第一任中央纪委书记，王从吾、安子文任副书记。
　　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党在成为执政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坚持执行党的纪律来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措施。
　　“当时的朱德深知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困难性。一上任，他立即主持召开会议，创建中央纪委的办事机构，制定工作规则，选调一批优秀干部从事纪检工作。他要求中央纪委定期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工作，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对工作抓得很紧，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及各地中央局、省、市、地委的纪检机构相继建立起来。”戴晶介绍道。
　　到1950年底，全国大部分县以上党委都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纪委均设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到1952年10月，全国专职纪检干部有2800人，到1954年底，发展到7200多人。
　　在仪陇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的墙面上，朱德的话语被刻成大字固定在墙上：“如果党内没有纪律，或者不坚持执行党内纪律，那我们的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无法率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斗争，取得像今天这样巨大规模的胜利。”“我们党只有一种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
　　把维护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为指导思想
　　要抓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首先必须确立指导思想。
　　朱德当时提出，纪检工作的专门职责有三项，一是检查，二是处理，三是教育。党执政后纪律检查工作的四项基本任务是保护生产、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保证党的集中统一，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适应执政要求指明了方向。
　　1950年5月6日，朱德在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讲话。“这篇讲话，以纯朴的语言论述了党的纪律和纪检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刻分析指出了违反党的纪律的情况和根源，提出了做好纪检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宣教处副处长张东明看来，讲话对于指导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纪检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党的纪律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
　　讲话中提出，要从纪律检查工作方面来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保证党的政策和决议的顺利实施。朱德要求每个参加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要经常地检查了解在党的组织中、党员中有无违犯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违犯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有无违犯国家法律和法令，有无损害群众利益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行为和倾向？如果有，就应很好地制止，使之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没有，就应很好地预防，使这些坏的东西不能产生出来。
　　很快，这些指导思想就在纪检工作中得以运用。1950年5月31日，华东局的一个通报中反映：浙江省萧山县有两个区多山产竹，耕地极少，大部分群众以造纸为业。但当地干部却忽视这一地区特点，有的村在划阶级成分时将造紙作坊主划为地主、富农，工人划为贫雇农，劳力强、工资收入多的工人划为中农。在反霸时斗争了作坊主，而在征粮时又对没有田的手工业者派粮，无粮可缴的只好抛售土纸，致使纸价暴跌，形成绝大多数作坊主破产，大批手工业者失业，竹山荒毁殆尽。
　　朱德对这个通报所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立即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个通报和对手工业政策的指示：“萧山县此种破坏手工业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根本方针，是一种自杀政策，是绝对不允许的。对负有造成此种错误之主要责任的党员干部，应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我们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和保护的政策，而不是乱划阶级、乱斗争、乱征税的破坏政策”，对各种手工业“必须严格保护，不得侵犯，否则会严重脱离群众，并大大阻碍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能否顺利贯彻执行，是关系党、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正如朱德所说，“这一工作做好了，纪委就能起保证作用，保证党的路线、政策、决议等等都能正确执行，成为党委在贯彻政策、实行决议方面的有力助手”。 　　把反对官僚主义列为重要任务
　　“在党内坚持铁的纪律，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性，以保证党的集中与统一，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历经革命年代战火洗礼的朱德深知纪律对于党的事业的重要意义。第一届中央纪委班子成员对如何做好纪律检查工作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出一系列切合实际的纪律检查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
　　中央纪委成立之初的那段岁月，党的队伍发展迅速，党员由300多万人发展到450万人以上。广大党员干部在各条战线上努力工作，党在全国人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但是，却有少数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滋长，影响党群关系。
　　纠正党内出现的不良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成为当务之急。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要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任务，必须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朱德同志强调：“要密切联系并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事情办好，把国家建设好;不然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就会犯错误，就会使党和国家受到严重的损失。”他严肃批评了强迫命令和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摆老资格和恃功挟赏等突出问题，并指出：“我们的党只有在受到广大群众拥护和监督的条件下，才是强有力的，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阻力。”
　　1949年底至1955年5月间，党的中心工作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有所变化，从而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的主要任务也随之变化和调整，体现出密切结合、与时俱进的特点。“但变中不变的是，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的主要任务有个‘主心骨’和‘指挥棒’，就是紧紧围绕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对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予以惩戒和处理，维护党的纯洁，加强党的纪律性，为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提供纪律保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级政工师赵波认为，这一时期，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都按照中央要求开展了大量工作，体现了重视纪律检查、违纪即惩戒的鲜明特点。
　　1950年5月，在中央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联席会议上，朱德严肃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强迫命令群众、对工作漠不关心等官僚主义作风，指出“我们某些党员干部的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应该视为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行为”，并把反对官僚主义列为纪检机关的重要任务。
　　针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问题，各地都严肃处理了一批典型案件。如湖南省安化县五区的村干部曹春生，因打死提意见的村民，被判处死刑。据不完全统计，朱德担任中央纪委书记期间，全国受理的案件中，属于官僚主义、工作失职、思想麻痹、丧失警惕者共1025件。
　　在朱德兼任中央纪委书记前后共5年零7个月时间里，他为加强党的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不懈努力。王从吾回忆说：“朱德同志以身作则，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纪律，带领大家认真负责地做好纪律检查工作。在全国解放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违犯党纪的各种不良现象进行了坚决斗争，对许多重大事件作了严肃处理，从而使我们能够从纪律检查方面来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纪委掀起了反腐高潮。1951年，新中国反腐第一案震惊全国。11月下旬，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刘青山、张子善案是“三反、五反”运动时期惩处的一个大案要案，也是党反腐倡廉歷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警醒了党员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