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医生:从驱魔斗士到死神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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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严重性还没完全体现时,有些人以开玩笑的方式讨论起口罩。例如有人说:“有17世纪的鸟嘴口罩就好了。”
  在瘟疫横行的4个世纪前,欧洲有一种特殊的医疗工作者—“瘟疫医生”。经常深入疫区的瘟疫医生,最抢眼的标志是脸上的面具。面具设计成带有长喙的猛禽造型,其中喙部覆盖佩戴者的口鼻位置,其长度可达30厘米。这就是鸟嘴面具/鸟嘴口罩。
  瘟疫医生本身有救死扶伤的职能,但由于其出没的地方多有死亡病患,再加上其装束打扮也带着一股诡异寒意,因此长期被视为“死神使者”。人类战胜瘟疫之后,瘟疫医生已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其阴森形象依然活跃在流行文化中,成为反映人类与瘟疫长期斗争的一种特殊印记。

驱魔斗士


  早在黑死病爆发的14世纪,瘟疫医生就已经十分活跃,但使用鸟嘴面具的经典瘟疫医生形象,则要到17世纪才成型。
  1619年,路易八世的首席御医、法国人夏尔·德·洛尔姆,发明了一套专为瘟疫医生设计的防疫套装。套装主要包括一副鸟嘴面具和一件从头到脚的长袍,配以手套、长筒袜、皮靴和圆帽。长袍、手套、长筒袜和皮靴,均以打蜡的皮革制成。

  官方已经支付了瘟疫医生的酬劳,后者因此不能向病患及其家属索取诊金。

  面具的眼部位置用玻璃制成,以便佩戴者全方位与外部隔绝。硕大的“鸟嘴”当中填充着各种香料、芳草、干花、樟脑、药材、用醋浸泡过的海绵。鸟嘴两侧靠近鼻子的位置各有一个开孔,用于为佩戴者提供空气,同时促进鸟嘴内部空间的空气循环,将填充材料的气味更有效地带到鼻孔前。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瘟疫的源头是疫区那股极度恶心的气味,而带有香气的物体能够压制这股“邪气”,帮助佩戴者避免邪恶入侵和感染病菌。
1656年,关于瘟疫医生的画作

  瘟疫医生还有一件特别的装备—长木棍。他们用木棍挑开患者的衣服,触碰患者的身躯,使得他们可在不触碰患者的前提下检查患者的情况。另外,长木棍也常常扮演“指挥棒”的角色,棒子所指向的地方,是瘟疫医生所认为的需要多加留意的位置。
  作为一种专门为对抗瘟疫而生的职业,瘟疫医生与普通医生的职能泾渭分明。由于瘟疫危害整个城镇的居民的生命安全,所以一般由暴发瘟疫的城镇的政府出面来聘请瘟疫医生。瘟疫医生的治疗对象仅限于瘟疫病人,而不得接触非瘟疫病人,以免瘟疫传播。普通病人交由不参与救治瘟疫病人的其他医生处理。
  在当时的医疗水準下,瘟疫医生受感染的风险非常大—包括鸟嘴面具上的鼻孔,虽然意在供给“杀毒”的香气,实际却是为病菌入侵开启方便之门—很多一流医生都不愿担任这一角色。一旦有人愿意受聘,城镇政府会非常重视,为其开出优厚的待遇。
  意大利名城帕维亚,曾在1479年聘请过一名叫乔瓦尼·德·文图拉的瘟疫医生,月薪为30弗罗林(当时意大利采用的一种货币)。彼时一名当地能工巧匠的平均年薪才60弗罗林。此外,帕维亚政府还为文图拉提供带家具的房子、市民资格等福利,并在合同中承诺预支两个月薪金。
  另一个证明瘟疫医生的宝贵例子发生在1650年。巴塞罗那派出两名医生,支援被瘟疫侵袭的托尔托萨,然而两人路上为歹人所掳。巴塞罗那官方无可奈何,向绑匪支付了赎金。
  瘟疫医生在民间也一度颇受敬重。官方与瘟疫医生签约时,往往声明瘟疫医生需要治理所有患病居民,无分患者贫富。官方已经支付了瘟疫医生的酬劳,后者因此不能向病患及其家属索取诊金。这意味着瘟疫医生成为一种免费的公共服务,对普罗大众来说更是希望的来源。
  当瘟疫医生不收分文地治好那些贫苦的病患时,他们成为了老百姓眼中的英雄。

鱼龙混杂


  尽管得到一定程度的敬重,但瘟疫医生受当时医疗技术所限,既不能遏止瘟疫传播,也难以挽回病患的生命。瘟疫医生的职能,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变化。除了救治之外,瘟疫医生还要承担各种“脏活累活”,包括点算病患及死者人数、记录临终者遗愿、解剖及掩埋死者尸体等。
鸟嘴面具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面具造型

  从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来看,瘟疫医生这个职业实在不够光鲜。当一流医生多数对出任瘟疫医生的邀约敬谢不敏时,真正成为瘟疫医生的那一批人的“成色”,不能不打上问号。
  好一点的是二线医生。他们的声望可能不如一流医生,无法靠开设自己的诊所维持生计,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投身瘟疫医生行列。而文图拉则代表初出茅庐的新人医生,他们在行内默默无闻,担任瘟疫医生是一条快速提升名望和收入的捷径—帕维亚政府给文图拉提供的市民资格,就是出身乡村的后者梦寐以求的“体面”身份。
  更等而下之的是没有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人。当中包括“江湖医生”,即纯属浑水摸鱼的骗子;也有所谓“志愿者”,他们之前可能从事任何职业,诸如水果商、邮差、铁匠等,他们成为瘟疫医生后,除了“收拾残局”之外,难以为治疗瘟疫本身作出直接贡献。
  即使是相对正规的二线医生,其治疗方法用现代人眼光来看,也过于骇人听闻。“经典”的“放血疗法”可谓必备手段。有人把青蛙和水蛭放在患者身上,旨在“吸出毒素”。有人相信感染瘟疫是“着魔”的表现,给患者服用泻药以达成“驱魔”之效。假如有些病入膏肓的患者希望做最后努力,他们恐怕要遭受更非人的临终折磨,例如被泼上水银后放在炉子里烤。   而无论是“正规军”还是“野路子”,大多数瘟疫医生都怀着“富贵险中求”的心理,力争多捞几笔乱世财。有人违背合同规定,接待非瘟疫类病人;有人提供不知所谓的特殊疗法来牟取额外诊金,求生欲更强的富人病患往往是主要受害者;有人假传或篡改病人遗嘱,从中中饱私囊;有人打那些孤苦伶仃离开人世的病人的主意,在其往生后顺手牵羊……
  当然,瘟疫医生群体中,也有真正受到敬重的优秀人物。16、17世纪之交的爱尔兰医生尼尔·奥格拉坎,其行医足迹遍及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他发表的《瘟疫治疗》一书,记录了大量黑死病症状以及瘟疫疗法。以“预言家”身份而为后世所知的法国人米歇尔·诺查丹玛斯也是一位医生,他曾提出远离尸体、呼吸新鲜空气、防止病人失血等避免瘟疫传播的方式。
  不过,即使有一些先锋为瘟疫医生正名,医学知识的严重落后、瘟疫医生整体的唯利是图,仍共同造成一种客观现象:瘟疫医生所到之处,犹如人间地狱。而瘟疫医生经常亲手处理尸体,更令大众恐惧他们“双手沾满鲜血”。
  瘟疫医生有时被视为希望,但更多时候令人联想到死亡。只露出双眼的鸟嘴面具,进一步加深这种联想。本来猛禽形象寓意击退病魔,然而有人觉得这更像代表不祥之兆的乌鸦。

文化符号


  医学发展、城市卫生条件改善、幸存者产生抗体等综合因素,使瘟疫逐渐得到控制。在更清晰地认识病毒传播的特征后,瘟疫医生以及鸟嘴面具的行头,被证明无济于事。瘟疫医生最终完成历史使命。
  但瘟疫医生的形象,却没有从人类文化史中消失。有时候,它被用于记录历史。水城威尼斯曾经深受瘟疫打击,譬如17世纪的米兰大瘟疫时期,威尼斯是疫区之一。当时鸟嘴面具已经发明,街头巷尾戴着鸟嘴面具的黑衣人,成为一段深刻的城市记忆。
  举世闻名的威尼斯狂欢节,也受到了这段记忆的影响。节日期间,人们会戴着面具在广场或大街上载歌载舞。鸟嘴面具逐渐成为其中一种常见的面具造型。狂欢节以欢乐气氛为主,这时的鸟嘴面具,仿佛成为击败瘟疫的象征。
  但鸟嘴面具更多时候被视为一种表现黑暗、恐怖、神秘等主题的美学意象。西方万圣节期间,瘟疫医生是一种常见的扮装。这种扮装又往往与蒸汽朋克文化联系在一起。蒸汽朋克的经典审美情趣,是构建一个以蒸汽科技来达成高级文明的世界。而蒸汽机诞生的工业革命时代,恰好仍是瘟疫医生穿着经典套装活动的时代,因此瘟疫医生的形象与蒸汽朋克文化天然融合。

  西方万圣节期间,瘟疫医生是一种常见的扮装。

  同时,瘟疫医生的职责在于对抗难以捉摸的传染病,他们与蒸汽朋克作品中从事“偏门”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一样,都有着“不被普罗大众理解”的特质。因此,穿着蒸汽朋克皮革服饰、再戴上一副鸟嘴面具,成为蒸汽朋克扮装界的常见玩法。
  众多电子游戏则通过引入瘟疫医生的形象,渲染死亡、未知等氣氛。《英雄联盟》的角色辛吉德,曾有一款瘟疫医生主题的皮肤,他背着棺材,死亡气息显而易见。动作游戏《血源诅咒》中,瘟疫医生是其中一种敌人。这款游戏充满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美术风格,其主题则与主张人类无知而渺小的克苏鲁文化高度契合。现实中的瘟疫医生,常以难以置信的夸张手段治病救人,与游戏中的神秘主义思想浑然天成。
  不过,也有作品以相对正面的形式介绍瘟疫医生。《刺客信条》系列的“艾吉奥三部曲”以文艺复兴时期为背景,玩家可以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各个角落找到医生,请其治疗或向其购买药物。这些医生都戴着鸟嘴面具,是游戏中非常重要的支持类角色。游戏中的资料库,形容这些医生是科学日益昌明的标志,与文艺复兴积极探索自然界奥妙的时代精神相合。
  在引入瘟疫医生时,流行文化常常会在时代背景方面出错。鸟嘴面具是17世纪的产物,《刺客信条》声称15世纪的医生已戴上鸟嘴面具,与史实有两个世纪的差距。还有更多人将鸟嘴面具附会到中世纪,更是离题万丈的错误。
  出现这种现象,既有出于集体无意识的可能,例如中世纪同样给人黑暗、愚昧的印象,与瘟疫医生的形象相似;也有创作者的故意为之,例如《刺客信条》的开发者们希望用一种更鲜明的形象表现医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发展。
  无论流行文化对瘟疫医生或褒或贬,当代人始终会通过充满视觉冲击力的鸟嘴面具,或多或少地了解到这个职业在瘟疫史上扮演过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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