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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是先锋小说的杰出代表，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他的小说创作体现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风格：“采用民间的判断立场，用讲述一个老百姓的故事的认知世界的态度，来表达原先难以表达的对时代真相的认识。”人们面对苦难不再是茫然不知所措，而是以“活着”的自信和坚韧的生存态度从苦难中拯救自己。余华不再是“冷面杀手”，而是一个行走于民间的“温情叙说者”。在苦难中自我拯救，体现了余华小说所具有的对人类生存本原的终级意义上的关怀。
一、民间：强力性格的张扬
对生存苦难的关注是始终贯穿余华小说的精神线索，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对苦难的关注方式不同。“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的平息，我开始意味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求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宣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这是转型后的余华对世界的“温情述说”。然而，在《活着》这部小说中，接连不断的苦难仍是作者所热衷的话题之一。
《活着》讲述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对自己大半生苦难岁月的回顾：贵家子弟福贵年轻时吃喝嫖赌、胡作非为，终于输光了祖宗积下的家业，沦为下层，从此被迫靠自己的劳动养生，并经历了人生的各种打击和磨难。生活的苦难使福贵学会了种田养家，学会了心疼妻子和子女，对生活与活着的意义有了深刻的体验。然而生存的苦难接踵而至，并占据了生活的全部：含恨而终的父亲，因病而去的母亲，因劳顿和痛苦而逝的妻子；儿子有庆为县长的女人献血，因被抽过多而死在了医院；女儿的婚姻为他带来了难得的欢乐，可是他还来不及享受这短暂的欢乐，女儿因难产而死在了医院；而最让人不可忍受的是外孙苦根竟被半锅豆子胀死，最后将日趋衰老的福贵一人留在了苦难的人间与一头同样衰老的老牛共消残年。苦难始终伴随着福贵，他的一生都生活在苦海中。然而在一系列的死亡所编织的阴影之下，福贵并没有因此而绝望、颓废，他默默地忍受着命运对他的无情打击，以中国老百姓特有的生存品质与命运抗衡着。
二、戏谑：悲剧与拯救的双重变奏
生存的苦难造就了民间的“强力性格”，当民间以这种性格超越苦难后，对生活便采取了戏谑式的态度。
福贵经历了种种苦难的磨砺之后，似乎把一切都看淡了，人世间所有的乐子仿佛都集中在耕田过程中与老牛的打趣上：“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很好，苦根也行啊。”“你别偷听，把头低下。”“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说出来你会觉得我是要羞你。话还得说回来，你年纪大了，能耕这么些田也是尽心尽力了。”牛本身不会说话，从人牛对话中可以看出福贵似乎还生存在过去的阴影之中，这是福贵的悲剧，其实也是人类的悲剧。人类一直想要把过去的痛苦遗忘掉，可就是始终无法忘记，因为这毕竟是历经沧桑后心灵上留下的永恒创伤。
《活着》所体现的面对悲剧的内在精神从本质上讲和充满哲理的西方神话“西西弗斯的故事”并无二致。风尘仆仆的西西弗斯受诸神的惩罚把巨石推向山顶，而石头又重新滚下山去，于是西西弗斯又走下山去，重新把石头推向山顶。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加严厉的惩罚了。但西西弗斯坚定地走向不知尽头的磨难，努力不停，永远前进，他朝着山顶所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充实一颗人心。他生活得痛苦，同时也获得了胜利。西西弗斯所经历的是无望无效的劳动的折磨，而福贵所经历的则是精神上的痛苦煎熬。
加谬指出：“反抗贯穿着生存的始终，恢复了生存的伟大。”人面对着不可摆脱的客观现实，并不是完全软弱无力，每一个个体都能通过他自己的行为、生活和思维，走向一个较好的世界。人的存在不仅意味着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还意味着反抗与自由。“戏谑式”的生存态度之于福贵宛如世上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没有了它，他便失去了存留在这个世上的唯一保障。福贵凭借着这根稻草，以自己坚强的忍耐力、坚韧的生存态度和乐观精神默默忍受着死亡对他的打击，顽强地“活着”。因此，从这种“戏谑式”的生存态度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生命强力，深刻体会到——“单纯之中的伟大”，以及“绝望中的虚无”。所以，戏谑是悲剧与拯救的双重变奏，在变奏中我们看到了两种人——“小写的人”和“大写的人”，物质上的小写以及精神上的大写。《活着》的结尾写道：慢慢地田野趋向了宁静，四周出现了模糊，霞光逐渐退去。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来临。在这里，土地便具有了象征的意味。土地的广阔意味着苦海的无边无际，土地结实的胸膛意味着“活着”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土地的广阔与结实哺育出了民间的“强力性格”。毫无疑问，福贵身上并不缺乏幽默因子，但幽默里面蕴涵的是深刻的悲剧精神。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悲剧世界观最为极端的扭曲畸变，就是真正的悲剧变成绝对，并且看起来仿佛是它构成了人类的精髓和价值。”“悲剧与不幸、痛苦、毁灭，与病患、死亡或罪恶性截然不同……它是问询而非接受——是控制，而非哀悼。”被苦难重压的民间正是通过对悲剧的控制来达到对悲剧的超越，从而超越苦难，最终达到对生命的自我拯救。
一、民间：强力性格的张扬
对生存苦难的关注是始终贯穿余华小说的精神线索，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对苦难的关注方式不同。“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的平息，我开始意味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求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宣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这是转型后的余华对世界的“温情述说”。然而，在《活着》这部小说中，接连不断的苦难仍是作者所热衷的话题之一。
《活着》讲述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对自己大半生苦难岁月的回顾：贵家子弟福贵年轻时吃喝嫖赌、胡作非为，终于输光了祖宗积下的家业，沦为下层，从此被迫靠自己的劳动养生，并经历了人生的各种打击和磨难。生活的苦难使福贵学会了种田养家，学会了心疼妻子和子女，对生活与活着的意义有了深刻的体验。然而生存的苦难接踵而至，并占据了生活的全部：含恨而终的父亲，因病而去的母亲，因劳顿和痛苦而逝的妻子；儿子有庆为县长的女人献血，因被抽过多而死在了医院；女儿的婚姻为他带来了难得的欢乐，可是他还来不及享受这短暂的欢乐，女儿因难产而死在了医院；而最让人不可忍受的是外孙苦根竟被半锅豆子胀死，最后将日趋衰老的福贵一人留在了苦难的人间与一头同样衰老的老牛共消残年。苦难始终伴随着福贵，他的一生都生活在苦海中。然而在一系列的死亡所编织的阴影之下，福贵并没有因此而绝望、颓废，他默默地忍受着命运对他的无情打击，以中国老百姓特有的生存品质与命运抗衡着。
二、戏谑：悲剧与拯救的双重变奏
生存的苦难造就了民间的“强力性格”，当民间以这种性格超越苦难后，对生活便采取了戏谑式的态度。
福贵经历了种种苦难的磨砺之后，似乎把一切都看淡了，人世间所有的乐子仿佛都集中在耕田过程中与老牛的打趣上：“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很好，苦根也行啊。”“你别偷听，把头低下。”“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说出来你会觉得我是要羞你。话还得说回来，你年纪大了，能耕这么些田也是尽心尽力了。”牛本身不会说话，从人牛对话中可以看出福贵似乎还生存在过去的阴影之中，这是福贵的悲剧，其实也是人类的悲剧。人类一直想要把过去的痛苦遗忘掉，可就是始终无法忘记，因为这毕竟是历经沧桑后心灵上留下的永恒创伤。
《活着》所体现的面对悲剧的内在精神从本质上讲和充满哲理的西方神话“西西弗斯的故事”并无二致。风尘仆仆的西西弗斯受诸神的惩罚把巨石推向山顶，而石头又重新滚下山去，于是西西弗斯又走下山去，重新把石头推向山顶。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加严厉的惩罚了。但西西弗斯坚定地走向不知尽头的磨难，努力不停，永远前进，他朝着山顶所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充实一颗人心。他生活得痛苦，同时也获得了胜利。西西弗斯所经历的是无望无效的劳动的折磨，而福贵所经历的则是精神上的痛苦煎熬。
加谬指出：“反抗贯穿着生存的始终，恢复了生存的伟大。”人面对着不可摆脱的客观现实，并不是完全软弱无力，每一个个体都能通过他自己的行为、生活和思维，走向一个较好的世界。人的存在不仅意味着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还意味着反抗与自由。“戏谑式”的生存态度之于福贵宛如世上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没有了它，他便失去了存留在这个世上的唯一保障。福贵凭借着这根稻草，以自己坚强的忍耐力、坚韧的生存态度和乐观精神默默忍受着死亡对他的打击，顽强地“活着”。因此，从这种“戏谑式”的生存态度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生命强力，深刻体会到——“单纯之中的伟大”，以及“绝望中的虚无”。所以，戏谑是悲剧与拯救的双重变奏，在变奏中我们看到了两种人——“小写的人”和“大写的人”，物质上的小写以及精神上的大写。《活着》的结尾写道：慢慢地田野趋向了宁静，四周出现了模糊，霞光逐渐退去。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来临。在这里，土地便具有了象征的意味。土地的广阔意味着苦海的无边无际，土地结实的胸膛意味着“活着”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土地的广阔与结实哺育出了民间的“强力性格”。毫无疑问，福贵身上并不缺乏幽默因子，但幽默里面蕴涵的是深刻的悲剧精神。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悲剧世界观最为极端的扭曲畸变，就是真正的悲剧变成绝对，并且看起来仿佛是它构成了人类的精髓和价值。”“悲剧与不幸、痛苦、毁灭，与病患、死亡或罪恶性截然不同……它是问询而非接受——是控制，而非哀悼。”被苦难重压的民间正是通过对悲剧的控制来达到对悲剧的超越，从而超越苦难，最终达到对生命的自我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