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经济特区利用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进行了40多年筚路蓝缕的探索，经过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开辟社会主義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尝试，验证了经济特区试验的正确性。进入新时代，党中央赋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崇高使命，这就要求深圳的定位要从改革开放试验田转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做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有机结合，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践行者和引领者这一崇高使命，进一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通、走得对、走得好，并且将会越走越宽。
[关键词]深圳;试错功能;示范区;经济特区;五位一体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0）05-0113-10
[作者]张可翔，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广东深圳 518060程浩，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广东深圳 518060
深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贡献和伟大探索。40多年筚路蓝缕，经济特区的试验已取得极大成功。深圳从最初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管理人口超2000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央要求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努力为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城市范例。这标志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圳被授予了新任务，将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榜样、作出示范。新时代要求深圳要逐步从对外开放的窗口、先行先试的市场经济试验田转变为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回顾深圳经济特区的创立过程，重温先行示范区的初心使命，揭示从试验田到示范区的定位递进和演进逻辑，对于深刻认识“示范”的内涵并正确处理“试验”与“示范”的关系，对于深圳找准新定位、承担新使命，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试验田：先行一步
（一）作为试验田的经济特区的创立
20世纪70年代末，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此时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却经济发展迅速，巨大的发展落差催生了一波波逃港潮。广东省政府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①
1979年4月，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汕头兴办贸易合作区”的要求。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②1979年7月15日，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尝试建立出口特区（当时还不叫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明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建立经济特区。这标志着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③
作为最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田，深圳经济特区率先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市场经济体制的“探险”，一个计划经济大国开始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深圳曾经成为几次大争论的焦点。1982年深圳特区被一些舆论指责为“租界”，国内出现了“深圳办特区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搞资本主义”等非议之词。当时分管经济特区的副总理谷牧这样回忆道，这些议论“给特区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建设发展步履维艰。我是分管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的，深感压力不小。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④。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使得质问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的言论甚嚣尘上，这给特区的发展带来很大干扰，深圳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度面临中断的危险。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亲自视察深圳，高度肯定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邓小平的鼓励下，深圳特区不搞争论，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从“三个有利于”⑤出发，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⑥，最终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深圳在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从一个祖国边陲的贫穷渔港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国内超大型一线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在GDP、地方财政、税收、进出口等指标上都位列国内大中城市前列。①深圳经济特区以渐进式改革模式和先行先试的实践，沿着非均衡发展路径，摸着石头过河，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了一条市场经济的新路子。渐进式改革使得特区能够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合性。②这是一个既无完整理论指导、又无成功经验遵循的摸索过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深圳经济特区开启了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征程，它的发展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它的成功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③
（二）作为试验田的经济特区的特点
1.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壁垒
一方面，中央给予了深圳“尚方宝剑”。中央指示深圳要跳出现行经济体制之外，经济运行以市场调节为主。1983年2月，有关中央领导视察深圳特区时指出，特区工作要“特事特办，新事新办”④。但另一方面，深圳的特殊政策除了中央主动赋予，很多是自己“要”来的。这些灵活政策来自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地方官员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敏锐把握和先斩后奏的勇气。他们不仅能够及时把握中央领导的指示批示精神，也善于把握时机，包括借中央领导到广东开会或者视察深圳的机会，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向中央要政策。比如，袁庚借谷牧在广州开会以及视察深圳的机会，向谷牧和中央组织部争取人才招聘权，在全国统一招聘干部。⑤特区官员勇于探索，敢于突破，他们创立的许多制度和政策，最初并非于法有据，甚至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但这些政策最后都通过成功的实践获得中央的认可。
利用特殊政策，发扬敢闯精神，深圳在经济改革的许多方面先行一步。20世纪80年代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建筑工程招标，率先进行工资和物价改革，进行计划、金融、财税体制改革，率先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实行有偿出让转让。这些改革使得深圳在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为特区建设扫除了拦路石。⑥ 2.试错功能大于示范效应
改革是一场全新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创办经济特区，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试验，没有教科书作指导，也没有现成经验可以遵循，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而且这种探索是在不断突破既有法律框架中前进的。⑦这种不确定不仅来自于市场经济自身的风险性，也来自于当时国内意识形态的固化保守所带来的“帽子”和“棍子”。在这个过程中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降低犯错误的机率。邓小平曾明确提出：“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①特区作为试验田带有明显的探索性质和试错功能。
特区之“特”就在于可以施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这个试验本身就是一场典型的试错式改革。邓小平设计的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抓住建立经济特区这个突破口，制定特殊政策，吸引外资，有重点地对外开放，进行尝试性、探索性试验实践活动，待取得成功经验后逐步推广。即使出现失误，也可以及时得到纠正，使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试错性改革能够避免因认知局限进行盲目的大规模实践而造成的损失、减少改革风险，从而削减改革成本。②
高层对待深圳的宽容态度，给予特区试错的权利，是深圳经济特区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谷牧多次强调要给特区改革权、试错权。1980年，在谈及对特区的支持时，他说：“应给他们支持，给政策，给权，使他们能放手工作，不要事事通过这里通过那里。这方面的支持非给不可，否则还叫什么特区？有些事特区自己就可以解决，要给这个权。”③而远离计划经济决策中心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使得深圳获得了进行实验的绝佳条件。既然是实验，就总会有失败的可能性，也正是缘于“远离中心”的优势，使得深圳的试错成本大大降低，而紧邻港澳，深圳可以发挥窗口作用、借鉴发达地区的成熟经验，提高试验的成功率。
当然，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试验，而是受到邓小平和党中央高度关注的关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实践。对于这场试验，中央虽然给予试错的权利，但中央并未对特区的具体实践进行过多的干涉，具体改革试验的内容也没有特别清晰的规划。④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只能不断给予新生的特区以信心和鼓励。直到1987年6月，在“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情况下，邓小平才說：“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⑤1992年，邓小平把深圳经济特区试验的成功概括为一句话：“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⑥
3.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各领域发展相对不平衡
1979～2017年，深圳的GDP从1.96亿元增长到22438.39亿元，年均增长27.88%，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GDP突破2万亿元大关的城市，超越了广州和香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606元增长到18.31万元，年均增长16.22%，稳居内地副省级以上城市第一位，超过台湾，接近2016年韩国的水平。①
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入，深圳特区在经济领域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其政治体制改革、社会领域的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短板也显现出来。4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使得深圳比其他一些地方更早进入了矛盾凸显期，集中表现在社会治理、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上。在经济领域，金融服务能力不足限制了创新型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领域，基本教育、医疗服务、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问题突出;在城市发展方面，城市规划不合理、“城市病”严重导致吸引国际人才和高端要素的能力不足;在生态领域，全市大气环境明显改善，但城市整体环境质量不高、水环境质量低成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难点。
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深圳经济特区的探索一直相对落后于经济领域。中央在设立深圳经济特区时就明确深圳是经济特区而非“政治特区”。经济特区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因此政治领域的试验事实上是触碰到了特区试验的天花板。②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本质上是重新调整权力和利益格局，必然面临较大的阻力和可能的社会不稳，因此从国家层面来看，特区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改革。
二、示范区：新时代深圳经济特区的引领带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提出及意义
通过简单回顾就会发现，习近平对深圳一直寄予厚望。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离京赴外地考察的第一站就是深圳，他要求深圳要“发扬特区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③。2015年1月，习近平要求深圳市牢记使命、勇于担当，进一步开动脑筋、解放思想，④这是首次赋予一个城市在“四个全面”⑤上
创造新业绩的光荣使命。2018年3月，习近平强调“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①，这明确了深圳未来使命是要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示范带动功能。2018年10月，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深圳“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②。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意见》的审议通过和印发下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探索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也是继创立经济特区后深圳的又一重大历史性机遇。它表明在中央层面已经达成共识，特区不仅要继续“特”下去，而且还要肩负从单一的经济“试验田”转型为综合性的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法治、生态在内的先行示范区这一更高层次、更明确的历史任务。③这一举措体现了习近平对过去4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经验的深刻洞察。
首先，从地区层面看，深圳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对内改革的试验田。作为改革开放的“最优生”，深圳具备了探索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优势条件。深圳在地理区位上毗邻港澳，有利于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和提高示范辐射力。而作为我国最早实现小康社会的城市，深圳具备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各项基础条件。 其次，从国家层面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对于探索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有重大意义，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示范既非盲从西化的邪路、也非重走僵化的老路，而是要探索出一条彰显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最后，从全球视野审视，先行示范区会提供除“西方中心主义”发展建设模式之外的借鉴和参考。先行示范区的成就将会进一步拓展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为建设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有承载综合探索示范功能的重大平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追求人类美好生活和美好制度探索新路径，深圳理应承担这一光荣使命。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使命
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是尝试在中国划出一片实施特殊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的试验田，以验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耦合的可能性，其基本功能是在全国改革目标不太明朗时为全国探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①经济特区创立本身谈不上使命和担当，因为经济特区的探路性质是明显的。深圳在40多年里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之路、从封闭半封闭到参与全球竞争的开放之路、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文明社会发展之路的探索。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作为中央顶层设计框架下的具体部署，其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是明确的一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保持发展定力，在更高的起点、更高的层次上，进行进一步的改革，进而实现更高的目标，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示范。从开辟“试验田”到争当“示范区”是深圳经济特区历史使命的逻辑发展。试验是示范的基础，没有成功的试验就不可能进行示范;示范是试验的升华，是对试验取得的经验进行推广的手段。“先行”表明要“率”字当头，发挥深圳敢闯敢拼的精神，闯出一条新路来，探索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做法、新的路径;“示范区”表明深圳的探索成果将对中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发展发挥示范效应、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作为榜样的先行示范区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要成为全面扩大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榜样示范和发展引擎。
三、从试验田到示范区的演进逻辑
（一）从试验田到示范区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对深圳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不仅在经济领域展开，更要保持各个领域全面均衡发展;改革不仅在做大增量，而且不可避免会触动既得利益的蛋糕，因此需要破除体制机制藩篱。③新时代改革开放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任务之艰、难度之大，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先锋和闯将，率先示范。深圳自建立经济特区以来一直以“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智慧和“杀出一条血路”的政治勇气承担着为改革开放探路的使命。如今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又落到了深圳这座城市肩上。
当然新时代改革开放下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不同于40多年前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围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尝试。④一方面深圳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新时代改革开放条件下，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仍然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实践，只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先行示范，而不能偏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归根结底就是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先行示范。另一方面，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要继续发扬埋头苦干、勇于试错、不断进取的“拓荒牛精神”，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韧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破除改革进程中的各种机制阻碍，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先行探索、走在前列。
从侧重破除计划经济体制机制弊端的政策导向到注重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的示范导向是深圳从特区到示范区的重要转折。改革开放的前40年，深圳发展的主要手段是靠特殊政策。然而随着新的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过去许多经济特区独享的政策已经惠及全国，而且浦东的政策甚至比特区更“特”。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制度发展已经比较定型。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能够更好地发挥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制度红利为全世界所瞩目。从这个意义上看，特区“特不特的争论”早已没有了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新体制在全中国推广的任务早已完成，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中早已不是依靠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展自己，如今的深圳是要在全面扩大开放的新格局中发挥其带动引领作用。
（二）从试验田到示范区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有机结合的伟大尝试
摸着石头过河是边干边总结，通过试错摸索规律、寻找路径的改革方法，这一方法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必然选择。②带有务实主义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我国改革开放是一项全新事业，需要有一个试点、摸索、总结、推广的过程，由点到面的政策试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实践论的具体实现形式。③深圳4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证明，鼓励经济特区各级干部和群众敢闯敢试、调动各方面改革开放的积极性、及时将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上升为中央高层的决策并在全国推广的渐进式改革路径是正确的。
而改革开放40年多来，改革涉及的利益群体越来越多，改革进入深水区，其遭遇的既得利益阻力越来越大，改革者摸到“石头”的难度越来越大，改革的突破口越来越难找。各种深层次的经济、政治、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各种利益相互纠缠，不从全域进行研判和规划是很难达到改革预期效果的。④因此.站在国家层面对制约我国未来改革发展的全域性问题进行顶层判断，提出解决问题的全面、系统、科学的规划，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阻力，降低改革风险，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就很有必要。 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验和顶层设计的中国智慧要求深圳既要先行，又要示范。与当年的特区试验田的作用不一样，先行先试重在“敢闯敢干”，而先行示范则要求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先行先试只要符合深圳实际，而先行示范要求将宝贵经验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形成带有普遍意义的发展模式和有示范价值的建设模板，适合在全国推广;先行先试是对经验的探索，带有试错的性质，而先行示范则是对成功经验的扩散和对先行精神的推广发扬。
新时代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要重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三）从试验田到示范区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实践路径
经济特区最初主要是围绕经济建设，依靠优惠政策大规模引进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说，经济特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生的。然而片面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就必然加剧社会各领域的失衡，使社会的发展凸现出木桶效应。任何碎片化的改革都难以统筹兼顾，因此深圳的各领域发展需要同步进行、整体推进。
单纯的“经济特区”建设已经不能够满足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不仅要在经济发展这个具体领域起先行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体现“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要求和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上作出表率，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最宏大主题的正确性。这意味着深圳要全方位、全过程先行示范、纵深推进，不能仅做“单项冠军”。①，推进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还必须掌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方法论。一方面改革所涉及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必须整体推进、协同发展，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另一方面，又要把各个领域的探索成果贡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具体来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就是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地，在政治建设方面成为法治城市示范，在文化建设方面成为城市文明典范，在社会建设方面成为民生幸福标杆，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成为可持续发展先锋，率先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率先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率先塑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率先形成共建 共治共享达到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①这是对改革开放新时代经济特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功能与作用的科学定位，标志着经济特区已由以经济政策创新为主进入了以治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主的新阶段，这是经济特区功能定位的新飞跃。这就要求深圳不仅要在人均GDP方面接近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也要在实现共同富裕、文化繁荣兴盛、维护绿水青山的美好环境等方面做到示范引领;以“五个率先”“最佳示范”作为示范区建设的任务和要求，争取在“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当好标杆;真正以全方位的先行示范区建设，助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深化改革进程②;以“先行一步，勇做标杆”的时代担当，实现从试验田到示范区功能定位的新的飞跃，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一条可供复制的，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示范之路。
从“杀一条血路”到“闯一条新路”，今日的深圳早已不再简单地作为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点，而是要成为在未来不断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成功经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发挥制度优势、值得各国借鉴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使命如今落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身上。作为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赋予深圳崇高使命，要求深圳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加快马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③
过去40多年的经济特区建设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行性，新时代的先行示范区建设要更加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蓬勃生机与活力，承担起为世界谋大局、完善中国方案的光荣责任。相信随着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推动实施，深圳将不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践行者和引领者这一崇高使命，中国将进一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通、走得对、走得好，并且越走越宽。
（责任编辑 梁灏）
①吴南生：《深圳经济特区的筹办者》，《特区经济》2018年第3期。
②王硕：《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1979-1986）》，《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③钟坚：《历史性跨越（上）——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回顾与思考》，《特区实践与理论》2018年第2期。
④卢荻、陈枫：《经济特区是怎样“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吴南生访谈录》，《广东党史》2008年第3期。
⑤“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①陈家喜、黄卫平：《深圳经济特区政治发展30年：进程与逻辑》，《特区实践与理论》2010年第4期。
②陶一桃：《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③罗清和：《特区经济学导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④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深圳市史志辦公室：《深圳经济特区三十年：1980-2010》，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年，第42页。
⑤师春苗：《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经济特区向中央要权纪实》，《红广角》2010年第9期。
⑥罗木生：《广东经济特区的发展道路》，《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⑦谷志军、陈科霖：《政府创新与依法行政的张力及平衡》，《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0页。
②陈红娟：《降低风险与道路内生——试错式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
③吴南生：《深圳经济特区的筹办者》，《特区经济》2018年第3期。
④熊金武、刘庆：《改革开放的特区路径：一种制度创新的中国经验》，《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1期。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9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①钟坚：《历史性跨越（下）——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回顾与思考》，《特区实践与理论》2018年第3期。
②陈家喜、黄卫平：《深圳经济特区政治发展30年：进程与逻辑》，《特区实践与理论》2010年第4期。
③人民日报社理论部：《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
④《领导干部“三严三实”学习读本》编写组：《领导干部“三严三实”学习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138页。
⑤“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①《改革开放与中国城市发展》编写组：《改革开放与中国城市发展》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89页。
②綦伟：《牢记重托走在前列勇当尖兵 奋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写在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深圳一周年之际》，《深圳特区报》2019年10月24日。
⑧付金梅：《深圳试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实践》，《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4期。
①付金梅：《深圳试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实践》，《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4期。
②《不忘初心再先行，牢记使命当示范》，《深圳特区报》2019年8月26日。
③陶一桃：《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页。
④陈金龙：《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若干思考》，《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第12期。
①罗清和、蔡腾飞、李佩：《新时期经济特区还要特下去》，《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②范清宇：《浅谈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9期。
③武俊伟：《政策试点：理解当代国家治理结构约束的新视角》，《求实》2019年第6期。
④葛国耀、刘家俊：《改革攻坚：“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困境及其出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
①《支持深圳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宏观经济管理》2019年第11期。
①《牢记中央重托勇担历史使命抢抓重大机遇，举全市之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特区报》2019年8月20日。
②陈科霖：《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深圳的变与不变》，《南方都市報》2019年9月25日。
③《牢记中央重托勇担历史使命抢抓重大机遇，举全市之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特区报》2019年8月20日。
[关键词]深圳;试错功能;示范区;经济特区;五位一体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0）05-0113-10
[作者]张可翔，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广东深圳 518060程浩，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广东深圳 518060
深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贡献和伟大探索。40多年筚路蓝缕，经济特区的试验已取得极大成功。深圳从最初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管理人口超2000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央要求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努力为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城市范例。这标志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圳被授予了新任务，将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榜样、作出示范。新时代要求深圳要逐步从对外开放的窗口、先行先试的市场经济试验田转变为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回顾深圳经济特区的创立过程，重温先行示范区的初心使命，揭示从试验田到示范区的定位递进和演进逻辑，对于深刻认识“示范”的内涵并正确处理“试验”与“示范”的关系，对于深圳找准新定位、承担新使命，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试验田：先行一步
（一）作为试验田的经济特区的创立
20世纪70年代末，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此时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却经济发展迅速，巨大的发展落差催生了一波波逃港潮。广东省政府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①
1979年4月，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汕头兴办贸易合作区”的要求。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②1979年7月15日，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尝试建立出口特区（当时还不叫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明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建立经济特区。这标志着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③
作为最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田，深圳经济特区率先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市场经济体制的“探险”，一个计划经济大国开始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深圳曾经成为几次大争论的焦点。1982年深圳特区被一些舆论指责为“租界”，国内出现了“深圳办特区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搞资本主义”等非议之词。当时分管经济特区的副总理谷牧这样回忆道，这些议论“给特区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建设发展步履维艰。我是分管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的，深感压力不小。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④。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使得质问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的言论甚嚣尘上，这给特区的发展带来很大干扰，深圳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度面临中断的危险。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亲自视察深圳，高度肯定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邓小平的鼓励下，深圳特区不搞争论，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从“三个有利于”⑤出发，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⑥，最终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深圳在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从一个祖国边陲的贫穷渔港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国内超大型一线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在GDP、地方财政、税收、进出口等指标上都位列国内大中城市前列。①深圳经济特区以渐进式改革模式和先行先试的实践，沿着非均衡发展路径，摸着石头过河，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了一条市场经济的新路子。渐进式改革使得特区能够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合性。②这是一个既无完整理论指导、又无成功经验遵循的摸索过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深圳经济特区开启了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征程，它的发展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它的成功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③
（二）作为试验田的经济特区的特点
1.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壁垒
一方面，中央给予了深圳“尚方宝剑”。中央指示深圳要跳出现行经济体制之外，经济运行以市场调节为主。1983年2月，有关中央领导视察深圳特区时指出，特区工作要“特事特办，新事新办”④。但另一方面，深圳的特殊政策除了中央主动赋予，很多是自己“要”来的。这些灵活政策来自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地方官员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敏锐把握和先斩后奏的勇气。他们不仅能够及时把握中央领导的指示批示精神，也善于把握时机，包括借中央领导到广东开会或者视察深圳的机会，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向中央要政策。比如，袁庚借谷牧在广州开会以及视察深圳的机会，向谷牧和中央组织部争取人才招聘权，在全国统一招聘干部。⑤特区官员勇于探索，敢于突破，他们创立的许多制度和政策，最初并非于法有据，甚至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但这些政策最后都通过成功的实践获得中央的认可。
利用特殊政策，发扬敢闯精神，深圳在经济改革的许多方面先行一步。20世纪80年代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建筑工程招标，率先进行工资和物价改革，进行计划、金融、财税体制改革，率先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实行有偿出让转让。这些改革使得深圳在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为特区建设扫除了拦路石。⑥ 2.试错功能大于示范效应
改革是一场全新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创办经济特区，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试验，没有教科书作指导，也没有现成经验可以遵循，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而且这种探索是在不断突破既有法律框架中前进的。⑦这种不确定不仅来自于市场经济自身的风险性，也来自于当时国内意识形态的固化保守所带来的“帽子”和“棍子”。在这个过程中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降低犯错误的机率。邓小平曾明确提出：“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①特区作为试验田带有明显的探索性质和试错功能。
特区之“特”就在于可以施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这个试验本身就是一场典型的试错式改革。邓小平设计的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抓住建立经济特区这个突破口，制定特殊政策，吸引外资，有重点地对外开放，进行尝试性、探索性试验实践活动，待取得成功经验后逐步推广。即使出现失误，也可以及时得到纠正，使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试错性改革能够避免因认知局限进行盲目的大规模实践而造成的损失、减少改革风险，从而削减改革成本。②
高层对待深圳的宽容态度，给予特区试错的权利，是深圳经济特区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谷牧多次强调要给特区改革权、试错权。1980年，在谈及对特区的支持时，他说：“应给他们支持，给政策，给权，使他们能放手工作，不要事事通过这里通过那里。这方面的支持非给不可，否则还叫什么特区？有些事特区自己就可以解决，要给这个权。”③而远离计划经济决策中心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使得深圳获得了进行实验的绝佳条件。既然是实验，就总会有失败的可能性，也正是缘于“远离中心”的优势，使得深圳的试错成本大大降低，而紧邻港澳，深圳可以发挥窗口作用、借鉴发达地区的成熟经验，提高试验的成功率。
当然，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试验，而是受到邓小平和党中央高度关注的关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实践。对于这场试验，中央虽然给予试错的权利，但中央并未对特区的具体实践进行过多的干涉，具体改革试验的内容也没有特别清晰的规划。④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只能不断给予新生的特区以信心和鼓励。直到1987年6月，在“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情况下，邓小平才說：“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⑤1992年，邓小平把深圳经济特区试验的成功概括为一句话：“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⑥
3.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各领域发展相对不平衡
1979～2017年，深圳的GDP从1.96亿元增长到22438.39亿元，年均增长27.88%，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GDP突破2万亿元大关的城市，超越了广州和香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606元增长到18.31万元，年均增长16.22%，稳居内地副省级以上城市第一位，超过台湾，接近2016年韩国的水平。①
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入，深圳特区在经济领域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其政治体制改革、社会领域的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短板也显现出来。4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使得深圳比其他一些地方更早进入了矛盾凸显期，集中表现在社会治理、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上。在经济领域，金融服务能力不足限制了创新型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领域，基本教育、医疗服务、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问题突出;在城市发展方面，城市规划不合理、“城市病”严重导致吸引国际人才和高端要素的能力不足;在生态领域，全市大气环境明显改善，但城市整体环境质量不高、水环境质量低成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难点。
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深圳经济特区的探索一直相对落后于经济领域。中央在设立深圳经济特区时就明确深圳是经济特区而非“政治特区”。经济特区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因此政治领域的试验事实上是触碰到了特区试验的天花板。②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本质上是重新调整权力和利益格局，必然面临较大的阻力和可能的社会不稳，因此从国家层面来看，特区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改革。
二、示范区：新时代深圳经济特区的引领带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提出及意义
通过简单回顾就会发现，习近平对深圳一直寄予厚望。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离京赴外地考察的第一站就是深圳，他要求深圳要“发扬特区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③。2015年1月，习近平要求深圳市牢记使命、勇于担当，进一步开动脑筋、解放思想，④这是首次赋予一个城市在“四个全面”⑤上
创造新业绩的光荣使命。2018年3月，习近平强调“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①，这明确了深圳未来使命是要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示范带动功能。2018年10月，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深圳“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②。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意见》的审议通过和印发下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探索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也是继创立经济特区后深圳的又一重大历史性机遇。它表明在中央层面已经达成共识，特区不仅要继续“特”下去，而且还要肩负从单一的经济“试验田”转型为综合性的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法治、生态在内的先行示范区这一更高层次、更明确的历史任务。③这一举措体现了习近平对过去4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经验的深刻洞察。
首先，从地区层面看，深圳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对内改革的试验田。作为改革开放的“最优生”，深圳具备了探索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优势条件。深圳在地理区位上毗邻港澳，有利于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和提高示范辐射力。而作为我国最早实现小康社会的城市，深圳具备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各项基础条件。 其次，从国家层面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对于探索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有重大意义，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示范既非盲从西化的邪路、也非重走僵化的老路，而是要探索出一条彰显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最后，从全球视野审视，先行示范区会提供除“西方中心主义”发展建设模式之外的借鉴和参考。先行示范区的成就将会进一步拓展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为建设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有承载综合探索示范功能的重大平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追求人类美好生活和美好制度探索新路径，深圳理应承担这一光荣使命。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使命
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是尝试在中国划出一片实施特殊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的试验田，以验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耦合的可能性，其基本功能是在全国改革目标不太明朗时为全国探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①经济特区创立本身谈不上使命和担当，因为经济特区的探路性质是明显的。深圳在40多年里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之路、从封闭半封闭到参与全球竞争的开放之路、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文明社会发展之路的探索。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作为中央顶层设计框架下的具体部署，其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是明确的一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保持发展定力，在更高的起点、更高的层次上，进行进一步的改革，进而实现更高的目标，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示范。从开辟“试验田”到争当“示范区”是深圳经济特区历史使命的逻辑发展。试验是示范的基础，没有成功的试验就不可能进行示范;示范是试验的升华，是对试验取得的经验进行推广的手段。“先行”表明要“率”字当头，发挥深圳敢闯敢拼的精神，闯出一条新路来，探索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做法、新的路径;“示范区”表明深圳的探索成果将对中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发展发挥示范效应、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作为榜样的先行示范区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要成为全面扩大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榜样示范和发展引擎。
三、从试验田到示范区的演进逻辑
（一）从试验田到示范区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对深圳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不仅在经济领域展开，更要保持各个领域全面均衡发展;改革不仅在做大增量，而且不可避免会触动既得利益的蛋糕，因此需要破除体制机制藩篱。③新时代改革开放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任务之艰、难度之大，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先锋和闯将，率先示范。深圳自建立经济特区以来一直以“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智慧和“杀出一条血路”的政治勇气承担着为改革开放探路的使命。如今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又落到了深圳这座城市肩上。
当然新时代改革开放下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不同于40多年前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围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尝试。④一方面深圳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新时代改革开放条件下，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仍然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实践，只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先行示范，而不能偏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归根结底就是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先行示范。另一方面，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要继续发扬埋头苦干、勇于试错、不断进取的“拓荒牛精神”，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韧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破除改革进程中的各种机制阻碍，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先行探索、走在前列。
从侧重破除计划经济体制机制弊端的政策导向到注重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的示范导向是深圳从特区到示范区的重要转折。改革开放的前40年，深圳发展的主要手段是靠特殊政策。然而随着新的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过去许多经济特区独享的政策已经惠及全国，而且浦东的政策甚至比特区更“特”。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制度发展已经比较定型。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能够更好地发挥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制度红利为全世界所瞩目。从这个意义上看，特区“特不特的争论”早已没有了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新体制在全中国推广的任务早已完成，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中早已不是依靠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展自己，如今的深圳是要在全面扩大开放的新格局中发挥其带动引领作用。
（二）从试验田到示范区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有机结合的伟大尝试
摸着石头过河是边干边总结，通过试错摸索规律、寻找路径的改革方法，这一方法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必然选择。②带有务实主义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我国改革开放是一项全新事业，需要有一个试点、摸索、总结、推广的过程，由点到面的政策试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实践论的具体实现形式。③深圳4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证明，鼓励经济特区各级干部和群众敢闯敢试、调动各方面改革开放的积极性、及时将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上升为中央高层的决策并在全国推广的渐进式改革路径是正确的。
而改革开放40年多来，改革涉及的利益群体越来越多，改革进入深水区，其遭遇的既得利益阻力越来越大，改革者摸到“石头”的难度越来越大，改革的突破口越来越难找。各种深层次的经济、政治、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各种利益相互纠缠，不从全域进行研判和规划是很难达到改革预期效果的。④因此.站在国家层面对制约我国未来改革发展的全域性问题进行顶层判断，提出解决问题的全面、系统、科学的规划，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阻力，降低改革风险，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就很有必要。 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验和顶层设计的中国智慧要求深圳既要先行，又要示范。与当年的特区试验田的作用不一样，先行先试重在“敢闯敢干”，而先行示范则要求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先行先试只要符合深圳实际，而先行示范要求将宝贵经验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形成带有普遍意义的发展模式和有示范价值的建设模板，适合在全国推广;先行先试是对经验的探索，带有试错的性质，而先行示范则是对成功经验的扩散和对先行精神的推广发扬。
新时代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要重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三）从试验田到示范区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实践路径
经济特区最初主要是围绕经济建设，依靠优惠政策大规模引进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说，经济特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生的。然而片面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就必然加剧社会各领域的失衡，使社会的发展凸现出木桶效应。任何碎片化的改革都难以统筹兼顾，因此深圳的各领域发展需要同步进行、整体推进。
单纯的“经济特区”建设已经不能够满足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不仅要在经济发展这个具体领域起先行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体现“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要求和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上作出表率，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最宏大主题的正确性。这意味着深圳要全方位、全过程先行示范、纵深推进，不能仅做“单项冠军”。①，推进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还必须掌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方法论。一方面改革所涉及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必须整体推进、协同发展，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另一方面，又要把各个领域的探索成果贡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具体来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就是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地，在政治建设方面成为法治城市示范，在文化建设方面成为城市文明典范，在社会建设方面成为民生幸福标杆，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成为可持续发展先锋，率先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率先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率先塑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率先形成共建 共治共享达到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①这是对改革开放新时代经济特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功能与作用的科学定位，标志着经济特区已由以经济政策创新为主进入了以治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主的新阶段，这是经济特区功能定位的新飞跃。这就要求深圳不仅要在人均GDP方面接近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也要在实现共同富裕、文化繁荣兴盛、维护绿水青山的美好环境等方面做到示范引领;以“五个率先”“最佳示范”作为示范区建设的任务和要求，争取在“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当好标杆;真正以全方位的先行示范区建设，助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深化改革进程②;以“先行一步，勇做标杆”的时代担当，实现从试验田到示范区功能定位的新的飞跃，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一条可供复制的，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示范之路。
从“杀一条血路”到“闯一条新路”，今日的深圳早已不再简单地作为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点，而是要成为在未来不断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成功经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发挥制度优势、值得各国借鉴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使命如今落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身上。作为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赋予深圳崇高使命，要求深圳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加快马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③
过去40多年的经济特区建设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行性，新时代的先行示范区建设要更加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蓬勃生机与活力，承担起为世界谋大局、完善中国方案的光荣责任。相信随着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推动实施，深圳将不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践行者和引领者这一崇高使命，中国将进一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通、走得对、走得好，并且越走越宽。
（责任编辑 梁灏）
①吴南生：《深圳经济特区的筹办者》，《特区经济》2018年第3期。
②王硕：《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1979-1986）》，《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③钟坚：《历史性跨越（上）——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回顾与思考》，《特区实践与理论》2018年第2期。
④卢荻、陈枫：《经济特区是怎样“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吴南生访谈录》，《广东党史》2008年第3期。
⑤“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①陈家喜、黄卫平：《深圳经济特区政治发展30年：进程与逻辑》，《特区实践与理论》2010年第4期。
②陶一桃：《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③罗清和：《特区经济学导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④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深圳市史志辦公室：《深圳经济特区三十年：1980-2010》，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年，第42页。
⑤师春苗：《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经济特区向中央要权纪实》，《红广角》2010年第9期。
⑥罗木生：《广东经济特区的发展道路》，《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⑦谷志军、陈科霖：《政府创新与依法行政的张力及平衡》，《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0页。
②陈红娟：《降低风险与道路内生——试错式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
③吴南生：《深圳经济特区的筹办者》，《特区经济》2018年第3期。
④熊金武、刘庆：《改革开放的特区路径：一种制度创新的中国经验》，《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1期。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9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①钟坚：《历史性跨越（下）——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回顾与思考》，《特区实践与理论》2018年第3期。
②陈家喜、黄卫平：《深圳经济特区政治发展30年：进程与逻辑》，《特区实践与理论》2010年第4期。
③人民日报社理论部：《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
④《领导干部“三严三实”学习读本》编写组：《领导干部“三严三实”学习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138页。
⑤“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①《改革开放与中国城市发展》编写组：《改革开放与中国城市发展》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89页。
②綦伟：《牢记重托走在前列勇当尖兵 奋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写在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深圳一周年之际》，《深圳特区报》2019年10月24日。
⑧付金梅：《深圳试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实践》，《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4期。
①付金梅：《深圳试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实践》，《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4期。
②《不忘初心再先行，牢记使命当示范》，《深圳特区报》2019年8月26日。
③陶一桃：《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页。
④陈金龙：《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若干思考》，《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第12期。
①罗清和、蔡腾飞、李佩：《新时期经济特区还要特下去》，《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②范清宇：《浅谈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9期。
③武俊伟：《政策试点：理解当代国家治理结构约束的新视角》，《求实》2019年第6期。
④葛国耀、刘家俊：《改革攻坚：“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困境及其出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
①《支持深圳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宏观经济管理》2019年第11期。
①《牢记中央重托勇担历史使命抢抓重大机遇，举全市之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特区报》2019年8月20日。
②陈科霖：《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深圳的变与不变》，《南方都市報》2019年9月25日。
③《牢记中央重托勇担历史使命抢抓重大机遇，举全市之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特区报》2019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