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不仅中国具有户籍制度，日本也有户籍制度。但中国的户籍制度非常独特——它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户籍登记制度，而且与地方福利保障措施密切纠缠在一起。有户籍，就意味着有权享有地方性的福利保障，没有户籍，就没有权利享有这种地方性的福利保障。但是，要彻底废除地方性的福利保障制度——户籍制度，给予中国所有公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并非易事。因为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并没有财力来支撑这一点。
　　给予全体国民以同等的地方性福利保障待遇，在未来20年，每年所需要的资金至少是1.6万亿元，具体如下：
　　1.医疗保障。目前中国城市与农村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待遇并不一致，城镇实施“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农村实施“新农合”，两者差距明显。造成这种差距的基本原因是社会医疗保障的资金缺口很大。根本不足以使农民和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待遇。以2009年为例，医疗保障的全部资金也不过3500亿元左右。要使全部农民可以享受城市居民同样的医疗保障待遇，也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再增加大约8.5亿元的农民医疗保障，这无疑需要政府另外投入资金。而且按照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资金的投入至少在每年2500亿元。
　　2.养老保障。现在中国的城市居民与职工的养老保障标准是不一致的，前者是“城镇居民养老保障”，后者是所谓“新农合”。而“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障”与“新农合”，差距也很悬殊。目前城市居民一般可以获得的养老保障每月500元左右。而据媒体披露的数据，中国农村目前需要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大约1亿人。他们现在根本没有享受到如此之高的养老保障。如果按照城市居民的养老标准给予他们养老金，即每月500元，其中即使一半来自政府财政，每年就需要3000亿元左右。
　　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老年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农民未必可以自己负担另外的50％，因为从去年的农民平均收入看，其年总收入才5153元。所以，要给予这1亿老年农民的以城市居民一样的养老保障，政府财政仅仅拿出3000亿元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必须拿出更多的资金来支持。
　　3.最低生活保障。目前中国的城市居民可以获得低保的标准，几乎是农民年均收入的一半以上：而且他们可以获得的最低生活救济金，平均在每月300元左右。按照这一标准给予农民以城市居民一样的最低生活保障，政府每年需要投入的资金至少不低于4000亿元。目前中国农村低保对象已经达到4580万人，此外还有农村五保供养对象552万人：如果按照城市居民的标准。则8.5亿农民中至少有12％的人有资格获得低保，就是1.2亿人以上。按每人每月300元的低保救济金，每年就至少需要4000亿元。
　　4.教育保障。大量农民进入城市，要给予农民以城镇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则城市的教育开支势必会大大增加，这就意味着政府的教育开支也必须增加。仅就职业教育来看，这种费用的增加就是极其惊人的——目前城镇居民的职业教育基本上都是免费的，而农民进入城市生活，就必须接受职业教育，才可以获得基本的职业技能，他们也应该获得免费的职业教育。笔者估算，给予农民以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则至少需要给予3.5亿农民以免费的职业教育。若每人的这种职业教育费用在未来5年仅仅为1万元，则平均每年就是7000亿元。
　　由此可见，即使不计算民众的资金投入，而仅仅计算政府在上述四个方面需要投入的资金，在未来5年，至少需要1.65万亿元。而实际上还绝不仅仅如此。例如农民的子女进入城市的人数目前至少2亿，这将使得目前城市的教育开支至少增加30％，这也就是说，至少是几千亿元。可见1.65万亿元资金还是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保守算法。
　　然而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来投入这么多资金?答案是完全否定的。
　　中国政府在2009年全部财政收入不会超出7万亿元，再加上土地出让、彩票公益等等收入，总计最多也不过12万亿元左右，这种收入相对于中国的GDP总量而言。已经是非常惊人的了——美国去年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15万亿美元，可是其政府的收入仅为五分之一左右。去年中国的GDP是美国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却达到了美国政府的三分之二左右。这种极度的不平衡，已经引发了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例如高房价、高税收等等。再继续维持这种水平的财政收入，必定会导致一系列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或许有人会认为，在中国只要解决了贪污腐败问题，就可以节约出巨大的资金。笔者非常赞同铲除贪污腐败。可是且不谈铲除贪污腐败的艰难，即使中国可以立即铲除贪污腐败，又可以节约出多少资金?有人说每年可以达到9000亿元。可依据何在?就算真的有9000亿元，废除户籍制度的资金需求最低也要1.65万亿元。还是有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又该怎么来弥补?可见，认为铲除腐败就可以彻底废除户籍制度，实际上只是想当然，而且这种想当然未免有些天真过度了。
　　由此可见，要彻底废除户籍制度，还需要一个科学的方案，这个方案必须是可以解决资金问题的。是切实可行的，是符合各方基本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