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稍后，他又在《我们是谁？》中强调了美国的基督教文化认同。这些著作的独特视角被“9·11事件”放大，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预言不幸而言中，而其关于中国为“儒教文明”的判断定性也在大洋此岸引起震动和思考。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口号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对儒教与中国社会、历史乃至政治的关系进行梳理和研究就变得特别重要了。
　　如果说秦始皇与法家李斯携手确立了中国历史的政治结构，那么汉武帝则与儒生董仲舒携手确立了其文化结构。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略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到“东汉功臣多近儒”，再到昔日的秦人、周人和楚人被统一称呼为汉人的时候，儒教文明应该说就初步成型了。后来虽有佛教道教对儒教形成冲击，但宋孝宗“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三教论》，基本框定了各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和地位，“治世”的儒教文化权重显然远非“养身”的道教与“修心”的佛教可堪比拟。宗祠、书院和孔庙正是儒教与社会互动，实现或承担其功能的平台或组织系统。
　　关于孔庙的研究已有很多的积累，但以文献学、历史学为主，甚至建筑学等方面的成果也超过宗教学。十年前从台湾黄进兴教授处获赠《优入圣域》及《圣贤与圣徒》。因为二书暗含儒家思想乃宗教之系统的预设，当时聊的时间虽短，却十分投机愉快，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黄教授从国家宗教和公共宗教角度，谈论了儒教的一些特质，将孔庙研究推进到宗教学的论域或层次。我自从提出“儒教之公民宗教说”后，一直希望能带学生做些个案研究，将这一直觉判断加以验证、深化或证伪。杨莉曾说她想做孔庙的神圣空间问题，后来各种因缘际会走到了宗教社会学的进路。现在，毕业多年之后她把这样一部书稿发给我，要我写序，应该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匆匆浏览一过，对关于民初天津文庙三次修缮的章节印象深刻，不妨就此发些议论。这是她的观察和分析：
　　天津文庙在民国早期大修背后的意义实际上是士绅阶层借助文庙这一文化象征，在其逐渐丧失文化权威的社会中重新构筑一个文化空间，并依此获得新的文化权利。然而，这种情况到民国后期在政府主导修缮时发生了变化。在政府将文庙的象征意义纳入自身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后，逐渐消解了其原本道统的象征意义。因此，即便士绅再参与到文庙的修缮过程中，也难以达到民国初期时的效果。所以，民国时期天津文庙的修缮不仅是士绅文化权利的体现，同时还可以看出在文庙修缮过程中社会和政府在承续传统文化符号过程中的博弈。
　　十分有趣！
　　我们知道，全国两千余座孔庙除开曲阜、衢州一北一南两座家庙之外，主要都是庙学合一的“学庙”或“庙学”。学庙或庙学就是以办学为宗旨，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与祭祀孔子的庙宇结合在一起的官办机构。从圣贤崇拜的角度看，“庙”无疑意味着宗教；但从“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封号颁自朝廷而言，“庙”同时又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出场，意味着国对教的掌控。公元前195年汉高祖亲临曲阜孔庙祭孔后，这一家庙就此开始过渡成为了国庙。而“学”，就其以儒家经典为内容来说其实就是作为“布衣”的孔子及其思想，但又因其设于“庙堂”而有着官学的地位或身份。
　　民间性质的书院，也是祠学合一。“学”几乎一样；“祠”与“庙”的区别在于，祠作为一种祭祀方式，“品物少，多文辞”，其祭祀对象一般为儒门圣人或地方乡贤。简单说，二者结构上高度重合，只是规模层次存在官方民间之区别，民间的“祠”不能跟官方“凡神不为庙”“室有东西厢曰庙”的“庙”相提并论。
　　这种民间书院在宋尤其明时期高度发展，代表着社会组织的活力与活跃。到明张居正严禁私学，再到清雍正十一年下旨各州府官办书院，书院又开始在政府的组织序列里重新生长，庙学合一也渐渐成为书院的标准配置。成功失败？是喜是悲？至少长沙的岳麓书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为近代中国培养出曾国藩、左宗棠、魏源等一大批创造历史的风云人物。
　　我认为，孔庙和书院的庙学合一仿佛一个隐喻，象征着国家和社会的结合、政统与道统的联系。所以，虽然从具体的过程看，政与教、庙与学存在摩擦，政府官员与地方士绅“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围绕文化象征或文化权力的博弈争夺无有尽时令人生厌，但各种怨憎会的后面，最终仍是斗争后的妥协、矛盾中的平衡。而庙学合一的维持，与“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遥遥相契。儒教文明云乎者，其此之谓也欤？
　　指出这一点，首先是希望提醒读者从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和关系结构中去理解作者向我们揭示的那段历史事实。其次，则是希望给作者鼓鼓劲，杨莉观察深刻，但调子有点偏暗。文化权力争夺或博弈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但并非全部。即使均衡点有所偏移，也应历史地去看，其意义价值仍然值得肯定。论者注意到，天津卫学建立之前，民间“少淳朴，官不读书，皆武流”。但到明正统年间，已是“循循雅饬，进止有序”了。这种教化之功微小却不可小觑，积石成山积水成渊，迟早会有兴风雨而生蛟龙的一天。民国时期政府疲弱，社会急剧动荡，且存续时间不长。那些官员，那些士绅，却是那么的认真投入，某种程度上都可说是叫人尊敬的文化情怀党！
　　身为儒生，虽然我个人发心在建私人书院，但却也不得不承认，儒学真正的复兴，首先还是要寄望于孔庙的激活，寄望于廟学合一的制度及其所隐喻的道统与政统的结合、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目前孔庙文物化、博物馆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间士绅这一源头活水没有被引入，之所以没有被引入的原因则在于国家和社会间互动不够良好。这种情况下，有心人士不妨学学书中严修及其崇化学会的“新庙学”经验，以“与祭洒扫社”这样的义工组织身份低调进入，或许可以就此拉开互信的帷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何况有关方面早有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平台建设的指示精神打开了相关政策空间。
　　《阙里志》有云：“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远；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政以施化，教以善俗，政教相维，天下以治，文明以兴。儒、释、道的整合已成过往，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对话正在路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的支撑需要孔庙的激活——有志者，事竟成。
　　是为序。
　　（作者简介：陈明，原道书院山长，现任湘潭大学教授，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中国儒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