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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教育的出路何在?是返回传统，还是照搬西方，或者是中西结合?如果是中西结合，又该怎样结合?洪宗礼先生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20多年来所做的探索，为母语教材的编制。也为中国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笔者以为，其主要经验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要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扎根民族土壤
民族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在学校开设的课程中，语文课是最具有民族性的。
我们所说的语文教育，是指祖国语言的教育。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部分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同时又有全国通用的语言。汉语普通话不仅是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所以，中国语文教育，主要是指作为中华民族通用语的汉语文教育。
汉语文是中华民族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工具，同时还负载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承传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和绵延不断的文化。
中国语文教育的民族性主要也表现在这两个方面：教学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彰显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前者侧重语言的形式，后者侧重语言的内容。中国语文教育承担着培养下一代热爱祖国语言，熟练掌握并规范使用中华民族通用语言的重任。同时也负有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进而培养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
毫无疑问，中国语文教育要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扎根民族土壤。就语文教科书的编制而言，必须遵循母语教育规律，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从编写理念到结构方式，到文本选择，再到练习设计，等等，都应该体现民族性。
洪宗礼先生对母语和母语教育有深厚的感情。他说：“一个不爱母语的老师，必定教不好母语：一个不爱母语的教材编者，永远也编不出好的母语教材。”他自称“在母语中觉醒，在母语中感动，在母语中陶醉，在母语中成长发展。”(洪宗礼《语文教育随想录》)
从1983年开始，洪宗礼先生和他的团队先后成功地编写了三套初中语文教材，均顺利通过了国家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查，获得好评。其中，根据《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编写的苏教版《国家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初审通过，目前在26个省市实验区试用。这当然与教材编者坚持走民族化的道路，教材反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体现汉民族语言文字的特点、适应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
二、要有宽广的全球视野，汲取异国精华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世界化的今天，语文教育要超越传统，语文教育学科要实现科学化、现代化，离不开借鉴、吸收国外母语教育的先进经验。
洪宗礼先生认识到“必须在中外比较中加强理论研究，从中探求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政治体制、不同经济文化水平的国家和民族母语教育的共同规律和不同特点。”“要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用更广阔的视野塑造母语课程教材文化。”(洪宗礼《语文教育随想录》)
从1997年开始，洪宗礼先生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九五”重点课题《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联合海内外16所院校的75位专家，对中外有代表性的21个国家和地区母语教材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纵横比较研究，出版了《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系列丛书，共200余万字。
2003年，他又主持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五”重点课题《中外母语教育比较与我国母语课程教材创新研究》。集国内外160多位专家学者的智慧，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百年来(包括港澳台)的语文课程标准、教材，对百年来的课文进行评析，研究了世界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语文课程、教材和他们的教学经验，出版了10卷本《母语教材研究》，共580余万字。
洪宗礼先生主持的这些课题研究填补了我国语文教育研究的空白，不仅丰富了教育科学研究宝库，而且为国人打开了能观摩到世界主要国家母语教材建设的窗户，从而为教材编者站在世界各国母语教育的前沿水平和长远发展的高度，编出符合汉语文自身规律、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教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三、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意识”与“全球视野”的相互融合
民族传统是发展的。民族化既是对以往传统的继承，又是对以往传统的超越。民族化只有与科学化、现代化相结合，才能超越传统，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如同先秦儒学在汉、宋注入新的活力得以推向新的高峰一样。汉代董仲舒把战国以来的各家学说在《春秋公羊传》的名义下融汇起来，从而构筑了一个包容自然、社会和历史在内的“天人感应”的儒家神学思想体系，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正统地位。宋代理学家则以儒学为主，兼采道、佛，在儒、道、佛结合的基础上重建了新儒学，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正统地位。这是历史上两次儒学传统与其他文化相融合的成功范例。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学东渐，中国经历了160多年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这160多年，伴随着中西体用之争，西方的东西，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一直到马克思主义，乃至到后现代主义，像潮水一样涌到中国来。中国人在短短一个多世纪中，接收了国外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成果，这也使近现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显得广泛而混杂、多元而粗疏。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变法维新，改革开放。中国也经历了160多年的现代化历程：新中国成立之前，是“早期现代化”，以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主体；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是“经典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基本仿效苏联模式和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结束“文革”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
1982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极具远见卓识的命题。上个世纪末，有人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龙的传人的世纪”。我理解，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中国人的世纪”、“龙的传人的世纪”，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靠中国人在中西融合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在西方思想文化整合到中国思想文化之中的基础上，也即是在民族化与科学化、现代化相统一的基础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走民族化与科学化、现代化相结合的道路，龙的传人才能在涅槃中获得新生，古老的中国才能永葆青春。否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中国人的世纪”、“龙的传人的世纪”，就会成为空话。
语文教育同样如此。语文教育的民族化是在语文教育科学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化。语文教育的科学化、现代化是在语文教育传统这个母体中孕育、生成的科学化、现代化。面对经济全球化、文化世界化，语文学科既不能妄自尊大、闭关自守，也不能妄自菲薄、全盘 西化。正如洪宗礼先生所说：“否定民族传统的虚无主义和夜郎自大式的封闭主义皆不足取。”(洪宗礼《语文教育随想录》)
我们认为：强化“民族意识”与拓宽“全球视野”二者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统一的。这就要求我们继承、丰富、弘扬和创新语文教育传统(“传统语文教育”与“语文教育传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语文教育即古代语文教育，与现代语文教育相对，指历史上的语文教育，它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语文教育传统则存在于古代与现代语文教育之中，指语文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淀的精华。它是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在积极汲取和融会世界母语教育经验的过程中不断地强化中国语文教育的特点和个性，不断地丰富中国语文教育的内涵和提升中国语文教育的文化品位，不断地赋予中国语文教育以新的姿容与新的涵义，使中国语文教育在不断实现创新中丰富和发展。
构建面向21世纪中国语文教材的创新体系，是我国语文教育的“重中之重”。语文教材的创新体系应当以中国的国情和民族特性为根基。同时借鉴国外母语教材的经验，精心鉴别、选择和改造，使其与中华民族长期的语文教育实践积淀相整合，形成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视野的，融民族化(或中国化、本土化，侧重空间性的概念，体现中国特色)、科学化(符合教育规律)、现代化(侧重历时性的概念，引领时代潮流)于一体的新体系。
在这方面，洪宗礼先生同样有清醒的认识并做了很好的探索。洪宗礼先生指出：“母语教育，包括母语课程教材建设互动、互融、互补，是当前世界母语教材发展的趋势。”(洪宗礼《语文教育随想录》)他主编的苏教版《国家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即按照国家教育方针和素质教育的要求，吸取世界母语教材的先进理论营养，提炼出新教材编写的六个基本理念：人本理念、整合理念、主体理念、开放理念、效率理念、民主化人性化理念。洪先生自称：这六个理念是他主编的语文实验教科书的灵魂，也是他主编的语文实验教科书的理论支柱，这些理念的确立，使得这套语文实验教科书既继承了民族语文的优良传统，又充满了时代气息和改革锐气。
应该说，近20年来，许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语文教育要融民族化、科学化、现代化于一体，但人们大都停留在口头或书面的探讨上。而洪宗礼先生和他的团队则抱着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将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洪宗礼所走过的道路，“民族意识”与“全球视野”的交融，标示着中国语文教材编制乃至中国语文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一、要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扎根民族土壤
民族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在学校开设的课程中，语文课是最具有民族性的。
我们所说的语文教育，是指祖国语言的教育。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部分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同时又有全国通用的语言。汉语普通话不仅是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所以，中国语文教育，主要是指作为中华民族通用语的汉语文教育。
汉语文是中华民族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工具，同时还负载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承传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和绵延不断的文化。
中国语文教育的民族性主要也表现在这两个方面：教学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彰显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前者侧重语言的形式，后者侧重语言的内容。中国语文教育承担着培养下一代热爱祖国语言，熟练掌握并规范使用中华民族通用语言的重任。同时也负有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进而培养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
毫无疑问，中国语文教育要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扎根民族土壤。就语文教科书的编制而言，必须遵循母语教育规律，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从编写理念到结构方式，到文本选择，再到练习设计，等等，都应该体现民族性。
洪宗礼先生对母语和母语教育有深厚的感情。他说：“一个不爱母语的老师，必定教不好母语：一个不爱母语的教材编者，永远也编不出好的母语教材。”他自称“在母语中觉醒，在母语中感动，在母语中陶醉，在母语中成长发展。”(洪宗礼《语文教育随想录》)
从1983年开始，洪宗礼先生和他的团队先后成功地编写了三套初中语文教材，均顺利通过了国家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查，获得好评。其中，根据《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编写的苏教版《国家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初审通过，目前在26个省市实验区试用。这当然与教材编者坚持走民族化的道路，教材反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体现汉民族语言文字的特点、适应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
二、要有宽广的全球视野，汲取异国精华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世界化的今天，语文教育要超越传统，语文教育学科要实现科学化、现代化，离不开借鉴、吸收国外母语教育的先进经验。
洪宗礼先生认识到“必须在中外比较中加强理论研究，从中探求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政治体制、不同经济文化水平的国家和民族母语教育的共同规律和不同特点。”“要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用更广阔的视野塑造母语课程教材文化。”(洪宗礼《语文教育随想录》)
从1997年开始，洪宗礼先生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九五”重点课题《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联合海内外16所院校的75位专家，对中外有代表性的21个国家和地区母语教材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纵横比较研究，出版了《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系列丛书，共200余万字。
2003年，他又主持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五”重点课题《中外母语教育比较与我国母语课程教材创新研究》。集国内外160多位专家学者的智慧，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百年来(包括港澳台)的语文课程标准、教材，对百年来的课文进行评析，研究了世界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语文课程、教材和他们的教学经验，出版了10卷本《母语教材研究》，共580余万字。
洪宗礼先生主持的这些课题研究填补了我国语文教育研究的空白，不仅丰富了教育科学研究宝库，而且为国人打开了能观摩到世界主要国家母语教材建设的窗户，从而为教材编者站在世界各国母语教育的前沿水平和长远发展的高度，编出符合汉语文自身规律、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教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三、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意识”与“全球视野”的相互融合
民族传统是发展的。民族化既是对以往传统的继承，又是对以往传统的超越。民族化只有与科学化、现代化相结合，才能超越传统，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如同先秦儒学在汉、宋注入新的活力得以推向新的高峰一样。汉代董仲舒把战国以来的各家学说在《春秋公羊传》的名义下融汇起来，从而构筑了一个包容自然、社会和历史在内的“天人感应”的儒家神学思想体系，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正统地位。宋代理学家则以儒学为主，兼采道、佛，在儒、道、佛结合的基础上重建了新儒学，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正统地位。这是历史上两次儒学传统与其他文化相融合的成功范例。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学东渐，中国经历了160多年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这160多年，伴随着中西体用之争，西方的东西，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一直到马克思主义，乃至到后现代主义，像潮水一样涌到中国来。中国人在短短一个多世纪中，接收了国外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成果，这也使近现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显得广泛而混杂、多元而粗疏。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变法维新，改革开放。中国也经历了160多年的现代化历程：新中国成立之前，是“早期现代化”，以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主体；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是“经典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基本仿效苏联模式和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结束“文革”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
1982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极具远见卓识的命题。上个世纪末，有人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龙的传人的世纪”。我理解，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中国人的世纪”、“龙的传人的世纪”，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靠中国人在中西融合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在西方思想文化整合到中国思想文化之中的基础上，也即是在民族化与科学化、现代化相统一的基础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走民族化与科学化、现代化相结合的道路，龙的传人才能在涅槃中获得新生，古老的中国才能永葆青春。否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中国人的世纪”、“龙的传人的世纪”，就会成为空话。
语文教育同样如此。语文教育的民族化是在语文教育科学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化。语文教育的科学化、现代化是在语文教育传统这个母体中孕育、生成的科学化、现代化。面对经济全球化、文化世界化，语文学科既不能妄自尊大、闭关自守，也不能妄自菲薄、全盘 西化。正如洪宗礼先生所说：“否定民族传统的虚无主义和夜郎自大式的封闭主义皆不足取。”(洪宗礼《语文教育随想录》)
我们认为：强化“民族意识”与拓宽“全球视野”二者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统一的。这就要求我们继承、丰富、弘扬和创新语文教育传统(“传统语文教育”与“语文教育传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语文教育即古代语文教育，与现代语文教育相对，指历史上的语文教育，它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语文教育传统则存在于古代与现代语文教育之中，指语文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淀的精华。它是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在积极汲取和融会世界母语教育经验的过程中不断地强化中国语文教育的特点和个性，不断地丰富中国语文教育的内涵和提升中国语文教育的文化品位，不断地赋予中国语文教育以新的姿容与新的涵义，使中国语文教育在不断实现创新中丰富和发展。
构建面向21世纪中国语文教材的创新体系，是我国语文教育的“重中之重”。语文教材的创新体系应当以中国的国情和民族特性为根基。同时借鉴国外母语教材的经验，精心鉴别、选择和改造，使其与中华民族长期的语文教育实践积淀相整合，形成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视野的，融民族化(或中国化、本土化，侧重空间性的概念，体现中国特色)、科学化(符合教育规律)、现代化(侧重历时性的概念，引领时代潮流)于一体的新体系。
在这方面，洪宗礼先生同样有清醒的认识并做了很好的探索。洪宗礼先生指出：“母语教育，包括母语课程教材建设互动、互融、互补，是当前世界母语教材发展的趋势。”(洪宗礼《语文教育随想录》)他主编的苏教版《国家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即按照国家教育方针和素质教育的要求，吸取世界母语教材的先进理论营养，提炼出新教材编写的六个基本理念：人本理念、整合理念、主体理念、开放理念、效率理念、民主化人性化理念。洪先生自称：这六个理念是他主编的语文实验教科书的灵魂，也是他主编的语文实验教科书的理论支柱，这些理念的确立，使得这套语文实验教科书既继承了民族语文的优良传统，又充满了时代气息和改革锐气。
应该说，近20年来，许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语文教育要融民族化、科学化、现代化于一体，但人们大都停留在口头或书面的探讨上。而洪宗礼先生和他的团队则抱着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将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洪宗礼所走过的道路，“民族意识”与“全球视野”的交融，标示着中国语文教材编制乃至中国语文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