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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文祥同志一起工作已将近30年，从一个门外汉到对印刷有了一些浅薄的认识，这期间，文祥同志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在长期一起工作中，我深深地被他敬业、拼搏、奉献的精神所激励，他对中国印刷发展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文祥同志积极参与上世纪80年代振兴中国印刷的中长期规划的制订，并身体力行，组织各项规划的落实工作。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百废待兴，当时人民群众对文化、科学知识的渴求与中国落后的印刷业成为突出矛盾。1982年8月，王益同志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受到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决定在国家经委设立印刷技术装备协调小组，统筹协调组织振兴规划，这个协调小组由计委、经委、文化、机械、电子、化工、轻工、中央宣传部、科学院等中央部门派代表参加组成，文祥同志作为文化部的代表，提出了“激光照排、电子分色、胶印印刷、装订联动”16字的目标和方针，这对组织全行业为实现新的目标任务起了很大鼓舞作用。
文祥同志对推动中国印刷走出国门、扩大开放、融入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1983年、1984年，为落实改造规划，国家经委两次组织综合性的印刷技术考察团，先后对欧洲、美国、日本和香港地区进行考察，签订了一批技术、设备引进合作协议，同时综合国外印刷业发展的经验，对我国印刷业今后的发展提出一些针对性建议。这两次考察协调小组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都分别作了专题汇报，得到赞许，并补入规划的各项措施中。
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组织北京国际印刷技术展，这个建议是考察后在1983年11月向中央汇报得到同意的。会后，范慕韩同志带领包括文祥同志在内的协调小组成员与当时贸促会会长贾石同志共商落实，并决定1984年10月在北京举行。这样一个大型国际印刷展，只有半年多的筹备时间，而成败关键又在于外商关心展品能否留购。文祥同志研究提出展品要“先进、适用”，反复沟通外商和国内用户的需求，并逐项对展品留购进行落实，工作十分辛苦，最终展品80%被留购，留购额超过1000万美元，做到了组织者、参展商和用户三满意，由此北京国际印刷展在国际上取得良好声誉，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国际级的印刷品牌展。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特别是我国印刷快速发展、对外交流合作进一步扩大，在新世纪初，文祥同志筹划并组织在上海举办国际全印展。他奔走于政府有关部门、国外展商和行业各组织之间，竭尽全力促成了全印展的实现，先后于2003年、2006年和2008年举办，成为我国印刷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又一平台。
文祥同志对中国印刷参与国际印刷交流合作不遗余力，他组织推动亚洲印刷技术论坛，参与世界印刷论坛的各项活动，特别是筹备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印刷大会期间，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在申办代表团中担任副团长兼秘书长，又担任第七届世印会组委会副秘书长，协助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于永湛同志作了大量具体组织协调工作。
文祥同志在筹建和改扩建中国印刷博物馆中发挥了中坚作用。作为四大发明文明古国，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不知是多少代人的梦想，如今，这个梦想已经在以范慕韩、武文祥等为代表的海内外中国印刷仁人志士的努力下实现了。文祥同志作为筹建领导小组的秘书长，可以说奉献了他的全部心血。为筹集资金，他陪同年逾古稀、身患重病的慕韩同志奔走于香港、台湾印刷界，把炎黄子孙的爱国热情凝聚在一起；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他也已年近花甲，但仍手抬肩扛，像年轻人一样奋战在建设工地，这其中的许多故事已经在很多文章中写过了，至今读来仍然让我们感动不已。
文祥同志为积极推进“两岸四地”印刷业交流和中华印刷文明的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早在1984年，我们在考察了香港印刷业的发展情况之后，文祥同志就提议把香港中华商务印刷公司作为内地与世界印刷的桥梁和窗口，纳入振兴改造规划；在筹备1989年第二届北京国际印刷展时，他促成了台湾大祥公司参展，成为两岸印刷交流的先行者，在台湾印刷界引起很大反响，此后两岸交流不断扩大，而且在世界印刷大会各次会议上互相支持。2002年，文祥同志发起组织“两岸四地”印刷交流联谊活动，分别在四地举行，构建了更加紧密的交流合作平台。
文祥同志在这30年改革开放中，一直站在行业发展的潮头，参与并组织中国印刷业发展各项规划研究、制定和实施。上世纪90年代初，文祥同志担任中国印刷总公司经理，他全力支持王选院士提出的彩色桌面系统开发，支持肖建国等一批北大科技人员到新华彩印厂合作开发彩色桌面系统并获成功，成为既告别“铅与火”又实现替代“电子分色机”的先行者。
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修订后的《印刷业管理条例》，当时文祥同志作为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提出要加强行业服务等多项建议，并开展了一系列行业服务活动，如“质量万里行”、“行业诚信公约”；组织“诚信印刷企业评选”等。
新世纪，为了适应新形势，2005年，文祥同志组织业内专家研究新时期中国印刷业发展纲要，起草并向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2020年前中国印刷业发展纲要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文祥同志还十分重视中国印刷史研究，组织编写中国印刷众多史料，最近还着力进行雕版、活字、木版水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申报工作。
文祥同志为中国印刷所作的贡献，让我难以忘怀，也难以在短短的文章中表达完全，我想在座各位文祥同志的朋友们一定也感同身受，而他的足迹将会永远留在中国印刷发展的历史上。人的能力有高低，对社会的贡献有大小，但贵在要有志向、有精神，不论是高度的责任心还是强烈的服务意识，不论是“铁人”般的拼搏精神还是锲而不舍的开拓精神，文祥同志的风范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
人无完人，但文祥同志讲义气、重情义，一以贯之却是大家普遍认同的。高永清同志讲过一句话，他说“老武大度”，我一直印象深刻，我认为这个评价很公正。
精神不老，但身体会老，我希望文祥同志既要保持一贯的精神风貌，又要珍惜身体健康，合理安排好工作节奏，把更多精力放在扶植后人、总结历史（文祥同志这60年是与新中国印刷发展一起度过的，他的经历和积累的资料可以构成新中国印刷发展史的框架）和研究印刷业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上。
祈祝文祥同志健康长寿！
文祥同志积极参与上世纪80年代振兴中国印刷的中长期规划的制订，并身体力行，组织各项规划的落实工作。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百废待兴，当时人民群众对文化、科学知识的渴求与中国落后的印刷业成为突出矛盾。1982年8月，王益同志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受到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决定在国家经委设立印刷技术装备协调小组，统筹协调组织振兴规划，这个协调小组由计委、经委、文化、机械、电子、化工、轻工、中央宣传部、科学院等中央部门派代表参加组成，文祥同志作为文化部的代表，提出了“激光照排、电子分色、胶印印刷、装订联动”16字的目标和方针，这对组织全行业为实现新的目标任务起了很大鼓舞作用。
文祥同志对推动中国印刷走出国门、扩大开放、融入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1983年、1984年，为落实改造规划，国家经委两次组织综合性的印刷技术考察团，先后对欧洲、美国、日本和香港地区进行考察，签订了一批技术、设备引进合作协议，同时综合国外印刷业发展的经验，对我国印刷业今后的发展提出一些针对性建议。这两次考察协调小组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都分别作了专题汇报，得到赞许，并补入规划的各项措施中。
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组织北京国际印刷技术展，这个建议是考察后在1983年11月向中央汇报得到同意的。会后，范慕韩同志带领包括文祥同志在内的协调小组成员与当时贸促会会长贾石同志共商落实，并决定1984年10月在北京举行。这样一个大型国际印刷展，只有半年多的筹备时间，而成败关键又在于外商关心展品能否留购。文祥同志研究提出展品要“先进、适用”，反复沟通外商和国内用户的需求，并逐项对展品留购进行落实，工作十分辛苦，最终展品80%被留购，留购额超过1000万美元，做到了组织者、参展商和用户三满意，由此北京国际印刷展在国际上取得良好声誉，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国际级的印刷品牌展。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特别是我国印刷快速发展、对外交流合作进一步扩大，在新世纪初，文祥同志筹划并组织在上海举办国际全印展。他奔走于政府有关部门、国外展商和行业各组织之间，竭尽全力促成了全印展的实现，先后于2003年、2006年和2008年举办，成为我国印刷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又一平台。
文祥同志对中国印刷参与国际印刷交流合作不遗余力，他组织推动亚洲印刷技术论坛，参与世界印刷论坛的各项活动，特别是筹备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印刷大会期间，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在申办代表团中担任副团长兼秘书长，又担任第七届世印会组委会副秘书长，协助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于永湛同志作了大量具体组织协调工作。
文祥同志在筹建和改扩建中国印刷博物馆中发挥了中坚作用。作为四大发明文明古国，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不知是多少代人的梦想，如今，这个梦想已经在以范慕韩、武文祥等为代表的海内外中国印刷仁人志士的努力下实现了。文祥同志作为筹建领导小组的秘书长，可以说奉献了他的全部心血。为筹集资金，他陪同年逾古稀、身患重病的慕韩同志奔走于香港、台湾印刷界，把炎黄子孙的爱国热情凝聚在一起；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他也已年近花甲，但仍手抬肩扛，像年轻人一样奋战在建设工地，这其中的许多故事已经在很多文章中写过了，至今读来仍然让我们感动不已。
文祥同志为积极推进“两岸四地”印刷业交流和中华印刷文明的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早在1984年，我们在考察了香港印刷业的发展情况之后，文祥同志就提议把香港中华商务印刷公司作为内地与世界印刷的桥梁和窗口，纳入振兴改造规划；在筹备1989年第二届北京国际印刷展时，他促成了台湾大祥公司参展，成为两岸印刷交流的先行者，在台湾印刷界引起很大反响，此后两岸交流不断扩大，而且在世界印刷大会各次会议上互相支持。2002年，文祥同志发起组织“两岸四地”印刷交流联谊活动，分别在四地举行，构建了更加紧密的交流合作平台。
文祥同志在这30年改革开放中，一直站在行业发展的潮头，参与并组织中国印刷业发展各项规划研究、制定和实施。上世纪90年代初，文祥同志担任中国印刷总公司经理，他全力支持王选院士提出的彩色桌面系统开发，支持肖建国等一批北大科技人员到新华彩印厂合作开发彩色桌面系统并获成功，成为既告别“铅与火”又实现替代“电子分色机”的先行者。
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修订后的《印刷业管理条例》，当时文祥同志作为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提出要加强行业服务等多项建议，并开展了一系列行业服务活动，如“质量万里行”、“行业诚信公约”；组织“诚信印刷企业评选”等。
新世纪，为了适应新形势，2005年，文祥同志组织业内专家研究新时期中国印刷业发展纲要，起草并向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2020年前中国印刷业发展纲要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文祥同志还十分重视中国印刷史研究，组织编写中国印刷众多史料，最近还着力进行雕版、活字、木版水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申报工作。
文祥同志为中国印刷所作的贡献，让我难以忘怀，也难以在短短的文章中表达完全，我想在座各位文祥同志的朋友们一定也感同身受，而他的足迹将会永远留在中国印刷发展的历史上。人的能力有高低，对社会的贡献有大小，但贵在要有志向、有精神，不论是高度的责任心还是强烈的服务意识，不论是“铁人”般的拼搏精神还是锲而不舍的开拓精神，文祥同志的风范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
人无完人，但文祥同志讲义气、重情义，一以贯之却是大家普遍认同的。高永清同志讲过一句话，他说“老武大度”，我一直印象深刻，我认为这个评价很公正。
精神不老，但身体会老，我希望文祥同志既要保持一贯的精神风貌，又要珍惜身体健康，合理安排好工作节奏，把更多精力放在扶植后人、总结历史（文祥同志这60年是与新中国印刷发展一起度过的，他的经历和积累的资料可以构成新中国印刷发展史的框架）和研究印刷业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上。
祈祝文祥同志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