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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试图用一种国际通用的标准指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目前最主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但这个指数弹性不足。最近又有一个新的指数提出,名为“社会进步指数”,或许能在未来成为一种潮流。
试图比较不同社会之间发展程度的人往往发现,定义“社会进步”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困难,更不要说比较。对于怀疑论者“进步”这个概念就需要怀疑。但是社会研究者们依旧不断尝试比较各个发展体之间和自身的社会进步,并不断创造新的标准。
社会进步指数简称为(SPI),是宾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理查德·J·埃斯蒂斯(R .J.Estes)提出的,他在比较了132个国家的54个指标后提出一个综合性指数,这些指标涵盖性很广,从人权状况、个人安全到拥有手机的比例等。
SPI的设计是为了挑战最常用的GDP。GDP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而SPI更“以人为本”。SPI的设计也参考了最近全球流行的其他指标,例如人类发展指数(Hum an Developm entIn-dex)、新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 evelopm entGoals)、进步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以及全球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等,如果说SPI是这些指标的一种融汇,那是因为以上所有标准都更强调生活的非物质方面,强调个人是否有机会发挥潜能、实现理想以及社区是否具有持续、健康的发展能力。
SPI的设计目标不是衡量个人的幸福感,一个幸福的社会未必是个进步中的社会,在一个普遍感到幸福的社会里,还是会有对少数派的压抑。
目前新西兰的SPI排名是最高的,之后是瑞士、冰岛和荷兰,这些国家突出的特点是小国而且是单一民族,人民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可是按照GDP的标准,新西兰只排25名,这充分说明财富和社会进步没有最直接的联系。美国的GDP排名是第二位,但在SPI的排名中是第16位。但是相对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美国政府人均开支较少就能获得较高的社会进步。
这个指数以及相关比较值得思索,例如阿联酋的排名比以色列靠前,牙买加的排名居然在中国之前,乌拉圭也击败了俄罗斯,哥斯达黎加比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排名更靠前。总体来说资源丰富的国家在SPI的排名中相对靠前,意味着资源型国家容易达成社会进步。在全球最大的5个发展中国家中,巴西是唯一一个SPI排名比GDP排名更靠前的。
SPI同样说明,财富和其他公民性指标并不一定是按比例发展,这些公民性指标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但是财富和获得更高教育是直接联系的。在最贫困的国家,只要一点微小的经济发展都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相对富裕的国家,社会进步在很多领域反而出现后退,环保就是典型。
如果说SPI有弱点,那就是指标的设计是假设“一个社会总在持续不断地进步中而政府也是在为社会进步不断努力”。要克服这点不足,可以参考其他指标,例如“世界自由指数”(Freedom in the W orld ratings),评比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度,还有“全球和平指数”(GlobalPeace Index)衡量非暴力和武装解除的进步。
尽管“进步是否能被衡量”整个概念还值得商榷,但进步通常伴随着目标的改变,通常是道德目标或者是内省价值观,例如避免战争、保护环境等。在任何环境下,物质进步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会有战争或者其后因素使其后挫,但是道德的进步是可持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人类的社会进步永远不会有指标可言。
试图比较不同社会之间发展程度的人往往发现,定义“社会进步”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困难,更不要说比较。对于怀疑论者“进步”这个概念就需要怀疑。但是社会研究者们依旧不断尝试比较各个发展体之间和自身的社会进步,并不断创造新的标准。
社会进步指数简称为(SPI),是宾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理查德·J·埃斯蒂斯(R .J.Estes)提出的,他在比较了132个国家的54个指标后提出一个综合性指数,这些指标涵盖性很广,从人权状况、个人安全到拥有手机的比例等。
SPI的设计是为了挑战最常用的GDP。GDP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而SPI更“以人为本”。SPI的设计也参考了最近全球流行的其他指标,例如人类发展指数(Hum an Developm entIn-dex)、新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 evelopm entGoals)、进步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以及全球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等,如果说SPI是这些指标的一种融汇,那是因为以上所有标准都更强调生活的非物质方面,强调个人是否有机会发挥潜能、实现理想以及社区是否具有持续、健康的发展能力。
SPI的设计目标不是衡量个人的幸福感,一个幸福的社会未必是个进步中的社会,在一个普遍感到幸福的社会里,还是会有对少数派的压抑。
目前新西兰的SPI排名是最高的,之后是瑞士、冰岛和荷兰,这些国家突出的特点是小国而且是单一民族,人民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可是按照GDP的标准,新西兰只排25名,这充分说明财富和社会进步没有最直接的联系。美国的GDP排名是第二位,但在SPI的排名中是第16位。但是相对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美国政府人均开支较少就能获得较高的社会进步。
这个指数以及相关比较值得思索,例如阿联酋的排名比以色列靠前,牙买加的排名居然在中国之前,乌拉圭也击败了俄罗斯,哥斯达黎加比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排名更靠前。总体来说资源丰富的国家在SPI的排名中相对靠前,意味着资源型国家容易达成社会进步。在全球最大的5个发展中国家中,巴西是唯一一个SPI排名比GDP排名更靠前的。
SPI同样说明,财富和其他公民性指标并不一定是按比例发展,这些公民性指标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但是财富和获得更高教育是直接联系的。在最贫困的国家,只要一点微小的经济发展都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相对富裕的国家,社会进步在很多领域反而出现后退,环保就是典型。
如果说SPI有弱点,那就是指标的设计是假设“一个社会总在持续不断地进步中而政府也是在为社会进步不断努力”。要克服这点不足,可以参考其他指标,例如“世界自由指数”(Freedom in the W orld ratings),评比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度,还有“全球和平指数”(GlobalPeace Index)衡量非暴力和武装解除的进步。
尽管“进步是否能被衡量”整个概念还值得商榷,但进步通常伴随着目标的改变,通常是道德目标或者是内省价值观,例如避免战争、保护环境等。在任何环境下,物质进步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会有战争或者其后因素使其后挫,但是道德的进步是可持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人类的社会进步永远不会有指标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