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的那次北京之行，我几乎遍访城中文彦硕儒。打着“文化发展战略”的旗号，没吃过一次闭门羹。在当年硕果仅存的大师级学者中，哲学家冯友兰教授自然是我不可或缺的走访对象。
　　冯友兰6岁入家塾发蒙，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20年代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获博士学位，可谓学贯中西。回国后先后任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首任院士。1952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冯友兰毕生以复兴中华文化、宏扬儒家思想为己任，著述宏富。他曾自拟“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一联，总结自己得意之作。三史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是以《新理学》为核心的六本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冯友兰在这些著作中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想，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领袖的地位。晚年冯友兰在“文革”中成为“梁效”写作组顾问而被人诟病。这是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生态下，很难苛求生性懦弱的冯友兰充当反潮流的英雄，所以我依然是带着崇敬的心情去见这位大师的。
　　我来到北大燕南园57号，冯友兰居住的“三松堂”。“三松堂”因小院内三株松树而得名。院门前立着两尊石狮，透出古意。院门虚掩，轻轻一推便可进入，松树掩映着一排青砖平房。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周围的博古架、茶几古色古香，中堂悬挂着冯先生亲笔书写的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家人通报后，冯先生从里屋走出来，但见他精神矍铄，银髯飘拂，厚厚的镜片后面闪烁着睿智的目光。
　　我说明来意后，冯先生沉吟片刻，开始回答我的问题。尽管是和一个宣传部的青年干部讨论有关城市文化规划的现实问题，但言语间充满哲理。翻开当年的谈话记录，冯先生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党中央提出的战略目标。为什么要具有中国特色呢？这并不仅仅是出于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愿望，而是在中国这个历史条件下，社会内在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也不是哪几个人的主观想象，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像人的肤色，不是一种外在的颜色，可以随心所欲地涂上的。这是由各种人不同的生理构造、遗传基因所决定的。 ”
　　“马克思主义有3个来源，其中之一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国古典哲学也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来源。这并不是惊人之語，而是已经出现的事实。报刊上常看见有许多不正之风，有人把它归结为‘见利忘义’。我不知道这个提法是谁首先提出的。但这个提法很重要，‘义利之辨’是中国古典哲学中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义’和‘利’？宋明道学对此作了阐述，义利之辨是公私之分。为公就是义，为私就是利。有人常以为，宋明道学轻视物质利益，这是误解。宋明道学讲的‘义’是包括物质利益的，问题在于为谁去追求物质利益。若为自己追求那就是为利，若为社会、为人民追求，那就是义。现在还有人见利忘义，正说明人的精神素质还有待提高，这也就是说，还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文化素养。”
　　“近几年来，物质文明成绩比较显著，城市经济改革已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但相比之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还跟不上。必须有一种哲学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贯穿起来才行。虽然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但是还得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切不可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
　　28年过去了，冯先生的这番话对今日中国的社会文化依然有现实指导意义。我们天天在谈论文化建设，但如果只是把文化当成一种赚钱的产业，而没有一种贯穿文化各方面的哲学，就不会有一种凝聚民族的精神力量。我不知冯友兰这位大哲如果活到今天的话会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