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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搭乘的专机在广州刚刚离地尺许，突然发生故障，不得不降落修理。这时，台湾方面又打来电话，称该地气候突变，不适宜航行。没有办法，宋子文只好取消了赴台的行程，改飞上海。
如果在1946年1月30日晚，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宋子文的专机是在抵达台湾上空发生故障，而气候又非常恶劣，等待他的将是什么结局？历史很难假设。但1946年，中国着实空难频发，堪称中国空运史上最悲剧的一年。从年初到年尾，空难消息几乎没有断过，平安夜那天，竟接连发生3起飞行事故，死伤80余人。进入1947年初，情况并未好转，以致各航空公司为此停业整顿了近两个月。
空难频发，也导致各种谣言纷起，有些说法迄今仍有广泛的信众。回归到事实本身，当时业内盘点空难频发原因时，归之于四个因素：天气的变化、机场设备的不够、航空人员的过失以及飞机本身的障碍。
这是中国航空业发展初级阶段的悲情故事。
戴笠之死
1946年3月，对戴笠的死亡消息发布延宕了几日。这主要因为对其身份的确认需要时间。对遇难者身份的调查最初是由上海军统局办事处来进行的，军统局参谋长李崇诗亲自带队赶往南京。失事飞机火势猛烈，乘客尸体均被烧焦，甚难辨清样貌。但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和卫士的私人图章以及戴笠本人的自卫手枪、行李钥匙先后被发现，调查人员还在焦炭中寻得形似戴笠所镶的金牙，这些都成为戴笠是遇难者的证据。
因戴笠平日喜欢穿美国产毛衫，衣服尚未完全烧尽，依此线索又确定了戴笠尸体：“该尸脑壳破裂，一手亦毁。其余乘客20人中尸体可辨认者，只有军统局人事处长龚轩芳（应为龚仙舫）、翻译二人、副官一人、卫队二人，其余人员尸体俱已烧毁。军统局方面自出事点抬回尸体8具，并捡获手枪7枚。”
但和《申报》上述报道遇难20余人不同，《中央日报》宣称机上共有8人。该报这样描述飞机失事经过：戴笠于2月12日离开重庆，遍历上海、苏州、南京、北平、济南、青岛等地，处理要务。3月17日上午11时45分，偕该局人事处长龚仙舫等7人，乘航委会专机起飞赴上海转重庆。行前因接到上海气候恶劣的通报，已决定改在南京降落，如南京气候亦差，则直飞重庆，为此带了800加仑汽油备用。该机在下午1时6分到达南京上空，电告南京航委会电台，称与上海联络不上，气候恶劣不能下降，要折回青岛。7分钟后，又电告要穿云下降。此后即再无消息，下落不明。
关于戴笠之死，民间有很多说法。有人认为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飞机上安置炸弹的。还有观点是，戴笠当天并未在飞机上，他假装死亡而已。近来更有一种说法认为，在飞机上安置定时炸弹的不是美国战略情报局，而是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
无论如何，戴笠的确是死了，死于空难。
在3月22日披露这次空难事件当天，《申报》还报道了中国航空公司第139号飞机失踪的消息。该机于3月19日上午7时整，加足450加仑汽油自重庆东飞，开始尚循例以无线电与公司联络，到8时整，无线电联络突然中断，遍搜不到，想来已经遇难。该机乘客共30人，包括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陶器良、行政院善救总署振恤厅潘厅长一家六口等。著名建筑师贝聿铭之父、中央银行总裁贝淞荪（祖诒）因临时改乘他机而避开一劫。
叶挺遇难
关于叶挺等人的空难，也难免阴谋论。中共史书上对此定性为“失事”。
在中航139号飞机失踪前几天，小吕宋商业航空公司飞机WS-C47-P1C-18，在由菲律宾飞上海的途中遭遇大雾天气，油尽降落在闽江口外。刚好招商局江宁轮驶经该处，迅速将机内4名美国人、4名菲律宾人以及其他旅客7人全部救起。招商局还分赠他们江宁轮船票，随船于3月15日来到上海码头。
无人伤亡的飞机失事事件，在1946年的媒体版面上，只能占据豆腐块大小的位置。在此之前，1946年1月就发生过两起事件：上海飞美国的G-47型军事运输机在暴风雨中失事，堕毁于南京东门外紫金山上，4名机师身亡；美国C-46型运输机一架，在江湾飞机场西北17里处失事，机师4人及乘客8人均告失踪。
在1946年，还有另一起空难时常被政治史学家所提及，它的受害者是中共领袖叶挺等人。当年，4月8日，当叶挺搭乘飞机从重庆回延安途中，遭遇恶劣天气，飞机迷失方向，撞上山西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当时的媒体报道称，“全机16人全数殒命，机身全毁。闻该机飞过西安不久，即因浓雾迷失方向，致向东北飞入晋省，卒误触于兴县黑茶山。搭乘该机返延之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叶夫人李秀景、女儿杨目并其3岁男公子，及十八集团军参谋李绍华，教育家黄齐生（黄为王若飞之舅），黄之孙公子黄孝华，又王若飞、秦邦宪随员各一，连同美籍驾驶员4人，共计16人，无一生还。”
关于叶挺等人的空难，也难免阴谋论。当时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对飞机做了手脚，但并无证据。中共史书上，对此定性为“失事”。但近几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派人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最终导致空难。杜吉堂在台湾临终前道出真相。这个说法流传甚广，甚至《新华每日电讯》和《重庆日报·农村版》都转载了相关文章。
这个消息也引起了秦邦宪（博古）儿子秦铁的注意，他与叶挺、王若飞、邓发的后人共同调查此事，后来发现纯属虚构，甚至于根本没有杜吉堂这个人。
整顿检讨
就是在这样血的教训之背景下，中国的飞行安全开始逐步改进。就如同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对听了很多谣传的胡宗南所说：经过多方调查，证实没有什么人对戴笠进行了谋害，的确由于天气原因，驾驶员不慎撞在山上失事。
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曾在戴笠遇难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来飞机失事的原因，一则固因天气恶劣，二则因飞行员在机上与地面的无线电联络，尚欠密切，三则飞行员的训练似嫌不足。陈纳德希望中国航空事业能逐渐扩大发展，无论飞行员、地面工作者还是无线电联络员，均能多加训练，以减少飞行失事次数。在这之后，仍不断有飞行事故发生。最严重的事故发生在圣诞夜。中国航空公司第140号、115号客机，中央航空公司第48号客机，自重庆飞上海，因上海雨雾甚大，驾驶员“无法觅得降落机场，致绕场飞行两三个小时后，油尽援绝，先后堕地焚毁。”
媒体将3架飞机接连堕毁事件称为“空运的空前惨剧”。在停业整顿之外，业内的检讨之声也开始高涨。1947年1月7日，中央、中国两大航空公司总经理前往南京，参加交通部召集的航空安全问题会议。交通部还下令航空公司停止客运一周，并对航空公司进行全方位检查。但在恢复航运后，1月28日，中国航空公司又有一架客机在汉口失事，包括机师在内26人罹难。
就是在这样血的教训之背景下，中国的飞行安全开始逐步改进。时至今日，飞机已是相对安全的交通出行工具。不过，一甲子前飞机被安置炸弹的恐慌谣言，虽然很大程度上被严格的安检所消弭，但如何应对恐怖行动，仍是困扰人的世纪话题。
如果在1946年1月30日晚，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宋子文的专机是在抵达台湾上空发生故障，而气候又非常恶劣，等待他的将是什么结局？历史很难假设。但1946年，中国着实空难频发，堪称中国空运史上最悲剧的一年。从年初到年尾，空难消息几乎没有断过，平安夜那天，竟接连发生3起飞行事故，死伤80余人。进入1947年初，情况并未好转，以致各航空公司为此停业整顿了近两个月。
空难频发，也导致各种谣言纷起，有些说法迄今仍有广泛的信众。回归到事实本身，当时业内盘点空难频发原因时，归之于四个因素：天气的变化、机场设备的不够、航空人员的过失以及飞机本身的障碍。
这是中国航空业发展初级阶段的悲情故事。
戴笠之死
1946年3月，对戴笠的死亡消息发布延宕了几日。这主要因为对其身份的确认需要时间。对遇难者身份的调查最初是由上海军统局办事处来进行的，军统局参谋长李崇诗亲自带队赶往南京。失事飞机火势猛烈，乘客尸体均被烧焦，甚难辨清样貌。但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和卫士的私人图章以及戴笠本人的自卫手枪、行李钥匙先后被发现，调查人员还在焦炭中寻得形似戴笠所镶的金牙，这些都成为戴笠是遇难者的证据。
因戴笠平日喜欢穿美国产毛衫，衣服尚未完全烧尽，依此线索又确定了戴笠尸体：“该尸脑壳破裂，一手亦毁。其余乘客20人中尸体可辨认者，只有军统局人事处长龚轩芳（应为龚仙舫）、翻译二人、副官一人、卫队二人，其余人员尸体俱已烧毁。军统局方面自出事点抬回尸体8具，并捡获手枪7枚。”
但和《申报》上述报道遇难20余人不同，《中央日报》宣称机上共有8人。该报这样描述飞机失事经过：戴笠于2月12日离开重庆，遍历上海、苏州、南京、北平、济南、青岛等地，处理要务。3月17日上午11时45分，偕该局人事处长龚仙舫等7人，乘航委会专机起飞赴上海转重庆。行前因接到上海气候恶劣的通报，已决定改在南京降落，如南京气候亦差，则直飞重庆，为此带了800加仑汽油备用。该机在下午1时6分到达南京上空，电告南京航委会电台，称与上海联络不上，气候恶劣不能下降，要折回青岛。7分钟后，又电告要穿云下降。此后即再无消息，下落不明。
关于戴笠之死，民间有很多说法。有人认为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飞机上安置炸弹的。还有观点是，戴笠当天并未在飞机上，他假装死亡而已。近来更有一种说法认为，在飞机上安置定时炸弹的不是美国战略情报局，而是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
无论如何，戴笠的确是死了，死于空难。
在3月22日披露这次空难事件当天，《申报》还报道了中国航空公司第139号飞机失踪的消息。该机于3月19日上午7时整，加足450加仑汽油自重庆东飞，开始尚循例以无线电与公司联络，到8时整，无线电联络突然中断，遍搜不到，想来已经遇难。该机乘客共30人，包括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陶器良、行政院善救总署振恤厅潘厅长一家六口等。著名建筑师贝聿铭之父、中央银行总裁贝淞荪（祖诒）因临时改乘他机而避开一劫。
叶挺遇难
关于叶挺等人的空难，也难免阴谋论。中共史书上对此定性为“失事”。
在中航139号飞机失踪前几天，小吕宋商业航空公司飞机WS-C47-P1C-18，在由菲律宾飞上海的途中遭遇大雾天气，油尽降落在闽江口外。刚好招商局江宁轮驶经该处，迅速将机内4名美国人、4名菲律宾人以及其他旅客7人全部救起。招商局还分赠他们江宁轮船票，随船于3月15日来到上海码头。
无人伤亡的飞机失事事件，在1946年的媒体版面上，只能占据豆腐块大小的位置。在此之前，1946年1月就发生过两起事件：上海飞美国的G-47型军事运输机在暴风雨中失事，堕毁于南京东门外紫金山上，4名机师身亡；美国C-46型运输机一架，在江湾飞机场西北17里处失事，机师4人及乘客8人均告失踪。
在1946年，还有另一起空难时常被政治史学家所提及，它的受害者是中共领袖叶挺等人。当年，4月8日，当叶挺搭乘飞机从重庆回延安途中，遭遇恶劣天气，飞机迷失方向，撞上山西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当时的媒体报道称，“全机16人全数殒命，机身全毁。闻该机飞过西安不久，即因浓雾迷失方向，致向东北飞入晋省，卒误触于兴县黑茶山。搭乘该机返延之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叶夫人李秀景、女儿杨目并其3岁男公子，及十八集团军参谋李绍华，教育家黄齐生（黄为王若飞之舅），黄之孙公子黄孝华，又王若飞、秦邦宪随员各一，连同美籍驾驶员4人，共计16人，无一生还。”
关于叶挺等人的空难，也难免阴谋论。当时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对飞机做了手脚，但并无证据。中共史书上，对此定性为“失事”。但近几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派人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最终导致空难。杜吉堂在台湾临终前道出真相。这个说法流传甚广，甚至《新华每日电讯》和《重庆日报·农村版》都转载了相关文章。
这个消息也引起了秦邦宪（博古）儿子秦铁的注意，他与叶挺、王若飞、邓发的后人共同调查此事，后来发现纯属虚构，甚至于根本没有杜吉堂这个人。
整顿检讨
就是在这样血的教训之背景下，中国的飞行安全开始逐步改进。就如同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对听了很多谣传的胡宗南所说：经过多方调查，证实没有什么人对戴笠进行了谋害，的确由于天气原因，驾驶员不慎撞在山上失事。
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曾在戴笠遇难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来飞机失事的原因，一则固因天气恶劣，二则因飞行员在机上与地面的无线电联络，尚欠密切，三则飞行员的训练似嫌不足。陈纳德希望中国航空事业能逐渐扩大发展，无论飞行员、地面工作者还是无线电联络员，均能多加训练，以减少飞行失事次数。在这之后，仍不断有飞行事故发生。最严重的事故发生在圣诞夜。中国航空公司第140号、115号客机，中央航空公司第48号客机，自重庆飞上海，因上海雨雾甚大，驾驶员“无法觅得降落机场，致绕场飞行两三个小时后，油尽援绝，先后堕地焚毁。”
媒体将3架飞机接连堕毁事件称为“空运的空前惨剧”。在停业整顿之外，业内的检讨之声也开始高涨。1947年1月7日，中央、中国两大航空公司总经理前往南京，参加交通部召集的航空安全问题会议。交通部还下令航空公司停止客运一周，并对航空公司进行全方位检查。但在恢复航运后，1月28日，中国航空公司又有一架客机在汉口失事，包括机师在内26人罹难。
就是在这样血的教训之背景下，中国的飞行安全开始逐步改进。时至今日，飞机已是相对安全的交通出行工具。不过，一甲子前飞机被安置炸弹的恐慌谣言，虽然很大程度上被严格的安检所消弭，但如何应对恐怖行动，仍是困扰人的世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