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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民本思想打破了孔子以来坚持的君民关系的传统，开始以民为本，重视民意，“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对于当今社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这种思想的局限性，以更好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关键词：民本;民;君主;民贵君轻
一、孟子民本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民本思想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存在。孟子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提出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思想。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代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候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仿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竟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1]
从上文可以看出，孟子生活的年代是一个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的历史时期。战争频繁，各国之间民众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减少，君主都在感叹百姓数量的不足。所以孟子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以民为贵的思想。王夫之认为孟子经过了充分的审时度势从而提出了民本思想，“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时之论也。当其时，文、武之泽已斩，天下忘周而不以为君，则君子虽欲自我君之而不能。若夫六王者，非篡逆之臣，则介在戎狄，无异于酋帅，杀人盈野，以求君天下而建社稷，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故轻也。君与社稷轻，而天所生之人，不可以无与立命，则苟有知贵重其民者，君子不得复以君臣之义责之，而许之以为民主可也。”[2]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周朝在百姓心中已失去了君主的地位与威望，诸侯纷争，遂起战乱，造成“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的局面，此时“有知贵民”者则可为王得天下。
面对上述环境，孟子提出了民本思想。范氏曰：“战国之时，民穷财尽，人君独以南面之乐自奉其身。孟子切于救民，故因齐王之好乐，开导其善心，深劝其与民同乐，而谓今乐犹古乐。其实今乐古乐何可同也？但与民同乐之意，则无古今之异耳。若必以礼乐治天下，当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郑声。盖孔子之言，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时之急务，所以不同也。”[3]可见孟子急于改变现状的愿望，退而求其次，根据君主的喜好，引导他们的爱民之心。所以孟子主要是强调与民同乐的重要性，重视百姓的感受，这样可守住疆土，维持国家的安定，实为情势所迫。
二、民本思想的内容
孟子为改变这一现状，用自己的思想为统治者提供一些政治理论。但是孟子提出的民本思想是否与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相矛盾呢？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意是奴隶。后世社会与经济得到了发展，生活内容丰富起来，孟子把人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4]劳力者就是前面所说的民，但是这里的民指的是劳力者，也被孟子称为黎民、百姓和丘民。对于这样的劳力者，孟子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
（一）首先是“与民同之”的思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从物质需求到精神追求，孟子都强调百姓的意愿，君主可以从民众角度出发与民同之，这不同于孔子所说的君民关系。孟子虽然不否认君主的政治主体的地位，但是他要求君主所行符合民众的意志，国家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不能只贪图个人享受，国家应是与百姓共同拥有，与劳苦大众共同享有。
（二）既然国家并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那么君主在制定与实施国家政策之时就要征求百姓的想法，民意在决策中应占有重要地位。“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6]选用贤才和罢免不才之人，君主需要谨慎处理，在左右侍臣、诸大夫、国人的意见中，不可听他们的一面之词，而国人曰可，然后考察确实如此，然后任用之。民本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加深。
（三）不管是君主“与民同之”还是在决策当中，民众意见的重要性，这二者都是君主为了巩固政权需要做到的，这是政权兴起的必要条件，同时民心也可以决定政权的合法性。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7]王天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霸道，一种是仁道。霸道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成功，可开疆扩土、征服万民，“以力假仁者”可以称霸一方，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大国，但是以力服人者未必是心服，并没有获得民心的支持，那么就会像桀纣一样失去天下，所以要“以德服人”，使天下心悦诚服，政权才可兴起而不衰。孟子的“民贵”思想也体现无疑。
（四）孟子把民众的地位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那么君主的地位该如何看待呢？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8]如果一位国君无法治理好国家，就应该易位。君主如果有大过而不知悔改，在极端情况下则可改立君主。在孟子看来，汤武革命是合法的，夏桀、商纣纵私欲过度，罔顾天下百姓，是独夫、民贼。孟子对于国君可以“易位”的看法，一方面肯定了国家非国君一人的私有财产，并非刻意为所欲为，另一方面也从可以给当时的国君一个警醒，从反面可以起到督促国君的作用。 三、对民本思想的全面认识
孟子的民本思想与近现代提出的民主思想是有渊源的。孙中山先生说：孔子和孟子都是民主的倡导者……孔子总是引用尧和舜的话，因为他们不把帝国据为世袭所有。虽然他们的政府名义上是君主制的，但事实上却是民主制的，而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要赞誉他们的原因所在。”[9]中国的“民本”思想从孟子就开始重视“民意”。民本与民主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传承关系，民主是不能脱离民本的。
孟子的民本思想同时也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是由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带来的。首先，孟子在“民贵君轻”里指涉的“民”是劳力者，他們的社会地位低下，没有想要参与政事的愿望，只需满足个人基本生活需求。当然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权力，百姓从来没有可以治理国家的权力。孟子提倡的民贵君轻，民意等等重视百姓的思想都是相对的，这些思想的背后真正的主体还是国君，所谓的重视民本是有它的积极性，但是一切都是从君主出发的，其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维护宗法社会的稳定，百姓的生活也就可以安定，但是不能因为有利于百姓的安定，就认为国君这样的“仁政”举措从根本上是为了民众的意愿。这样的思想也许只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这样去做，并不是真正地为了百姓的利益。其次，孟子主张“民为贵，君为轻”，是以君主的特殊合法地位，即“天予之”为前提的。同时人民并没有罢免君主的权力，只有“贵戚之卿”才有这样的权力，因此，与今天的民主制相比，孟子的思想还是受其特定时代的影响有其局限性的。
参考文献
[1]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梁涛.孟子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常乃升（1990—），女，吉林长春，硕士研究生，助教，西安医学院。
关键词：民本;民;君主;民贵君轻
一、孟子民本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民本思想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存在。孟子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提出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思想。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代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候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仿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竟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1]
从上文可以看出，孟子生活的年代是一个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的历史时期。战争频繁，各国之间民众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减少，君主都在感叹百姓数量的不足。所以孟子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以民为贵的思想。王夫之认为孟子经过了充分的审时度势从而提出了民本思想，“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时之论也。当其时，文、武之泽已斩，天下忘周而不以为君，则君子虽欲自我君之而不能。若夫六王者，非篡逆之臣，则介在戎狄，无异于酋帅，杀人盈野，以求君天下而建社稷，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故轻也。君与社稷轻，而天所生之人，不可以无与立命，则苟有知贵重其民者，君子不得复以君臣之义责之，而许之以为民主可也。”[2]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周朝在百姓心中已失去了君主的地位与威望，诸侯纷争，遂起战乱，造成“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的局面，此时“有知贵民”者则可为王得天下。
面对上述环境，孟子提出了民本思想。范氏曰：“战国之时，民穷财尽，人君独以南面之乐自奉其身。孟子切于救民，故因齐王之好乐，开导其善心，深劝其与民同乐，而谓今乐犹古乐。其实今乐古乐何可同也？但与民同乐之意，则无古今之异耳。若必以礼乐治天下，当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郑声。盖孔子之言，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时之急务，所以不同也。”[3]可见孟子急于改变现状的愿望，退而求其次，根据君主的喜好，引导他们的爱民之心。所以孟子主要是强调与民同乐的重要性，重视百姓的感受，这样可守住疆土，维持国家的安定，实为情势所迫。
二、民本思想的内容
孟子为改变这一现状，用自己的思想为统治者提供一些政治理论。但是孟子提出的民本思想是否与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相矛盾呢？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意是奴隶。后世社会与经济得到了发展，生活内容丰富起来，孟子把人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4]劳力者就是前面所说的民，但是这里的民指的是劳力者，也被孟子称为黎民、百姓和丘民。对于这样的劳力者，孟子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
（一）首先是“与民同之”的思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从物质需求到精神追求，孟子都强调百姓的意愿，君主可以从民众角度出发与民同之，这不同于孔子所说的君民关系。孟子虽然不否认君主的政治主体的地位，但是他要求君主所行符合民众的意志，国家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不能只贪图个人享受，国家应是与百姓共同拥有，与劳苦大众共同享有。
（二）既然国家并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那么君主在制定与实施国家政策之时就要征求百姓的想法，民意在决策中应占有重要地位。“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6]选用贤才和罢免不才之人，君主需要谨慎处理，在左右侍臣、诸大夫、国人的意见中，不可听他们的一面之词，而国人曰可，然后考察确实如此，然后任用之。民本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加深。
（三）不管是君主“与民同之”还是在决策当中，民众意见的重要性，这二者都是君主为了巩固政权需要做到的，这是政权兴起的必要条件，同时民心也可以决定政权的合法性。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7]王天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霸道，一种是仁道。霸道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成功，可开疆扩土、征服万民，“以力假仁者”可以称霸一方，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大国，但是以力服人者未必是心服，并没有获得民心的支持，那么就会像桀纣一样失去天下，所以要“以德服人”，使天下心悦诚服，政权才可兴起而不衰。孟子的“民贵”思想也体现无疑。
（四）孟子把民众的地位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那么君主的地位该如何看待呢？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8]如果一位国君无法治理好国家，就应该易位。君主如果有大过而不知悔改，在极端情况下则可改立君主。在孟子看来，汤武革命是合法的，夏桀、商纣纵私欲过度，罔顾天下百姓，是独夫、民贼。孟子对于国君可以“易位”的看法，一方面肯定了国家非国君一人的私有财产，并非刻意为所欲为，另一方面也从可以给当时的国君一个警醒，从反面可以起到督促国君的作用。 三、对民本思想的全面认识
孟子的民本思想与近现代提出的民主思想是有渊源的。孙中山先生说：孔子和孟子都是民主的倡导者……孔子总是引用尧和舜的话，因为他们不把帝国据为世袭所有。虽然他们的政府名义上是君主制的，但事实上却是民主制的，而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要赞誉他们的原因所在。”[9]中国的“民本”思想从孟子就开始重视“民意”。民本与民主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传承关系，民主是不能脱离民本的。
孟子的民本思想同时也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是由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带来的。首先，孟子在“民贵君轻”里指涉的“民”是劳力者，他們的社会地位低下，没有想要参与政事的愿望，只需满足个人基本生活需求。当然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权力，百姓从来没有可以治理国家的权力。孟子提倡的民贵君轻，民意等等重视百姓的思想都是相对的，这些思想的背后真正的主体还是国君，所谓的重视民本是有它的积极性，但是一切都是从君主出发的，其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维护宗法社会的稳定，百姓的生活也就可以安定，但是不能因为有利于百姓的安定，就认为国君这样的“仁政”举措从根本上是为了民众的意愿。这样的思想也许只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这样去做，并不是真正地为了百姓的利益。其次，孟子主张“民为贵，君为轻”，是以君主的特殊合法地位，即“天予之”为前提的。同时人民并没有罢免君主的权力，只有“贵戚之卿”才有这样的权力，因此，与今天的民主制相比，孟子的思想还是受其特定时代的影响有其局限性的。
参考文献
[1]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梁涛.孟子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常乃升（1990—），女，吉林长春，硕士研究生，助教，西安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