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电影院上映了一部《聂隐娘》。这是台湾大导演侯孝贤的作品第一次在大陆公映。侯孝贤凭借这部电影，荣获法国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其实，这类荣誉对于侯孝贤来说，早已只是锦上添花。他毕生所有的精华，都在作品里。看他的作品，便自然会忘却他的种种桂冠，而只会沉浸在他的光影世界中，久久徘徊，沉湎不已。
　　贾樟柯当年还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里的一名普通学生，在不经意间，他看到了侯孝贤的电影——《风柜来的人》。两个小时的光影体验，把贾同学彻底镇住了，多年以后，他这样回忆道：《风柜来的人》对我有“救命之恩”。坐在黑暗中看《风柜来的人》，银幕上出现的台湾青年竟然长着跟我山西老家的朋友一样的脸，看张世演的渔村青年，他们一大群人跑到海边背对着汹涌的海浪跳着骚动的舞蹈。我一下子觉得离他们好近，侯导摄影機前的这几个台湾年轻人，似乎就是我县城里面的那些兄弟。他们扛着行李离乡背井去了高雄，一进城就被骗上烂尾楼看电影，这里没有电影也没有浪漫故事，透过宽银幕一样的窗户眺望高雄，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未来。我万分迷惑，搞不懂为什么明明一部台湾电影，却好像在拍山西老家我那些朋友的故事。
　　这种迷惑，我也有。当年一口气看完侯孝贤的《恋恋风尘》《童年往事》《悲情城市》《冬冬的假期》《南国，再见南国》《最好的时光》……看完电影的好长一段时间，一种深沉的乡愁的感觉都挥之不去。我也不明白，为何从一名台湾导演的作品，竟然感觉到了浓重的童年的味道。侯导作品里流溢出来的气息，是那么熟悉，那么亲近。
　　也许在这部书里，潜藏着答案。
　　侯孝贤说侯孝贤
　　1. 忆童年
　　有一次跟阿萨亚斯见面，在加拿大多伦多影展我看到他的一个片子，跟他说“你的片子看起来很sad，很悲伤”，他说：“我的片子哪有你的片子悲伤！”其实小时候的生活，不自觉地有一个直觉，就是世界观，从家庭延伸出去的。我从小喜欢往外逃，因为家里有一种气氛，感觉母亲很愁苦。从小对人的世界已经有一种主观了，悲伤的，所以我的片子后面都有一种苍凉，或者悲情。
　　我跟父亲没有讲过什么话，十三岁我父亲就去世了，但感觉那image非常强。我一个同学，妈妈是小学校长，我帮他打完架，他妈妈来，谈起我爸爸。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去世四五年了，说我爸爸很有气节，很正直。听她言词之间，好像尊敬我爸爸，感觉很奇怪。这种影响，家教这种东西很难说，力量很大，所以我才感觉我不可能当流氓，算了！
　　我专科一年级时候，就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的电影教科书——不厚，薄薄的——我英文很烂，只有看它的序。那个序只有一页半，看到最后一句写：“这本书全部看清楚明白了，你还不能成为一个导演，因为导演是一个天才。”如果看这本书不能成为一个导演，那我看这干嘛！就还了。
　　2. 拍电影
　　以前就是皮嘛。有一种笑点，对我来讲很容易；人的各种动作或是长的样子，一出来就可以把你弄笑。我感觉这个人矮矮的跟那个人好像喔，《小毕的故事》书店老板跟他的儿子，我就把他们配在一起，一出场大家都笑了。因为拍实际成长经验，有一种状态开始出现，就是“真实”，这种真实不必去设计，本来就有了。
　　以前的照相术须曝光很久，被照的人要固定不能动，动就会虚掉，有重影。当你人不能动，很慢地在那边曝光，所以人呈现他们自己本色——你这个脸包括整体所呈现的，就是你整个人的成长到目前的状态；就像我拍李天禄，就算他在那边不讲话，也会有那味道，那是他人生历练累积出来的。每个人都有他的面相。这东西很有意思，我拍的是这种东西，是使用人的成长背景所累积出来的，他的质感。
　　我非常被（《海上花》）作者所描写的中国人的生活情感所吸引。中国人的生活其实非常政治。所以最大的困难，是如何重现那个时期的一些要素，捕捉住气氛。电影不是做历史考据，如果要掌握完整细节，全部研究过，那么永远也无法拍成。我们想做的只是抓到气氛，用某些方式再造，这是最难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