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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旦，史称周公，是我国三千年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谥文公，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胞弟。 周公是西周开国的重臣，又是周成王的老师。政治上他曾经“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实现了制礼作乐的大举，创造了西周一代灿烂大备的政治、思想、文化和教育，被誉为“郁郁乎文哉”，为后世所敬仰。
历史上素有“周孔之教”的称谓，标志着周公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崇高地位。他不仅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有开启的作用，而且，对我国古代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也是一位提示“路径”的先导。
一、“敬德保民”重教思想的提倡
“敬德保民”是周公的政治主张，运用于教育上，则是将“敬德”专为重教，强调教师的重要；把“保民”专为教民，大力提倡社会教化。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是对殷人敬神事鬼的修正和补充，对于我国传统教育重人事、轻神事特点的形成，具有开创意义。奴隶社会发展到周公之时，已经历经了夏、商两代的败亡，特别是“小邦周”灭“大邑商”，是历史上所罕见的，这不能不引起统治者的震动和思想家的思考。周公认真总结了历史教训，深刻揭示了敬德的重要性。他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以夏朝和殷朝的灭亡为“鉴”，他向周朝的统治者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即夏、商两代承天受命，为何国祚不得其延，“早坠阙命”呢？他认为这都是由于夏、商统治者“唯不敬阙德”所致。周公郑重指出，敬德的程度决定着天命的得失和国运的兴亡，从政治的高度，论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周公明确提出“保民”的主张，他在灭殷伐商的战争中目睹殷人的阵前倒戈，作为思想家的周公敏感到民情不可辱，指出统治者必须重视民情的向背。
周公以德教民，注重社会教化的思想，直接为孔子所继承，并将其发展成“为政以德”和“为政教民”。我国古代“化民成俗”，“以教化为大务”传统的形成，周公是首开其端者。
二、“制礼作乐”与教育政治伦理化的发端
历史上公认周公的重要业绩是制礼作乐，这是他对整个社会实施道德教育的基本形式。据史籍记载他曾倡导过籍田礼，即始耕礼。每年春天，周天子到国都南郊的公田，举行一次始耕典礼，表示提倡勤劳耕作之风。周公提倡始耕礼，对于巩固新田制，形成重视农业生产和勤于公田耕作的风气，以及推动社会进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就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分析，周礼有着鲜明的政治伦理化的倾向。例如“孝”和“友”这两项道德规范，周公曾大力提倡，他认为人之罪恶莫大于“不孝不友”，如果人民到了“不孝不友”的地步，就是天理灭乱之时，那必须用文王所制定的刑罚，严加处治，不得姑息。“孝”的教育古已有之，而周公的贡献在于使其由殷人以孝来敬神祭祖，引入现实的家庭内部，使之成为协调家庭人伦关系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孝敬父母就要负奉养之责，使父母幸福，做人子的应当尊敬之心服侍父母，为之劳作，不得伤害父母的心；做父母应当负责抚养子女，不使得染患疾病。周公倡导的孝道，明确规定了人在家庭中应尽的基本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其目的在于维护氏族宗法制度。周公改制后，孝的教化产生了君权、父权、夫权三位一体的宗法观念的萌芽。从此，孝的教育便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立后嗣”的重要手段。
三、恭谦礼贤与人才思想的初创
周公认为治国安邦，成就大业，必须有贤才的大力辅佐。为了尊贤用贤，周公谦恭自律，并以此教育自己的儿子伯禽。当伯禽代他去治理封地鲁国时，临行前，他谆谆告诫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以自己一贯恭敬待贤的实例，要求儿子千万莫要以为自己官大位显而轻视贤士，体现了他对于人才的高度重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美谈，就来源于此。
为任用真正的贤才，周公特别强调要把识人置于首位。周公以自己的实际体会指出，对担任不同官职的人的德与能，应按不同的标准，从不同角度进行考查，而着重考查其德才与所任官职是否相称。这就是后世所称的“三宅考吏法”：“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它要求对治事之官应着重考查其是否善于理事；对牧民之官应着重考查其是否能使民安居乐业；对执法之官则应着重考查其是否公正执法。这样考核官吏，选拔人才，就能做到德不浮其民，官不旷其职，使德与官、才与职相称。周公还十分深刻地指出：如果对人只看表面现象，听其言谈，凭个人爱恶决定取舍，而不着重考查其德行，必将造成贤劣不辨的恶果。周公的这些主张，在中国人才思想史上可谓开识人之方的先声，是非常可贵的。
周公很重视人才的品德，他在恪尽师保之责，对成王施行的德教之中，充分体现了人才必须德才兼备的思想，在使用人才方面，周公也颇多识见之明，他主张逸于使贤，对人才要放手使用，不可多加干涉。他推崇周文王为政治国，决不轻易干预下属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使各司其职，以发挥才能。
周公的人才思想，不仅直接关系到西周的选贤任能，作用显著，而且也影响到后世，其中一些见解至今仍不失其有益的启示作用，值得珍视。
【参考文献】
［1］尚书·酒誥.
［2］尚书·无逸.
［3］尚书·康诰.
［4］诗经·大雅·文王.
［5］史记·鲁周功世家.
［6］贞观政要·尊敬师傅.
历史上素有“周孔之教”的称谓，标志着周公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崇高地位。他不仅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有开启的作用，而且，对我国古代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也是一位提示“路径”的先导。
一、“敬德保民”重教思想的提倡
“敬德保民”是周公的政治主张，运用于教育上，则是将“敬德”专为重教，强调教师的重要；把“保民”专为教民，大力提倡社会教化。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是对殷人敬神事鬼的修正和补充，对于我国传统教育重人事、轻神事特点的形成，具有开创意义。奴隶社会发展到周公之时，已经历经了夏、商两代的败亡，特别是“小邦周”灭“大邑商”，是历史上所罕见的，这不能不引起统治者的震动和思想家的思考。周公认真总结了历史教训，深刻揭示了敬德的重要性。他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以夏朝和殷朝的灭亡为“鉴”，他向周朝的统治者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即夏、商两代承天受命，为何国祚不得其延，“早坠阙命”呢？他认为这都是由于夏、商统治者“唯不敬阙德”所致。周公郑重指出，敬德的程度决定着天命的得失和国运的兴亡，从政治的高度，论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周公明确提出“保民”的主张，他在灭殷伐商的战争中目睹殷人的阵前倒戈，作为思想家的周公敏感到民情不可辱，指出统治者必须重视民情的向背。
周公以德教民，注重社会教化的思想，直接为孔子所继承，并将其发展成“为政以德”和“为政教民”。我国古代“化民成俗”，“以教化为大务”传统的形成，周公是首开其端者。
二、“制礼作乐”与教育政治伦理化的发端
历史上公认周公的重要业绩是制礼作乐，这是他对整个社会实施道德教育的基本形式。据史籍记载他曾倡导过籍田礼，即始耕礼。每年春天，周天子到国都南郊的公田，举行一次始耕典礼，表示提倡勤劳耕作之风。周公提倡始耕礼，对于巩固新田制，形成重视农业生产和勤于公田耕作的风气，以及推动社会进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就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分析，周礼有着鲜明的政治伦理化的倾向。例如“孝”和“友”这两项道德规范，周公曾大力提倡，他认为人之罪恶莫大于“不孝不友”，如果人民到了“不孝不友”的地步，就是天理灭乱之时，那必须用文王所制定的刑罚，严加处治，不得姑息。“孝”的教育古已有之，而周公的贡献在于使其由殷人以孝来敬神祭祖，引入现实的家庭内部，使之成为协调家庭人伦关系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孝敬父母就要负奉养之责，使父母幸福，做人子的应当尊敬之心服侍父母，为之劳作，不得伤害父母的心；做父母应当负责抚养子女，不使得染患疾病。周公倡导的孝道，明确规定了人在家庭中应尽的基本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其目的在于维护氏族宗法制度。周公改制后，孝的教化产生了君权、父权、夫权三位一体的宗法观念的萌芽。从此，孝的教育便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立后嗣”的重要手段。
三、恭谦礼贤与人才思想的初创
周公认为治国安邦，成就大业，必须有贤才的大力辅佐。为了尊贤用贤，周公谦恭自律，并以此教育自己的儿子伯禽。当伯禽代他去治理封地鲁国时，临行前，他谆谆告诫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以自己一贯恭敬待贤的实例，要求儿子千万莫要以为自己官大位显而轻视贤士，体现了他对于人才的高度重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美谈，就来源于此。
为任用真正的贤才，周公特别强调要把识人置于首位。周公以自己的实际体会指出，对担任不同官职的人的德与能，应按不同的标准，从不同角度进行考查，而着重考查其德才与所任官职是否相称。这就是后世所称的“三宅考吏法”：“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它要求对治事之官应着重考查其是否善于理事；对牧民之官应着重考查其是否能使民安居乐业；对执法之官则应着重考查其是否公正执法。这样考核官吏，选拔人才，就能做到德不浮其民，官不旷其职，使德与官、才与职相称。周公还十分深刻地指出：如果对人只看表面现象，听其言谈，凭个人爱恶决定取舍，而不着重考查其德行，必将造成贤劣不辨的恶果。周公的这些主张，在中国人才思想史上可谓开识人之方的先声，是非常可贵的。
周公很重视人才的品德，他在恪尽师保之责，对成王施行的德教之中，充分体现了人才必须德才兼备的思想，在使用人才方面，周公也颇多识见之明，他主张逸于使贤，对人才要放手使用，不可多加干涉。他推崇周文王为政治国，决不轻易干预下属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使各司其职，以发挥才能。
周公的人才思想，不仅直接关系到西周的选贤任能，作用显著，而且也影响到后世，其中一些见解至今仍不失其有益的启示作用，值得珍视。
【参考文献】
［1］尚书·酒誥.
［2］尚书·无逸.
［3］尚书·康诰.
［4］诗经·大雅·文王.
［5］史记·鲁周功世家.
［6］贞观政要·尊敬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