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潇

本刊记者、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Memory Politics（记忆的政治）的老师布置了作业：回去看一部1961年的黑白影片《纽伦堡的审判》，大多数同学都去图书馆电影资料室，我只花了一分钟就在某视频网站找到了清晰版本，带中文字幕，有一点坐海盗船的快感。
　　电影长3个小时，讲述二战结束两年后德国战犯第三轮受审的故事——特殊处在于受审者是纳粹时期的法官，他们被指控批准给犹太人施行绝育手术，但更严峻的追问是：你是做一个爱国者，忠实地执行这个国家的法律，还是拒绝执行你认为不义的法律，当一个叛徒？
　　威克法官选择拒绝希特勒的法律，被迫辞职，审判时他作为证人出现在法庭上，面对自己曾经的同事、受审者简宁法官。他遭到简宁代理律师劳尔夫的步步逼问——这正是影片最精彩的地方，这位年轻的德国律师在逼问证人的同时，把电影不断推向高潮。
　　“请问威克先生，你是否曾对1934年公民效忠誓言宣誓？”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威克，“（既然你认为希特勒的法律不义）为什么你不拒绝宣誓？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宣誓，希特勒就不会走到绝对权力这一步！为什么你不拒绝？是不是你担心自己的养老金……”看到这段时，不知怎么就想起了8年前，贺卫方先生以“暂停招收硕士生”抗议他所就职的北大法学院研究生招考制度，记得当时看到一段媒体报道，有人质疑贺卫方为什么不辞职，贺卫方反问：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不自杀呢？（大意）
　　劳尔夫巧舌如簧，善设逻辑陷阱，又懂得适时以暴风骤雨式的“吼问”震慑证人。在另一场质证中，他面对的是被强制施行绝育手术的犹太人鲁道夫，劳尔夫攻击鲁道夫的母亲有精神问题，攻击鲁道夫智力低下，所以做绝育手术理所应当。在鲁道夫掏出母亲照片，激动地“自证清白”后，法庭一片沉默，这时劳尔夫深吸一口气，冷冷地说了一句：法庭不知道你以前是什么样的，它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你说的都是你的一面之词。

　　一种深切的悲凉降临在我那开不了窗的卧室里，这可能是整部影片最让我难过的时分。对于简宁这样的大人物，哪怕身陷囹圄，也有贵族太太愿意在法官面前为他求情：“你不知道他在希特勒面前是多么勇敢！”大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册，罪责与荣耀，虽然也有各种纠结和难言之隐，总归有人书写，可谁会去理会鲁道夫这样的小人物？历史永远不可能知道你是谁，哪怕你是博阿齐齐——我曾读过《时代》周刊2011年年度人物“抗议者”的长文，好归好，可是在文章里，这位引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自焚小贩也只不过是一个被设定的角色，好像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为了走向那片凶猛的火光，然后变成一个导语。
　　我和以色列同学都选了这门Memory Politics，当老师从纽伦堡审判讲到东京审判时（后者只是附带），我想我们都各怀心事。下课后，想跟老师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因为感情过于汹涌而一时语塞，她宽容地笑了，这让我更加苦涩。在媒体呆久了有时会失掉一些基本的痛感，比如对于慰安妇问题，我好像一直提不起兴趣，也许是觉得太“老生常谈”（我们都默认了新闻就是“势利”的，影片里的记者很直白地对法官说：我可能发不了稿，美国读者对审判战犯已经不感兴趣了），也许是对这一议题常被政治操弄感到不满，但终究没有去想一想这么多年她们需要面对的日与夜。
　　我自然没有笨到认为她们不会有新的生活，Memory Politics后是一门介绍社会运动理论的课，现代意义上的社运和古代各种起义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有一套复杂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我一边听老师讲对“意义（meaning）”的建构方式一边瞎想：学社会学的人把各种话语拆解得这样不留情面，会不会很容易“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而围绕着慰安妇建构起来的种种话语，是不是总还有些坚固的东西在里面？
　　《纽伦堡的审判》的最后，主审法官和劳尔夫有一段对话，劳尔夫说：“我跟你打赌，在5年之内，你宣判无期徒刑的人都会（因为冷战形势的变化）被释放。”法官回答：“你所说的那些人都会释放，在我们时代是正确的逻辑。但合逻辑的不一定是对的，世上没有人能使它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