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前记者”王以超曾跟同事打趣，在中国过“节”的起码都是弱势群体，记者节的设立意味着正式承认媒体人的弱势地位。
2013年11月8日，是中国的第14个记者节。在今年这个节日之前的周末，王以超偷空去了趟丽江。在微博里进行了一番丽江美图轰炸之后，他被朋友任威风调侃：双11大促迫在眉睫，你居然敢去旅游，太过分了！
记者节与这两位前媒体人已经没有关系，他们选择了很多媒体人的转型路子—进企业，做公关。王以超成了京东公关部的副总监，而任威风是哇哈哈集团的企业品牌总监。如今与王以超关系更密切的，是紧随记者节之后的“双11购物狂欢节”。
王以超与任威风在媒体从业的这10来年里，他们共同亲历了这个行业从发展迅速、理想主义激荡的黄金期，衰退到如今纸媒前路渺茫同时为官商腐败所侵蚀的危机中。
当昔日的光荣与梦想退去，媒体行业陷入让坚守的人彷徨、离开的人怀念的尴尬里。而刚刚发生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抓事件，更是让媒体业观察人士展江感叹，笼罩在中国新闻界头上的阴霾，却在这个记者节来临时特别浓密。
《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他的《打铁记》里感慨，传媒这个行业的悲凉之处在于，即使为时不长的十年新闻苦旅，已经迎来数拨应届生，并又目送数轮改行者，自己不经意间成了“前辈”。
资深媒体人石扉客将当下媒体人转型的主要出路，归结为三条：做公关、做公益、做公务员。
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再到企业公关，王以超的转型路径完全符合石扉客总结的规律。对于本科、硕士读的都是物理专业的王来说，当初入行做新闻本来就是改行。在媒体14年的从业生涯里，他先后供职过《羊城晚报》、中新社、《财经》杂志、财新网、腾讯网、《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除了广播电视，几乎所有的媒体形态他都做遍了。
在改行前，王以超做过许多公司和企业家的报道，但越做他“对企业内部管理能真正了解多少”的困惑就越多。抱着想到企业去，从内部看看企业的管理和运作的想法，今年4月，他离开媒体，加盟了京东的公关部。
现在，转型后的王以超身着衬衫、西裤，戴着工作牌，出入于朝阳区的高级写字楼。如果他不提起，很少人猜得出他曾经是个记者。他说话语速很快，不时夹带着些英文单词。王以超说他喜欢现在这个成长中的行业，变化快，有新鲜东西，还能找到学习的激情。
进入企业之后，对于已经离开的媒体行业，王以超有了更加清晰、职业的认识。“我们做传统媒体的时候，经常会批评公司的管理很差。做過门户网站和企业之后会发现，传统媒体的管理其实是最落后的，还停留在手工作坊的水平上。传统媒体的人还是挺自我的，有精英思维，在互联网做产品，还是要快速响应用户需求、对技术敏感。”
前调查记者孙春龙比王以超早两年离开媒体，但他走了另外一条路。离开《瞭望东方周刊》之后，他专注做“老兵回家”公益，现在是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
孙春龙承认，从记者到公益人士，这个转变非常痛苦。虽然现在的收入只有以前的一半，但更难的是心态的转变。“相对来说，媒体还是比较强势、拥有一点权力的职业，以前做媒体更多的是别人来求我们，身上多多少少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东西。但做公益之后，是我们要去求别人。”孙春龙说。
经过两年来的不停调试，孙春龙觉得自己的转型才刚刚基本合格，他经常受邀加盟新创刊的媒体，尽管每次心里都痒痒的，但他觉得已经没办法再回去了。“很多事件，我们一看都明白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再让我做那些个案的东西，我提不起兴趣。谩骂、抱怨没用，更需要的是以个体的行动去做一些改变。”
不过，孙春龙认为自己“还没离开这个行业”。从做记者到做公益，只是工作方向、方式发生了变化，目标、理想、使命性的东西从来没有变化，他依然会帮助弱势群体，依然会打抱不平。
“殊途同归。”这是孙春龙在微博里为自己做的注脚。
生于1976的孙春龙，记者生涯中当数山西娄烦举报事件影响力最大。2008年，他在个人博客上发表《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举报娄烦一起被人为隐瞒、拖延的重大事故。这封举报信的影响力远超出孙春龙的预料，以时任总理的温家宝亲自批示、娄烦十几个官员入狱告终。孙春龙也因此受到国家安监总局奖励，抵达职业的巅峰。
孙春龙在这个行业工作了12年，正值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中国市场化媒体发展的黄金期，那时记者还是个充满光环的职业。从事调查记者一职20多年、被称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的王克勤说，中国严格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经历了2003年、2007年、2010年三个高峰期，这期间也成就了一批杰出的调查记者。
在第14个记者节前夕，学者展江忍不住感慨起十年前英姿勃发的中国新闻界：借助孙志刚案件和“非典”事件，无论是官媒还是都市类媒体，调查记者大显身手，缔造了一段舆论监督的黄金岁月。
2003年的记者节，央视隆重推出多名风云记者：央视的柴静、曲长缨、冀惠彦，新华社的朱玉，以及来自报界的王克勤、江雪、陈峰、赵世龙，齐齐登榜。“风云记者的精彩故事和讲述，娴熟的拍摄和激越的音响等元素，令这期节目成为一种新闻事业的励志片，激励了一代新闻学子。”
王克勤归纳了调查性报道三个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微观上，捍卫公民个体的权利、尊严，甚至生命安全；中观上，影响公共政策，比如王克勤本人当年做的河北邢台艾滋病人的报道，直接推动血液管理办法的出台，《南方都市报》孙志刚事件的报道直接促使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宏观上，启蒙公众，最大限度地实现公众的知情权，让公众能更深入、全面、系统地认识真实的世界和社会。 但是，近两年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在陷入尴尬与无力，进入最坏的低谷时期。王克勤提出4个指标供判断：两年多来，可圈可点的、像样的调查性报道，屈指可数；许多调查性报道的团队被解散（王克勤本人先后在2011年、2012年两次经历自己在所供职媒体组建的调查团队被解散）；大量媒体的调查报道和深度版栏目被压缩甚至取缔；大量出色的调查记者去职。
而且，孙春龙、罗昌平、王克勤这些调查记者都发现，媒体的报道已经很难能像早期那样影响到公共政策了。
王克勤说：“以前一篇调查报道还能引起轰动、改变，现在不是这样了，很尴尬和无奈。比如现在报道强拆，但不少地方还将强拆进行到底，报道的当事人还被抓起来。这已经严重挫伤了很多调查记者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没有了成就感，还做着这样一份有风险、吃力不讨好、收入又比较低的工作，大家觉得很失望、特别没劲，于是选择了放弃。”
即使是在2008年因娄烦举报信使自己一度陷入最危险和高压境地的时候，孙春龙对记者这个职业也未有过怀疑，但在一年多之后回访娄烦的时候，他感到了些许的失望。他发现，尽管有中央领导批示，媒体报道那么多，影响那么大，但最后这个事情的解决完全是个虎头蛇尾，好多该解决的问题没解决，而且在查处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而是用另外一种腐败去掩盖前面的腐败。
娄烦的举报信成为孙春龙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后，他对媒体行业开始产生很悲观的情绪。一方面，媒体生存受到很大影响，很多当年影响力很大的传统媒体，发行、广告下滑非常严重。另一方面，未能见报的稿子越来越多。尽管离开媒体行业已经两年多，孙春龙说起这些依然忍不住叹气，“内忧外患吧。”
孙春龙说，下个月他将到一所高校里做一个讲座，关于“理想”。 他依然认为“理想”是这个行业需要坚守的一种特质：“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家羞于谈理想的时代，我觉得这是这个行业最大的溃败吧。我做记者的时候，有理想的人非常多。但现在没有一个记者会这么说，这么说会被嘲笑。
在他担任调查部主任的时候，有一次召集新记者开会，他夸了一个年轻的记者“非常有理想”，得到的却是对方开玩笑式的一句反驳：你才有理想呢，你全家都有理想。大家都笑了。
2011年5月，孙春龙离开了《瞭望东方周刊》，离开了媒体。他本是希望借报道能让国家、社会的文明向前发展，但到头发现报道非但没能解决问题、推进问题改进，反而是让对国家绝望的这种悲观情绪在弥漫，因此“对自己的质疑和否定就越来越多”。
据香港城市大学资助的项目《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显示，40%的调查记者“不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30%的调查记者“不确定”，愿意继续从事1～5年调查记者的只有13%左右。
而这个记者节前夕一波三折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抓事件，让本来已经尴尬、无力的中国新闻界，再添了一层“愁云惨雾”。长沙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为名异地抓走陈永洲，又高调在央视上将陈示众并宣布其供认收受金钱的事实，让原先力挺陈永洲的人士内心受伤，并使得中国新闻界的公信力滑入空前的低谷。出台新闻法的呼声再次响起。
“这个社会记者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同时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前面有人在吸引你，后面还有人在推你。”孙春龙说。早在他采访娄烦事故的时候，曾有人开价20万，想让孙春龙放弃。
“我之所以能坚守，可能是我感觉到自己不能失去底线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自己在从业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我不想让自己的职业声誉毁于一旦。但是换个角度想，如果他出的数字更大，200万、2000万呢，我是不是还能守得住？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这个行业是很恐惧的，要面临这么大的诱惑、压力，忍不住的时候可能就会犯错。”
孙春龙感慨，在这种环境下，这个社会不是优胜劣汰的良性发展，而是一些坚守底线的人反而被淘汰，受到的威胁更多，生活更窘迫，压力更大。
王克勤的经历是这句话的印证。他的揭黑报道曾引来黑恶势力出价500万元人民币买他的人头，业内戏称他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调查记者”。但是，在今年2月被迫第5次离开所供职的媒体时，年届半百的他成了一名“三无人员”，无房、无车、无业。
在王以超看来，做财经的媒体人，面临的诱惑可能还更大。进《财经》杂志之初，领导胡舒立就跟王以超他们说：“你要做一名真正的记者，就要有个心理准备，要甘于做一个清贫的中产阶级。”按当时的情况，《财经》的薪酬虽然不能让记者发财，但还是能够保证一个过得去的生活水平。
2000年前后进入媒体的罗昌平和王以超，虽然收入不至于左右他们坚守还是离开媒体的选择，但他们也都看到了如今年轻记者所面临的新的尴尬情况。
王以超记得，2000年《南方周末》驻北京的记者，很多月收入都达到一万多甚至两万，这个收入在那个时候可以买到北京三环以内的房子。但是到现在，北京的房价暴涨数倍，而大部分媒体记者的薪酬，基本还是10多年前的水平。
“记者的收入跟不上房价的暴涨。最早记者可以在三环内房子，后来要跑到天通苑，到了去年这个时候，很多记者连通州的房子都买不起了，只能到更远的地方，去房山、大兴，甚至还得靠家里资助。我接触的很多年轻记者，对买房已经失去信心了，不再考虑买房了。”
王以超在财新网的时候，有个很优秀的编辑月薪5000多元，因为老婆要生孩子，尽管他不愿意离开财新网，但后来还是去了一家有8000多月薪的门户网站。
“胡舒立以前说媒体能提供一个清贫的中产生活水平，但是现在连这一点都不能满足了。”王以超说，“我不是物质的人，但在媒体呆着，越来越能感受到新记者的无奈感，这个也是影响很多传统媒体人才去新媒体的原因。”
今年早些时候，当《新京报》创刊十周年时，罗昌平把从《新京报》深度部出去的人拉到一个微信群里。他发现，这20多个人里，什么职业都有：有从采编转变经营的，有在家里待业的，有转型了好几次的，有自己开公司的，有当家庭主妇的，还有考虑移民的……
在陈永洲被抓事件之后，在媒体坚守了十几年的罗昌平从来没有这么悲观过：“经济上和职业上的荣誉两方面的激励都没有，那为什么还要做这行？所以有一些媒体人宁愿改行去企业做宣传、公关等。而且問题是现在媒体经营不好以后，这个行业会更糟糕，行业的口碑会继续下降，敲诈勒索的情况还会增加，能踏踏实实做这个行业的人就更少了，所以，很难有原来被尊重的感觉，这是很可悲的。”
在今年，33岁的罗昌平也不得不思考坚守和离开的问题：因为还是想做这块的东西，所以要么就自由职业，但是养活自己会比较难，要么是互联网，但很多80后都是互联网公司的副总裁级别，现在去没优势了。
在孙春龙成功注册了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的半年前，2011年6月，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王克勤的理念与孙春龙不谋而合：“从调查记者到公益，其实我的信念没有发生变化，我做的是同一件事情，捍卫生命的尊严。好多人问我，你怎么定义自己，我说我是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做公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弥补在中国做舆论监督、调查报道面对的无限尴尬与无奈。
记者节前夕，《南都周刊》记者联系王克勤的时候，除了像往常一样忙碌于公益上的工作，他正在浙江大学的新闻学院接受“卓越记者访问计划”。他打趣说：“老王同志蛮辛苦的，到浙大来休息休息，读读书。”
这位新闻老兵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重操旧业。“虽然有波折，调查性报道在中国还是非常有价值、意义的一种事业，不仅仅是职业。因此我个人还是有非常浓烈的兴趣，还会用合适的方式延续做扒粪的报道和写作。我们不是为职业而新闻，我们是为人而新闻，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生活得更安全，更好，自由、幸福，有尊严、人权—是新闻的终极目的。”
这就像那句在媒体人圈子里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我们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却依然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
2013年11月8日，是中国的第14个记者节。在今年这个节日之前的周末，王以超偷空去了趟丽江。在微博里进行了一番丽江美图轰炸之后，他被朋友任威风调侃：双11大促迫在眉睫，你居然敢去旅游，太过分了！
记者节与这两位前媒体人已经没有关系，他们选择了很多媒体人的转型路子—进企业，做公关。王以超成了京东公关部的副总监，而任威风是哇哈哈集团的企业品牌总监。如今与王以超关系更密切的，是紧随记者节之后的“双11购物狂欢节”。
王以超与任威风在媒体从业的这10来年里，他们共同亲历了这个行业从发展迅速、理想主义激荡的黄金期，衰退到如今纸媒前路渺茫同时为官商腐败所侵蚀的危机中。
当昔日的光荣与梦想退去，媒体行业陷入让坚守的人彷徨、离开的人怀念的尴尬里。而刚刚发生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抓事件，更是让媒体业观察人士展江感叹，笼罩在中国新闻界头上的阴霾，却在这个记者节来临时特别浓密。
离开媒体
《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他的《打铁记》里感慨，传媒这个行业的悲凉之处在于，即使为时不长的十年新闻苦旅，已经迎来数拨应届生，并又目送数轮改行者，自己不经意间成了“前辈”。
资深媒体人石扉客将当下媒体人转型的主要出路，归结为三条：做公关、做公益、做公务员。
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再到企业公关，王以超的转型路径完全符合石扉客总结的规律。对于本科、硕士读的都是物理专业的王来说，当初入行做新闻本来就是改行。在媒体14年的从业生涯里，他先后供职过《羊城晚报》、中新社、《财经》杂志、财新网、腾讯网、《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除了广播电视，几乎所有的媒体形态他都做遍了。
在改行前，王以超做过许多公司和企业家的报道，但越做他“对企业内部管理能真正了解多少”的困惑就越多。抱着想到企业去，从内部看看企业的管理和运作的想法，今年4月，他离开媒体，加盟了京东的公关部。
现在，转型后的王以超身着衬衫、西裤，戴着工作牌，出入于朝阳区的高级写字楼。如果他不提起，很少人猜得出他曾经是个记者。他说话语速很快，不时夹带着些英文单词。王以超说他喜欢现在这个成长中的行业，变化快，有新鲜东西，还能找到学习的激情。
进入企业之后，对于已经离开的媒体行业，王以超有了更加清晰、职业的认识。“我们做传统媒体的时候，经常会批评公司的管理很差。做過门户网站和企业之后会发现，传统媒体的管理其实是最落后的，还停留在手工作坊的水平上。传统媒体的人还是挺自我的，有精英思维，在互联网做产品，还是要快速响应用户需求、对技术敏感。”
前调查记者孙春龙比王以超早两年离开媒体，但他走了另外一条路。离开《瞭望东方周刊》之后，他专注做“老兵回家”公益，现在是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
孙春龙承认，从记者到公益人士，这个转变非常痛苦。虽然现在的收入只有以前的一半，但更难的是心态的转变。“相对来说，媒体还是比较强势、拥有一点权力的职业，以前做媒体更多的是别人来求我们，身上多多少少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东西。但做公益之后，是我们要去求别人。”孙春龙说。
经过两年来的不停调试，孙春龙觉得自己的转型才刚刚基本合格，他经常受邀加盟新创刊的媒体，尽管每次心里都痒痒的，但他觉得已经没办法再回去了。“很多事件，我们一看都明白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再让我做那些个案的东西，我提不起兴趣。谩骂、抱怨没用，更需要的是以个体的行动去做一些改变。”
不过，孙春龙认为自己“还没离开这个行业”。从做记者到做公益，只是工作方向、方式发生了变化，目标、理想、使命性的东西从来没有变化，他依然会帮助弱势群体，依然会打抱不平。
“殊途同归。”这是孙春龙在微博里为自己做的注脚。
从光荣到尴尬
生于1976的孙春龙，记者生涯中当数山西娄烦举报事件影响力最大。2008年，他在个人博客上发表《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举报娄烦一起被人为隐瞒、拖延的重大事故。这封举报信的影响力远超出孙春龙的预料，以时任总理的温家宝亲自批示、娄烦十几个官员入狱告终。孙春龙也因此受到国家安监总局奖励，抵达职业的巅峰。
孙春龙在这个行业工作了12年，正值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中国市场化媒体发展的黄金期，那时记者还是个充满光环的职业。从事调查记者一职20多年、被称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的王克勤说，中国严格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经历了2003年、2007年、2010年三个高峰期，这期间也成就了一批杰出的调查记者。
在第14个记者节前夕，学者展江忍不住感慨起十年前英姿勃发的中国新闻界：借助孙志刚案件和“非典”事件，无论是官媒还是都市类媒体，调查记者大显身手，缔造了一段舆论监督的黄金岁月。
2003年的记者节，央视隆重推出多名风云记者：央视的柴静、曲长缨、冀惠彦，新华社的朱玉，以及来自报界的王克勤、江雪、陈峰、赵世龙，齐齐登榜。“风云记者的精彩故事和讲述，娴熟的拍摄和激越的音响等元素，令这期节目成为一种新闻事业的励志片，激励了一代新闻学子。”
王克勤归纳了调查性报道三个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微观上，捍卫公民个体的权利、尊严，甚至生命安全；中观上，影响公共政策，比如王克勤本人当年做的河北邢台艾滋病人的报道，直接推动血液管理办法的出台，《南方都市报》孙志刚事件的报道直接促使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宏观上，启蒙公众，最大限度地实现公众的知情权，让公众能更深入、全面、系统地认识真实的世界和社会。 但是，近两年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在陷入尴尬与无力，进入最坏的低谷时期。王克勤提出4个指标供判断：两年多来，可圈可点的、像样的调查性报道，屈指可数；许多调查性报道的团队被解散（王克勤本人先后在2011年、2012年两次经历自己在所供职媒体组建的调查团队被解散）；大量媒体的调查报道和深度版栏目被压缩甚至取缔；大量出色的调查记者去职。
而且，孙春龙、罗昌平、王克勤这些调查记者都发现，媒体的报道已经很难能像早期那样影响到公共政策了。
王克勤说：“以前一篇调查报道还能引起轰动、改变，现在不是这样了，很尴尬和无奈。比如现在报道强拆，但不少地方还将强拆进行到底，报道的当事人还被抓起来。这已经严重挫伤了很多调查记者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没有了成就感，还做着这样一份有风险、吃力不讨好、收入又比较低的工作，大家觉得很失望、特别没劲，于是选择了放弃。”
即使是在2008年因娄烦举报信使自己一度陷入最危险和高压境地的时候，孙春龙对记者这个职业也未有过怀疑，但在一年多之后回访娄烦的时候，他感到了些许的失望。他发现，尽管有中央领导批示，媒体报道那么多，影响那么大，但最后这个事情的解决完全是个虎头蛇尾，好多该解决的问题没解决，而且在查处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而是用另外一种腐败去掩盖前面的腐败。
娄烦的举报信成为孙春龙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后，他对媒体行业开始产生很悲观的情绪。一方面，媒体生存受到很大影响，很多当年影响力很大的传统媒体，发行、广告下滑非常严重。另一方面，未能见报的稿子越来越多。尽管离开媒体行业已经两年多，孙春龙说起这些依然忍不住叹气，“内忧外患吧。”
孙春龙说，下个月他将到一所高校里做一个讲座，关于“理想”。 他依然认为“理想”是这个行业需要坚守的一种特质：“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家羞于谈理想的时代，我觉得这是这个行业最大的溃败吧。我做记者的时候，有理想的人非常多。但现在没有一个记者会这么说，这么说会被嘲笑。
在他担任调查部主任的时候，有一次召集新记者开会，他夸了一个年轻的记者“非常有理想”，得到的却是对方开玩笑式的一句反驳：你才有理想呢，你全家都有理想。大家都笑了。
清贫的中产阶级
2011年5月，孙春龙离开了《瞭望东方周刊》，离开了媒体。他本是希望借报道能让国家、社会的文明向前发展，但到头发现报道非但没能解决问题、推进问题改进，反而是让对国家绝望的这种悲观情绪在弥漫，因此“对自己的质疑和否定就越来越多”。
据香港城市大学资助的项目《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显示，40%的调查记者“不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30%的调查记者“不确定”，愿意继续从事1～5年调查记者的只有13%左右。
而这个记者节前夕一波三折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抓事件，让本来已经尴尬、无力的中国新闻界，再添了一层“愁云惨雾”。长沙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为名异地抓走陈永洲，又高调在央视上将陈示众并宣布其供认收受金钱的事实，让原先力挺陈永洲的人士内心受伤，并使得中国新闻界的公信力滑入空前的低谷。出台新闻法的呼声再次响起。
“这个社会记者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同时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前面有人在吸引你，后面还有人在推你。”孙春龙说。早在他采访娄烦事故的时候，曾有人开价20万，想让孙春龙放弃。
“我之所以能坚守，可能是我感觉到自己不能失去底线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自己在从业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我不想让自己的职业声誉毁于一旦。但是换个角度想，如果他出的数字更大，200万、2000万呢，我是不是还能守得住？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这个行业是很恐惧的，要面临这么大的诱惑、压力，忍不住的时候可能就会犯错。”
孙春龙感慨，在这种环境下，这个社会不是优胜劣汰的良性发展，而是一些坚守底线的人反而被淘汰，受到的威胁更多，生活更窘迫，压力更大。
王克勤的经历是这句话的印证。他的揭黑报道曾引来黑恶势力出价500万元人民币买他的人头，业内戏称他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调查记者”。但是，在今年2月被迫第5次离开所供职的媒体时，年届半百的他成了一名“三无人员”，无房、无车、无业。
在王以超看来，做财经的媒体人，面临的诱惑可能还更大。进《财经》杂志之初，领导胡舒立就跟王以超他们说：“你要做一名真正的记者，就要有个心理准备，要甘于做一个清贫的中产阶级。”按当时的情况，《财经》的薪酬虽然不能让记者发财，但还是能够保证一个过得去的生活水平。
2000年前后进入媒体的罗昌平和王以超，虽然收入不至于左右他们坚守还是离开媒体的选择，但他们也都看到了如今年轻记者所面临的新的尴尬情况。
王以超记得，2000年《南方周末》驻北京的记者，很多月收入都达到一万多甚至两万，这个收入在那个时候可以买到北京三环以内的房子。但是到现在，北京的房价暴涨数倍，而大部分媒体记者的薪酬，基本还是10多年前的水平。
“记者的收入跟不上房价的暴涨。最早记者可以在三环内房子，后来要跑到天通苑，到了去年这个时候，很多记者连通州的房子都买不起了，只能到更远的地方，去房山、大兴，甚至还得靠家里资助。我接触的很多年轻记者，对买房已经失去信心了，不再考虑买房了。”
王以超在财新网的时候，有个很优秀的编辑月薪5000多元，因为老婆要生孩子，尽管他不愿意离开财新网，但后来还是去了一家有8000多月薪的门户网站。
“胡舒立以前说媒体能提供一个清贫的中产生活水平，但是现在连这一点都不能满足了。”王以超说，“我不是物质的人，但在媒体呆着，越来越能感受到新记者的无奈感，这个也是影响很多传统媒体人才去新媒体的原因。”
为什么还要做这行
今年早些时候，当《新京报》创刊十周年时，罗昌平把从《新京报》深度部出去的人拉到一个微信群里。他发现，这20多个人里，什么职业都有：有从采编转变经营的，有在家里待业的，有转型了好几次的，有自己开公司的，有当家庭主妇的，还有考虑移民的……
在陈永洲被抓事件之后，在媒体坚守了十几年的罗昌平从来没有这么悲观过：“经济上和职业上的荣誉两方面的激励都没有，那为什么还要做这行？所以有一些媒体人宁愿改行去企业做宣传、公关等。而且問题是现在媒体经营不好以后，这个行业会更糟糕，行业的口碑会继续下降，敲诈勒索的情况还会增加，能踏踏实实做这个行业的人就更少了，所以，很难有原来被尊重的感觉，这是很可悲的。”
在今年，33岁的罗昌平也不得不思考坚守和离开的问题：因为还是想做这块的东西，所以要么就自由职业，但是养活自己会比较难，要么是互联网，但很多80后都是互联网公司的副总裁级别，现在去没优势了。
在孙春龙成功注册了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的半年前，2011年6月，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王克勤的理念与孙春龙不谋而合：“从调查记者到公益，其实我的信念没有发生变化，我做的是同一件事情，捍卫生命的尊严。好多人问我，你怎么定义自己，我说我是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做公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弥补在中国做舆论监督、调查报道面对的无限尴尬与无奈。
记者节前夕，《南都周刊》记者联系王克勤的时候，除了像往常一样忙碌于公益上的工作，他正在浙江大学的新闻学院接受“卓越记者访问计划”。他打趣说：“老王同志蛮辛苦的，到浙大来休息休息，读读书。”
这位新闻老兵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重操旧业。“虽然有波折，调查性报道在中国还是非常有价值、意义的一种事业，不仅仅是职业。因此我个人还是有非常浓烈的兴趣，还会用合适的方式延续做扒粪的报道和写作。我们不是为职业而新闻，我们是为人而新闻，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生活得更安全，更好，自由、幸福，有尊严、人权—是新闻的终极目的。”
这就像那句在媒体人圈子里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我们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却依然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