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12月23日，清朝首富伍秉鉴给他在美国的朋友写信说，如果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十分想移居美国。要知道，1842年的美国不是值得向往的乐土，而且要远走异乡，天涯漂泊。那么他为什么还会有这个想法呢？
　　伍秉鉴是“广东十三行”商人，其财富主要来自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容易发财，但经营的风险也不小。许多行商因为积欠官方税银或外国商人债务而倒闭、破产，被抄家、下狱、充军。
　　而且，当时商人在中国社会身处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盡管他们发财之后也可以花钱捐官戴上“红顶子”，但实际上命运还是不由自己掌控。十三行商人的破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商业利润被官方抽空。
　　在官方看来，行商是一块肥肉，可以随便找个理由甚至制造理由罚款。一旦发现外商违反规定，负有担保责任的行商就要受50倍甚至100倍货税的罚款。
　　官方还动辄要求行商捐献财产，如遇到战争、水旱灾害或皇帝生日，行商要主动捐款，时称“捐输”或“报效”。据统计，1773年至1835年间，见于官方档案材料记载的行商向朝廷捐款就达508.5万两，实际捐数当远不止此。
　　行商们还经常受到官吏个人的勒索，稍不遂意，大祸立至。伍秉鉴曾被比喻成“一只容易被剥光的肥羊”。
　　行商资格的获得有时候也不是完全自愿的，一旦入了行就不能退出。伍秉鉴要求退休而不得，花了90万银圆的代价才将位置改由他儿子顶替，但官方仍要他负担所有行商一切的责任，他又表示愿意捐献2600万银圆中的80%给官方，以求安享余下的20%财富，但仍不能如愿。
　　除了大清官方，外国人也不是善茬。大清官方让行商代为“管理”外国商人，但外国商人与行商不过是贸易伙伴，哪里会受其管制？由于大清帝国的外贸制度不合现代国际贸易要求，外国商人一直反对和抗议，行商就成了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伍秉鉴曾经想充当调停人，避免战祸的发生。但盛怒的林则徐是不会听从他的建议的。作为行商之首，他的继承人、儿子被逮捕入狱，他则被套上锁链，押往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创办的宝顺洋行，成为催促颠地接受传讯的筹码。林则徐称，如果颠地拒绝前往，伍秉鉴将被处死。颠地则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置这种威胁于不顾。
　　鸦片战争也让伍秉鉴破财，1841年5月，清军战败，被迫向英军交纳600万银圆的赎城（广州）费，伍秉鉴交了110万元。《南京条约》签订，要求赔款2100万银圆，其中300万是商欠，伍秉鉴交了100万。
　　在民族危难之际，伍秉鉴作为富人，即便出多少钱我们都认为是应该的，毕竟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何况伍秉鉴有那样的财力。但在大清帝国的统治下，商人不过是官吏敛财的对象，其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都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个人尊严就更不用说了。
　　对于商人伍秉鉴来说，既然无法改变现实，逃避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耄耋之年的伍秉鉴已经看透了时局，所以他想到了移居美国。
　　对伍秉鉴信中流露的心态，台湾学者陈国栋的评论是恰当的：“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浩官是伍氏怡和行的商名）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
　　编辑/夕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