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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以下称《辩护》）是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不可多得的一个样本。其独特性在于：它用西方学术界最受尊敬的（也可以读为：在资产阶级学术圈内最无可挑剔的）分析哲学工具，来分析马克思遗产中在西方最受冷落的那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和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陆哲学背景不同，科亨属于纯正的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主体实践和历史的不确定性，而科亨告诉我们的是，物质的首要性和历史的确定性;《辩护》所说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有关人类几千年来的历史，然而在许多批评家那里，这本书最为背离马克思的地方，是其“非历史性”。[1]
科亨这部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经典著作的中译本第一次出版于1989年，是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中出版较早的一本。在当时的中国，西马译著还不是很多，这本让我们感到怀旧的银色封面，是岳长龄根据1978年的英文版翻译的。200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这本著作的扩充版，该版有作者的新版导言，以及新增加的四章。在新版导言中，作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形成、自己成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历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2]
如果说，当年读这本独特的书时，某些篇章会给人以太空遨游、俯视人寰的感觉，那么，今天重读它的扩充版，就会感到少了些生僻、遥远，这除了因为
增加的最后一章，即“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瓦解”，让我们校对了世界历史的时钟之外，还因为资本主义及其命运这样的大问题，在当下与全世界都息息相关。当然，和近来很受关注的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的特点相反，科亨的著作带着“高处不胜寒”的旨趣，切中当代重大的热点问题并不多。另外，科亨的结论要比皮凯蒂乐观得多，这是由于：科亨认为，经过了很多困难和努力，他的辩护是成功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西方很多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是大可不必、逻辑成问题、不可证伪或已被证伪的一个命题——得到了拯救。而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对人类历史是高度乐观的。
在西方人看来，马克思对在哪儿、错在哪儿
为什么是“一个辩护”？也许在评述科亨的《辩护》这本著作之前，需要说明一下语境，即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中的状况。
20世纪90年代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有趣地看到马克思的学说在西方校园的巨大影响。受马克思谱系影响的著名学者如波司登（Postone）、埃尔斯特（Elster）的课和讲座总是人满为患，书店里和马克思有关的书就占了社会科学的一小半（老师说欧洲书店里马克思的书更多）。然而，并不是马克思学说的所有部分都得到同样的肯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最发达的领域，除了阶级、垄断资本、辩证法等经典议题之外，反而是那些并未（或未来得及）成为马克思本人的关注重心的议题，比如：国家、意识形态、文学评论、种族和性别、世界体系等。
恰恰在我们看来是马克思主义最中心的几个领域——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西方学者否定的声音最强大。[3]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很多（最典型的如法国的调节学派），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规律“利润率下降趋势”也遭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否定。
当然，在西方的学术体制下，大概没有马克思的哪部分论述没有受到挑战了，但很多人仍然在马克思的影响和框架下做学术。也许确实是像科亨在《辩护》2000版的导言中所说的那样，今天马克思在西方激进学术中的地位，有点儿像今天伽利略在物理学中的地位。科亨设想了这样一个情景，当一个当代物理学家被问及“你还是一个伽利略主义者吗”，科亨认为，这位物理学家会这样回答：
是这样的：伽利略创建了物理学，他说过的许多东西还一直是正确的。但我们物理学家们不管自己叫作“伽利略主义者”或“牛顿主义者”，因为物理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没有人会指望这门学科一直保持着创建者的论述。物理学只能是否定伽利略和牛顿说过的很多东西，只有这样物理学才能忠实于其创建的初衷。[4]
这也是科亨对待马克思的态度。他在《辩护》2000版前言中提到，他出生于加拿大一个犹太工人家庭，父母参加了共产党，青少年时上过共产党开的学校，后来在麦吉尔大学、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他在牛津大学期间正值20世纪60年代，那时在英国校园里影响最大的人物是阿尔图塞。但科亨除了羡慕阿尔图塞的语言优美之外，并“没有接受其毒害”，而是耐心地学习了牛津校园的分析哲学。[5]熟读马列并精通罗素与维特根斯坦。正是这样一个不平常的组合，造就了科亨既坚持现代哲学的严格性清晰性，同时又志在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的旨趣。
科亨的旨趣，是在战后和平环境中游学于西方发达国家校园、顺着体制轨道成为受尊敬的学术权威这样的体验中形成的。他的旨趣，完全不同于另一位犹太人——鼓动革命、生活动荡的马克思。科亨要做的主要工作，是在书斋的平静之中，以体制内的学术共同体的语言，以其严格的学术标准，和这个共同体的同仁对话，并力图得到这个共同体的承认。而马克思的著述生涯，是充满战斗性的，他对知识和实践的看法决定了他的学术旨趣，这反映在马克思最有名的那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
以现代西方学术共同体的标准来衡量，马克思著述的很大部分是不合格的。这包括概念使用前后不一致，界定与含义不清，命题的陈述不够严格。而且马克思著述中德国古典哲学的因素使得欧陆辩证法与英美实证逻辑主义不能兼容，这也是马克思著述受到指责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唯物主义是被指责最多的一部分。其突出的问题，是几个关键概念的界限不清楚，无法互相区分开来。比如，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的协作，是属于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又比如，如果生产关系是由财产占有来界定的，那么，它应该属于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呢？[7]这些是科亨要解决的问题。 科亨希望使用来自20世纪德国和英美国家的逻辑和语言分析技巧来清理历史唯物主义的含混与模糊。科亨声称：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始于否认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独有的有价值的智识方法。否认了这一点，才使得那些强调精确、严格、清晰的主流方法论向马克思主义开放。[8]
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哲学的显微镜之下
一方面细致阅读原文（最中心的文本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9]），一方面应用逻辑和语言分析，这是科亨带着批判眼光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科亨没有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这本是马恩列著作体系的传统），而是以“物质”和“社会”的二元划分（第五章）贯穿全书。在科亨看来，社会本身具有“物质的”（生产力、黑人、机器）和“社会的”（生产关系、奴隶、社会生产关系）性质区分，这个区分实际上也是“内容”和“形式”的区分。这里面，“内容”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属性，而“形式”只能是独立存在的实体间的“关系”;仅仅从物质属性（内容）是不能简单地推导出社会属性的（形式和关系）。
这样，社会形态、劳动过程等概念，都可以用内容和形式来把握了：铁器、风车、蒸汽机、使用价值即内容;奴隶制、封建领主制、现代资本主义、交换价值即形式。按照这样的方法，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生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社会形式掩盖了物质内容，科亨认为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的实质，而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任务是让内容重新战胜形式。[10]
应该说，科亨以“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作为新的框架来重新整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概念，是相当精彩的，给人纲举目张、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其代价是：将生产力这个概念彻底驱除出社会领域，而完全放在了物质层面。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变成了技术解释（技术解释是科亨自己承认的），乃至是技术决定论（这是科亨自己不承认的）。
即使做到这一点，科亨也是费了很大力气的。最为棘手的两个问题，是生产力中所包含的人的因素和科学的因素。对于劳动过程中人的分工，科亨将其归入技术范畴，并使用“物质关系”“技术组织”这样的概念，和“社会关系”加以区分。[11]科亨自己也讨论了马克思在《工资、劳动与资本》中举的例子：“在战争中随着新的武器的发明，军队内部结构也必然要改变，”[12]然而哪些是“纯技术”因素，哪些是已经掺杂了权力和社会关系的“技术”，科亨似乎并没有完全澄清。[13]类似的，科亨把在物质生产中的科学，也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物质力量，而忽视其社会性和历史性。
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第二大概念不清的问题是：生产关系是否由财产占有的法律范畴所界定。如果是的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无法区分开来。科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确立权力和权利的区分，将生产关系纳入权力范畴（又可划分为合法和非法的），将法律纳入权利范畴（又可划分为有效和无效的）。[14]这样，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与上层建筑就完全区分开来了，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历史唯物主义被化约为“强权即公理”这样一个庸俗命题了。这个命题除了庸俗，也并不符合现实。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到底是否有解释上的首要性？这对科亨来讲，又是一个难题。
科亨的解决办法，是诉诸“功能主义”，尽管功能主义所蕴含的整体主义（holism）是科亨从一开始就宣称与分析哲学方法相违背的。科亨承认：为了使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满足精确、清晰的现代哲学标准，它只能采取功能主义解释的形式，别无他法。[15]
解释上的首要性与“原因”不同，而是比因果关系更复杂的一个范畴。在马克思自己的表述中，最中心的一个词，就是“桎梏”（fetter），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桎梏。另一个重要表述，就是著名的两个“绝不会”。[16]马克思、恩格斯还使用了许多其他表述，比如，“最终”（in the last instance）、“阻碍”（obstacle）、“冲破”（burst asunder）等，但科亨认为这些都不能满足现代哲学的精确和清晰的标准。
按照功能主义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确和清晰的表述是这样的：“生产力的性质，能够解释生产关系的性质，这种解释是从后者的功能出发的。”“生产关系之所以持续，是因为他们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7]我们是否已经可以辨识出“存在就是合理的”句式呢？
在社会科学理论中，功能主义通常是和保守主义相联系的。但面对这种情况，科亨只能告诉我们：恰恰因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它有不断发展的趋势，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保守，它预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科亨并不讳言，经过他梳理后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技术解释，而且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终动力，来自物质层面。值得注意的是，和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科亨提出跨越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动力”，这就是“人性”。科亨说，人性中的永恒属性，是作为哺乳动物的一些本性，人的这种生物性应该得到承认。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依赖于以下三点：一、人类理性;二、人类环境的物质匮乏;三、人类改进自身的智能。[18]
资本主义好在哪儿、坏在哪儿
如果说，科亨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推向技术决定论和永恒人性，使得《辩护》和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更多了一些共同点，那么，对历史和当代的资本主义的分析（第七章），以及扩充版新加的一章对苏联历史的讨论（扩充版第十五章），为这本有关“历史”的书增加了不少必要的素材，而且这些章节不乏一些精彩的论述。
《辩护》的第七章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资本主义自16世纪以来在英国城乡兴起的讨论为参照文本，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以对号入座。和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解不同，在那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未发展起来，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存在，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桎梏”的问题。[19]但科亨辩称：历史唯物主义命题并不一定需要存在“桎梏”，当时先进生产关系的存在，恰恰允许了生产力后来的发展，比如，大量自由农民的出现，为农业生产的集中提供了条件;在城镇，经过一些争夺和斗争，小手工业作坊让位给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20] 阶级的出现和对立，不是科亨的重点，而是另外两位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罗默和赖特的专长。[21]不过，科亨还是用极端形式化的方法，论证了出现阶级划分和压迫的必然性。[22]在讨论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第八章中，科亨还用同样形式化的方法比较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无产者和前资本主义的奴隶，这个比较相当精彩，体现了分析哲学的魅力。在这个比较中应用到的中心概念，就是权力、权利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自由契约。科亨认为：在原始资本主义体制下，无产者具有拒绝为任何特定的资本家工作的合法权利，也具有拒绝为一切资本家工作的合法权利。然而他没有与第二种权利相配对的权力（尽管他有和第一种权利相匹配的权力），因为不给特定资本家干活不一定饿死，但拒绝为一切资本家干活就只能饿死。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无产者不被任何特定的资本家所占有，却被整个资本家阶级所占有（因而是其事实上的奴隶）。但科亨进一步论述道：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体制内，工人可通过工会和资本家进行集体谈判，因而他们在整个资本家阶级面前不再是软弱无力的了。[23]
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相比，科亨在扩充版第十五章中对苏联及其垮台的分析，显得比较粗糙和疏远。科亨写道：“苏联的失败，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如果苏联成功，反而会让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大跌眼镜。”[24]科亨认为，这是因为统治苏联社会的，不是联合的劳动者，而是少数领导人。科亨甚至引用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相当严厉的一段来嘲讽苏联：“如果没有这种（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科亨对苏联的讨论没有什么新意，尽管他的判断距离事实不远。[25]
我们来看科亨在第十一章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总结，这个总结又回到内容和形式的二分法：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以交换价值的无限制积累为唯一目标，因而内在地存在着尽量扩大产出的趋势，从而忽视了使用价值以及劳动者的闲暇时间。以更多的产出换取更高的利润，而不是有效地减少劳动时间，从而让大多数劳动者享受生活，这是科亨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指控。而且，科亨特别强调：这个指控，可以不涉及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新颖而又异端的结论。[26]
科亨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似乎也遇到了一个奇点。首先，科亨说，资本主义这种注重产出的特性，在早期具有进步历史意义，但随着物质匮乏问题的解决，这种特性只有反动意义了。[27]这没有问题，但科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束缚”生产力这个问题，似乎刻意不直接回答，只是在多处用不同的方法说明：由于资本家无限度追求交换价值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是在推动着生产力发展，但它没有采取缩减劳动时间、保持产出不变的办法提高生产率，而是采用了保持劳动时间不变、提高产出的办法。[28]科亨提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大众实际购买力不足、周期性危机等对生产力造成的“使用桎梏”（而非“发展桎梏”），但并没有展开。[29]
这样一部自始至终充满冷静、细致的科学精神的著作，在书尾的一个题为“卡尔·马克思和社会科学的衰亡”的附录里（以及第五章的一小段），终于展现出了西方人文马克思主义派别特有的末世论的狂欢精神，尽管其结论完全是由科亨贯穿全书的体系所推导出来的。这个结论就是：社会科学终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束而消亡。科亨没有明确说明在历史终结的时刻，是否历史唯物主义也同时失效，但他的论断是更加激进的：“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不同于社会的形式，而是社会的替代。”[30]
重读科亨的意义
科亨的著作读起来并不容易。有的分析哲学家的句子平易近人，如罗蒂;有的则山重水复，峰回路转，如科亨。要想读完他的著作，必须学会忍受重复、曲折，不怕字斟句酌，不鄙视细节的纠结。两个中文版本的译者是下了功夫的，但语言转换又难以避免地增加了一层阅读障碍。
我们不会说，科亨独占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这根本不是他自己的意图，何况他在陈述结论时总是很谨小慎微、谦虚低调。科亨的分析哲学之旅，只能是印证了美国社会学者古尔德纳30多年前的判断，即马克思遗产所包含的内在紧张和矛盾，已经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两支，一支为批判马克思主义，另一支为科学马克思主义。[31]科亨的著作却是少有的例外。从科亨那里，我们不仅可以学到严格逻辑和语言技巧，而且他以所谓破坏偶像（iconoclastic）的态度来为一种理论辩护，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1]这是德里克对科亨《辩护》的最主要批评，见：ArifDirlik，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 Critical Review of Two Recent Studies，” Modern China， Vol.7， No.4 （Oct.， 1981）， pp.483—497.
[2]高等教育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了扩充版的段忠桥的译本。本书评同时参考了1978年、2000年的英文版，和1989年、2008年的中译本：G.A.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2000. 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辨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3]质疑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主要的著作包括（西马的和非马的）：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张旭东译），《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科亨在《辩护》中也明确声明，他不去为劳动价值论辩护。他对劳动价值论的详细批评见：G.A.Cohe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Concept of Exploitation.” In M.Cohen， T.Nagel， and T.Scanlon， eds.， Marx， Justice， and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4]Cohen， 2000， xxvii.
[5]Cohen， 2000， xxvi.
[6]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册），1972年版。
[7]Cohen， 2000， p.218.
[8]Cohen， 2000， xviii.
[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5页。
[10]Cohen， 2000， p.116， 129.
[11]Cohen， 2000， p.167.
[12]Cohen， 2000， p.146， 167.
[13]德里克对此进行了批判，并引用了布雷佛曼有关资本主义管理下的“非技术化”现象作为例证。见：ArifDirlik，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 Critical Review of Two Recent Studies，” Modern China， Vol.7， No.4 （Oct.， 1981）， pp.483—497. Braverman， Harry，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4.
[14]Cohen， 2000， p.216.
[15]Cohen， 2000， Ch. X.
[16]同[8]。
[17]Cohen， 2000， p.160.
[18]Cohen， 2000， p.151—152.
[19]科亨引述普拉门纳茨的著作，作为这种观点的典型：Plamenatz， Man and Society，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ies from Machiavelli to Marx： From Montesquieu to the Early Socialists， Longman Group， ii. 282—283.
[20]Cohen， 2000， p.178—179.
[21]J.Roemer， 1982，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埃里克·欧林·赖特：《阶级》，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2]Cohen， 2000， p.207.
[23]《辩护》，1989年，p.258—260。工会能够通过工人之间的自由契约以及与资本家的集体谈判，来合法地阻止资本家和个别工人签订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契约（当然不能暴力阻止罢工时仍然上工的所谓“工贼”），这确实妙不可言，科亨称之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我击败”（selfdefeating）。
[24]Cohen， 2000， p.389.
[25]另一方面，科亨也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中著名的那句话：“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Cohen， 2000， p.392.
[26]Cohen， 2000， p.298， 312.
[27]Cohen， 2000， p.306.
[28]《辩护》，1989年，第十一章。
[29]Cohen， 2000， p.330.
[30]Cohen， 2000，p.133.
[31]Alvin Gouldner， The Two Marxisms： 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82.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郎静）
科亨这部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经典著作的中译本第一次出版于1989年，是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中出版较早的一本。在当时的中国，西马译著还不是很多，这本让我们感到怀旧的银色封面，是岳长龄根据1978年的英文版翻译的。200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这本著作的扩充版，该版有作者的新版导言，以及新增加的四章。在新版导言中，作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形成、自己成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历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2]
如果说，当年读这本独特的书时，某些篇章会给人以太空遨游、俯视人寰的感觉，那么，今天重读它的扩充版，就会感到少了些生僻、遥远，这除了因为
增加的最后一章，即“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瓦解”，让我们校对了世界历史的时钟之外，还因为资本主义及其命运这样的大问题，在当下与全世界都息息相关。当然，和近来很受关注的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的特点相反，科亨的著作带着“高处不胜寒”的旨趣，切中当代重大的热点问题并不多。另外，科亨的结论要比皮凯蒂乐观得多，这是由于：科亨认为，经过了很多困难和努力，他的辩护是成功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西方很多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是大可不必、逻辑成问题、不可证伪或已被证伪的一个命题——得到了拯救。而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对人类历史是高度乐观的。
在西方人看来，马克思对在哪儿、错在哪儿
为什么是“一个辩护”？也许在评述科亨的《辩护》这本著作之前，需要说明一下语境，即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中的状况。
20世纪90年代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有趣地看到马克思的学说在西方校园的巨大影响。受马克思谱系影响的著名学者如波司登（Postone）、埃尔斯特（Elster）的课和讲座总是人满为患，书店里和马克思有关的书就占了社会科学的一小半（老师说欧洲书店里马克思的书更多）。然而，并不是马克思学说的所有部分都得到同样的肯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最发达的领域，除了阶级、垄断资本、辩证法等经典议题之外，反而是那些并未（或未来得及）成为马克思本人的关注重心的议题，比如：国家、意识形态、文学评论、种族和性别、世界体系等。
恰恰在我们看来是马克思主义最中心的几个领域——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西方学者否定的声音最强大。[3]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很多（最典型的如法国的调节学派），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规律“利润率下降趋势”也遭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否定。
当然，在西方的学术体制下，大概没有马克思的哪部分论述没有受到挑战了，但很多人仍然在马克思的影响和框架下做学术。也许确实是像科亨在《辩护》2000版的导言中所说的那样，今天马克思在西方激进学术中的地位，有点儿像今天伽利略在物理学中的地位。科亨设想了这样一个情景，当一个当代物理学家被问及“你还是一个伽利略主义者吗”，科亨认为，这位物理学家会这样回答：
是这样的：伽利略创建了物理学，他说过的许多东西还一直是正确的。但我们物理学家们不管自己叫作“伽利略主义者”或“牛顿主义者”，因为物理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没有人会指望这门学科一直保持着创建者的论述。物理学只能是否定伽利略和牛顿说过的很多东西，只有这样物理学才能忠实于其创建的初衷。[4]
这也是科亨对待马克思的态度。他在《辩护》2000版前言中提到，他出生于加拿大一个犹太工人家庭，父母参加了共产党，青少年时上过共产党开的学校，后来在麦吉尔大学、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他在牛津大学期间正值20世纪60年代，那时在英国校园里影响最大的人物是阿尔图塞。但科亨除了羡慕阿尔图塞的语言优美之外，并“没有接受其毒害”，而是耐心地学习了牛津校园的分析哲学。[5]熟读马列并精通罗素与维特根斯坦。正是这样一个不平常的组合，造就了科亨既坚持现代哲学的严格性清晰性，同时又志在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的旨趣。
科亨的旨趣，是在战后和平环境中游学于西方发达国家校园、顺着体制轨道成为受尊敬的学术权威这样的体验中形成的。他的旨趣，完全不同于另一位犹太人——鼓动革命、生活动荡的马克思。科亨要做的主要工作，是在书斋的平静之中，以体制内的学术共同体的语言，以其严格的学术标准，和这个共同体的同仁对话，并力图得到这个共同体的承认。而马克思的著述生涯，是充满战斗性的，他对知识和实践的看法决定了他的学术旨趣，这反映在马克思最有名的那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
以现代西方学术共同体的标准来衡量，马克思著述的很大部分是不合格的。这包括概念使用前后不一致，界定与含义不清，命题的陈述不够严格。而且马克思著述中德国古典哲学的因素使得欧陆辩证法与英美实证逻辑主义不能兼容，这也是马克思著述受到指责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唯物主义是被指责最多的一部分。其突出的问题，是几个关键概念的界限不清楚，无法互相区分开来。比如，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的协作，是属于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又比如，如果生产关系是由财产占有来界定的，那么，它应该属于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呢？[7]这些是科亨要解决的问题。 科亨希望使用来自20世纪德国和英美国家的逻辑和语言分析技巧来清理历史唯物主义的含混与模糊。科亨声称：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始于否认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独有的有价值的智识方法。否认了这一点，才使得那些强调精确、严格、清晰的主流方法论向马克思主义开放。[8]
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哲学的显微镜之下
一方面细致阅读原文（最中心的文本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9]），一方面应用逻辑和语言分析，这是科亨带着批判眼光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科亨没有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这本是马恩列著作体系的传统），而是以“物质”和“社会”的二元划分（第五章）贯穿全书。在科亨看来，社会本身具有“物质的”（生产力、黑人、机器）和“社会的”（生产关系、奴隶、社会生产关系）性质区分，这个区分实际上也是“内容”和“形式”的区分。这里面，“内容”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属性，而“形式”只能是独立存在的实体间的“关系”;仅仅从物质属性（内容）是不能简单地推导出社会属性的（形式和关系）。
这样，社会形态、劳动过程等概念，都可以用内容和形式来把握了：铁器、风车、蒸汽机、使用价值即内容;奴隶制、封建领主制、现代资本主义、交换价值即形式。按照这样的方法，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生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社会形式掩盖了物质内容，科亨认为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的实质，而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任务是让内容重新战胜形式。[10]
应该说，科亨以“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作为新的框架来重新整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概念，是相当精彩的，给人纲举目张、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其代价是：将生产力这个概念彻底驱除出社会领域，而完全放在了物质层面。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变成了技术解释（技术解释是科亨自己承认的），乃至是技术决定论（这是科亨自己不承认的）。
即使做到这一点，科亨也是费了很大力气的。最为棘手的两个问题，是生产力中所包含的人的因素和科学的因素。对于劳动过程中人的分工，科亨将其归入技术范畴，并使用“物质关系”“技术组织”这样的概念，和“社会关系”加以区分。[11]科亨自己也讨论了马克思在《工资、劳动与资本》中举的例子：“在战争中随着新的武器的发明，军队内部结构也必然要改变，”[12]然而哪些是“纯技术”因素，哪些是已经掺杂了权力和社会关系的“技术”，科亨似乎并没有完全澄清。[13]类似的，科亨把在物质生产中的科学，也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物质力量，而忽视其社会性和历史性。
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第二大概念不清的问题是：生产关系是否由财产占有的法律范畴所界定。如果是的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无法区分开来。科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确立权力和权利的区分，将生产关系纳入权力范畴（又可划分为合法和非法的），将法律纳入权利范畴（又可划分为有效和无效的）。[14]这样，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与上层建筑就完全区分开来了，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历史唯物主义被化约为“强权即公理”这样一个庸俗命题了。这个命题除了庸俗，也并不符合现实。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到底是否有解释上的首要性？这对科亨来讲，又是一个难题。
科亨的解决办法，是诉诸“功能主义”，尽管功能主义所蕴含的整体主义（holism）是科亨从一开始就宣称与分析哲学方法相违背的。科亨承认：为了使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满足精确、清晰的现代哲学标准，它只能采取功能主义解释的形式，别无他法。[15]
解释上的首要性与“原因”不同，而是比因果关系更复杂的一个范畴。在马克思自己的表述中，最中心的一个词，就是“桎梏”（fetter），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桎梏。另一个重要表述，就是著名的两个“绝不会”。[16]马克思、恩格斯还使用了许多其他表述，比如，“最终”（in the last instance）、“阻碍”（obstacle）、“冲破”（burst asunder）等，但科亨认为这些都不能满足现代哲学的精确和清晰的标准。
按照功能主义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确和清晰的表述是这样的：“生产力的性质，能够解释生产关系的性质，这种解释是从后者的功能出发的。”“生产关系之所以持续，是因为他们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7]我们是否已经可以辨识出“存在就是合理的”句式呢？
在社会科学理论中，功能主义通常是和保守主义相联系的。但面对这种情况，科亨只能告诉我们：恰恰因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它有不断发展的趋势，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保守，它预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科亨并不讳言，经过他梳理后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技术解释，而且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终动力，来自物质层面。值得注意的是，和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科亨提出跨越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动力”，这就是“人性”。科亨说，人性中的永恒属性，是作为哺乳动物的一些本性，人的这种生物性应该得到承认。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依赖于以下三点：一、人类理性;二、人类环境的物质匮乏;三、人类改进自身的智能。[18]
资本主义好在哪儿、坏在哪儿
如果说，科亨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推向技术决定论和永恒人性，使得《辩护》和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更多了一些共同点，那么，对历史和当代的资本主义的分析（第七章），以及扩充版新加的一章对苏联历史的讨论（扩充版第十五章），为这本有关“历史”的书增加了不少必要的素材，而且这些章节不乏一些精彩的论述。
《辩护》的第七章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资本主义自16世纪以来在英国城乡兴起的讨论为参照文本，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以对号入座。和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解不同，在那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未发展起来，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存在，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桎梏”的问题。[19]但科亨辩称：历史唯物主义命题并不一定需要存在“桎梏”，当时先进生产关系的存在，恰恰允许了生产力后来的发展，比如，大量自由农民的出现，为农业生产的集中提供了条件;在城镇，经过一些争夺和斗争，小手工业作坊让位给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20] 阶级的出现和对立，不是科亨的重点，而是另外两位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罗默和赖特的专长。[21]不过，科亨还是用极端形式化的方法，论证了出现阶级划分和压迫的必然性。[22]在讨论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第八章中，科亨还用同样形式化的方法比较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无产者和前资本主义的奴隶，这个比较相当精彩，体现了分析哲学的魅力。在这个比较中应用到的中心概念，就是权力、权利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自由契约。科亨认为：在原始资本主义体制下，无产者具有拒绝为任何特定的资本家工作的合法权利，也具有拒绝为一切资本家工作的合法权利。然而他没有与第二种权利相配对的权力（尽管他有和第一种权利相匹配的权力），因为不给特定资本家干活不一定饿死，但拒绝为一切资本家干活就只能饿死。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无产者不被任何特定的资本家所占有，却被整个资本家阶级所占有（因而是其事实上的奴隶）。但科亨进一步论述道：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体制内，工人可通过工会和资本家进行集体谈判，因而他们在整个资本家阶级面前不再是软弱无力的了。[23]
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相比，科亨在扩充版第十五章中对苏联及其垮台的分析，显得比较粗糙和疏远。科亨写道：“苏联的失败，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如果苏联成功，反而会让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大跌眼镜。”[24]科亨认为，这是因为统治苏联社会的，不是联合的劳动者，而是少数领导人。科亨甚至引用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相当严厉的一段来嘲讽苏联：“如果没有这种（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科亨对苏联的讨论没有什么新意，尽管他的判断距离事实不远。[25]
我们来看科亨在第十一章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总结，这个总结又回到内容和形式的二分法：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以交换价值的无限制积累为唯一目标，因而内在地存在着尽量扩大产出的趋势，从而忽视了使用价值以及劳动者的闲暇时间。以更多的产出换取更高的利润，而不是有效地减少劳动时间，从而让大多数劳动者享受生活，这是科亨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指控。而且，科亨特别强调：这个指控，可以不涉及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新颖而又异端的结论。[26]
科亨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似乎也遇到了一个奇点。首先，科亨说，资本主义这种注重产出的特性，在早期具有进步历史意义，但随着物质匮乏问题的解决，这种特性只有反动意义了。[27]这没有问题，但科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束缚”生产力这个问题，似乎刻意不直接回答，只是在多处用不同的方法说明：由于资本家无限度追求交换价值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是在推动着生产力发展，但它没有采取缩减劳动时间、保持产出不变的办法提高生产率，而是采用了保持劳动时间不变、提高产出的办法。[28]科亨提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大众实际购买力不足、周期性危机等对生产力造成的“使用桎梏”（而非“发展桎梏”），但并没有展开。[29]
这样一部自始至终充满冷静、细致的科学精神的著作，在书尾的一个题为“卡尔·马克思和社会科学的衰亡”的附录里（以及第五章的一小段），终于展现出了西方人文马克思主义派别特有的末世论的狂欢精神，尽管其结论完全是由科亨贯穿全书的体系所推导出来的。这个结论就是：社会科学终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束而消亡。科亨没有明确说明在历史终结的时刻，是否历史唯物主义也同时失效，但他的论断是更加激进的：“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不同于社会的形式，而是社会的替代。”[30]
重读科亨的意义
科亨的著作读起来并不容易。有的分析哲学家的句子平易近人，如罗蒂;有的则山重水复，峰回路转，如科亨。要想读完他的著作，必须学会忍受重复、曲折，不怕字斟句酌，不鄙视细节的纠结。两个中文版本的译者是下了功夫的，但语言转换又难以避免地增加了一层阅读障碍。
我们不会说，科亨独占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这根本不是他自己的意图，何况他在陈述结论时总是很谨小慎微、谦虚低调。科亨的分析哲学之旅，只能是印证了美国社会学者古尔德纳30多年前的判断，即马克思遗产所包含的内在紧张和矛盾，已经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两支，一支为批判马克思主义，另一支为科学马克思主义。[31]科亨的著作却是少有的例外。从科亨那里，我们不仅可以学到严格逻辑和语言技巧，而且他以所谓破坏偶像（iconoclastic）的态度来为一种理论辩护，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1]这是德里克对科亨《辩护》的最主要批评，见：ArifDirlik，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 Critical Review of Two Recent Studies，” Modern China， Vol.7， No.4 （Oct.， 1981）， pp.483—497.
[2]高等教育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了扩充版的段忠桥的译本。本书评同时参考了1978年、2000年的英文版，和1989年、2008年的中译本：G.A.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2000. 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辨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3]质疑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主要的著作包括（西马的和非马的）：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张旭东译），《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科亨在《辩护》中也明确声明，他不去为劳动价值论辩护。他对劳动价值论的详细批评见：G.A.Cohe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Concept of Exploitation.” In M.Cohen， T.Nagel， and T.Scanlon， eds.， Marx， Justice， and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4]Cohen， 2000， xxvii.
[5]Cohen， 2000， xxvi.
[6]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册），1972年版。
[7]Cohen， 2000， p.218.
[8]Cohen， 2000， xviii.
[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5页。
[10]Cohen， 2000， p.116， 129.
[11]Cohen， 2000， p.167.
[12]Cohen， 2000， p.146， 167.
[13]德里克对此进行了批判，并引用了布雷佛曼有关资本主义管理下的“非技术化”现象作为例证。见：ArifDirlik，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 Critical Review of Two Recent Studies，” Modern China， Vol.7， No.4 （Oct.， 1981）， pp.483—497. Braverman， Harry，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4.
[14]Cohen， 2000， p.216.
[15]Cohen， 2000， Ch. X.
[16]同[8]。
[17]Cohen， 2000， p.160.
[18]Cohen， 2000， p.151—152.
[19]科亨引述普拉门纳茨的著作，作为这种观点的典型：Plamenatz， Man and Society，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ies from Machiavelli to Marx： From Montesquieu to the Early Socialists， Longman Group， ii. 282—283.
[20]Cohen， 2000， p.178—179.
[21]J.Roemer， 1982，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埃里克·欧林·赖特：《阶级》，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2]Cohen， 2000， p.207.
[23]《辩护》，1989年，p.258—260。工会能够通过工人之间的自由契约以及与资本家的集体谈判，来合法地阻止资本家和个别工人签订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契约（当然不能暴力阻止罢工时仍然上工的所谓“工贼”），这确实妙不可言，科亨称之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我击败”（selfdefeating）。
[24]Cohen， 2000， p.389.
[25]另一方面，科亨也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中著名的那句话：“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Cohen， 2000， p.392.
[26]Cohen， 2000， p.298， 312.
[27]Cohen， 2000， p.306.
[28]《辩护》，1989年，第十一章。
[29]Cohen， 2000， p.330.
[30]Cohen， 2000，p.133.
[31]Alvin Gouldner， The Two Marxisms： 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82.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