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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领域的拓展、方法的更新、质量的提升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建树。本文从“文学史研究与编纂”“古代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名著迅速成为研究热点”“辞赋研究、散文研究和文言小说研究渐入佳境”和“唐诗之外的古典诗研究”等五个方面展开综述，中国港、澳、台及海外学术成果暂不纳入综述范围。
关键词：改革开四十年 中国古代文学 诗赋骈文 小说戏曲 研究
作者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潘志刚，武汉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最初借用了外来的观念、术语。此后，这些外来观念、术语逐渐反客为主，运用它们来描述中国文学进程、确定研究对象、判定作品意义的做法逐渐成为主流，甚至一度成为近乎唯一通行的方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中国文学传统”的迷失，正是这个学术走势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开始反省上述流行方法，感到有必要将“中西会通”作为研治古典文学的原则。在落实这一治学原则的过程中，老中青三代学者各有其贡献。“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拟在全面梳理相关研究状况的基础上适当突出学者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并指出不足。
一、文学史研究与编纂 [见英文版第68页，下同]
关于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对既往学术方法和学术历程的反省。在这方面，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1995年）较早做了尝试。这部书以中西比较为切入点，描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分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动因，并对文学进程和动向作了阐发。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2001年），分为“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学”“中国文学通史与断代史的产生与演变”“各类文学专史的形成与繁荣”三卷，仔细爬梳了中国传统文学学术史，及百年来文学史研究的发展轨迹。戴燕《文学史的权力》（2002年）一共五章，包括“新知识秩序中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一个历史主义的神话”“作为教学的‘中国文学史’”“从‘民间’到‘人民’——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论”“‘写实主义’下的文学阅读——中国文学史经典的生成”，另有附录五篇，对林传甲、黄人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做了个案考察。戴燕认为，“五四”前后运用新的文学观念编撰文学史的是整整一代人，他们既各写各的，又相互呼应、校正和补充，造就了那个时代异常丰富的文学史研究面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两套《中国文学史》，一套由游国恩领衔，一套由余冠英、钱锺书、范宁主持，在把现代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史料结合的研究方式方面一以贯之。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2016年）以“中国文学史”学术体系为中心，在交错的文化史视角下，探讨随着19世纪在欧洲诞生的“国别文学史”知识体系的传播，作为一种现代人文学术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如何受到明治以来日本的中介影响，在中国逐步建立其范式，完成现代转型。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2007年）、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2010年）、赵辉《中国文学发生研究》（2018年）从不同侧面考察了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现象。
中国古代文学通史的编纂出版，随着恢复高考后古代文学的教学走上正轨而兴盛，先后有姜书阁《中国文学史纲要》（1984年），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1992年）、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1992年）、韩兆琦等主编《中国文学史》（1996年）、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1997年）、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2000年）、李小龙、张仲裁、杨飞主编《中国文学史（图文本）》（2001年）、蒋凡主编《故事本中国文学史》（2002年）、骆玉明《简明中国文学史》（2004年），董乃斌、钱理群主编《中国文学史（彩色插图本）》（2004年）、王齐洲主编《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2006年）、袁世硕、张可礼主编《中国文学史》（2006年）、李修生编著《中国文学史纲要》（1987年、1990年、2008年）、陈文新主编《中国古代文学》（2010年）、龚鹏程《中国文学史》（上、下册，2009年、2012年）、方铭主编《中国文学史》（2013年），刘跃进、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2013年）等等。其中，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1996年）、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年）、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2006年）影响较大。
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并吸收西方形式美学的成果，着力于文学形式的考察，其锐意创新的风格受到学界关注。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其编写方针可概括为“守正出新”。所谓“守正”，即吸取已有的各种文学史的编写经验，吸收各方面新的研究成果，使这部书能够体现当前的研究水平;所谓“出新”，就是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挖掘新的资料，采取新的视角，做出新的论断，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并把读者带到学术的前沿。守正是其基点，出新是其生命。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编年体文学通史。百年来的文学史书写一直是纪传体独领风骚，编年体文学史相对沉寂。不过，这个领域一直有一批学者在辛勤耕耘，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1985年）、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1985年）、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1992年）、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1998年），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2000年）为编年体文学史书写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中国文学编年史》是编年体文学史的集大成之作，兼取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之长，立体地呈现了数千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
关于文学史的研究与编纂，有一个需要特别提及的学者，就是钱锺书。钱氏曾于20世纪30年代撰有《中國文学小史序论》，阐述了其文学史观。由于种种原因，钱氏未能独撰一部文学史。但他的《谈艺录》《宋诗选注》和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管锥编》等三部书对中国文学的许多重要领域作了深湛的研究。其学贯中西的视野，自成一格的文言，与宏大理论体系区别的著述体例，使他闻名于20世纪下半叶古代文学研究。至于他学识渊博，涉及的学科知识不限于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科技军事等，这些虽然也令人敬佩，但就钱氏而言，其超卓之处还是在于那种孤峰拔起的伟岸气象。 二、古代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71]
文献整理既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文献整理的成就远超此前的三十年。除了《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这类综合性的大型丛书外，无论是诗文文献，还是小说戏曲文献，其整理研究都有显著进展。
例如辞赋和诗词文献。《楚辞补注》（1983年）、《楚辞集校》（2009年）及各类注释本先后出版。吴平、回达强主编出版了《楚辞文献集成》（2008年），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2011年）、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2017年）等论著致力于还原《楚辞》文本原貌。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以方铭为代表的中青年学者几乎每年都撰写有“楚辞研究综述”。在赋的文献整理方面，先后出版了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的《全汉赋》（1993年）、伏俊连《敦煌赋校注》（1994年）、张锡厚《敦煌赋汇》（1996年）、马积高主编的《历代词赋总汇》（2014年），郭英德、踪凡主编的《历代赋学文献辑刊》（2017年）等文献汇集著作。赋学文献研究著作有程章灿《赋学论丛》（2005年）、踪凡《赋学文献论稿》（2017年）等。
唐詩文献的代表性成果有陈尚君辑校的《全唐诗补编》（1992年）、傅璇琮等编撰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1982年）、张忱石《全唐诗作者索引》（1983年）及杨玉芬等人编撰的增订本，还有王仲镛编撰的《唐诗纪事校笺》（1989年）、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1987年）等。项楚校订了诗僧寒山子、王梵志等人的诗集。众多作家诗集和资料也陆续整理出版，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尤为可观。
北京大学古文献所编纂的《全宋诗》（1998年）为宋诗研究提供了丰厚的资料。辽金元诗的文献整理也展开了新的局面。薛瑞兆、郭明志重编了《全金诗》（1995年），阎凤梧、康金声主编有《全辽金诗》（1999年），吴文治主编了《辽金元诗话全编》（2006年），杨镰于2013年推出了68册《全元诗》。《全明诗》从1990年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可惜进展缓慢。清人诗文集的整理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中国近代学者文集丛刊”“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2000年）、柯愈春编写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2001年）、张寅彭的《新订清人诗学书目》（2003年）各有其贡献。
词集和词话的整理出版也是一个亮点。唐圭璋编撰有《全宋词》《全金元词》。孔凡礼补辑有430多首宋词。张璋、黄畲编纂有《全唐五代词》（1986年），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和刘尊明等合作编纂了《全唐五代词》（1999年）。明词的文献整理，有饶宗颐、张璋主编的《全明词》（2004年），周明初、叶晔主编的《全明词补编》（2007年）。词话整理的代表性成果有唐圭璋《词话丛编》（1986年）、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2010年）、葛渭君《词话丛编补编》（2013年）、屈兴国《词话丛编二编》（2013年）等。整理零散词话成书的有施蛰存、陈如江《宋元词话》（1999年）、邓子勉《宋金元词话全编》（2008年）、邓子勉《明词话全编》（2012年），等等。
自1983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笔记小说大观》以来，各类小说文献陆续推出，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古本小说丛刊》，199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1991至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五辑《古本小说集成》，1996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小说丛刊》，同年，太白文艺出版社推出《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1997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韩国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集成》。此外还有《大连图书馆藏孤稀本明清小说丛刊》（2000年）、《中国古代禁毁小说珍秘本集成》（2000年）、《唐宋传奇总集》（2001年）、李剑国辑校《宋代传奇集》（2002年）等。
这一时期出版的小说目录著作有：程毅中《古小说简目》（1981年）、袁行霈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1981年）、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1990年）、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1996年）、陈桂声《话本叙录》（2001年）、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2004年）、朱一玄等撰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2005年）等。李剑国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用力甚勤，颇多创获。
小说研究资料的汇编成果丰硕，仅朱一玄一人就编撰有《明清小说资料选编》（1990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小说资料汇编，此外还有马疾蹄《〈水浒〉资料汇编》（1977年）、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1990年）、周钧韬的《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1991年）、吕启祥等《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2001年）、蔡铁鹰《〈西游记〉资料汇编》（2010年）等等。陈文新与韩国学者闵宽东等合作编撰的《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版本目录》《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目录》，拓展了资料收集的范围。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2005年）是重要的小说书目研究论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推出“古代戏曲丛书”。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199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他重要戏曲家的作品也相继编订出版，如《徐渭集》（1983年）、徐朔方辑校的《沈璟集》（1991年）、徐朔方笺校的《汤显祖全集》（1998年）、《李渔全集》、徐凌云等整理的《阮大铖戏曲四种》（1993年）、魏同贤整理的《冯梦龙全集》（1993年）等等。戏曲文献目录方面，突出成绩是完成了《中国戏曲志》的编撰。戏剧研究资料方面，有赵景深、张增元等编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1987年），李汉秋、袁有芬编的《关汉卿研究资料》（1988年）、王纲《关汉卿研究资料汇考》（1988年）、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1989年）、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1990年）、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1993年）等等。工具书方面有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1981年）、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1982年）、郭精锐等编撰的《车王府曲本提要》（1989年），李修生、吴书荫等编撰的《古本戏曲剧目提要》（1997年），吴平、回达强主编的《历代戏曲目录丛刊》（2009年）等等。蒋星煜聚焦于《西厢记》，有《明刊本〈西厢记〉研究》（1982年）、《〈西厢记〉罕见版本考》（1984年）、《〈西厢记〉考证》（1988年）、《〈西厢记〉新考》（1996年）、《〈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1997年）等著作。黄仕忠的《日本所藏中国戏曲综录》（2010年）是海外汉籍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名著迅速成为研究热点 [72]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间，与资料条件、学术视野和研究队伍的构成相关，古代文学研究中最早形成热点的是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名著的研究。程千帆、霍松林、陈贻焮、傅璇琮等是唐诗研究的领军人物。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1980年）、陈贻焮《唐诗论丛》（1980年）、霍松林《文艺散论》（1981年）、陈贻焮《杜甫评传》（1982年）、霍松林《唐宋诗文鉴赏举隅》（1984年）、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1985年）、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1986年）、陈伯海《唐诗学引论》（1988年）是几部引领风气的著作，稍后有许总《杜诗学发微》（1989年）、蒋寅《大历诗风》（1992年）、李浩《唐诗美学》（1992年）、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1992年）、莫砺锋《杜甫评传》（1993年）、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1993年）、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1993年）、蒋寅《大历诗人研究》（1995年）、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1996年）、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1997年）、周裕锴《唐代诗学通论》（1997年）、余恕诚《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1999年）、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2004年）、莫砺锋《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2005年）、莫砺锋《唐宋诗歌论集》（2007年）等有分量的著作。
唐宋词尤其是宋词的研究，其兴盛几乎与唐诗研究的兴盛同时。代表成果有沈祖棻《宋词赏析》（1980年）、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1980年）、詹安泰《宋词散论》（1980年）、施议对《词与音乐的关系研究》（1985年）、吴熊和《唐宋词通论》（1985年）、杨海明《唐宋词风格论》（1986年）、杨海明《唐宋词史》（1987年）、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1989年）、陶尔夫《北宋词坛》（1986年）及其与刘敬圻合著的《南宋词史》（1992年）、陶尔夫与诸葛忆兵合著的《北宋词史》（2002年）、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1992年）、王兆鹏《唐宋词史论》（2000年）、杨海明《唐宋词美学》（1998年）、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1999年）、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1999年）、邓红梅《女性词史》（2000年）、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2001年）、邓乔彬《唐宋词艺术发展史》（2010年）、谭新红《宋词传播方式研究》（2010年）、陈水云等《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2010年）、彭国忠《唐宋词与域外文化关系研究》（2017年），等等。
较之唐诗研究和宋词研究，古代小说研究更为兴盛。从1981年开始，各类小说学会相继成立，如中国红学会、中国水浒学会、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全国各地设有分会，聚集一大批研究者，其中北京的吴组缃、冯其庸、周汝昌、刘世德、邓绍基、陈毓罴、石昌渝、周先慎、张俊、段启明、李汉秋、胡文彬、吕启祥、蔡义江、张庆善、郭英德、刘勇强、张国风、侯会、顾青、竺青等，上海的赵景深、章培恒、郭豫适、黄霖、董乃斌、孙逊、陈大康、李时人、朱淡文等，天津的宁宗一、朱一玄、鲁德才、陈洪、郑铁生等，武汉的张国光、吴志达、唐富龄、黄清泉、李悔吾、李广柏、陈文新、王齐洲、欧阳代发、佘大平、谭邦和等，山东的袁世硕、马瑞芳、王平、杜贵晨、王恒展等，江苏的陈美林、吴圣昔、陈辽、萧相恺、谈凤梁、董国炎、蔡铁鹰等，黑龙江的张锦池、刘敬圻、关四平等，福建的齐裕焜、欧阳健、王枝忠等，四川的沈伯俊、胡邦炜等，湖南的刘上生等，都是改革开放前二十年间活跃在小说研究领域的学者。
白话小说包括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以话本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包括：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1980年）、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1994年）、石麟《话本小说通论》（1998年）、王昕《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2002年）、鲁德才《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2002年）和《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艺术形态学导论》（2013年）、罗小东《话本小说叙事研究》（2002年）、萧欣桥等《话本小说史》（2003年）、张兵《话本小说简史》（2005年）、张勇《中国近世白话短篇小说叙事发展研究》（2006年）、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2006年）、李桂奎《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叙事比较》（2013年）等。以章回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有：陈美林等《章回小说史》（1998年）、罗书华《章回小说生成史论》（2002年）、陈文新《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2003年）、刘晓军的《章回小说文体研究》（2011年）、李舜华《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2012年）。以白话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有：俞晓红《古代白话小说研究》（2005年）、王齐洲《中国通俗小说史》（2015年）、孟昭连《白话小说生成史》（2016年）等。中国古代小说的通史和综论类著述，如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2004年）、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2007年）、谭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2013年）等，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白话小说中的各种类型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相关论著有黄岩柏《中国公案小说史》（1991年）、苗壮《才子佳人小说史话》（1992年）、欧阳健《中国神怪小说通史》（1997年）、曹亦冰《侠义公案小说史》（1998年）、林辰《神怪小说史》（1998年）、向楷《世情小说史》（1998年）、齐裕焜《中国历史小说通史》（2000年）、欧阳健《历史小说史》（2003年）、胡胜《神怪小说简史》（2005年）、苗怀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2005年）、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2008年）、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2010年）、罗立群《中国剑侠小说史论》（2012年）等。
在文化视野下考察古代小说随着文化热的兴起而兴盛，相关论著有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1991年）、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2000年）、陈洪《浅俗之下的厚重——小说·宗教·文化》（2001年）、黄强《八股文與明清文学论稿》（2005年）、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2009年）、吴光正《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2012年）、纪德君《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研究》（2012年）、文革红《清代前期通俗小说传播机制研究》（2013年）、蔡亚平《读者与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关系研究》（2013年）。 古代白话小说的叙事学研究，主要成果有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2001年）、郑铁生《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研究》（2003年）、董上德《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2007年）、梁晓萍《明清家族小说的文化与叙事》（2008年）、黄霖等撰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2009年）等。
四、辞赋研究、散文研究和文言小说研究渐入佳境 [73]
改革开放之前，纯文学观以及“民间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等观念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以致有些错误的判断一直被视为定论，例如，汉赋、六朝骈文、李商隐等人的诗、周邦彦等人的词等都被说成是形式主义的;“载道”的古文被认为不符合纯文学标准;文言小说尤其是《四库全书》中的“子部小说”如《世说新语》《酉阳杂俎》等也因与现代西方的小说标准不符而入了另册。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和学术观念的转变，辞赋研究、散文研究和文言小说研究渐次展开了新的局面。
通论赋学或赋学史的著作有叶幼明《辞赋通论》（1991年）、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1993年）、曹明纲《赋学概论》（1998年）、许结《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2001年），何新文、苏瑞隆、彭安湘三人合著的《中国赋论史》（2012年）、许结《赋学、制度与批评》（2013年）、张庆利《读赋通识》（2014年）等。马积高《赋史》（1987年），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年），是两部重要的赋史。赋的文体研究，代表作有陈庆元《赋：时代投影与体制演变》（2000年）、尹占华《律赋论稿》（2001年）、郭建勋《辞赋文体研究》（2007年）、王德华《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与辞赋分体研究》（2011年）、池万兴《六朝抒情小赋概论》（2013）等。其他类型的著述有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2004年）、踪凡《汉赋研究史论》（2007）、胡大雷《中古赋学研究》（2011年）、冷卫国《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2012年）、彭安湘《中古赋论研究》（2013年）等。
汉赋研究是赋学研究的重镇，综论类著作颇丰，如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年）、陶秋英《汉赋研究》（1986年）、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年）、万光治《汉赋通论》（1989年）、康金声《汉赋纵横》（1992年）、曲德来《汉赋综论》（1993年）、程章灿《汉赋揽胜》（1995年）、骆冬青《赋史英华：气象非凡的汉赋》（2001年）、孙晶《汉代辞赋研究》（2007年）等等。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1989年）也以汉赋为重要内容。侧重于探讨汉赋美学价值的论著有刘斯翰《汉赋：唯美文学之潮》（1989年）、章沧授《汉赋美学》（1992年）、阮忠《汉赋艺术论》（1993年）等。从思想文化、制度文明、经济生活等角度阐释汉赋的，有胡学常《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2000年）、冯良方《汉赋与经学》（2004年）、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2006年）、郑明璋《汉赋文化学》（2009年）、侯立兵《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2007年）、曹胜高《汉赋与汉代文明——汉赋与两汉史料比较研究》（2009年）、冯小禄《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2010年）、刘向斌《西汉赋生命主题论稿》（2012年）、孔德明《汉赋的生产与消费研究》（2013年），等等。
魏晋以降的赋也进入了研究视野。代表作有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1980）、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1992年）、冯莉《〈文选〉赋研究》（2016年）、韩晖《隋及初盛唐赋风研究》（2002年）、尹占华《律赋论稿》（2001年）、王兆鹏《唐代科举考试诗赋用韵研究》（2004年）、赵俊波《中晚唐赋分体研究》（2005年）、赵成林《唐赋分体叙论》（2009年）、詹杭伦《唐宋赋学研究》（2004年）与《唐代科举与试赋》（2015年）、王士祥《唐代试赋研究》（2012年）、刘培《北宋辞赋研究》（2009年）与《两宋辞赋史》（2012年）、许瑶丽《宋代律赋与科举——一种文学体式的制度浮沉》（2016年），余江、武怀军《金元辞赋研究评注》（2006年）、李新宇《元代辞赋研究》（2008年）、牛海蓉《金元赋史》（2015年）、孙海洋《明代辞赋述略》（2007年），等等。
骈文史研究逐渐兴盛，陆续出版的著作有姜书阁《骈文史论》（1986年）、于景祥《唐宋骈文史》（1991年）、莫道才《骈文通论》（1994年）、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2002年）、于景祥《骈文小史》（2012年）、莫山洪《骈文学史论稿》（2017年）等。断代研究成果有陈鹏《六朝骈文研究》（2009年）、曹丽萍《南宋骈文研究》（2009年）、翟景运《晚唐骈文研究》（2010年），曹虹、陈曙雯、倪惠颖合撰的《清代常州骈文研究》（2010年）、路海洋《社会 地域 家族：清代常州古文与骈文研究》（2014年）与《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2016年）等。骈文理论研究論著有奚彤云《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史稿》（2006年）、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2011年）、丁红旗《魏晋南北朝骈文史论》（2012年）、于景祥《〈文心雕龙〉的骈文理论和实践》（2018年）等。
20世纪80年代后期，散文史编撰开始进入欣欣向荣的阶段，先后有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全3册，1986年、1993年、2000年）、《中国散文简史》（1994年）、《中国散文史长编》（2008年）、《历代散文史话》（2008年），刘振东、高洪奎、杜豫编撰的《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1991）、漆绪邦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1994年），刘衍等撰的《中国散文史纲》（1994年）、《中国古代散文史论稿》（2000年）、《中国古代散文史》（2004年），张梦新主编的《中国散文发展史》（1996年）、陈玉刚《中国古代散文史》（1998年）、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2006年）、刘墨《中国散文源流史》（2006年）等。2012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郭预衡、郭英德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尤为厚重。断代散文史有谢楚发《中古散文简史》（1992年）、贺汪泽《先秦文章史稿》（1995年）、佘斯大编《先秦两汉散文史》（2001年），韩兆琦、吕伯涛《汉代散文史稿》（1986年）、马茂军《宋代散文史论》（2008年）、周寅斌《明清散文史》（2004年）、谢飘云《中国近代散文史》（1997年），等等。 散文文体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杨秉祺《古代散文体裁浅论》（1980年）、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1986年）、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1984年、1990年）、邵传烈《中国杂文史》（1991年）、张啸虎《中国政论文学史稿》（1992年）、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1992年）、朱文华《传记通论》（1993年）、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1996年）、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1999年）、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2000年）与《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2011年）、郑宪春《中国笔记文史》（2004年），梅新林、俞樟华主编的《中国游记文学史》（2004年）、黄金明《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2005年）、石建初《中国古代序跋史论》（2008年）等。其中，褚斌杰《中國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尤为引人瞩目。
在断代研究方面，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散文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有何明新《先秦散文概论》（1995年）、尹砥廷《中国散文之源》（1995年）、熊礼汇《先唐散文艺术论》（1999年）、杨树增《先秦诸子散文：诗话的哲学》（1999年）、谭家健《六朝文章新论》（2002年）、程水金《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2003年、2004年）、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2010年）、陈桐生《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2011年）、刘涛《南朝散文研究》（2012年）、渠晓云《魏晋散文研究》（2013年）等。唐代散文关注的焦点在于古文运动，如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1984年）、刘国盈《唐代古文运动论稿》（1984年）等。陈祥耀《唐宋八大家文说》（1995年）、葛晓音《唐宋散文》（1990年）则将唐宋两代结合起来考察。宋代散文研究论著有朱迎平《宋文论稿》（2003年）、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2002年）、李善奎《山东作家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2004年）、苏勇强《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2010年）、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2013年）等。金代有王永《金代散文研究》（2011年）。明清散文研究以流派问题居多，如熊礼汇《明清散文流派论》（2003年）、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2004年）、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1988年）、何天杰《桐城文派：文章法的总结与超越》（1989年）、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1992年）、关爱和《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1998年）、赵建章《桐城派文学思想研究》（2003年）、孟醒仁《桐城派三祖年谱》（2003年）等。作家个案研究有李健章《袁宏道集笺校志疑（外二种）》（1994年）、华建新《王阳明散文研究》（2012年）。明末清初的小品文也是一个研究热点，论著有赵伯陶《明清小品：个性天趣的显现》（1999年）、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1999年）、尹恭弘《小品高潮与晚明文化——晚明小品七十三家评述》（2001年）、罗筠筠《灵与趣的意境：晚明小品文美学研究》（2001年）、周荷初《晚明小品与现代散文》（2004年）等。
文言小说通史自成系列，主要有侯忠义等撰的《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下）》（1990年、1993年）、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1994年）、胡大雷《鸿沟与超越鸿沟的历程：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史》（1995年）、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2002年）、王恒展《中国文言小说发展研究》（2015年）等。断代史有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1984年）、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1990年）、侯忠义《汉魏六朝小说史》（1989年）与《隋唐五代小说史》（1997年）、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1997年）吴礼权《清末民初笔记小说史》（2011年）等。分体史有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1980年）、吴志达《唐人传奇》（1981年）、李宗为《唐人传奇》（1985年）、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1991年）、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1993年）、陈文新《中国传奇小说史话》（1995年）、陈文新《中国笔记小说史》（1995年）、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1996年）、薛洪勣《传奇小说史》（1998年）、苗壮《笔记小说史》（1998年）、侯忠义《唐人传奇》（1999年）、占骁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2003年）、石麟《传奇小说通论》（2005年）、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2006年）等。
从理论阐发的角度研究文言小说，主要论著有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1993年）、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1994年）、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1994年）、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1997年）、李军均《传奇小说文体研究》（2007年）、纪德君《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生成及其他》（2012年）等。
在辞赋、古文和文言小说之外，南戏、传奇的研究也有所推进。通论性著作有钱南扬《戏文概论》（1981年）、刘念兹《南戏新证》（1986年）、俞为民《宋元南戏考论》（1994年）与《南戏通论》（2008年）以及与刘水云合著的《宋元南戏史》（2009年）、郭英德《明清传奇史》（1999年）等。专题探讨的主要成果有黄仕忠《琵琶记研究》（1996年）、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1997年）、《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2004年）、孟繁树《洪升及〈长生殿〉研究》（1985年），颜长珂、周传家《李玉评传》（1985年）、黄振林《明清传奇与地方声腔关系考论》（2014年）、么书仪《铜琵铁琶与红牙象板——元杂剧和明清传奇比较》（1997年）等。朱万曙《明代戏曲评点研究》（2002年）、杜桂萍《清初杂剧研究》（2005年）是近十余年间戏曲研究的代表作。
五、唐诗之外的古典诗研究 [74]
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深厚的诗歌传统，在唐诗之外，前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后有宋元明清诗。伴随着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兴盛，这些领域的研究也呈现出勃勃生机。 先秦两汉时期，学界讨论较多的是“诗三百”、楚辞、“古诗十九首”、乐府诗。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及文人流布》（2012年）尤以视野宏阔、角度新颖见长。
“诗三百”研究，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1988年）、于茀《金石简帛〈诗经〉研究》（2004年）、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2010年）、孙世洋《先秦礼乐文化与〈诗经〉研究初探》（2012年）、郑志强《当代〈诗经〉研究新视界》（2014年）等展现了新的学术视野。还出现了于兴《〈诗经〉研究概论》（2010年）、刘立志《〈诗经〉研究》（2011年）、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1982年）、寇淑慧《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2001年）、张启成《〈诗经〉研究史论稿》（2003年）等學术史著作。
过常宝《楚辞与原始宗教》（1997年）、潘啸龙《屈原与楚辞研究》（1999年）、胡力文《离骚语法研究》（2007年）侧重于楚辞的文本研究或文化研究。传播、接受研究方面有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1991年）、周苇风《楚辞发生学研究》（2008年）、白铭《二十世纪楚辞研究文献目录》（2008年）、李永明《朱熹〈楚辞集注〉研究》（2015年）、熊良智《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2016年）等。
钱志熙《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2000年）、王志清《晋宋乐府诗研究》（2007年）、陈利辉《两汉乐府诗研究》（2013年）、王淑梅《魏晋乐府诗研究》（2013年）与《北朝乐府诗研究》（2013年）、韩宁《初唐乐府诗研究》（2013年）、王志清《齐梁乐府诗研究》（2013年）、祝丽君《陈隋乐府诗研究》（2016年）等，对乐府诗作了整体观照。王运熙《乐府诗述论》（1996年）、赵敏俐《两汉诗歌研究》（1993年）、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1995年）等，较多关注汉乐府的发生机制、音乐特征和分类。
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总体研究或文化研究，其代表作有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1980年）、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1987年）、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1997年）、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1998年）、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2002年）、王运熙《乐府诗述论》（1996年）、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2000年）、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1995年）、《魏晋风度》（1997年）、普惠《南朝佛教与文学》（2002年）等。
玄言诗、宫体诗是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的两个热点。玄言诗研究有陈顺智《东晋玄言诗派研究》（2003年）、王澍的《魏晋玄学与玄言诗研究》（2007年）、张廷银《魏晋玄言诗研究》（2008年）、杨合林《玄言诗研究》（2011年）等。宫体诗研究有石观海《宫体诗派研究》（2003年）、胡大雷《宫体诗研究》（2004年）、归青《南朝宫体诗研究》（2006年）。山水诗研究有朱晓江《山水清音：晋宋山水诗的艺术世界》（2004年）。咏物诗研究有赵红菊《南朝咏物诗研究》（2009年）。
魏晋南北朝诗的个案研究依然兴盛，仅陶渊明研究就有十多部，如王绍龄《陶渊明》（1983年）、谷云义《陶渊明》（1983年）、魏正申《陶渊明评传》（1996年）、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1998年）、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2002年）、白振奎《陶渊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2006年）、杨松冀《精神家园的诗学探寻：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诗歌之比较研究》（2012年）等。刘世林《鲍照》（1999年）、苏瑞隆《鲍照诗文研究》（2006年）、童强《嵇康评传》（2006年）、叶嘉莹《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2007年）、谌东飚《颜延之研究》（2008年）、虞徳懋《曹植诗歌艺术研究》（2012年）等都集中于某一诗人的考察。对诗人群体加以观照的有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1996年）、韩格平《建安七子综论》（1998年）、李文禄《建安七子评传》（2000年）、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2004年）、卫绍生《竹林七贤研究》（2016年）等。家族文学方面，有魏耕原《谢朓诗论》（2004年）、李雁《谢灵运研究》（2005年）、周淑舫《东山再起——六朝绍兴谢氏家族史研究》（2009年）等论著。民族文学研究主要涉及北朝，如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1998年）、高人雄《北朝民族文学叙论》（2011年）、卢有泉《北朝诗歌研究》（2013年）等。
唐宋诗之争依然是一个受到关注的话题。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1984年）、郭前孔《中国近代唐宋诗之争研究》（2010年）、赵娜《清初唐宋诗之争流变研究》（2012年）、张丽华《十八世纪唐宋诗之争流变研究》（2012年）、王英志《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2012年）等相继问世。白敦仁《宋初诗坛及“三体”》（《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谢宇衡《宋诗臆说》（《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等清理了唐诗对宋初诗坛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诗研究涌现出了莫砺锋、周裕锴、张宏生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1986年）、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1995年）、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1998年）在学界影响甚大。
明诗流派研究、明诗与科举关系研究、明代诗学研究是明代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代表作有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1994年）与《复古派与明代文学思潮》（1994年）、左东岭《明代心学与诗学》（2002年）、陈书录《明代前后七子研究》（1994年）、陈广宏《竟陵派研究》（2006年）、郑利华《王世贞研究》（2002年）、易闻晓《公安派的文化阐释》（2003年）、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2003年）等等。揭示明诗复古与反复古、流派承替内在发展进程的代表性著作有陈文新《明代诗学》（2000年）、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2011年）与《明代文人结社与文学流派研究》（2015年）、陈文新《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年》（2016年）等。 清诗研究出版了裴世俊《钱谦益诗歌研究》（1991年）、叶君远《清代诗坛第一家——吴梅村研究》（2002年）、徐江《吴梅村研究》（2001年）、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2001年）、王英志《袁枚评传》（2002年）、王小舒《王渔洋与神韵诗》（2004年）、刘世南《清诗流派史》（1995年）、王利民《王士禛诗歌研究》（2007年）、马大勇《清初庙堂诗歌集群研究》（2007年）等著作。
张仲谋《明词史》（2002年）、丁放《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2000年）、姚蓉的《明清词派史论》（2007年）等对明词关注较多。清词研究渐有和宋词平分秋色的态势。严迪昌《清词史》（1990年）、陈水云《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1999年），朱惠国、刘明玉《明清词研究史稿》（2006年）、张宏生《清词探微》（2008年），沙先一、张晖《清词的传承与开拓》（2008年）、莫立民《近代词史》（2010年）绵延相续，已成气候。彭玉平《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2015年）拓展了词学研究的视野。
散曲史和通论方面，代表作有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1991年）、羊春秋《散曲通论》（1992年）、赵义山《元散曲通论》（1993年）、杨栋《中国散曲学史研究》（1998年）、梁扬等《中国散曲综论》（2007年）等。学术史和断代史有赵义山《20世纪元散曲研究综论》（2002年）、赵义山《明清散曲史》（2007年）、兰拉成《清代散曲研究》（2011年）等。
结语 [75]
21世纪初，笔者曾与一位日本学者交流过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现状的一些想法。这位日本学者认为：就当下（指2000年前后）而言，研究唐诗有如在游泳池中抓鱼，鱼是抓不到的（因为无鱼可抓），高下之别取决于抓鱼的动作是否规范、优美;研究宋、元诗有如在池塘中抓鱼，大鱼少、小鱼多，高下之别既与动作是否规范、优美有關，也与捕鱼的多少有关，但通常只能抓到小鱼;研究明清诗有如在江湖中抓鱼，小鱼多，大鱼也多，高下之别主要看抓得多少大鱼，气魄和力量在此大有用武之地。对于这番“高论”，笔者做了一个补充：明清时代的小说名著研究，如“四大名著”研究、《聊斋志异》研究、《儒林外史》研究，也面临着与唐诗研究相似的困境。关于名家名著的文本研究，其成果之多，有些过剩之感，以致有学者大声疾呼，提倡“悬置名著”，诸多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不再刊发研究名著的论文，甚至一些专业学术刊物如《明清小说研究》也呼吁学者们多关注二三流小说，不要总在名著圈里打转。在这种背景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名著的传播、接受研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兴盛起来，其宗旨之一是在文本研究之外开拓选题空间，以免陈陈相因。
与传播、接受研究兴盛的同时，对于此前研究较少的文体的关注，如朝廷公文、说唱文体、仪式文体，对于二三流、甚至三四流作家作品的关注，如女性作家、僧诗、民国诗词，一时云蒸霞蔚，诸多博士学位论文也都聚焦于这些领域。毋庸置疑，古典文学研究由此展开了新的局面，“填补空白”的喜讯接二连三。但在学术界为之欢欣雀跃的同时，其负面后果也逐渐显现：对于常见书和常见文学现象的深入发明，成果甚少，中青年学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能力也普遍较弱。就目下的情形看来，这一局面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对常见书和常见文学现象的深入发明，较之琐碎的“填补空白”更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那些在长时段视野内足以推进学术进步的著述，往往建立在对常见书和常见文学现象做出深湛发明的基础上。在中国文化史上，汉代确立了“五经”的地位，宋代确立了“四书”的地位，20世纪确立了“四大名著”的地位，而“四书五经”和“四大名著”都是常见书。2018年后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应当把常见书和常见文学现象重新纳入关注范围，努力推出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成果。
（责任编辑：黄 艳 责任校对：丁 羽）
关键词：改革开四十年 中国古代文学 诗赋骈文 小说戏曲 研究
作者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潘志刚，武汉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最初借用了外来的观念、术语。此后，这些外来观念、术语逐渐反客为主，运用它们来描述中国文学进程、确定研究对象、判定作品意义的做法逐渐成为主流，甚至一度成为近乎唯一通行的方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中国文学传统”的迷失，正是这个学术走势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开始反省上述流行方法，感到有必要将“中西会通”作为研治古典文学的原则。在落实这一治学原则的过程中，老中青三代学者各有其贡献。“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拟在全面梳理相关研究状况的基础上适当突出学者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并指出不足。
一、文学史研究与编纂 [见英文版第68页，下同]
关于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对既往学术方法和学术历程的反省。在这方面，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1995年）较早做了尝试。这部书以中西比较为切入点，描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分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动因，并对文学进程和动向作了阐发。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2001年），分为“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学”“中国文学通史与断代史的产生与演变”“各类文学专史的形成与繁荣”三卷，仔细爬梳了中国传统文学学术史，及百年来文学史研究的发展轨迹。戴燕《文学史的权力》（2002年）一共五章，包括“新知识秩序中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一个历史主义的神话”“作为教学的‘中国文学史’”“从‘民间’到‘人民’——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论”“‘写实主义’下的文学阅读——中国文学史经典的生成”，另有附录五篇，对林传甲、黄人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做了个案考察。戴燕认为，“五四”前后运用新的文学观念编撰文学史的是整整一代人，他们既各写各的，又相互呼应、校正和补充，造就了那个时代异常丰富的文学史研究面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两套《中国文学史》，一套由游国恩领衔，一套由余冠英、钱锺书、范宁主持，在把现代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史料结合的研究方式方面一以贯之。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2016年）以“中国文学史”学术体系为中心，在交错的文化史视角下，探讨随着19世纪在欧洲诞生的“国别文学史”知识体系的传播，作为一种现代人文学术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如何受到明治以来日本的中介影响，在中国逐步建立其范式，完成现代转型。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2007年）、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2010年）、赵辉《中国文学发生研究》（2018年）从不同侧面考察了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现象。
中国古代文学通史的编纂出版，随着恢复高考后古代文学的教学走上正轨而兴盛，先后有姜书阁《中国文学史纲要》（1984年），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1992年）、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1992年）、韩兆琦等主编《中国文学史》（1996年）、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1997年）、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2000年）、李小龙、张仲裁、杨飞主编《中国文学史（图文本）》（2001年）、蒋凡主编《故事本中国文学史》（2002年）、骆玉明《简明中国文学史》（2004年），董乃斌、钱理群主编《中国文学史（彩色插图本）》（2004年）、王齐洲主编《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2006年）、袁世硕、张可礼主编《中国文学史》（2006年）、李修生编著《中国文学史纲要》（1987年、1990年、2008年）、陈文新主编《中国古代文学》（2010年）、龚鹏程《中国文学史》（上、下册，2009年、2012年）、方铭主编《中国文学史》（2013年），刘跃进、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2013年）等等。其中，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1996年）、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年）、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2006年）影响较大。
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并吸收西方形式美学的成果，着力于文学形式的考察，其锐意创新的风格受到学界关注。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其编写方针可概括为“守正出新”。所谓“守正”，即吸取已有的各种文学史的编写经验，吸收各方面新的研究成果，使这部书能够体现当前的研究水平;所谓“出新”，就是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挖掘新的资料，采取新的视角，做出新的论断，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并把读者带到学术的前沿。守正是其基点，出新是其生命。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编年体文学通史。百年来的文学史书写一直是纪传体独领风骚，编年体文学史相对沉寂。不过，这个领域一直有一批学者在辛勤耕耘，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1985年）、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1985年）、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1992年）、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1998年），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2000年）为编年体文学史书写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中国文学编年史》是编年体文学史的集大成之作，兼取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之长，立体地呈现了数千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
关于文学史的研究与编纂，有一个需要特别提及的学者，就是钱锺书。钱氏曾于20世纪30年代撰有《中國文学小史序论》，阐述了其文学史观。由于种种原因，钱氏未能独撰一部文学史。但他的《谈艺录》《宋诗选注》和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管锥编》等三部书对中国文学的许多重要领域作了深湛的研究。其学贯中西的视野，自成一格的文言，与宏大理论体系区别的著述体例，使他闻名于20世纪下半叶古代文学研究。至于他学识渊博，涉及的学科知识不限于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科技军事等，这些虽然也令人敬佩，但就钱氏而言，其超卓之处还是在于那种孤峰拔起的伟岸气象。 二、古代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71]
文献整理既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文献整理的成就远超此前的三十年。除了《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这类综合性的大型丛书外，无论是诗文文献，还是小说戏曲文献，其整理研究都有显著进展。
例如辞赋和诗词文献。《楚辞补注》（1983年）、《楚辞集校》（2009年）及各类注释本先后出版。吴平、回达强主编出版了《楚辞文献集成》（2008年），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2011年）、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2017年）等论著致力于还原《楚辞》文本原貌。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以方铭为代表的中青年学者几乎每年都撰写有“楚辞研究综述”。在赋的文献整理方面，先后出版了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的《全汉赋》（1993年）、伏俊连《敦煌赋校注》（1994年）、张锡厚《敦煌赋汇》（1996年）、马积高主编的《历代词赋总汇》（2014年），郭英德、踪凡主编的《历代赋学文献辑刊》（2017年）等文献汇集著作。赋学文献研究著作有程章灿《赋学论丛》（2005年）、踪凡《赋学文献论稿》（2017年）等。
唐詩文献的代表性成果有陈尚君辑校的《全唐诗补编》（1992年）、傅璇琮等编撰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1982年）、张忱石《全唐诗作者索引》（1983年）及杨玉芬等人编撰的增订本，还有王仲镛编撰的《唐诗纪事校笺》（1989年）、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1987年）等。项楚校订了诗僧寒山子、王梵志等人的诗集。众多作家诗集和资料也陆续整理出版，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尤为可观。
北京大学古文献所编纂的《全宋诗》（1998年）为宋诗研究提供了丰厚的资料。辽金元诗的文献整理也展开了新的局面。薛瑞兆、郭明志重编了《全金诗》（1995年），阎凤梧、康金声主编有《全辽金诗》（1999年），吴文治主编了《辽金元诗话全编》（2006年），杨镰于2013年推出了68册《全元诗》。《全明诗》从1990年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可惜进展缓慢。清人诗文集的整理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中国近代学者文集丛刊”“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2000年）、柯愈春编写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2001年）、张寅彭的《新订清人诗学书目》（2003年）各有其贡献。
词集和词话的整理出版也是一个亮点。唐圭璋编撰有《全宋词》《全金元词》。孔凡礼补辑有430多首宋词。张璋、黄畲编纂有《全唐五代词》（1986年），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和刘尊明等合作编纂了《全唐五代词》（1999年）。明词的文献整理，有饶宗颐、张璋主编的《全明词》（2004年），周明初、叶晔主编的《全明词补编》（2007年）。词话整理的代表性成果有唐圭璋《词话丛编》（1986年）、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2010年）、葛渭君《词话丛编补编》（2013年）、屈兴国《词话丛编二编》（2013年）等。整理零散词话成书的有施蛰存、陈如江《宋元词话》（1999年）、邓子勉《宋金元词话全编》（2008年）、邓子勉《明词话全编》（2012年），等等。
自1983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笔记小说大观》以来，各类小说文献陆续推出，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古本小说丛刊》，199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1991至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五辑《古本小说集成》，1996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小说丛刊》，同年，太白文艺出版社推出《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1997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韩国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集成》。此外还有《大连图书馆藏孤稀本明清小说丛刊》（2000年）、《中国古代禁毁小说珍秘本集成》（2000年）、《唐宋传奇总集》（2001年）、李剑国辑校《宋代传奇集》（2002年）等。
这一时期出版的小说目录著作有：程毅中《古小说简目》（1981年）、袁行霈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1981年）、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1990年）、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1996年）、陈桂声《话本叙录》（2001年）、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2004年）、朱一玄等撰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2005年）等。李剑国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用力甚勤，颇多创获。
小说研究资料的汇编成果丰硕，仅朱一玄一人就编撰有《明清小说资料选编》（1990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小说资料汇编，此外还有马疾蹄《〈水浒〉资料汇编》（1977年）、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1990年）、周钧韬的《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1991年）、吕启祥等《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2001年）、蔡铁鹰《〈西游记〉资料汇编》（2010年）等等。陈文新与韩国学者闵宽东等合作编撰的《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版本目录》《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目录》，拓展了资料收集的范围。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2005年）是重要的小说书目研究论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推出“古代戏曲丛书”。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199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他重要戏曲家的作品也相继编订出版，如《徐渭集》（1983年）、徐朔方辑校的《沈璟集》（1991年）、徐朔方笺校的《汤显祖全集》（1998年）、《李渔全集》、徐凌云等整理的《阮大铖戏曲四种》（1993年）、魏同贤整理的《冯梦龙全集》（1993年）等等。戏曲文献目录方面，突出成绩是完成了《中国戏曲志》的编撰。戏剧研究资料方面，有赵景深、张增元等编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1987年），李汉秋、袁有芬编的《关汉卿研究资料》（1988年）、王纲《关汉卿研究资料汇考》（1988年）、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1989年）、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1990年）、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1993年）等等。工具书方面有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1981年）、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1982年）、郭精锐等编撰的《车王府曲本提要》（1989年），李修生、吴书荫等编撰的《古本戏曲剧目提要》（1997年），吴平、回达强主编的《历代戏曲目录丛刊》（2009年）等等。蒋星煜聚焦于《西厢记》，有《明刊本〈西厢记〉研究》（1982年）、《〈西厢记〉罕见版本考》（1984年）、《〈西厢记〉考证》（1988年）、《〈西厢记〉新考》（1996年）、《〈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1997年）等著作。黄仕忠的《日本所藏中国戏曲综录》（2010年）是海外汉籍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名著迅速成为研究热点 [72]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间，与资料条件、学术视野和研究队伍的构成相关，古代文学研究中最早形成热点的是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名著的研究。程千帆、霍松林、陈贻焮、傅璇琮等是唐诗研究的领军人物。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1980年）、陈贻焮《唐诗论丛》（1980年）、霍松林《文艺散论》（1981年）、陈贻焮《杜甫评传》（1982年）、霍松林《唐宋诗文鉴赏举隅》（1984年）、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1985年）、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1986年）、陈伯海《唐诗学引论》（1988年）是几部引领风气的著作，稍后有许总《杜诗学发微》（1989年）、蒋寅《大历诗风》（1992年）、李浩《唐诗美学》（1992年）、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1992年）、莫砺锋《杜甫评传》（1993年）、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1993年）、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1993年）、蒋寅《大历诗人研究》（1995年）、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1996年）、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1997年）、周裕锴《唐代诗学通论》（1997年）、余恕诚《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1999年）、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2004年）、莫砺锋《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2005年）、莫砺锋《唐宋诗歌论集》（2007年）等有分量的著作。
唐宋词尤其是宋词的研究，其兴盛几乎与唐诗研究的兴盛同时。代表成果有沈祖棻《宋词赏析》（1980年）、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1980年）、詹安泰《宋词散论》（1980年）、施议对《词与音乐的关系研究》（1985年）、吴熊和《唐宋词通论》（1985年）、杨海明《唐宋词风格论》（1986年）、杨海明《唐宋词史》（1987年）、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1989年）、陶尔夫《北宋词坛》（1986年）及其与刘敬圻合著的《南宋词史》（1992年）、陶尔夫与诸葛忆兵合著的《北宋词史》（2002年）、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1992年）、王兆鹏《唐宋词史论》（2000年）、杨海明《唐宋词美学》（1998年）、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1999年）、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1999年）、邓红梅《女性词史》（2000年）、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2001年）、邓乔彬《唐宋词艺术发展史》（2010年）、谭新红《宋词传播方式研究》（2010年）、陈水云等《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2010年）、彭国忠《唐宋词与域外文化关系研究》（2017年），等等。
较之唐诗研究和宋词研究，古代小说研究更为兴盛。从1981年开始，各类小说学会相继成立，如中国红学会、中国水浒学会、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全国各地设有分会，聚集一大批研究者，其中北京的吴组缃、冯其庸、周汝昌、刘世德、邓绍基、陈毓罴、石昌渝、周先慎、张俊、段启明、李汉秋、胡文彬、吕启祥、蔡义江、张庆善、郭英德、刘勇强、张国风、侯会、顾青、竺青等，上海的赵景深、章培恒、郭豫适、黄霖、董乃斌、孙逊、陈大康、李时人、朱淡文等，天津的宁宗一、朱一玄、鲁德才、陈洪、郑铁生等，武汉的张国光、吴志达、唐富龄、黄清泉、李悔吾、李广柏、陈文新、王齐洲、欧阳代发、佘大平、谭邦和等，山东的袁世硕、马瑞芳、王平、杜贵晨、王恒展等，江苏的陈美林、吴圣昔、陈辽、萧相恺、谈凤梁、董国炎、蔡铁鹰等，黑龙江的张锦池、刘敬圻、关四平等，福建的齐裕焜、欧阳健、王枝忠等，四川的沈伯俊、胡邦炜等，湖南的刘上生等，都是改革开放前二十年间活跃在小说研究领域的学者。
白话小说包括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以话本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包括：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1980年）、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1994年）、石麟《话本小说通论》（1998年）、王昕《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2002年）、鲁德才《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2002年）和《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艺术形态学导论》（2013年）、罗小东《话本小说叙事研究》（2002年）、萧欣桥等《话本小说史》（2003年）、张兵《话本小说简史》（2005年）、张勇《中国近世白话短篇小说叙事发展研究》（2006年）、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2006年）、李桂奎《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叙事比较》（2013年）等。以章回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有：陈美林等《章回小说史》（1998年）、罗书华《章回小说生成史论》（2002年）、陈文新《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2003年）、刘晓军的《章回小说文体研究》（2011年）、李舜华《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2012年）。以白话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有：俞晓红《古代白话小说研究》（2005年）、王齐洲《中国通俗小说史》（2015年）、孟昭连《白话小说生成史》（2016年）等。中国古代小说的通史和综论类著述，如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2004年）、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2007年）、谭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2013年）等，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白话小说中的各种类型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相关论著有黄岩柏《中国公案小说史》（1991年）、苗壮《才子佳人小说史话》（1992年）、欧阳健《中国神怪小说通史》（1997年）、曹亦冰《侠义公案小说史》（1998年）、林辰《神怪小说史》（1998年）、向楷《世情小说史》（1998年）、齐裕焜《中国历史小说通史》（2000年）、欧阳健《历史小说史》（2003年）、胡胜《神怪小说简史》（2005年）、苗怀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2005年）、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2008年）、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2010年）、罗立群《中国剑侠小说史论》（2012年）等。
在文化视野下考察古代小说随着文化热的兴起而兴盛，相关论著有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1991年）、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2000年）、陈洪《浅俗之下的厚重——小说·宗教·文化》（2001年）、黄强《八股文與明清文学论稿》（2005年）、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2009年）、吴光正《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2012年）、纪德君《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研究》（2012年）、文革红《清代前期通俗小说传播机制研究》（2013年）、蔡亚平《读者与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关系研究》（2013年）。 古代白话小说的叙事学研究，主要成果有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2001年）、郑铁生《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研究》（2003年）、董上德《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2007年）、梁晓萍《明清家族小说的文化与叙事》（2008年）、黄霖等撰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2009年）等。
四、辞赋研究、散文研究和文言小说研究渐入佳境 [73]
改革开放之前，纯文学观以及“民间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等观念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以致有些错误的判断一直被视为定论，例如，汉赋、六朝骈文、李商隐等人的诗、周邦彦等人的词等都被说成是形式主义的;“载道”的古文被认为不符合纯文学标准;文言小说尤其是《四库全书》中的“子部小说”如《世说新语》《酉阳杂俎》等也因与现代西方的小说标准不符而入了另册。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和学术观念的转变，辞赋研究、散文研究和文言小说研究渐次展开了新的局面。
通论赋学或赋学史的著作有叶幼明《辞赋通论》（1991年）、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1993年）、曹明纲《赋学概论》（1998年）、许结《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2001年），何新文、苏瑞隆、彭安湘三人合著的《中国赋论史》（2012年）、许结《赋学、制度与批评》（2013年）、张庆利《读赋通识》（2014年）等。马积高《赋史》（1987年），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年），是两部重要的赋史。赋的文体研究，代表作有陈庆元《赋：时代投影与体制演变》（2000年）、尹占华《律赋论稿》（2001年）、郭建勋《辞赋文体研究》（2007年）、王德华《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与辞赋分体研究》（2011年）、池万兴《六朝抒情小赋概论》（2013）等。其他类型的著述有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2004年）、踪凡《汉赋研究史论》（2007）、胡大雷《中古赋学研究》（2011年）、冷卫国《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2012年）、彭安湘《中古赋论研究》（2013年）等。
汉赋研究是赋学研究的重镇，综论类著作颇丰，如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年）、陶秋英《汉赋研究》（1986年）、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年）、万光治《汉赋通论》（1989年）、康金声《汉赋纵横》（1992年）、曲德来《汉赋综论》（1993年）、程章灿《汉赋揽胜》（1995年）、骆冬青《赋史英华：气象非凡的汉赋》（2001年）、孙晶《汉代辞赋研究》（2007年）等等。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1989年）也以汉赋为重要内容。侧重于探讨汉赋美学价值的论著有刘斯翰《汉赋：唯美文学之潮》（1989年）、章沧授《汉赋美学》（1992年）、阮忠《汉赋艺术论》（1993年）等。从思想文化、制度文明、经济生活等角度阐释汉赋的，有胡学常《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2000年）、冯良方《汉赋与经学》（2004年）、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2006年）、郑明璋《汉赋文化学》（2009年）、侯立兵《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2007年）、曹胜高《汉赋与汉代文明——汉赋与两汉史料比较研究》（2009年）、冯小禄《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2010年）、刘向斌《西汉赋生命主题论稿》（2012年）、孔德明《汉赋的生产与消费研究》（2013年），等等。
魏晋以降的赋也进入了研究视野。代表作有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1980）、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1992年）、冯莉《〈文选〉赋研究》（2016年）、韩晖《隋及初盛唐赋风研究》（2002年）、尹占华《律赋论稿》（2001年）、王兆鹏《唐代科举考试诗赋用韵研究》（2004年）、赵俊波《中晚唐赋分体研究》（2005年）、赵成林《唐赋分体叙论》（2009年）、詹杭伦《唐宋赋学研究》（2004年）与《唐代科举与试赋》（2015年）、王士祥《唐代试赋研究》（2012年）、刘培《北宋辞赋研究》（2009年）与《两宋辞赋史》（2012年）、许瑶丽《宋代律赋与科举——一种文学体式的制度浮沉》（2016年），余江、武怀军《金元辞赋研究评注》（2006年）、李新宇《元代辞赋研究》（2008年）、牛海蓉《金元赋史》（2015年）、孙海洋《明代辞赋述略》（2007年），等等。
骈文史研究逐渐兴盛，陆续出版的著作有姜书阁《骈文史论》（1986年）、于景祥《唐宋骈文史》（1991年）、莫道才《骈文通论》（1994年）、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2002年）、于景祥《骈文小史》（2012年）、莫山洪《骈文学史论稿》（2017年）等。断代研究成果有陈鹏《六朝骈文研究》（2009年）、曹丽萍《南宋骈文研究》（2009年）、翟景运《晚唐骈文研究》（2010年），曹虹、陈曙雯、倪惠颖合撰的《清代常州骈文研究》（2010年）、路海洋《社会 地域 家族：清代常州古文与骈文研究》（2014年）与《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2016年）等。骈文理论研究論著有奚彤云《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史稿》（2006年）、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2011年）、丁红旗《魏晋南北朝骈文史论》（2012年）、于景祥《〈文心雕龙〉的骈文理论和实践》（2018年）等。
20世纪80年代后期，散文史编撰开始进入欣欣向荣的阶段，先后有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全3册，1986年、1993年、2000年）、《中国散文简史》（1994年）、《中国散文史长编》（2008年）、《历代散文史话》（2008年），刘振东、高洪奎、杜豫编撰的《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1991）、漆绪邦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1994年），刘衍等撰的《中国散文史纲》（1994年）、《中国古代散文史论稿》（2000年）、《中国古代散文史》（2004年），张梦新主编的《中国散文发展史》（1996年）、陈玉刚《中国古代散文史》（1998年）、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2006年）、刘墨《中国散文源流史》（2006年）等。2012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郭预衡、郭英德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尤为厚重。断代散文史有谢楚发《中古散文简史》（1992年）、贺汪泽《先秦文章史稿》（1995年）、佘斯大编《先秦两汉散文史》（2001年），韩兆琦、吕伯涛《汉代散文史稿》（1986年）、马茂军《宋代散文史论》（2008年）、周寅斌《明清散文史》（2004年）、谢飘云《中国近代散文史》（1997年），等等。 散文文体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杨秉祺《古代散文体裁浅论》（1980年）、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1986年）、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1984年、1990年）、邵传烈《中国杂文史》（1991年）、张啸虎《中国政论文学史稿》（1992年）、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1992年）、朱文华《传记通论》（1993年）、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1996年）、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1999年）、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2000年）与《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2011年）、郑宪春《中国笔记文史》（2004年），梅新林、俞樟华主编的《中国游记文学史》（2004年）、黄金明《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2005年）、石建初《中国古代序跋史论》（2008年）等。其中，褚斌杰《中國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尤为引人瞩目。
在断代研究方面，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散文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有何明新《先秦散文概论》（1995年）、尹砥廷《中国散文之源》（1995年）、熊礼汇《先唐散文艺术论》（1999年）、杨树增《先秦诸子散文：诗话的哲学》（1999年）、谭家健《六朝文章新论》（2002年）、程水金《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2003年、2004年）、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2010年）、陈桐生《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2011年）、刘涛《南朝散文研究》（2012年）、渠晓云《魏晋散文研究》（2013年）等。唐代散文关注的焦点在于古文运动，如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1984年）、刘国盈《唐代古文运动论稿》（1984年）等。陈祥耀《唐宋八大家文说》（1995年）、葛晓音《唐宋散文》（1990年）则将唐宋两代结合起来考察。宋代散文研究论著有朱迎平《宋文论稿》（2003年）、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2002年）、李善奎《山东作家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2004年）、苏勇强《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2010年）、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2013年）等。金代有王永《金代散文研究》（2011年）。明清散文研究以流派问题居多，如熊礼汇《明清散文流派论》（2003年）、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2004年）、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1988年）、何天杰《桐城文派：文章法的总结与超越》（1989年）、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1992年）、关爱和《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1998年）、赵建章《桐城派文学思想研究》（2003年）、孟醒仁《桐城派三祖年谱》（2003年）等。作家个案研究有李健章《袁宏道集笺校志疑（外二种）》（1994年）、华建新《王阳明散文研究》（2012年）。明末清初的小品文也是一个研究热点，论著有赵伯陶《明清小品：个性天趣的显现》（1999年）、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1999年）、尹恭弘《小品高潮与晚明文化——晚明小品七十三家评述》（2001年）、罗筠筠《灵与趣的意境：晚明小品文美学研究》（2001年）、周荷初《晚明小品与现代散文》（2004年）等。
文言小说通史自成系列，主要有侯忠义等撰的《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下）》（1990年、1993年）、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1994年）、胡大雷《鸿沟与超越鸿沟的历程：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史》（1995年）、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2002年）、王恒展《中国文言小说发展研究》（2015年）等。断代史有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1984年）、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1990年）、侯忠义《汉魏六朝小说史》（1989年）与《隋唐五代小说史》（1997年）、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1997年）吴礼权《清末民初笔记小说史》（2011年）等。分体史有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1980年）、吴志达《唐人传奇》（1981年）、李宗为《唐人传奇》（1985年）、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1991年）、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1993年）、陈文新《中国传奇小说史话》（1995年）、陈文新《中国笔记小说史》（1995年）、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1996年）、薛洪勣《传奇小说史》（1998年）、苗壮《笔记小说史》（1998年）、侯忠义《唐人传奇》（1999年）、占骁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2003年）、石麟《传奇小说通论》（2005年）、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2006年）等。
从理论阐发的角度研究文言小说，主要论著有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1993年）、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1994年）、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1994年）、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1997年）、李军均《传奇小说文体研究》（2007年）、纪德君《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生成及其他》（2012年）等。
在辞赋、古文和文言小说之外，南戏、传奇的研究也有所推进。通论性著作有钱南扬《戏文概论》（1981年）、刘念兹《南戏新证》（1986年）、俞为民《宋元南戏考论》（1994年）与《南戏通论》（2008年）以及与刘水云合著的《宋元南戏史》（2009年）、郭英德《明清传奇史》（1999年）等。专题探讨的主要成果有黄仕忠《琵琶记研究》（1996年）、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1997年）、《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2004年）、孟繁树《洪升及〈长生殿〉研究》（1985年），颜长珂、周传家《李玉评传》（1985年）、黄振林《明清传奇与地方声腔关系考论》（2014年）、么书仪《铜琵铁琶与红牙象板——元杂剧和明清传奇比较》（1997年）等。朱万曙《明代戏曲评点研究》（2002年）、杜桂萍《清初杂剧研究》（2005年）是近十余年间戏曲研究的代表作。
五、唐诗之外的古典诗研究 [74]
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深厚的诗歌传统，在唐诗之外，前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后有宋元明清诗。伴随着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兴盛，这些领域的研究也呈现出勃勃生机。 先秦两汉时期，学界讨论较多的是“诗三百”、楚辞、“古诗十九首”、乐府诗。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及文人流布》（2012年）尤以视野宏阔、角度新颖见长。
“诗三百”研究，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1988年）、于茀《金石简帛〈诗经〉研究》（2004年）、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2010年）、孙世洋《先秦礼乐文化与〈诗经〉研究初探》（2012年）、郑志强《当代〈诗经〉研究新视界》（2014年）等展现了新的学术视野。还出现了于兴《〈诗经〉研究概论》（2010年）、刘立志《〈诗经〉研究》（2011年）、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1982年）、寇淑慧《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2001年）、张启成《〈诗经〉研究史论稿》（2003年）等學术史著作。
过常宝《楚辞与原始宗教》（1997年）、潘啸龙《屈原与楚辞研究》（1999年）、胡力文《离骚语法研究》（2007年）侧重于楚辞的文本研究或文化研究。传播、接受研究方面有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1991年）、周苇风《楚辞发生学研究》（2008年）、白铭《二十世纪楚辞研究文献目录》（2008年）、李永明《朱熹〈楚辞集注〉研究》（2015年）、熊良智《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2016年）等。
钱志熙《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2000年）、王志清《晋宋乐府诗研究》（2007年）、陈利辉《两汉乐府诗研究》（2013年）、王淑梅《魏晋乐府诗研究》（2013年）与《北朝乐府诗研究》（2013年）、韩宁《初唐乐府诗研究》（2013年）、王志清《齐梁乐府诗研究》（2013年）、祝丽君《陈隋乐府诗研究》（2016年）等，对乐府诗作了整体观照。王运熙《乐府诗述论》（1996年）、赵敏俐《两汉诗歌研究》（1993年）、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1995年）等，较多关注汉乐府的发生机制、音乐特征和分类。
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总体研究或文化研究，其代表作有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1980年）、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1987年）、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1997年）、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1998年）、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2002年）、王运熙《乐府诗述论》（1996年）、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2000年）、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1995年）、《魏晋风度》（1997年）、普惠《南朝佛教与文学》（2002年）等。
玄言诗、宫体诗是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的两个热点。玄言诗研究有陈顺智《东晋玄言诗派研究》（2003年）、王澍的《魏晋玄学与玄言诗研究》（2007年）、张廷银《魏晋玄言诗研究》（2008年）、杨合林《玄言诗研究》（2011年）等。宫体诗研究有石观海《宫体诗派研究》（2003年）、胡大雷《宫体诗研究》（2004年）、归青《南朝宫体诗研究》（2006年）。山水诗研究有朱晓江《山水清音：晋宋山水诗的艺术世界》（2004年）。咏物诗研究有赵红菊《南朝咏物诗研究》（2009年）。
魏晋南北朝诗的个案研究依然兴盛，仅陶渊明研究就有十多部，如王绍龄《陶渊明》（1983年）、谷云义《陶渊明》（1983年）、魏正申《陶渊明评传》（1996年）、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1998年）、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2002年）、白振奎《陶渊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2006年）、杨松冀《精神家园的诗学探寻：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诗歌之比较研究》（2012年）等。刘世林《鲍照》（1999年）、苏瑞隆《鲍照诗文研究》（2006年）、童强《嵇康评传》（2006年）、叶嘉莹《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2007年）、谌东飚《颜延之研究》（2008年）、虞徳懋《曹植诗歌艺术研究》（2012年）等都集中于某一诗人的考察。对诗人群体加以观照的有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1996年）、韩格平《建安七子综论》（1998年）、李文禄《建安七子评传》（2000年）、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2004年）、卫绍生《竹林七贤研究》（2016年）等。家族文学方面，有魏耕原《谢朓诗论》（2004年）、李雁《谢灵运研究》（2005年）、周淑舫《东山再起——六朝绍兴谢氏家族史研究》（2009年）等论著。民族文学研究主要涉及北朝，如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1998年）、高人雄《北朝民族文学叙论》（2011年）、卢有泉《北朝诗歌研究》（2013年）等。
唐宋诗之争依然是一个受到关注的话题。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1984年）、郭前孔《中国近代唐宋诗之争研究》（2010年）、赵娜《清初唐宋诗之争流变研究》（2012年）、张丽华《十八世纪唐宋诗之争流变研究》（2012年）、王英志《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2012年）等相继问世。白敦仁《宋初诗坛及“三体”》（《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谢宇衡《宋诗臆说》（《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等清理了唐诗对宋初诗坛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诗研究涌现出了莫砺锋、周裕锴、张宏生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1986年）、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1995年）、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1998年）在学界影响甚大。
明诗流派研究、明诗与科举关系研究、明代诗学研究是明代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代表作有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1994年）与《复古派与明代文学思潮》（1994年）、左东岭《明代心学与诗学》（2002年）、陈书录《明代前后七子研究》（1994年）、陈广宏《竟陵派研究》（2006年）、郑利华《王世贞研究》（2002年）、易闻晓《公安派的文化阐释》（2003年）、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2003年）等等。揭示明诗复古与反复古、流派承替内在发展进程的代表性著作有陈文新《明代诗学》（2000年）、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2011年）与《明代文人结社与文学流派研究》（2015年）、陈文新《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年》（2016年）等。 清诗研究出版了裴世俊《钱谦益诗歌研究》（1991年）、叶君远《清代诗坛第一家——吴梅村研究》（2002年）、徐江《吴梅村研究》（2001年）、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2001年）、王英志《袁枚评传》（2002年）、王小舒《王渔洋与神韵诗》（2004年）、刘世南《清诗流派史》（1995年）、王利民《王士禛诗歌研究》（2007年）、马大勇《清初庙堂诗歌集群研究》（2007年）等著作。
张仲谋《明词史》（2002年）、丁放《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2000年）、姚蓉的《明清词派史论》（2007年）等对明词关注较多。清词研究渐有和宋词平分秋色的态势。严迪昌《清词史》（1990年）、陈水云《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1999年），朱惠国、刘明玉《明清词研究史稿》（2006年）、张宏生《清词探微》（2008年），沙先一、张晖《清词的传承与开拓》（2008年）、莫立民《近代词史》（2010年）绵延相续，已成气候。彭玉平《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2015年）拓展了词学研究的视野。
散曲史和通论方面，代表作有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1991年）、羊春秋《散曲通论》（1992年）、赵义山《元散曲通论》（1993年）、杨栋《中国散曲学史研究》（1998年）、梁扬等《中国散曲综论》（2007年）等。学术史和断代史有赵义山《20世纪元散曲研究综论》（2002年）、赵义山《明清散曲史》（2007年）、兰拉成《清代散曲研究》（2011年）等。
结语 [75]
21世纪初，笔者曾与一位日本学者交流过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现状的一些想法。这位日本学者认为：就当下（指2000年前后）而言，研究唐诗有如在游泳池中抓鱼，鱼是抓不到的（因为无鱼可抓），高下之别取决于抓鱼的动作是否规范、优美;研究宋、元诗有如在池塘中抓鱼，大鱼少、小鱼多，高下之别既与动作是否规范、优美有關，也与捕鱼的多少有关，但通常只能抓到小鱼;研究明清诗有如在江湖中抓鱼，小鱼多，大鱼也多，高下之别主要看抓得多少大鱼，气魄和力量在此大有用武之地。对于这番“高论”，笔者做了一个补充：明清时代的小说名著研究，如“四大名著”研究、《聊斋志异》研究、《儒林外史》研究，也面临着与唐诗研究相似的困境。关于名家名著的文本研究，其成果之多，有些过剩之感，以致有学者大声疾呼，提倡“悬置名著”，诸多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不再刊发研究名著的论文，甚至一些专业学术刊物如《明清小说研究》也呼吁学者们多关注二三流小说，不要总在名著圈里打转。在这种背景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名著的传播、接受研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兴盛起来，其宗旨之一是在文本研究之外开拓选题空间，以免陈陈相因。
与传播、接受研究兴盛的同时，对于此前研究较少的文体的关注，如朝廷公文、说唱文体、仪式文体，对于二三流、甚至三四流作家作品的关注，如女性作家、僧诗、民国诗词，一时云蒸霞蔚，诸多博士学位论文也都聚焦于这些领域。毋庸置疑，古典文学研究由此展开了新的局面，“填补空白”的喜讯接二连三。但在学术界为之欢欣雀跃的同时，其负面后果也逐渐显现：对于常见书和常见文学现象的深入发明，成果甚少，中青年学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能力也普遍较弱。就目下的情形看来，这一局面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对常见书和常见文学现象的深入发明，较之琐碎的“填补空白”更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那些在长时段视野内足以推进学术进步的著述，往往建立在对常见书和常见文学现象做出深湛发明的基础上。在中国文化史上，汉代确立了“五经”的地位，宋代确立了“四书”的地位，20世纪确立了“四大名著”的地位，而“四书五经”和“四大名著”都是常见书。2018年后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应当把常见书和常见文学现象重新纳入关注范围，努力推出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成果。
（责任编辑：黄 艳 责任校对：丁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