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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忧虑:五年一轮回?
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最新发布的全国电信业务量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手机用户已达6.59亿户，国内移动电话普及率接近40％。在普及率最高的东部地区，已达58.1部／百人，北京则达101.6部，百人，上海、杭州、广州等中心城市的手机普及率也接近100％。据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在达沃斯夏季峰会上的预测，“如果以13亿人口为基数，中国国内手机用户数在达到8亿时将接近饱和。”
8亿用户!如此庞大的手机电视潜在用户群，足以令相关业务运营商摩拳擦掌、积极筹备，并进行一些小规模的业务运营试验。 2006年4月26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出“关于规范移动数字多媒体广播技术试验的通知”，将手机电视业务首先规范在技术方案的试验上。随之而来，自然是愈演愈烈的技术方案或标准之争。2006年10月，尽管广电总局先声夺人、率先发布CMMB移动多媒体广播行业标准，但丝毫没有湮灭其他标准方案的热情。截至今日，中国标准化协会的CDMB，新岸线的T-MMB和清华的DMB-T／H，与CMMB一起被视为国家标准的角逐者。
此情此景，很难不令人联想起5年前的那场数字电视地面广播国家标准之争，并非无端的忧虑油然而起。
本文无意评说地面广播国标的出台前后，且不是一纸文章就能将问题说清。但是，我们有必要高度重视地面广播国标推广中的尴尬：一项限期强制执行的国家技术法规，却不依据法律效力而成为一纸空文，威严何在?
令人担忧的是:移动多媒体广播的标准是否也将与地面国标一样，出现又一个若干技术体系争执不下的融合方案?
资治通鉴 有效科举
中国很大，各地方经济规模与发展特征不尽相同，合作与竞争、共生与排斥共存，很有必要采取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体制。但是，为什么与媒体相关的电视业务，却屡屡出现“集而不权”(集中成为一个国标却不能顺利行使国家权力)和“权而不集”(拥有足够权威的国家机构却不能顺利集中推出一个技术标准)?这是值得思考的深层次问题。
以史为镜，国学巨著《资治通鉴》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准:“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正是因为法规能够统一不同方案和行为，所以同时将产生非分的名利干扰。
面对古往今来的历史定律，如何在自主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将移动多媒体广播的若干技术方案统一成为国标呢?中庸的融合并不是历史的惟一选项，还有更多事在人为的好办法，其中“科举”就是为历史所公认的有效办法。
理想中征集国标中的“科举”措施，应首先由代表国家的专家机构确定需求目标和考试方法，包括技术方案的标准测试方法及标准答案和指标要求；
而后，在公证机构的监督下，通过-“背靠背”的考试与测试进行评测，测试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实验室仿真测试；二是产业化后的设备与系统实测。尽管这两项测试都需要财力支持，而且各方在研发过程中的投入都不小，但目前国家经济状况大为好转，财政收入节节攀升，为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即使拿出几个亿也很值。
最后，由评审机构集体投票，评分裁决，从而将不可回避的“乖名分”干扰屏蔽到最佳。
扶桑经验一:资源如何充分利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人对日本的人和事总会不屑一顾，很少有人提及日本手机电视的现状，却有很多人侃侃而谈“拾人牙慧”的韩国DMB，更不要说欧洲和美国了。事实上，日本手机电视的成功运营模式和技术措施，正是今天值得我们研究和深思的。
日本是一个资源极为紧张的国家，其所制定的所有国策，都与资源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有关。频率是稀缺资源，日本在计划开展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之初，首先在规划使用频率段时对原频道规划(每频道6MHz)相适配，并设定一个6MHz的物理频谱作为多媒体视频和数据的移动服务，并将这个被称为“一段服务”的频谱再划分为13个波段，每个波段频率带宽432KHz，传输码率为283.1～1801.5kbps，可分层传送各种传输特性(如调制方式、编码率等)的广播节目或数据。
在标准方面，日本的手机电视和地面广播采用同一体系，即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并为国际电联接受的ISDB-T标准(目前全球仅有日本采用ISDB-T)。一个标准、一套频率配置，一套包括发射覆盖网和内容配送网的系统网络，同时开展数字电视地面广播和多媒体广播服务两种业务，构成了日本独特的数字电视景观。
ISDB—T源于欧洲的DVB—T，为多载波数字电视地面广播技术的演进型。全日本3家移动通信业务运营商，包括NT.T DoCoMo、KDDI和SoftBank(原Vodafone)，无论是经营2G或3G移动网络的运营商，全部采用ISDB-T标准运营手机电视。目前，手机接收的电视节目与家庭固定接收的数字电视节目保持同步，即Simulcast方式，2008年以后将专业化定制手机电视节目。
ISDB—T每个物理通道(6MHz)内基本传输流(TS流)可以是一个OFDM数据段，也可以是分层结构的13个OFDM数据段。每个数据段可以独立指定其载波调制方式(16QAM、64QAM、QPSK或DQPSK)、内码编码率(1/2、2/3、3/4、5/6、或7/8)、保护间隔比和时间交织深度等。这13个OFDM段可以构成具有统一参数选择的单一大块，也可以分为具有不同参数选择的几个块层，最多为4个块层。在用手机接收电视节目时，可以对6MHz带宽的13段OFDM整体接收，也可以部分接收，即只接收13段OFDM中间一段432KHz带宽的OFDM。
综上所述，日本的技术体系设计，可以极为灵活地利用地面广播的一套产业资源，开展手机电视业务。
扶桑经验二:下游如何顺畅联动?
日本手机电视业务的赢利模式同样是依靠广告，而非有偿收视，现行所有手机电视业务均为免费，因而不必考虑CA条件接收。
这种模式，使移动通信运营商将注意力聚焦在扩大网络覆盖与用户规模、增强忠诚度的核心命题上，主要通过多样化的营销手段来实现。比如，对新开电视业务的用户，签约两年以上就可以赠送手机，如签约三年、五年，则获赠手机价位差别很大，服务内容也更加丰富。
在日本，只要有一部具电视接收功能的手机，就可以在全国各地通过漫游收看同样的6套数字电视节目，包括地铁内也可顺畅接收。其中，除了国家电视台NHK节目广告很少，其他5套节目均以广告经营模式获利。各套节目间切换自如、内容流畅，并可通过USB接口与计算机联接，以更大的屏幕、更多的像素、更长的时间收看更多的数字电视节目。
由于目前手机电池续航能力所限，最多只能连续收看电视6.5小时，势必影响基本的通信业务。因此，很多习惯于随时收看电视节目的用户会自备2部手机：1部用于通信，另1部实际上成便携式移动接收终端——这为消费电子产业界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自2006年4月日本开通手机电视业务以来，手机终端种类层出不穷，价格快速下降，普及率迅速提高。在运营段，由于手机电视业务并不需要移动通信运营商提供更多的额外服务，只需与拥有电视播出资质的电视台达成协议，即可大干快上。参与合作的民营电视媒体，通过手机电视的应用，扩大了内容覆盖面，大大提高了广告发布的价值。看似复杂的手机电视业务上下游得以顺利接轨，既不影响行业规划管理和业务职能的区分，又不造成用户普及和使用中的不便，从而带动产业整体迅速发展。
2007年7月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手机电视用户数已达1700万人，事实上不止于此。根据一位在日本NII做媒体研究的中国访问学者的调查，现在日本移动通信用户保有量为9200万用户，通过对东京、大阪、京都等地区的采样分析，实际使用手机收看电视节目的用户占总用户的1，4强。这就是说，日本手机电视的实际用户数应该超过2300万，接近2700万，成为全球手机电视目前普及率最高的国家。
三年一叹
从2004年4月开始，中国的手机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业务已在萌动中走过三年。
最早先有广东、上海、北京、山东的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分别联手当地广电，试运营手机电视，至今早已超过1200天；再有匆匆出台的行业标准CMMB，存活期已超过400天，但用户数仍然为O，甚至见不到一部能够顺利切换电视频道的手机产品。
无论国人是戴着什么样的眼镜去看日本，在这个扶桑之邻，从2006年4月运营手机电视业务至今不超过600天，业务普及率已达29.45户/每百部手机；而目前在我国，所有手机电视运营模式加起来，普及率也没超过0.12户，每百部手机。此情此景，国人再去蔑视日本，只能是唐吉柯德式的“夜郎转世”。
其中的启迪不必——赘述，全凭读者的悟性了。
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最新发布的全国电信业务量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手机用户已达6.59亿户，国内移动电话普及率接近40％。在普及率最高的东部地区，已达58.1部／百人，北京则达101.6部，百人，上海、杭州、广州等中心城市的手机普及率也接近100％。据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在达沃斯夏季峰会上的预测，“如果以13亿人口为基数，中国国内手机用户数在达到8亿时将接近饱和。”
8亿用户!如此庞大的手机电视潜在用户群，足以令相关业务运营商摩拳擦掌、积极筹备，并进行一些小规模的业务运营试验。 2006年4月26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出“关于规范移动数字多媒体广播技术试验的通知”，将手机电视业务首先规范在技术方案的试验上。随之而来，自然是愈演愈烈的技术方案或标准之争。2006年10月，尽管广电总局先声夺人、率先发布CMMB移动多媒体广播行业标准，但丝毫没有湮灭其他标准方案的热情。截至今日，中国标准化协会的CDMB，新岸线的T-MMB和清华的DMB-T／H，与CMMB一起被视为国家标准的角逐者。
此情此景，很难不令人联想起5年前的那场数字电视地面广播国家标准之争，并非无端的忧虑油然而起。
本文无意评说地面广播国标的出台前后，且不是一纸文章就能将问题说清。但是，我们有必要高度重视地面广播国标推广中的尴尬：一项限期强制执行的国家技术法规，却不依据法律效力而成为一纸空文，威严何在?
令人担忧的是:移动多媒体广播的标准是否也将与地面国标一样，出现又一个若干技术体系争执不下的融合方案?
资治通鉴 有效科举
中国很大，各地方经济规模与发展特征不尽相同，合作与竞争、共生与排斥共存，很有必要采取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体制。但是，为什么与媒体相关的电视业务，却屡屡出现“集而不权”(集中成为一个国标却不能顺利行使国家权力)和“权而不集”(拥有足够权威的国家机构却不能顺利集中推出一个技术标准)?这是值得思考的深层次问题。
以史为镜，国学巨著《资治通鉴》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准:“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正是因为法规能够统一不同方案和行为，所以同时将产生非分的名利干扰。
面对古往今来的历史定律，如何在自主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将移动多媒体广播的若干技术方案统一成为国标呢?中庸的融合并不是历史的惟一选项，还有更多事在人为的好办法，其中“科举”就是为历史所公认的有效办法。
理想中征集国标中的“科举”措施，应首先由代表国家的专家机构确定需求目标和考试方法，包括技术方案的标准测试方法及标准答案和指标要求；
而后，在公证机构的监督下，通过-“背靠背”的考试与测试进行评测，测试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实验室仿真测试；二是产业化后的设备与系统实测。尽管这两项测试都需要财力支持，而且各方在研发过程中的投入都不小，但目前国家经济状况大为好转，财政收入节节攀升，为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即使拿出几个亿也很值。
最后，由评审机构集体投票，评分裁决，从而将不可回避的“乖名分”干扰屏蔽到最佳。
扶桑经验一:资源如何充分利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人对日本的人和事总会不屑一顾，很少有人提及日本手机电视的现状，却有很多人侃侃而谈“拾人牙慧”的韩国DMB，更不要说欧洲和美国了。事实上，日本手机电视的成功运营模式和技术措施，正是今天值得我们研究和深思的。
日本是一个资源极为紧张的国家，其所制定的所有国策，都与资源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有关。频率是稀缺资源，日本在计划开展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之初，首先在规划使用频率段时对原频道规划(每频道6MHz)相适配，并设定一个6MHz的物理频谱作为多媒体视频和数据的移动服务，并将这个被称为“一段服务”的频谱再划分为13个波段，每个波段频率带宽432KHz，传输码率为283.1～1801.5kbps，可分层传送各种传输特性(如调制方式、编码率等)的广播节目或数据。
在标准方面，日本的手机电视和地面广播采用同一体系，即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并为国际电联接受的ISDB-T标准(目前全球仅有日本采用ISDB-T)。一个标准、一套频率配置，一套包括发射覆盖网和内容配送网的系统网络，同时开展数字电视地面广播和多媒体广播服务两种业务，构成了日本独特的数字电视景观。
ISDB—T源于欧洲的DVB—T，为多载波数字电视地面广播技术的演进型。全日本3家移动通信业务运营商，包括NT.T DoCoMo、KDDI和SoftBank(原Vodafone)，无论是经营2G或3G移动网络的运营商，全部采用ISDB-T标准运营手机电视。目前，手机接收的电视节目与家庭固定接收的数字电视节目保持同步，即Simulcast方式，2008年以后将专业化定制手机电视节目。
ISDB—T每个物理通道(6MHz)内基本传输流(TS流)可以是一个OFDM数据段，也可以是分层结构的13个OFDM数据段。每个数据段可以独立指定其载波调制方式(16QAM、64QAM、QPSK或DQPSK)、内码编码率(1/2、2/3、3/4、5/6、或7/8)、保护间隔比和时间交织深度等。这13个OFDM段可以构成具有统一参数选择的单一大块，也可以分为具有不同参数选择的几个块层，最多为4个块层。在用手机接收电视节目时，可以对6MHz带宽的13段OFDM整体接收，也可以部分接收，即只接收13段OFDM中间一段432KHz带宽的OFDM。
综上所述，日本的技术体系设计，可以极为灵活地利用地面广播的一套产业资源，开展手机电视业务。
扶桑经验二:下游如何顺畅联动?
日本手机电视业务的赢利模式同样是依靠广告，而非有偿收视，现行所有手机电视业务均为免费，因而不必考虑CA条件接收。
这种模式，使移动通信运营商将注意力聚焦在扩大网络覆盖与用户规模、增强忠诚度的核心命题上，主要通过多样化的营销手段来实现。比如，对新开电视业务的用户，签约两年以上就可以赠送手机，如签约三年、五年，则获赠手机价位差别很大，服务内容也更加丰富。
在日本，只要有一部具电视接收功能的手机，就可以在全国各地通过漫游收看同样的6套数字电视节目，包括地铁内也可顺畅接收。其中，除了国家电视台NHK节目广告很少，其他5套节目均以广告经营模式获利。各套节目间切换自如、内容流畅，并可通过USB接口与计算机联接，以更大的屏幕、更多的像素、更长的时间收看更多的数字电视节目。
由于目前手机电池续航能力所限，最多只能连续收看电视6.5小时，势必影响基本的通信业务。因此，很多习惯于随时收看电视节目的用户会自备2部手机：1部用于通信，另1部实际上成便携式移动接收终端——这为消费电子产业界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自2006年4月日本开通手机电视业务以来，手机终端种类层出不穷，价格快速下降，普及率迅速提高。在运营段，由于手机电视业务并不需要移动通信运营商提供更多的额外服务，只需与拥有电视播出资质的电视台达成协议，即可大干快上。参与合作的民营电视媒体，通过手机电视的应用，扩大了内容覆盖面，大大提高了广告发布的价值。看似复杂的手机电视业务上下游得以顺利接轨，既不影响行业规划管理和业务职能的区分，又不造成用户普及和使用中的不便，从而带动产业整体迅速发展。
2007年7月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手机电视用户数已达1700万人，事实上不止于此。根据一位在日本NII做媒体研究的中国访问学者的调查，现在日本移动通信用户保有量为9200万用户，通过对东京、大阪、京都等地区的采样分析，实际使用手机收看电视节目的用户占总用户的1，4强。这就是说，日本手机电视的实际用户数应该超过2300万，接近2700万，成为全球手机电视目前普及率最高的国家。
三年一叹
从2004年4月开始，中国的手机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业务已在萌动中走过三年。
最早先有广东、上海、北京、山东的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分别联手当地广电，试运营手机电视，至今早已超过1200天；再有匆匆出台的行业标准CMMB，存活期已超过400天，但用户数仍然为O，甚至见不到一部能够顺利切换电视频道的手机产品。
无论国人是戴着什么样的眼镜去看日本，在这个扶桑之邻，从2006年4月运营手机电视业务至今不超过600天，业务普及率已达29.45户/每百部手机；而目前在我国，所有手机电视运营模式加起来，普及率也没超过0.12户，每百部手机。此情此景，国人再去蔑视日本，只能是唐吉柯德式的“夜郎转世”。
其中的启迪不必——赘述，全凭读者的悟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