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曾专门成立首都突击围剿麻雀总指挥部
　　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
　　“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全国掀起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当时为什么提出“除四害”？時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曾谈到，在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中，有很多是经由老鼠、苍蝇和蚊子传染的。解放前人民谋生都很困难，没有力量去“除四害”。仅1939至1948年，死于鼠疫的患者就有2.3万余人，疟疾患者每年就有5000万人以上。为此，党中央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十七条中提出“除四害”这一任务。
　　 很快，北京就掀起了“除四害”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3月1日至9日，全市人民捕鼠14.5万余只。1957年12月，开展冬季“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仅一个月的时间，全市十个区就消灭老鼠和麻雀70万余只，其中老鼠33万余只、麻雀37万余只。
　　 在“除四害”运动中，涌现出很多捕鼠、捕雀高手。当时有个捕鼠模范，名叫刘振凯，先后捕捉老鼠1000余只。刘振凯是面粉厂的搬运工人，常常看见一袋袋面粉被老鼠咬破洞，撒了一地，他实在感到心疼，于是想尽办法捉老鼠。他用吃剩的馒头、麦粒作为食饵，但老鼠就是不上当。后来他换成苹果核，一下就捉到2只老鼠。原来面粉厂里的老鼠偷吃惯了面粉，用面食类做的食饵，老鼠根本不稀罕。
　　 随着社会生活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四害”名单也在更迭。麻雀退出“四害”名单的过程，更是体现出人们对自然界平衡关系的逐步认知。
　　 1958年4月19日至21日，北京集中围剿麻雀，专门成立了首都突击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并发布了全面围剿麻雀的战斗计划。当时把麻雀定义为“害鸟”，主要是因为麻雀“与人争粮”。但一些科学家认为，麻雀的利害要用长远眼光看。
　　 有一篇《关于鸟兽的益害问题》的文章曾提出，一种鸟兽对于人类是有益还是有害，需要具体分析，不能绝对化。鸟类学家郑作新、动物研究学家罗泽洵发表的《关于鸟兽益害问题的商榷》一文中写道：“就麻雀而言，对农作物为害虽大，但它在繁殖期主要吃虫，冬寒季节还兼吃杂草种子，因而还有一定的益处。”
　　 科学家们的意见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60年4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特地对麻雀问题作了说明：“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
　　 大会批准了谭震林的报告，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将此前修正草案第二十七条关于“除四害”的条文修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
　　 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蟑螂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蟑螂”被并列为四害之一。之后，臭虫的危害逐渐减少，在“四害”中，臭虫彻底被蟑螂取代。
　　（责编/王文彩 责校/林佳 来源/《一场全民参与的“除四害”运动：麻雀是怎么被“平反”的？》，侯莎莎/文，《北京日报》2018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