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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在更加广阔的大革命舞台上开展革命斗争。面对迅猛发展和复杂多变的革命形势，如何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并巩固发展自己，如何不断扩大政治影响、发挥政治领导作用，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为此，党进行了不懈奋斗和积极探索，积累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开展政治斗争、推动革命发展的宝贵经验。大革命后期发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党的政治建设受到严重影响，留下了沉痛教训。
制定和贯彻国共合作的政治路线，努力发挥政治领导作用
1923年6月，党的三大确定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决定采取“党内合作”形式，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此后，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和帮助下，孙中山积极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林祖涵等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重要职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大多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自身的政治理想、政治能力积极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同国民党内右派分子破坏革命队伍团结的言行进行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帮助成立黄埔军校，积极参加军校的教学和领导工作;领导发动反抗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给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举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有力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影响迅速扩大，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在北伐战争中，共产党人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北伐军的政治工作，对胜利进军发挥了积极影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舍生忘死，身先士卒，发挥了先锋和表率作用;深入发动工农群众为北伐军提供了直接支援，“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三次武装起义并最终取得胜利。所有这些，都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强大力量。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党的组织得到较快发展。到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5.8万名党员、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
明确“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建设
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党的首脑机关，是全党的领导核心。从成立之日起，党就高度重视党的领导机关建设。党的一大成立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党的二大党章，以党内根本大法形式确立了中央领导机关的机构设置及其权威地位。党的四大明确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1926年2月发布《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确立各地要按期向中央报告的报告制度。1927年党的五大党章第一次明确：“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标志着党对这一根本组织原则和制度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五大党章首次把“党的中央机关”作为专门一章写入党章，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称为中央委员会，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首次在党章中规定了党的中央机关的设置、职权、相互关系等;首次规定在中央、省设立监察委员会，以“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并在党的五大首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些规定和舉措进一步加强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建设，对加强和维护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权威产生了深远影响。
提出“组织工作的意义，绝不止于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强化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随着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对组织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1925年1月，党的四大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大会决定设立中央组织部，使之“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1926年7月，党的四届二次扩大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对加强党的组织工作产生重要影响。一是突出了组织工作的政治意义，指出：“组织工作的意义，绝不止于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换言之便是：组织工作，即党指挥群众运动的枢纽。没有好的组织，便不能指挥广大的群众运动，运用党的政策;一个好的政策，是要有好的组织才能实现的。布尔塞维克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组织之工作。”二是突出党的政治领导功能，强调：“本党在组织上的最大责任，就是要愈更推进革命的运动，拿住运动的重心，在其最大可能的范围内指挥一切。”这些规定，从政治高度深化了对党的组织工作的认识。五大党章把党的组织明确为全国、省、市或县、区、支部等五级，对各级组织的组织制度和工作职责作出规定，确立自党中央一直到基层的严密组织体系，为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夯实党的基础
高度重视党的支部建设，使党深深扎根于基层、扎根于群众，为党的工作提供最坚实的力量支撑，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的四大将党的基层组织由“组”改为“支部”，将原规定有党员三至五人可组织一个小组，修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使支部的组织、活动更加规范和灵活。1926年7月党的四届二次扩大会议强调，“支部并不是分部，而是党在各工厂、矿山、学校及某区域的核心”“今后要把党的真正基础建筑在各支部上面”“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在此基础上，五大党章规定，“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并明确了党支部的六项任务。这大大深化了对党支部重要性的认识，对于夯实党的基础，增强党的战斗力产生了重要影响。
确立比较完整的入党基本条件，把好党员入口关
把好党员入口关，事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前途命运。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愿成为忠实党员”作为入党的基本条件，突出对党员在政治上的标准和要求。在此基础上，五大党章对入党条件作出完整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这一规定在此前基础上增加了三项重要要求：一是“服从党的决议”，强调党的决议一旦形成，全体党员必须坚决贯彻;二是“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强调每个党员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组织的领导和监督;三是“缴纳党费”，强调党员要在物质上对党提供支持和帮助，强化党员意识、党性观念。五大党章的这一规定，体现了从思想政治上、组织纪律上、经济物质上、党员意识上对党员的要求，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入党基本标准。 强调“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随着五卅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党的组织和队伍得到空前发展，一些投机分子也加入到党的队伍，同时党内还出现了贪污腐化分子。为此，1926年7月党的四届二次扩大会议颁布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反贪腐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强调对于腐化分子“务须不容情的清刷出党”。总结党成立以来加强纪律建设的经验，党的五大强调：“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五大党章指出：“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党部机关之决议，应当敏捷的与正确的执行之。”五大党章第一次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细化了对违纪的党组织和党员进行处罚的方式，对党部实行警告、改组或举行总的重新登记（解散组织）三种处罚方式;对党员分为警告、党内公开警告、临时取消党内外工作、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五种处罚方式。关于处罚的组织程序，五大党章规定：“须经党的委员会、党员大会或监察委员会，依合法手续审查之。”五大党章关于违反纪律的规定和处罚方式、程序，进一步加强了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建设。
大革命失败对党的政治建设的教训与启示
大革命失败是党成立以来遭遇的第一次严重挫折，给党的政治建设留下了深刻教训和启示。
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独立性，增强党的政治斗争精神和能力。党的三大在确定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时就意识到，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必须“谨严我們的纪律”，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面对国民党新老右派不断掀起的反共逆流，为避免国共关系破裂，党中央采取了妥协退让的错误方针，放弃批评和政治斗争，一味迁就国民党右派，极大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作用，导致革命危机越来越严重。在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等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这启示我们，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独立性，不断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不断增强党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和水平。
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建设，开展正常的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自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包括中央领导机关及其组成人员在内的党的各级组织的工作纪律、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作出规定，明确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等。1923年党的三大还制定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中央领导机关建设的法规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但由于处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由于党的不成熟和缺乏经验，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在中央领导机关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未能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犯了一言堂、家长制、个人独断专行的错误，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结果是主观主义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启示我们，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大力加强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自身建设，形成一个成熟的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开展正常的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党的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这对党的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决策和指挥，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和大革命的失败带来了直接影响。这启示我们，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依靠党和人民自己的力量走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政治道路。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中国革命产生的影响深远而重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特别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政治锻炼和严峻的政治考验，积累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所有这一切，为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领导人民开辟革命新道路、开创革命新阶段准备了条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
制定和贯彻国共合作的政治路线，努力发挥政治领导作用
1923年6月，党的三大确定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决定采取“党内合作”形式，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此后，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和帮助下，孙中山积极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林祖涵等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重要职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大多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自身的政治理想、政治能力积极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同国民党内右派分子破坏革命队伍团结的言行进行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帮助成立黄埔军校，积极参加军校的教学和领导工作;领导发动反抗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给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举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有力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影响迅速扩大，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在北伐战争中，共产党人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北伐军的政治工作，对胜利进军发挥了积极影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舍生忘死，身先士卒，发挥了先锋和表率作用;深入发动工农群众为北伐军提供了直接支援，“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三次武装起义并最终取得胜利。所有这些，都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强大力量。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党的组织得到较快发展。到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5.8万名党员、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
明确“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建设
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党的首脑机关，是全党的领导核心。从成立之日起，党就高度重视党的领导机关建设。党的一大成立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党的二大党章，以党内根本大法形式确立了中央领导机关的机构设置及其权威地位。党的四大明确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1926年2月发布《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确立各地要按期向中央报告的报告制度。1927年党的五大党章第一次明确：“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标志着党对这一根本组织原则和制度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五大党章首次把“党的中央机关”作为专门一章写入党章，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称为中央委员会，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首次在党章中规定了党的中央机关的设置、职权、相互关系等;首次规定在中央、省设立监察委员会，以“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并在党的五大首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些规定和舉措进一步加强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建设，对加强和维护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权威产生了深远影响。
提出“组织工作的意义，绝不止于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强化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随着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对组织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1925年1月，党的四大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大会决定设立中央组织部，使之“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1926年7月，党的四届二次扩大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对加强党的组织工作产生重要影响。一是突出了组织工作的政治意义，指出：“组织工作的意义，绝不止于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换言之便是：组织工作，即党指挥群众运动的枢纽。没有好的组织，便不能指挥广大的群众运动，运用党的政策;一个好的政策，是要有好的组织才能实现的。布尔塞维克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组织之工作。”二是突出党的政治领导功能，强调：“本党在组织上的最大责任，就是要愈更推进革命的运动，拿住运动的重心，在其最大可能的范围内指挥一切。”这些规定，从政治高度深化了对党的组织工作的认识。五大党章把党的组织明确为全国、省、市或县、区、支部等五级，对各级组织的组织制度和工作职责作出规定，确立自党中央一直到基层的严密组织体系，为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夯实党的基础
高度重视党的支部建设，使党深深扎根于基层、扎根于群众，为党的工作提供最坚实的力量支撑，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的四大将党的基层组织由“组”改为“支部”，将原规定有党员三至五人可组织一个小组，修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使支部的组织、活动更加规范和灵活。1926年7月党的四届二次扩大会议强调，“支部并不是分部，而是党在各工厂、矿山、学校及某区域的核心”“今后要把党的真正基础建筑在各支部上面”“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在此基础上，五大党章规定，“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并明确了党支部的六项任务。这大大深化了对党支部重要性的认识，对于夯实党的基础，增强党的战斗力产生了重要影响。
确立比较完整的入党基本条件，把好党员入口关
把好党员入口关，事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前途命运。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愿成为忠实党员”作为入党的基本条件，突出对党员在政治上的标准和要求。在此基础上，五大党章对入党条件作出完整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这一规定在此前基础上增加了三项重要要求：一是“服从党的决议”，强调党的决议一旦形成，全体党员必须坚决贯彻;二是“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强调每个党员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组织的领导和监督;三是“缴纳党费”，强调党员要在物质上对党提供支持和帮助，强化党员意识、党性观念。五大党章的这一规定，体现了从思想政治上、组织纪律上、经济物质上、党员意识上对党员的要求，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入党基本标准。 强调“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随着五卅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党的组织和队伍得到空前发展，一些投机分子也加入到党的队伍，同时党内还出现了贪污腐化分子。为此，1926年7月党的四届二次扩大会议颁布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反贪腐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强调对于腐化分子“务须不容情的清刷出党”。总结党成立以来加强纪律建设的经验，党的五大强调：“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五大党章指出：“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党部机关之决议，应当敏捷的与正确的执行之。”五大党章第一次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细化了对违纪的党组织和党员进行处罚的方式，对党部实行警告、改组或举行总的重新登记（解散组织）三种处罚方式;对党员分为警告、党内公开警告、临时取消党内外工作、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五种处罚方式。关于处罚的组织程序，五大党章规定：“须经党的委员会、党员大会或监察委员会，依合法手续审查之。”五大党章关于违反纪律的规定和处罚方式、程序，进一步加强了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建设。
大革命失败对党的政治建设的教训与启示
大革命失败是党成立以来遭遇的第一次严重挫折，给党的政治建设留下了深刻教训和启示。
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独立性，增强党的政治斗争精神和能力。党的三大在确定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时就意识到，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必须“谨严我們的纪律”，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面对国民党新老右派不断掀起的反共逆流，为避免国共关系破裂，党中央采取了妥协退让的错误方针，放弃批评和政治斗争，一味迁就国民党右派，极大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作用，导致革命危机越来越严重。在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等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这启示我们，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独立性，不断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不断增强党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和水平。
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建设，开展正常的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自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包括中央领导机关及其组成人员在内的党的各级组织的工作纪律、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作出规定，明确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等。1923年党的三大还制定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中央领导机关建设的法规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但由于处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由于党的不成熟和缺乏经验，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在中央领导机关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未能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犯了一言堂、家长制、个人独断专行的错误，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结果是主观主义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启示我们，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大力加强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自身建设，形成一个成熟的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开展正常的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党的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这对党的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决策和指挥，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和大革命的失败带来了直接影响。这启示我们，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依靠党和人民自己的力量走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政治道路。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中国革命产生的影响深远而重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特别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政治锻炼和严峻的政治考验，积累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所有这一切，为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领导人民开辟革命新道路、开创革命新阶段准备了条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