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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标语宣传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动员的重要手段。在苏区,标语可以说是遍及城乡,无处不在。1934年,贵州沿河县邮局局长曾对湘鄂川黔苏区的标语宣传做过这样的评说:“标语之多,满街满衢,门窗户壁,书无隙地。”苏区标语宣传之盛况,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知道,标语宣传是苏区特定年代革命斗争的需要,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部“浓缩的党史”,而且可以窥探到那个年代生活的历史脉落。
建设民主平等生活实现思想政治引导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标语宣传非常普遍。其内容不仅涉及苏区政府各种法律、纲领、条例的宣传,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标语宣传也是苏区民众的一种行为导向,并深深地融入到苏区民众的生活中。从当时标语的内容来看,建设民主平等生活、实现思想政治引导是宣传的一个重要特点。
早在土地革命之初,共产党就非常强调对民众各项权利的保障。像“红军士兵准许说话开会”,强调的是红军士兵的表达权。“选举最如意的工人、农民到革命委员会中去!”“踊跃的改选各级苏维埃委员!”很明显,这是强调民众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实行民族自决,番回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的自由!”强调的是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而“工农穷人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则是强调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这类标语很多,实际上它们体现了共产党对民主意识的提倡。至于平等意识,在苏区生活中表现得也很突出。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中就挂起了“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的标语。这是1928年冬朱德为庆新春而写,其中体现的是一种官兵平等的意识。随着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红军中的平等意识开始普及到整个苏区。像湘鄂赣,“实行男女平等自由!”“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与男子一律平等!”此类标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而在川陕苏区,由于不同的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因此,“番民与汉族人一律平等!”“回番汉是一家人!”等反映民族平等的标语则比比皆是。上述标语的内容,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理想的体现,而且确确实实地融入到苏区的生活中,并成为苏区生活的一部分。例如男女平等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当时,苏区妇女是独立自由的,她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与男子完全平等,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与男子同工同酬、可以分得与男子同样的土地。在“二苏大会”上,毛泽东曾经指出:“苏区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破了中国四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就拿婚姻制度一件事来说,苏维埃区域与国民党区域,也是两个绝对相反的世界。”实际上,这也是民主平等理念在苏区实现的一个证明。正是这种理念的实践,苏区因而成为一个生机盎然、政治民主、公平正义的新世界。
实现思想政治引导,是苏区标语宣传的又一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总是明确地把当时的革命对象、依靠对象、团结对象以及共产党具体的行动方针告诉群众。像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是为穷苦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穷苦人民自己的军队!”“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之类的标语可以说是很多。以后,又逐渐增加了诸如“雇农贫农红军家属定要分好田,中农土地不动,要给红军家属分得一等土地,不准一个富农分得好土地!”“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反对军阀混战!”等等。这样立场鲜明的标语口号,可说是亘古未曾有过。对此,曾经参加过宁都起义的苏进回忆道:“记得一个傍晚,部队开到宜黄县城,宿营以后,天已黑了,我发现墙上有红军留下的标语,大多是用石灰水写的,字体大小不一,几乎满街都是。我顾不上休息,拿了手电筒去照看这些标语。由于我是第一次见到,所以对每一条标语都感到新鲜,感到有意思。它们的内容大概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刮民党蒋该死!’‘打土豪,分田地!’‘欢迎白军的弟兄们拖枪来当红军!’‘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我握着电筒,久久凝视着这些字迹不很工整的标语,暗自思忖:土匪会有如此鲜明的政治主张,能提出如此响亮的政治口号来?”这种鲜明的阶级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引导和政治动员,特别是对苏区群众的动员。像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入群众:无论穷乡僻壤,都普及了党的政治主张的标语,群众到处找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标语,群众自动的张贴‘拥护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家常便饭,党的威信,在群众中陡然提高起来。”从苏进、刘士奇的描述来看,标语宣传的政治引导作用非常明显。
进行全民动员 组织有序斗争
我们知道,革命胜败的关键在于动员。对此,毛泽东曾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全民动员、组织有序成为当时共产党的重要任务。
由于反“围剿”战争的需要,共产党非常强调对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在当时的苏区,像“青年们参加苏维埃工作,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儿童组织起来参加儿童团!”“农民组织贫民团!工人组织自己阶级工会!”这类标语不仅数量多,而且根据形势的需要经常性出现。随着苏区各项建设的展开,几乎所有的群众都被纳入到各种组织中去。当年,国统区记者宋益清在对川陕苏区采访后谈到:“共产党把民众组织起来……年幼的编入童子团,任务是站岗、放哨、查路票;其次是少年先锋队和游击队,就带有作战性了;年老的编入运输队;妇女也是一样,有鲜花队、慰劳队,年老的编成炊餐、缝纫、浆洗各队”。这也就是说,在当时苏区,无论老、弱、妇、孺,包括残废者,都被广泛的动员起来,接受一定的政治与军事训练,并按照革命动员的需要和能力的大小来分配工作。他们中的每个人,实际上成为了革命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只要共产党一声令下,这台机器就可以马上运转起来。像1930年攻打江西吉安的战争中,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当时提出了“要争取分田胜利,就要打到吉安去!”“要有盐吃,就要打到吉安去!”“要不放哨,就要打到吉安去!”“要安居乐业,就要打到吉安去!”结果,苏区群众很快被动员起来,像泰和、纯化、吉水、儒林、儒行、西区等地,迅速地组织起了10万多的群众。
我们知道,要应对频繁的反“围剿”战争,苏区的各项工作就必须有条不紊地进行组织。因此,苏区的标语宣传往往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围绕着中心工作进行组织和动员。1931年,中共赣东北省“一大”指出:“加紧举行各种宣传鼓动运动。如在春天,必须做春耕的鼓动与宣传,要贫农中农尽量的扩大耕种土地,苏维埃政府决定对于扩大春耕的农民给以特别的好处;秋天到了,必须做秋收运动。此外,如欢送红军的运动,识字运动、卫生运动、拥护苏维埃运动、反帝运动等,必须经常的举行。在每一运动时期,各种报纸中各种会议中,必须尽量的提起群众对于这一运动的兴趣,而自动的参加,到处应该张贴关于这一运动的口号与标语,以宣传鼓动群众教育群众。”打个比方,在春耕期间,苏维埃政府往往通过相应的标语宣传围绕着春耕这一中心工作进行组织。这一时期,“加紧春耕”“全赤区男女老少把连起来抓紧春耕,点遍洋芋、苦荞、蔬菜,不让苏维埃寸土放荒”之类的标语就会成为主导。而在卫生运动期间,“加紧卫生运动,反对不讲卫生的现象”“反对不讲卫生的人”“爱清洁,讲卫生”“实行卫生,强健身体”等标语,则会成为主导。我们知道,标语宣传的目的在于引导、鼓动。通过这一引导和鼓动,苏区群众往往能够围绕着中心工作进行努力,从而推动着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当然,除了上述单项的动员工作之外,还有一些综合性的动员工作。这类综合性工作,需要各部门有序地组织和互相配合。例如,在反“围剿”战争期间,就必须围绕着扩红、筹款以及肃反等工作展开。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是多方面的,标语宣传也体现为综合性。像扩红方面,主要标语有:“积极行动起来,要扩三千红军!”“紧急动员起来,努力扩大红军!”“工农子弟都来当红军!”“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猛烈扩大红军,实行优待红军条例!”“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等等。在肃反方面,标语有:“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AB团通统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严防地主、富农及一切反革命分子混入政权机关!”“义勇队员快些自动起来解散义勇队,捣毁挨户团!”“彻底消灭敌党组织,加入敌党组织的分子赶快到苏维埃政府登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动员过程中,为了突出当时的中心工作,共产党非常重视洗刷已经失去时效性的标语,并换上反映新形势的标语。因此,保存在街头巷尾的醒目的标语,往往都是最新的,也是当时的中心工作所在。这样,通过标语宣传,不仅可以引导和督促群众围绕着中心工作而努力,而且使得整个苏区的动员工作显得井然有序。
开展大众教育 建设革命文化
为改变苏区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共产党提出了普及教育的口号。在这一口号的指导下,宣传文化教育的标语在各苏区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像“加紧识字读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普及农村教育,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各区、各乡成立列宁小学校!”等等。在苏区的文化教育中,文化的大众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点,在标语宣传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标语宣传,苏维埃政府强调要通俗易懂、简单明了,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标语宣传面向群众,以便适合群众的要求,贴近群众的生活。1929年6月,湘鄂赣苏区提出:“粉笔队、标语、传单都是宣传的好办法,但须纠正过去之空洞、深奥、不通俗与群众实际生活无关系的主观毛病,务求通俗,简要明了,加以很浅显的注解,而切合群众实际的生活,说在群众自己愿说的话,而引导群众到革命路上来。”因此,苏区的标语一般都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像“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春耕到了,多种点穷人需要的粮食,到了荒日就有吃的,才不会饿肚皮!”“红军是领导穷人找饭吃找衣穿的军队!”“不打倒帝国主义,不打倒国民党,穷人永没饭吃!”与文化大众化相适应的是,这一时期的标语宣传还成为强化民众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对此,老红军宋裕和曾回忆道:“识字的方法是每天记熟一条标语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万岁!’‘扩大红军!’等等,既记熟了标语口号,又识得了生字,很容易学,也不会忘记。”在文化大众化思想的指导之下,苏区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就由以往的文化落后地区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教育最为普及的地区之一。对此,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士兵初到苏区的最大印象就是:“在红军驻扎的区域中,学校非常的多。学校门口大都横着一块匾额,两旁各挂着一幅旗子:一幅是红旗,另一幅上面画着镰刀斧头。校中墙壁上满贴着各种标语。据说他们在那里研究社会主义。妇女和女子也念书,她们都认得字。这是赤区的优点。”实际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苏区教育的成就。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革命动员是当时最大的中心工作。要动员群众,就必须强调标语宣传的革命性,并以此激励社会力量朝一个既定的方向努力,从而争取达到预期效果。这一时期标语的革命性,主要体现为“破旧立新”。相关的标语有:“打倒包办婚姻,实行婚姻自由!”“反对封建迷信!”“革命休谈封建话;青年须读列宁书!”“反对虐待童养媳!”“反对重男轻女的恶社会!”“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在革命的语境下,破旧立新成为当时苏区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因为这种破旧立新,各苏维埃区域的面貌开始焕然一新。像湘鄂赣苏区,傅秋涛曾指出:“至于一般社会文化状况,完全是新的现象,一切封建态度、礼教观念、迷信思想、男女界限都渐渐打破了,废除了丧葬婚礼,男女都可以自由结婚、离婚。苏维埃政府一律用白话文,农村学校也开办了一些。”而在中央苏区,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指出:“苏维埃的胜地,斗争较久的地方,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室,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贡着家神‘天地君亲师位’的,现在都换以‘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
回顾苏区历史,标语确实成为了那一特定年代生活的重要历史脉络。那一幅幅长短不一、生动形象的苏区标语,不仅仅浓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在各革命根据地开展建党、建军、建政的伟大实践,而且,我们更可以通过这些标语看到那个年代的特定生活、特定氛围的变化和发展,看到中国共产党运用标语开展革命斗争的卓越领导艺术和有效斗争方式。○
责任编辑 梅 宏
建设民主平等生活实现思想政治引导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标语宣传非常普遍。其内容不仅涉及苏区政府各种法律、纲领、条例的宣传,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标语宣传也是苏区民众的一种行为导向,并深深地融入到苏区民众的生活中。从当时标语的内容来看,建设民主平等生活、实现思想政治引导是宣传的一个重要特点。
早在土地革命之初,共产党就非常强调对民众各项权利的保障。像“红军士兵准许说话开会”,强调的是红军士兵的表达权。“选举最如意的工人、农民到革命委员会中去!”“踊跃的改选各级苏维埃委员!”很明显,这是强调民众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实行民族自决,番回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的自由!”强调的是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而“工农穷人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则是强调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这类标语很多,实际上它们体现了共产党对民主意识的提倡。至于平等意识,在苏区生活中表现得也很突出。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中就挂起了“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的标语。这是1928年冬朱德为庆新春而写,其中体现的是一种官兵平等的意识。随着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红军中的平等意识开始普及到整个苏区。像湘鄂赣,“实行男女平等自由!”“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与男子一律平等!”此类标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而在川陕苏区,由于不同的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因此,“番民与汉族人一律平等!”“回番汉是一家人!”等反映民族平等的标语则比比皆是。上述标语的内容,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理想的体现,而且确确实实地融入到苏区的生活中,并成为苏区生活的一部分。例如男女平等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当时,苏区妇女是独立自由的,她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与男子完全平等,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与男子同工同酬、可以分得与男子同样的土地。在“二苏大会”上,毛泽东曾经指出:“苏区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破了中国四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就拿婚姻制度一件事来说,苏维埃区域与国民党区域,也是两个绝对相反的世界。”实际上,这也是民主平等理念在苏区实现的一个证明。正是这种理念的实践,苏区因而成为一个生机盎然、政治民主、公平正义的新世界。
实现思想政治引导,是苏区标语宣传的又一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总是明确地把当时的革命对象、依靠对象、团结对象以及共产党具体的行动方针告诉群众。像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是为穷苦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穷苦人民自己的军队!”“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之类的标语可以说是很多。以后,又逐渐增加了诸如“雇农贫农红军家属定要分好田,中农土地不动,要给红军家属分得一等土地,不准一个富农分得好土地!”“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反对军阀混战!”等等。这样立场鲜明的标语口号,可说是亘古未曾有过。对此,曾经参加过宁都起义的苏进回忆道:“记得一个傍晚,部队开到宜黄县城,宿营以后,天已黑了,我发现墙上有红军留下的标语,大多是用石灰水写的,字体大小不一,几乎满街都是。我顾不上休息,拿了手电筒去照看这些标语。由于我是第一次见到,所以对每一条标语都感到新鲜,感到有意思。它们的内容大概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刮民党蒋该死!’‘打土豪,分田地!’‘欢迎白军的弟兄们拖枪来当红军!’‘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我握着电筒,久久凝视着这些字迹不很工整的标语,暗自思忖:土匪会有如此鲜明的政治主张,能提出如此响亮的政治口号来?”这种鲜明的阶级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引导和政治动员,特别是对苏区群众的动员。像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入群众:无论穷乡僻壤,都普及了党的政治主张的标语,群众到处找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标语,群众自动的张贴‘拥护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家常便饭,党的威信,在群众中陡然提高起来。”从苏进、刘士奇的描述来看,标语宣传的政治引导作用非常明显。
进行全民动员 组织有序斗争
我们知道,革命胜败的关键在于动员。对此,毛泽东曾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全民动员、组织有序成为当时共产党的重要任务。
由于反“围剿”战争的需要,共产党非常强调对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在当时的苏区,像“青年们参加苏维埃工作,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儿童组织起来参加儿童团!”“农民组织贫民团!工人组织自己阶级工会!”这类标语不仅数量多,而且根据形势的需要经常性出现。随着苏区各项建设的展开,几乎所有的群众都被纳入到各种组织中去。当年,国统区记者宋益清在对川陕苏区采访后谈到:“共产党把民众组织起来……年幼的编入童子团,任务是站岗、放哨、查路票;其次是少年先锋队和游击队,就带有作战性了;年老的编入运输队;妇女也是一样,有鲜花队、慰劳队,年老的编成炊餐、缝纫、浆洗各队”。这也就是说,在当时苏区,无论老、弱、妇、孺,包括残废者,都被广泛的动员起来,接受一定的政治与军事训练,并按照革命动员的需要和能力的大小来分配工作。他们中的每个人,实际上成为了革命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只要共产党一声令下,这台机器就可以马上运转起来。像1930年攻打江西吉安的战争中,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当时提出了“要争取分田胜利,就要打到吉安去!”“要有盐吃,就要打到吉安去!”“要不放哨,就要打到吉安去!”“要安居乐业,就要打到吉安去!”结果,苏区群众很快被动员起来,像泰和、纯化、吉水、儒林、儒行、西区等地,迅速地组织起了10万多的群众。
我们知道,要应对频繁的反“围剿”战争,苏区的各项工作就必须有条不紊地进行组织。因此,苏区的标语宣传往往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围绕着中心工作进行组织和动员。1931年,中共赣东北省“一大”指出:“加紧举行各种宣传鼓动运动。如在春天,必须做春耕的鼓动与宣传,要贫农中农尽量的扩大耕种土地,苏维埃政府决定对于扩大春耕的农民给以特别的好处;秋天到了,必须做秋收运动。此外,如欢送红军的运动,识字运动、卫生运动、拥护苏维埃运动、反帝运动等,必须经常的举行。在每一运动时期,各种报纸中各种会议中,必须尽量的提起群众对于这一运动的兴趣,而自动的参加,到处应该张贴关于这一运动的口号与标语,以宣传鼓动群众教育群众。”打个比方,在春耕期间,苏维埃政府往往通过相应的标语宣传围绕着春耕这一中心工作进行组织。这一时期,“加紧春耕”“全赤区男女老少把连起来抓紧春耕,点遍洋芋、苦荞、蔬菜,不让苏维埃寸土放荒”之类的标语就会成为主导。而在卫生运动期间,“加紧卫生运动,反对不讲卫生的现象”“反对不讲卫生的人”“爱清洁,讲卫生”“实行卫生,强健身体”等标语,则会成为主导。我们知道,标语宣传的目的在于引导、鼓动。通过这一引导和鼓动,苏区群众往往能够围绕着中心工作进行努力,从而推动着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当然,除了上述单项的动员工作之外,还有一些综合性的动员工作。这类综合性工作,需要各部门有序地组织和互相配合。例如,在反“围剿”战争期间,就必须围绕着扩红、筹款以及肃反等工作展开。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是多方面的,标语宣传也体现为综合性。像扩红方面,主要标语有:“积极行动起来,要扩三千红军!”“紧急动员起来,努力扩大红军!”“工农子弟都来当红军!”“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猛烈扩大红军,实行优待红军条例!”“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等等。在肃反方面,标语有:“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AB团通统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严防地主、富农及一切反革命分子混入政权机关!”“义勇队员快些自动起来解散义勇队,捣毁挨户团!”“彻底消灭敌党组织,加入敌党组织的分子赶快到苏维埃政府登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动员过程中,为了突出当时的中心工作,共产党非常重视洗刷已经失去时效性的标语,并换上反映新形势的标语。因此,保存在街头巷尾的醒目的标语,往往都是最新的,也是当时的中心工作所在。这样,通过标语宣传,不仅可以引导和督促群众围绕着中心工作而努力,而且使得整个苏区的动员工作显得井然有序。
开展大众教育 建设革命文化
为改变苏区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共产党提出了普及教育的口号。在这一口号的指导下,宣传文化教育的标语在各苏区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像“加紧识字读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普及农村教育,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各区、各乡成立列宁小学校!”等等。在苏区的文化教育中,文化的大众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点,在标语宣传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标语宣传,苏维埃政府强调要通俗易懂、简单明了,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标语宣传面向群众,以便适合群众的要求,贴近群众的生活。1929年6月,湘鄂赣苏区提出:“粉笔队、标语、传单都是宣传的好办法,但须纠正过去之空洞、深奥、不通俗与群众实际生活无关系的主观毛病,务求通俗,简要明了,加以很浅显的注解,而切合群众实际的生活,说在群众自己愿说的话,而引导群众到革命路上来。”因此,苏区的标语一般都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像“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春耕到了,多种点穷人需要的粮食,到了荒日就有吃的,才不会饿肚皮!”“红军是领导穷人找饭吃找衣穿的军队!”“不打倒帝国主义,不打倒国民党,穷人永没饭吃!”与文化大众化相适应的是,这一时期的标语宣传还成为强化民众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对此,老红军宋裕和曾回忆道:“识字的方法是每天记熟一条标语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万岁!’‘扩大红军!’等等,既记熟了标语口号,又识得了生字,很容易学,也不会忘记。”在文化大众化思想的指导之下,苏区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就由以往的文化落后地区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教育最为普及的地区之一。对此,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士兵初到苏区的最大印象就是:“在红军驻扎的区域中,学校非常的多。学校门口大都横着一块匾额,两旁各挂着一幅旗子:一幅是红旗,另一幅上面画着镰刀斧头。校中墙壁上满贴着各种标语。据说他们在那里研究社会主义。妇女和女子也念书,她们都认得字。这是赤区的优点。”实际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苏区教育的成就。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革命动员是当时最大的中心工作。要动员群众,就必须强调标语宣传的革命性,并以此激励社会力量朝一个既定的方向努力,从而争取达到预期效果。这一时期标语的革命性,主要体现为“破旧立新”。相关的标语有:“打倒包办婚姻,实行婚姻自由!”“反对封建迷信!”“革命休谈封建话;青年须读列宁书!”“反对虐待童养媳!”“反对重男轻女的恶社会!”“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在革命的语境下,破旧立新成为当时苏区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因为这种破旧立新,各苏维埃区域的面貌开始焕然一新。像湘鄂赣苏区,傅秋涛曾指出:“至于一般社会文化状况,完全是新的现象,一切封建态度、礼教观念、迷信思想、男女界限都渐渐打破了,废除了丧葬婚礼,男女都可以自由结婚、离婚。苏维埃政府一律用白话文,农村学校也开办了一些。”而在中央苏区,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指出:“苏维埃的胜地,斗争较久的地方,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室,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贡着家神‘天地君亲师位’的,现在都换以‘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
回顾苏区历史,标语确实成为了那一特定年代生活的重要历史脉络。那一幅幅长短不一、生动形象的苏区标语,不仅仅浓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在各革命根据地开展建党、建军、建政的伟大实践,而且,我们更可以通过这些标语看到那个年代的特定生活、特定氛围的变化和发展,看到中国共产党运用标语开展革命斗争的卓越领导艺术和有效斗争方式。○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