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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时期，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发展的质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城市化，社会生活城市化不相协调的问题，本文旨在通过系统协调度测度模型以上海市为例对城市化过程中各因素的和谐发展程度进行测算，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 协调度 测算模型
一、引言
城市化是指第二次社会分工后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随着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进展，手工业逐步发展成为机器大工业并且在空间上相对聚集从而对人口，能源，信息，资本的吸引所经历的漫长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对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城市化经济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将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和出发点，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速，并且在2011年人口城市化比率首次超过50%，上海更是接近90%（见图1、图2），城市经济在我国区域经济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大中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在我国各地出现，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以非农产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在各地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城市化的过程理应分为“量”与“质”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然而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味地追求量的现象屡见不鲜，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不断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城市面积扩展所导致的“被动市民化”和外出务工途径所形成的“主动市民化”进入到城市人口核算体系中，但是城市化内涵中所包含的三次产业比例的调整、二三产业的向城市聚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管理的完善、居民生活的城市化等元素在我国的城市化中远远滞后于人口的城市化，经济的城市化和社会生活的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不相匹配的现象是造成我国当前大型城市转型升级阵痛，中等城市经济发同质化严重，小型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的根本矛盾所在。
二、国内相关研究
对于城市化发展的质量问题，国内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点，并且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例如周向红等（2000）探讨了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特点对城市化的影响；黄雪丽（2004）利用上海人口城市化资料和经济指标资料得出了上海过度人口城市化的现状，并利用时间序列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2005）采用城市化核心载体和区域载体两个部分来构建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党兴华（2005）利用灰色关联方法对关中地区的不同阶段的城市化及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王西秦等（2005）采用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和协调度的概念，建立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指标体系以及两者协调度测度模型；贺韶伶（2005）从社会学和民主法制的角度考察了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生活城市化的问题，得到城市化必须要与民主化过程相辅相成；刘静等（2010）利用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城市集群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王钰（2011）从城市化本质和内涵出发，借用spss软件构建城市化综合评价体系并对长三角各城市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关评估。
尽管对于城市化质量问题的研究已经有所成就，但是对于之前的研究分析当中我们发现了以下几点不足之处。
第一：对于城市化质量问题的研究时间短，任务复杂，很多城市综合评价体系指标的设立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学者一般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各种指标划分为不同类别，然后就不同的指标进行打分，这在研究过程中难免带有自己的主观性，对研究结果造成偏差。
第二：完全意义的城市化包括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三个方面，但是之前的学者多将研究聚集于某个单方面的研究，得出其中一个方面的结论，从而无法从整体上比较三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和协调度以及三个因素与整体的协调性。
第三：有学者使用协调度测度模型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并没有将此用于城市化内涵的三个因素之间关系研究，并且其使用的模型仅适用于两因素之间的协调度测算，无法推及到三个因素的协调性研究。
在总结上述不足的基础上，本文转变思路，以上海市为例，从城市化的内涵出发将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结合起来，分别设置其指标并且借鉴系统动力学中的多因素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建立PES模型对其单独协调度和系统的整体协调度进行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市的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和分析，从而对未来推进城市化的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三、PES模型的建立与指标设置
1、系统协调度定义
设PES系统分别由人口子系统（S1）、经济子系统（S2）和社会生活子系统（S3）构成，各子系统的发展状况由F1，F2，F3表示，它们是各个二级指标的函数表示，而PES系统的总体发展状况用F*表示，则单个系统协调度Hi的的定义为：
则PES系统整体协调度为：
表示子系统的发展速度，表示系统整体的发展速度，通过比较两者的大小可以判定出某个单因素比较整体的发展速度和发展状况，并且根据定义HT（0，1），并且当时达到最大值1。
2、指标体系的建立
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对于人口城市化选取了非农业人口比例、非农就业占总体就业的比例和人口密度；经济城市化选取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非农产值比例、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消费额；社会生活城市化选取了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生、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数、万人实有道路长度、万人人均公共绿地和万人拥有公共医疗床位数，并分别委以相应的权重。（见表1）
3、指标标准化
在多个指标用于测度时，为了避免指标间的覆盖效应，因此将各指标的数值标准化，采用极差法进行，原理如下：
（3） 当xi>min（x1，x2......）时 （4） 当xi 4、指标值的测算
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水平的计算公式为：
f2，f3可以按照此公式以此类推得到，则
根据时间序列的数据，可以计算出三个子系统和系统整体的发展速度，分别求出其导数，其公式如下：
四、实例分析——以上海为例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上海市城市化过程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和整体发展状况进行相关分析，先利用公式3将所获得各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然后按照公式4和5得到各个子系统和系统整体的发展状况如表2所示：
根据公式6分别计算其发展速度并取绝对值，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数据，运用公式1和公式2可以得到上海市城市化各组成部分的协调度和系统整体的协调度，结果如表4所示：
上海市城市化进程的综合测算指标走势图如图3所示：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市1990年到2010年期间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水平都在稳步提高；而就发展速度而言，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越于社会生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而且社会生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也远远落后于综合城市化的发展速度；通过对子系统和整体系统协调度的测算可以得到，经济城市化子系统的协调度最好，人口城市化子系统其次，社会生活城市化子系统的协调度最低，可以看出上海市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社会生活的城市化推进比较缓慢，城市社会保障体制和居民的生活方式，不适应于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和要求，人口城市化的协调度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上海有大量的外来人口，他们大多从事较为低端的行业，使得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人口密度的指标超越于就业的指标。
五、结论与建议
一方面，上海市的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快速增长，从而带动了整体系统的快速增长，但是社会生活城市化的增长却略显疲惫，近些年来上海市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也随之大幅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也在高位持续增长，三次产业中的二三产业增加值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居民生活设施的建设，居民生活保障体制的完善，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资源生态环境的改善步伐却滞后于人口和产业的增长所提出的要求。
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城市化进程的缓慢发展，使得上海整体的城市化进程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从图3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之后上海市城市化进程的系统协调度大幅下降，在2006年以后由于世博的原因，才有了回升，但是由于世博因素所进行的突击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非常态化的社会管理持续性能很低，可以预见到在未来几年内，若没有相关长期政策的激励和支持，系统整体的协调度将再次进入下滑轨道，将进入社会矛盾的多发期。
据此，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优化人口结构，控制人口数量，通过激励机制吸引素质较高的人口迁入，通过淘汰机制将部分无法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人员使其自身作出迁出的抉择，完成人口城市化由单纯的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城市人口素质的提高。
第二，积极实行产业结构转变升级，虽然当前上海市经济城市化的协调度在三个指标中最高，但是其发展速度已经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下滑，中心城市要努力实现三次产业比例的调整，完成三二一产业比例次序的布局；同时大力扩展城市中与市民自身素质匹配的就业岗位，从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刺激消费；在稳定投资总额的基础上提高投资效率，将更多的资金引向民生，教育，环保等长期性事业中来。
第三，社会管理体制和居民生活的改善刻不容缓，无论从发展现状还是发展速度来说，社会生活城市化都处于三个指标的落后位置，政府应该由“经济型政府”向“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将过去进行经济建设所得出的经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运用于社会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管理体系的完善；加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障的保障水平，增强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建立长效社会治安管理体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为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西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J].生态经济， 2001
[2]王钰.城市化质量的统计分析与评价[J].城市探索，2011；9
[3]陈志等.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 2007；3
[4]贺韶伶.关于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城市化问题的认识[J].湖湘论坛，2005；5
[5]吴跃明等.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度模型及其指标体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996；2
[6]林秀梅等.吉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特征及其相关性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6；9
[7]黄雪丽.上海人口城市化的特征分析与展望[J].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2004；3
[8]周向红等.知识经济时代与上海城市化进程，2000；3
[9]刘甲朋等.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讨论综述[J].人口与经济，2004；1
[10]刘艳清.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协调度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00；5
[11]赵显洲.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动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6；9
[12]牛文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6；1
[13]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建立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及应用研究”[J].统计研究.2005；7
关键词：城市化 协调度 测算模型
一、引言
城市化是指第二次社会分工后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随着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进展，手工业逐步发展成为机器大工业并且在空间上相对聚集从而对人口，能源，信息，资本的吸引所经历的漫长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对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城市化经济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将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和出发点，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速，并且在2011年人口城市化比率首次超过50%，上海更是接近90%（见图1、图2），城市经济在我国区域经济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大中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在我国各地出现，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以非农产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在各地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城市化的过程理应分为“量”与“质”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然而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味地追求量的现象屡见不鲜，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不断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城市面积扩展所导致的“被动市民化”和外出务工途径所形成的“主动市民化”进入到城市人口核算体系中，但是城市化内涵中所包含的三次产业比例的调整、二三产业的向城市聚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管理的完善、居民生活的城市化等元素在我国的城市化中远远滞后于人口的城市化，经济的城市化和社会生活的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不相匹配的现象是造成我国当前大型城市转型升级阵痛，中等城市经济发同质化严重，小型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的根本矛盾所在。
二、国内相关研究
对于城市化发展的质量问题，国内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点，并且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例如周向红等（2000）探讨了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特点对城市化的影响；黄雪丽（2004）利用上海人口城市化资料和经济指标资料得出了上海过度人口城市化的现状，并利用时间序列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2005）采用城市化核心载体和区域载体两个部分来构建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党兴华（2005）利用灰色关联方法对关中地区的不同阶段的城市化及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王西秦等（2005）采用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和协调度的概念，建立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指标体系以及两者协调度测度模型；贺韶伶（2005）从社会学和民主法制的角度考察了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生活城市化的问题，得到城市化必须要与民主化过程相辅相成；刘静等（2010）利用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城市集群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王钰（2011）从城市化本质和内涵出发，借用spss软件构建城市化综合评价体系并对长三角各城市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关评估。
尽管对于城市化质量问题的研究已经有所成就，但是对于之前的研究分析当中我们发现了以下几点不足之处。
第一：对于城市化质量问题的研究时间短，任务复杂，很多城市综合评价体系指标的设立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学者一般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各种指标划分为不同类别，然后就不同的指标进行打分，这在研究过程中难免带有自己的主观性，对研究结果造成偏差。
第二：完全意义的城市化包括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三个方面，但是之前的学者多将研究聚集于某个单方面的研究，得出其中一个方面的结论，从而无法从整体上比较三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和协调度以及三个因素与整体的协调性。
第三：有学者使用协调度测度模型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并没有将此用于城市化内涵的三个因素之间关系研究，并且其使用的模型仅适用于两因素之间的协调度测算，无法推及到三个因素的协调性研究。
在总结上述不足的基础上，本文转变思路，以上海市为例，从城市化的内涵出发将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结合起来，分别设置其指标并且借鉴系统动力学中的多因素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建立PES模型对其单独协调度和系统的整体协调度进行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市的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和分析，从而对未来推进城市化的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三、PES模型的建立与指标设置
1、系统协调度定义
设PES系统分别由人口子系统（S1）、经济子系统（S2）和社会生活子系统（S3）构成，各子系统的发展状况由F1，F2，F3表示，它们是各个二级指标的函数表示，而PES系统的总体发展状况用F*表示，则单个系统协调度Hi的的定义为：
则PES系统整体协调度为：
表示子系统的发展速度，表示系统整体的发展速度，通过比较两者的大小可以判定出某个单因素比较整体的发展速度和发展状况，并且根据定义HT（0，1），并且当时达到最大值1。
2、指标体系的建立
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对于人口城市化选取了非农业人口比例、非农就业占总体就业的比例和人口密度；经济城市化选取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非农产值比例、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消费额；社会生活城市化选取了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生、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数、万人实有道路长度、万人人均公共绿地和万人拥有公共医疗床位数，并分别委以相应的权重。（见表1）
3、指标标准化
在多个指标用于测度时，为了避免指标间的覆盖效应，因此将各指标的数值标准化，采用极差法进行，原理如下：
（3） 当xi>min（x1，x2......）时 （4） 当xi
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水平的计算公式为：
f2，f3可以按照此公式以此类推得到，则
根据时间序列的数据，可以计算出三个子系统和系统整体的发展速度，分别求出其导数，其公式如下：
四、实例分析——以上海为例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上海市城市化过程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和整体发展状况进行相关分析，先利用公式3将所获得各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然后按照公式4和5得到各个子系统和系统整体的发展状况如表2所示：
根据公式6分别计算其发展速度并取绝对值，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数据，运用公式1和公式2可以得到上海市城市化各组成部分的协调度和系统整体的协调度，结果如表4所示：
上海市城市化进程的综合测算指标走势图如图3所示：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市1990年到2010年期间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水平都在稳步提高；而就发展速度而言，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越于社会生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而且社会生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也远远落后于综合城市化的发展速度；通过对子系统和整体系统协调度的测算可以得到，经济城市化子系统的协调度最好，人口城市化子系统其次，社会生活城市化子系统的协调度最低，可以看出上海市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社会生活的城市化推进比较缓慢，城市社会保障体制和居民的生活方式，不适应于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和要求，人口城市化的协调度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上海有大量的外来人口，他们大多从事较为低端的行业，使得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人口密度的指标超越于就业的指标。
五、结论与建议
一方面，上海市的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快速增长，从而带动了整体系统的快速增长，但是社会生活城市化的增长却略显疲惫，近些年来上海市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也随之大幅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也在高位持续增长，三次产业中的二三产业增加值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居民生活设施的建设，居民生活保障体制的完善，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资源生态环境的改善步伐却滞后于人口和产业的增长所提出的要求。
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城市化进程的缓慢发展，使得上海整体的城市化进程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从图3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之后上海市城市化进程的系统协调度大幅下降，在2006年以后由于世博的原因，才有了回升，但是由于世博因素所进行的突击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非常态化的社会管理持续性能很低，可以预见到在未来几年内，若没有相关长期政策的激励和支持，系统整体的协调度将再次进入下滑轨道，将进入社会矛盾的多发期。
据此，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优化人口结构，控制人口数量，通过激励机制吸引素质较高的人口迁入，通过淘汰机制将部分无法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人员使其自身作出迁出的抉择，完成人口城市化由单纯的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城市人口素质的提高。
第二，积极实行产业结构转变升级，虽然当前上海市经济城市化的协调度在三个指标中最高，但是其发展速度已经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下滑，中心城市要努力实现三次产业比例的调整，完成三二一产业比例次序的布局；同时大力扩展城市中与市民自身素质匹配的就业岗位，从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刺激消费；在稳定投资总额的基础上提高投资效率，将更多的资金引向民生，教育，环保等长期性事业中来。
第三，社会管理体制和居民生活的改善刻不容缓，无论从发展现状还是发展速度来说，社会生活城市化都处于三个指标的落后位置，政府应该由“经济型政府”向“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将过去进行经济建设所得出的经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运用于社会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管理体系的完善；加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障的保障水平，增强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建立长效社会治安管理体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为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西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J].生态经济， 2001
[2]王钰.城市化质量的统计分析与评价[J].城市探索，2011；9
[3]陈志等.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 2007；3
[4]贺韶伶.关于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城市化问题的认识[J].湖湘论坛，2005；5
[5]吴跃明等.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度模型及其指标体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996；2
[6]林秀梅等.吉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特征及其相关性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6；9
[7]黄雪丽.上海人口城市化的特征分析与展望[J].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2004；3
[8]周向红等.知识经济时代与上海城市化进程，2000；3
[9]刘甲朋等.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讨论综述[J].人口与经济，2004；1
[10]刘艳清.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协调度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00；5
[11]赵显洲.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动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6；9
[12]牛文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6；1
[13]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建立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及应用研究”[J].统计研究.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