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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是人类由相互隔绝逐渐联结为整体的过程。自15世纪航海大发现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渐密切，逐渐成为了一个整体。然而，这一过程充满着暴力、剥削与掠夺。到了全球化时代，旧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许多威胁到人类整体利益的新问题不断出现。为了更好地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从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五个角度描绘了未来世界整体发展的蓝图。
关键词：世界历史整体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挑战及应对
一、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及其发展历程
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社会经历了由各地区各民族相互闭塞分散发展逐渐演变为相互联系整体发展而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漫长行程。可以说，“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纵向发展指由生产力推动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社会形态依次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的横向发展指与社会生产力不一断提高相适应的各民族、各地区交换、交往的增长，闭塞和隔绝状态的突破，文化的扩散和汇合，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体世界的形成。 前者的作用在于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总趋势，后者的作用则是使历史逐渐发展为世界历史。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缺少任何方面，都不能反映世界历史这个客观存在。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深处“动力的动力”是物质生产方式，“真正的共同体”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之上。 而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正是由历史的横向发展推动的：生产的发展会引起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产生了产品交换，交换的发展导致了资本的出现，资本把市场扩展到世界范围，大工业最终形成了世界市场。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的分散孤立、闭关自守，逐渐把世界联成为一个整体。
14世纪以前，由于生产力低下，受制于地理因素的阻隔，世界各国处于相互孤立的状态，相互交往只在小范围内进行。14——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方产生，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为了顺利进行资本的积累和开拓市场，西欧各国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在这一阶段，新航路的开辟和黑奴贸易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原料、劳动力和市场，西欧强国的船只战舰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非洲、亚洲、美洲诸多国家开始沦为殖民地。同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动摇了西欧的封建神权统治，为进一步解放生產力奠定了基础。在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进程中，世界各国鼻塞和隔绝的状态逐渐被打破，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开始凸显。但是，这种相互交往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剥削和掠夺基础上的。
17——19世纪初期，西方爆发了英法美三次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在欧洲得到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得到了大幅提高，同时启蒙运动又彻底摧毁了封建神权的统治，确立了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理性主义思潮。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互动得到了空前的加强。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并在战后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确立了延续至今的民族国家体系。此后，欧洲在各个强国争夺欧陆霸权的斗争中联系日益紧密。1804年，面对法国的军事压力，欧洲其他国家前后组成七次反法同盟反对拿破仑的入侵。在击败拿破仑后，欧洲各国在维也纳召开了国际会议，建立起了维也纳国际体系，从此欧洲处于四国同盟 统治下的“欧洲协调”。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清朝统治之下，受制于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当时的中国奉行着闭关锁国的政策，但也与周边的国家建立起了朝贡体系和华夷秩序。在这一阶段，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各国间的不平等地位，剥削和压迫也进一步加剧。例如，为了维持欧洲的均势和自身的霸权，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五国（英，法，普，奥，俄）不断地镇压着其他国家的革命与起义，1820年的特洛波会议，1821年的莱巴赫会议和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便是欧洲各强国公开讨论如何出兵镇压别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实现强国控制下的“欧洲协调”的秘密会议。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洗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飞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下，已经没有国家能够脱离世界的整体性独自发展。然而，这种侵略发展模式最终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人类相互交往、相互扶持的进程达到了新高度。二战后，众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得以独立，国际社会中各类国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全球化浪潮更是把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
从对世界历史发展历程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处在彼此隔绝的状态，而只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才真正才进入了一个利害攸关的新状态。在一个分工与贸易已经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国家都不能脱离他国而单独决定自己的重大利益状态，而是必须在与他国的关系中来积极谋求自身重大利益。重大利益或根本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一国所能解决的局部问题，而已经变成了一个涉及全球各国的人类整体性问题，即只有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合各国之力才能真正解决那些涉及重大利益的问题。 特别是最近一两个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以及未来的前途命运敲响了警钟。例如，环境污染日益严峻，人类生存空间受到挑战;民粹主义抬头，民族矛盾接连爆发;政府治理不力，恐怖主义盛行;核技术难以管控，核威胁犹如利剑高悬……面对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深刻变革期和深度调整，个别国家选择了“废约退群”，大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然而，无论怎样抗拒机制的重构、规则的重订，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整体性。这些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政党单独造成的，更不可能单独面对或者解决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说人类在命运上已经密切相连，我们需要做的是以宽广的视野，汇聚各方的力量，用全新的理念和方略来指明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致力于本国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统一，进而掌握人类的共同命运。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及含义
为了顺应新的发展需要，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正式外交场合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此后中国在各种外交场合中都在大力推广、积极践行这一理念。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提出了必须做到“四个坚持”，即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2017年新年，习近平首访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并发表主旨演讲，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建设共赢共享的世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交流互鉴、清洁美丽的世界。 2018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宪法序言部分，这一凝聚了中国智慧的理念被赋予了全新含义，也代表着中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
中国提出这一概念并不是凭空捏造的，早在几千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便提出了“共同体”的构想，并构建了“家庭，村落，城邦”三个层次的共同体。他认为，人类在生活上需要互相依赖，人更有乐于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然性情，为了共同利益，所以走到了一起。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各民族国家通过内部的整合，再加上外部共同的约定和立法，最后建立起有如公民共同体的这样一种状态，世界便可进入永久和平。 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性的民族国家”将其精神通过各种手段注入其他弱小民族，同时也将“真正的自由”这个普遍观念扩展到全世界。到那时，所有矛盾在自由这一终极目标实现之时都将化解，人类将进入“大同”。 而马克思更是指出，历史的目标就是一个无阶级的、实现公平正义的所有 “自由人的联合体”。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正是建立在诸多先贤们“共同体”概念的基础之上，而又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的界定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表达的是一种“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的战略含义”。然而，从更广义的角度上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主体的一种具体形态。当以人类整体为主体来看待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价值，面对这个层面上的所有问题，就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每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也即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要打造的是“利本国”和“利他国”相统一的“利益共同体”，是本国安全也让他国安全的“安全共同体”，是考虑当代人发展也不危及后代人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共同体”……中国一直坦诚的宣告，中国欢迎其它国家搭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便车”，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更是如此。当然，中国更希望世界各国的人民能够“同舟共济”“权责共担”，能够基于价值理性共同护佑世界和平与人类社会发展，共同應对地区性与全球性危机，共同分享社会进步的福利与利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西方别有用心者所鼓吹的“新型殖民主义”，不是大国同化小国，更不是强国代理一切。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多元化的共同体。在现实生活当中，人的主体层次是多元的，每一个层次的人都是主体形态的一个层面或一种结构，对此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纵向来看，个人是主体的最小单位，往上有很多共同体形态，比如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阶层或者阶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直到许多国家构成的整个人类社会。如果历史地动态地看，我们的先人和后代都是无限发展着的人类成员。 从横向来看，人类共同体及其所包含着的国家、民族、阶级、阶层、个人等主体形态，每个层面都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因此，要建立共同体，必须考虑到其主体的多元性。并且，中国倡导的命运共同体蕴含着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蕴含着义利相兼的新型义利观，蕴含着包容互鉴的新型文明观，蕴含着“结伴不结盟”的新型交往观 ，早已超越了以往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它指向的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存在的挑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他战略不同，其视野之广阔涉及到整个人类社会，其内涵之丰富囊括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情怀之广大，体现着对人类发展的深层关怀和忧虑，其立意之高远，放眼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样也正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上述特点，也导致其面临着诸多无法避免的挑战。
第一，国家么间不同的利益诉求纷繁复杂，难以真正统一。我们知道，国家间合作的前提是利益的统一，虽然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已成为各国共识，但现实情况却复杂的多。首先，一国最高决策者所界定的国家利益、民众心中所界定的国家利益和从长远视角来看一国真正的国家利益并不是完全等同，执政者的执政风格及好恶会对国家政策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执政期间将其灵活、务实的风格展现的淋漓尽致，屡次做出背离传统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这就给我们加强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认同带来了重要的障碍。其次，国家利益载体的民族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现实。 国家利益的内容和表现形成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状态，从而造成各民族国家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偏好形成了差异，如果不能实现有效的对话和理解，很容易出现利益相冲突的情况。最后，国家利益本身也是一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每个国家的利益都是不同的这为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世界主要力量间的战略博弈是无法绕过的陷阱。早在几千年前，修昔底德便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一论断被后人总结为“修昔底德陷阱”，并被视为国际关系中一大规律。中国虽然无数次地表示要和平崛起，不追求霸权、不搞殖民扩张，但仍然被冠以“新殖民主义”、“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等恶名，中国威胁论更是不绝于耳。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也会造成现有大国霸权的削弱这一客观事实，实力对比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动，因此大国间的博弈在所难免。美国提出的“重返亚太、“印太战略”，部署的萨德导弹，发动的贸易战都是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与遏制。
第三，不完善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困难重重。一个不完善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往往会造成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极大地冲击着对共同的命运的认同，困扰当今国际社会走向合作，这将直接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目前，虽然国际社会上各种国际组织林立，各主权国家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建立了各种争端解决机制，但是这些机制很少能够真正促进争端的和平解决，在面临重大国际问题时甚至形同虚设。例如，在美国的阻挠下，WTO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被迫终止，上诉机构背叛停摆，世界贸易合作即将重回无规则时代 。另一方面，谈判和磋商等外交手段又缺少外力介入和公正的第三方监督，谈判和磋商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争端双方的力量对比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导致力量较弱的一方利益受损。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提髙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适应性和使用性，使之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才能让国际社会的成员之间减少摩擦、增强共识、实现互助、彼此认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对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可与实贱。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度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符合历史整体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符合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利益，并不是不切实际、无法实现的。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当下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坚持和平发展，构建持久和平的政治共同体。和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也是世界政治的永恒主题。古代中国信奉儒家文化，追求“以和为贵”。 1899 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和 1907 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确立了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基本原则，1928 年 《巴黎非战公约》明确表达了世界各国力求避免战争的共同追求，这些思想和原则在 1945 年 《联合国宪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战后，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做出了重大贡献。新时代下，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根本要义在于国家之间要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此外，我们也要注重国际法的作用，以国际法治来明是非、定纷争、促和平、谋发展。
第二，坚持人人参与，构建普遍安全的安全共同体。安全球安全问题关系到所有国家的核心利益，目前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集团都无法独自解决相互缠结的世界性安全问题，而这些安全问题严重威胁了人类的安全。此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任何一个领域出问题，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球整体安全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整体安全观，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理念，在军事、经济、文化、信息、生態等各领域展开务实合作，以合作谋安全、以发展促安全、以行动求安全，打造普遍安全的安全共同体。
第三，坚持互利共赢，构建共同繁荣的经济共同体。经济繁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也是国际社会的根本追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与便车。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主张各国 “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为此，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积极推动着世界经济治理体制改革。今后，我们要秉持着正确的义利观，提供更加优质的全球经济公共产品，建立一个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
第四，坚持交流互鉴，构建开放包容的文化共同体。长久以来，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一度甚嚣尘上，“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厚。一些国家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标准，不断地进行着文化渗透、颜色革命，带来的只有冲突与动乱。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并不意味着文明的一元化，文化的共同体也并不是文化的“同质体”。 文明不应当是普世的，而应该是多样、平等、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 我们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各文化间的交流对话，以包容的心态互相取长补短。
第五，坚持保护环境，构建清洁美丽的生态共同体。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环境问题更是全球性挑战。生态环境问题是涉及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以整体的思维和共同的行动来应对。事实上，国际社会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并且采取了一定的行动。1987年，联合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1992年国际社会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原则和机制框架，奠定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法律基础。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指标，2007年通过的“巴厘路线图”启动来“双轨”谈判进程。2015年，《巴黎协定》确定了以“国家自主贡献”为核心的“自下而上”相对宽松灵活的减排模式，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时代。然而，面对来之不易的成果，个别国家罔顾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发展，以自身短期利益为优先对全球环境治理造成了巨大损害。另一方面，除了应对气候变化，还有许多其他领域的环境问题亟需治理，例如海洋环境污染与资源开发、生物多样性与物种灭绝、化学污染与核污染等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世界整体发展所提供的一种新的政治智慧。这种政治智慧将驱动全世界对“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笃信穷兵黩武、强权独霸，坚持赢者通吃、零和博弈”等思维的摒弃，转而将人类引领进入一个奉行公平正义、民主、和谐、共赢等共和价值理念的新文明时代。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但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所包含的“整体性”内涵一定会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进程，将中国今天“许诺给世界的美好未来”变成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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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社会经历了由各地区各民族相互闭塞分散发展逐渐演变为相互联系整体发展而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漫长行程。可以说，“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纵向发展指由生产力推动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社会形态依次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的横向发展指与社会生产力不一断提高相适应的各民族、各地区交换、交往的增长，闭塞和隔绝状态的突破，文化的扩散和汇合，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体世界的形成。 前者的作用在于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总趋势，后者的作用则是使历史逐渐发展为世界历史。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缺少任何方面，都不能反映世界历史这个客观存在。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深处“动力的动力”是物质生产方式，“真正的共同体”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之上。 而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正是由历史的横向发展推动的：生产的发展会引起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产生了产品交换，交换的发展导致了资本的出现，资本把市场扩展到世界范围，大工业最终形成了世界市场。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的分散孤立、闭关自守，逐渐把世界联成为一个整体。
14世纪以前，由于生产力低下，受制于地理因素的阻隔，世界各国处于相互孤立的状态，相互交往只在小范围内进行。14——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方产生，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为了顺利进行资本的积累和开拓市场，西欧各国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在这一阶段，新航路的开辟和黑奴贸易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原料、劳动力和市场，西欧强国的船只战舰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非洲、亚洲、美洲诸多国家开始沦为殖民地。同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动摇了西欧的封建神权统治，为进一步解放生產力奠定了基础。在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进程中，世界各国鼻塞和隔绝的状态逐渐被打破，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开始凸显。但是，这种相互交往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剥削和掠夺基础上的。
17——19世纪初期，西方爆发了英法美三次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在欧洲得到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得到了大幅提高，同时启蒙运动又彻底摧毁了封建神权的统治，确立了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理性主义思潮。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互动得到了空前的加强。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并在战后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确立了延续至今的民族国家体系。此后，欧洲在各个强国争夺欧陆霸权的斗争中联系日益紧密。1804年，面对法国的军事压力，欧洲其他国家前后组成七次反法同盟反对拿破仑的入侵。在击败拿破仑后，欧洲各国在维也纳召开了国际会议，建立起了维也纳国际体系，从此欧洲处于四国同盟 统治下的“欧洲协调”。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清朝统治之下，受制于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当时的中国奉行着闭关锁国的政策，但也与周边的国家建立起了朝贡体系和华夷秩序。在这一阶段，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各国间的不平等地位，剥削和压迫也进一步加剧。例如，为了维持欧洲的均势和自身的霸权，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五国（英，法，普，奥，俄）不断地镇压着其他国家的革命与起义，1820年的特洛波会议，1821年的莱巴赫会议和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便是欧洲各强国公开讨论如何出兵镇压别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实现强国控制下的“欧洲协调”的秘密会议。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洗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飞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下，已经没有国家能够脱离世界的整体性独自发展。然而，这种侵略发展模式最终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人类相互交往、相互扶持的进程达到了新高度。二战后，众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得以独立，国际社会中各类国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全球化浪潮更是把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
从对世界历史发展历程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处在彼此隔绝的状态，而只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才真正才进入了一个利害攸关的新状态。在一个分工与贸易已经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国家都不能脱离他国而单独决定自己的重大利益状态，而是必须在与他国的关系中来积极谋求自身重大利益。重大利益或根本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一国所能解决的局部问题，而已经变成了一个涉及全球各国的人类整体性问题，即只有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合各国之力才能真正解决那些涉及重大利益的问题。 特别是最近一两个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以及未来的前途命运敲响了警钟。例如，环境污染日益严峻，人类生存空间受到挑战;民粹主义抬头，民族矛盾接连爆发;政府治理不力，恐怖主义盛行;核技术难以管控，核威胁犹如利剑高悬……面对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深刻变革期和深度调整，个别国家选择了“废约退群”，大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然而，无论怎样抗拒机制的重构、规则的重订，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整体性。这些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政党单独造成的，更不可能单独面对或者解决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说人类在命运上已经密切相连，我们需要做的是以宽广的视野，汇聚各方的力量，用全新的理念和方略来指明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致力于本国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统一，进而掌握人类的共同命运。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及含义
为了顺应新的发展需要，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正式外交场合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此后中国在各种外交场合中都在大力推广、积极践行这一理念。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提出了必须做到“四个坚持”，即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2017年新年，习近平首访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并发表主旨演讲，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建设共赢共享的世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交流互鉴、清洁美丽的世界。 2018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宪法序言部分，这一凝聚了中国智慧的理念被赋予了全新含义，也代表着中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
中国提出这一概念并不是凭空捏造的，早在几千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便提出了“共同体”的构想，并构建了“家庭，村落，城邦”三个层次的共同体。他认为，人类在生活上需要互相依赖，人更有乐于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然性情，为了共同利益，所以走到了一起。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各民族国家通过内部的整合，再加上外部共同的约定和立法，最后建立起有如公民共同体的这样一种状态，世界便可进入永久和平。 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性的民族国家”将其精神通过各种手段注入其他弱小民族，同时也将“真正的自由”这个普遍观念扩展到全世界。到那时，所有矛盾在自由这一终极目标实现之时都将化解，人类将进入“大同”。 而马克思更是指出，历史的目标就是一个无阶级的、实现公平正义的所有 “自由人的联合体”。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正是建立在诸多先贤们“共同体”概念的基础之上，而又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的界定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表达的是一种“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的战略含义”。然而，从更广义的角度上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主体的一种具体形态。当以人类整体为主体来看待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价值，面对这个层面上的所有问题，就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每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也即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要打造的是“利本国”和“利他国”相统一的“利益共同体”，是本国安全也让他国安全的“安全共同体”，是考虑当代人发展也不危及后代人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共同体”……中国一直坦诚的宣告，中国欢迎其它国家搭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便车”，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更是如此。当然，中国更希望世界各国的人民能够“同舟共济”“权责共担”，能够基于价值理性共同护佑世界和平与人类社会发展，共同應对地区性与全球性危机，共同分享社会进步的福利与利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西方别有用心者所鼓吹的“新型殖民主义”，不是大国同化小国，更不是强国代理一切。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多元化的共同体。在现实生活当中，人的主体层次是多元的，每一个层次的人都是主体形态的一个层面或一种结构，对此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纵向来看，个人是主体的最小单位，往上有很多共同体形态，比如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阶层或者阶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直到许多国家构成的整个人类社会。如果历史地动态地看，我们的先人和后代都是无限发展着的人类成员。 从横向来看，人类共同体及其所包含着的国家、民族、阶级、阶层、个人等主体形态，每个层面都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因此，要建立共同体，必须考虑到其主体的多元性。并且，中国倡导的命运共同体蕴含着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蕴含着义利相兼的新型义利观，蕴含着包容互鉴的新型文明观，蕴含着“结伴不结盟”的新型交往观 ，早已超越了以往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它指向的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存在的挑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他战略不同，其视野之广阔涉及到整个人类社会，其内涵之丰富囊括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情怀之广大，体现着对人类发展的深层关怀和忧虑，其立意之高远，放眼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样也正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上述特点，也导致其面临着诸多无法避免的挑战。
第一，国家么间不同的利益诉求纷繁复杂，难以真正统一。我们知道，国家间合作的前提是利益的统一，虽然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已成为各国共识，但现实情况却复杂的多。首先，一国最高决策者所界定的国家利益、民众心中所界定的国家利益和从长远视角来看一国真正的国家利益并不是完全等同，执政者的执政风格及好恶会对国家政策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执政期间将其灵活、务实的风格展现的淋漓尽致，屡次做出背离传统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这就给我们加强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认同带来了重要的障碍。其次，国家利益载体的民族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现实。 国家利益的内容和表现形成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状态，从而造成各民族国家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偏好形成了差异，如果不能实现有效的对话和理解，很容易出现利益相冲突的情况。最后，国家利益本身也是一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每个国家的利益都是不同的这为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世界主要力量间的战略博弈是无法绕过的陷阱。早在几千年前，修昔底德便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一论断被后人总结为“修昔底德陷阱”，并被视为国际关系中一大规律。中国虽然无数次地表示要和平崛起，不追求霸权、不搞殖民扩张，但仍然被冠以“新殖民主义”、“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等恶名，中国威胁论更是不绝于耳。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也会造成现有大国霸权的削弱这一客观事实，实力对比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动，因此大国间的博弈在所难免。美国提出的“重返亚太、“印太战略”，部署的萨德导弹，发动的贸易战都是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与遏制。
第三，不完善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困难重重。一个不完善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往往会造成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极大地冲击着对共同的命运的认同，困扰当今国际社会走向合作，这将直接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目前，虽然国际社会上各种国际组织林立，各主权国家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建立了各种争端解决机制，但是这些机制很少能够真正促进争端的和平解决，在面临重大国际问题时甚至形同虚设。例如，在美国的阻挠下，WTO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被迫终止，上诉机构背叛停摆，世界贸易合作即将重回无规则时代 。另一方面，谈判和磋商等外交手段又缺少外力介入和公正的第三方监督，谈判和磋商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争端双方的力量对比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导致力量较弱的一方利益受损。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提髙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适应性和使用性，使之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才能让国际社会的成员之间减少摩擦、增强共识、实现互助、彼此认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对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可与实贱。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度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符合历史整体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符合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利益，并不是不切实际、无法实现的。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当下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坚持和平发展，构建持久和平的政治共同体。和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也是世界政治的永恒主题。古代中国信奉儒家文化，追求“以和为贵”。 1899 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和 1907 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确立了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基本原则，1928 年 《巴黎非战公约》明确表达了世界各国力求避免战争的共同追求，这些思想和原则在 1945 年 《联合国宪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战后，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做出了重大贡献。新时代下，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根本要义在于国家之间要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此外，我们也要注重国际法的作用，以国际法治来明是非、定纷争、促和平、谋发展。
第二，坚持人人参与，构建普遍安全的安全共同体。安全球安全问题关系到所有国家的核心利益，目前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集团都无法独自解决相互缠结的世界性安全问题，而这些安全问题严重威胁了人类的安全。此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任何一个领域出问题，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球整体安全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整体安全观，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理念，在军事、经济、文化、信息、生態等各领域展开务实合作，以合作谋安全、以发展促安全、以行动求安全，打造普遍安全的安全共同体。
第三，坚持互利共赢，构建共同繁荣的经济共同体。经济繁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也是国际社会的根本追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与便车。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主张各国 “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为此，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积极推动着世界经济治理体制改革。今后，我们要秉持着正确的义利观，提供更加优质的全球经济公共产品，建立一个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
第四，坚持交流互鉴，构建开放包容的文化共同体。长久以来，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一度甚嚣尘上，“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厚。一些国家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标准，不断地进行着文化渗透、颜色革命，带来的只有冲突与动乱。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并不意味着文明的一元化，文化的共同体也并不是文化的“同质体”。 文明不应当是普世的，而应该是多样、平等、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 我们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各文化间的交流对话，以包容的心态互相取长补短。
第五，坚持保护环境，构建清洁美丽的生态共同体。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环境问题更是全球性挑战。生态环境问题是涉及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以整体的思维和共同的行动来应对。事实上，国际社会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并且采取了一定的行动。1987年，联合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1992年国际社会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原则和机制框架，奠定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法律基础。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指标，2007年通过的“巴厘路线图”启动来“双轨”谈判进程。2015年，《巴黎协定》确定了以“国家自主贡献”为核心的“自下而上”相对宽松灵活的减排模式，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时代。然而，面对来之不易的成果，个别国家罔顾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发展，以自身短期利益为优先对全球环境治理造成了巨大损害。另一方面，除了应对气候变化，还有许多其他领域的环境问题亟需治理，例如海洋环境污染与资源开发、生物多样性与物种灭绝、化学污染与核污染等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世界整体发展所提供的一种新的政治智慧。这种政治智慧将驱动全世界对“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笃信穷兵黩武、强权独霸，坚持赢者通吃、零和博弈”等思维的摒弃，转而将人类引领进入一个奉行公平正义、民主、和谐、共赢等共和价值理念的新文明时代。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但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所包含的“整体性”内涵一定会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进程，将中国今天“许诺给世界的美好未来”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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