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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苏关系曾濒于崩溃的边缘。
1989年5月1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吸引了世界媒体的关注，这标志着中苏之间打破了三十年坚冰。
诚然，就在戈尔巴乔夫访华的背后，却显示着邓小平的极为高超的政治智慧。
邓小平复出以后，毅然调整了中国外交战略，决定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的改善；勃列日涅夫也表示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1969年10月20日开始的中东边界谈判，进行到第15轮的时候，于1978年6月无功而止。1979年12月27日晚，苏军突进阿富汗，威胁中国西部边境。中国北部，苏军百万重兵压境，SS-20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直指北京。中国东部，苏联太平洋舰队频繁举行大规模的海陆空联合演习。从海参崴至越南金兰湾一线对中国构成月牙形半包围之势。一时间，黑云压城，风雨欲来。
1977年，邓小平重新复出以后，运筹帷幄，毅然主持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自入侵阿富汗后也从对外扩张的顶点衰落下来，同美国争夺日感力不从心，被迫实行战略性调整。其中一个重大步骤就是希望缓解同中国的关系。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突出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磋商双方都可接受的改善关系的措施。这在客观上为我国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契机。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当时钱其琛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作出了积极反应，主要的一句话就是要“听其言、观其行”，语言极其简略，但却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注意。
1982年盛夏的一天，邓小平邀集几位中央领导人和外交部主要负责人到他家中开会，钱其琛作为外交部主管苏欧地区的副部长也参加了。邓小平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是苏联要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当时苏联在中国北部的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军压境，武装侵入中国的西邻阿富汗，在中国南部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和对中国边境进行挑衅，成为改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主要障碍。
会上，有的中央领导人提出究竟用什么方式，如何向苏联传递信息的问题。邓小平当时说，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为由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华沙。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把苏副外长伊利切夫请到使馆，于洪亮一字不差地向他背诵了根据邓小平指示起草的、长达一千多字的说帖全文。在说帖中，中方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许多年了，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长久继续下去。双方应当作出努力，使中苏关系走上正常轨道，并逐步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中方建议双方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
苏方的反应经历了一个过程。长期从事中苏意识形态论战的伊利切夫眼睛眯成一条缝，仔细地听着，但并未察觉中方信息的真实含义，仍然沿用过去的老调表态一番。当时在座的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比较敏感，捕捉到了中方信息中的新东西，称这件事可能起到某种推动作用，表示要“报告政治局和最高领导”。于洪亮转达完口信后，即去驻波兰使馆，表明此行目的不在莫斯科，也是为了避开外国记者，同时给苏联准备回答的时间。当于洪亮回国途经莫斯科时，苏方作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当时，中美之间已就“八一七”公报达成协议并公开发表。
随后，邓小平找钱其琛和于洪亮去他家里，听取了有关传递信息的汇报，并决定同意重开中苏谈判。在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前，中苏双方已商定由两国副外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第一轮磋商于1982年10月在北京举行。这不仅标志当时两国间只对抗、不对话状态的结束，而且预示着两国关系将由长期对抗转向缓和。
邓小平指示采取“葬礼外交”，并委托齐奥塞斯库带信给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出人意料地表示，苏联愿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磋商
1982年11月10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突然病逝，苏联决定15日举行葬礼。为了抓住时机做苏方的工作，邓小平立即指派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是在中苏高级接触中断多年后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邓小平还特意找了吴学谦和胡乔木，对这次葬礼外交中同苏联新领导人谈什么，怎样谈，如何报道，都作了具体部署。
由于邓小平的果断决策，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了。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两国政府特使就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进行了长达7年、共12轮的政治磋商。在此期间，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交往逐步恢复。
1985年3月，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逝世，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中国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吊丧。这次出访，重点是摸清苏联对华政策动向，因为契尔年科逝世后，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并发表了讲话，表示希望中苏关系能有重大的改善是确有诚意。
戈尔巴乔夫因国丧而忙得不可开交。但他清楚地知道葬礼外交的作用，于3月13日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李鹏一行，感谢李鹏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李鹏首先祝贺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然后说：“祝愿你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的成就。”寥寥数语，大有文章。中国已经很久没有肯定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戈尔巴乔夫富有政治敏感，立刻发现了中国人口气的不同。他希望与李鹏详谈一次。14日中午，戈尔巴乔夫再次会见李鹏。
李鹏说，您在特别全会上讲话，表示希望中苏关系能取得重大改善，我们对此表示同意。我们愿意作出努力发展两国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领域的关系。戈尔巴乔夫重申，苏联希望苏中关系得到重大改善。他说，苏中之间应继续进行对话，提高对话级别，缩小分歧。
中苏两围、两党的首脑通过李鹏互相问候，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提高对话级别”。就是希望同胡耀邦或邓小平会晤。
李鹏把这个信息带回了北京，中苏关系逐步“解冻”的序幕揭开了。14日下午，北京外交部照 例开吹风会，香港驻京记者敏感地追问，李鹏副总理公开称赞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否意味着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否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回答：“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最近，两国领导人都表示了进一步改善关系的愿望。”
1985年4月17日，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会见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不知是邓小平心情好，还是比利时记者面子大，邓小平竞一反惯例，在正式会见前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比利时记者又惊又喜，镇定一下脱口而出：“到目前为止，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问题中，你认为哪一个最难解决?换句话说，对你们来说在哪个问题上你们最坚持?”
邓小平似乎对比利时记者的问题早有准备，他冷静地回答：“这三个问题同等重要。中苏关系要真正实现正常化，必须逐步消除这三个障碍，因为它们构成了对中国的威胁。如果说，同时消除这三个障碍在苏联方面有困难，我们认为可以逐步来消除，可以先从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做起。看来，对苏联来讲，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样做对苏联没有任何损害，苏联仍然能保持同越南的关系。如果苏联方面抱着明智的态度，就可以先从这件事情做起。”
时隔数月，邓小平果断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热烈拥抱，亲切交谈。
罗马尼亚推行独立自主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同世界各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第一次公开称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中国传递了改善关系的信息，从而有了中美关系史上的“罗马尼亚渠道”。在中苏关系上，齐奥塞斯库也一直被认为是传递信息的“青鸟”。
会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忽然问齐奥塞斯库：“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
“这个月将在索非亚举行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齐奥塞斯库回答。
“给我带个信好不好?”
“好。”
邓小平郑重地说：“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如果能办到，我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晤。”
“我将转达。”或许由于事关重大，或许由于军人出身，齐奥塞斯库竟像接受首长的命令一样，干脆地回答。
这时，邓小平朝沙发背上靠了一下，用舒缓的语气说：“中苏之间有三大障碍，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
百来字的对话，传递了一个如同尼克松访华的意义一样重大、影响深远的信息。
戈尔巴乔夫无疑得到了这个信息。
1986年7月28日，一架伊尔62型飞机降落在海参崴机场。舱门打开了。戈尔巴乔夫款款走下舷梯。
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就中苏关系向欢迎他的人群发表了演说：
我要重申：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把我们隔开的边界，将变成和平与发好的地带。边界线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为界。
苏联将分阶段地从阿富汗撤军，1986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6个团。
目前，我们正在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一大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在中国大门口的讲话，或许来得太突然了，中国的公开反应竟迟迟不见出台。
这可急坏了关心中苏关系的人们，更引起了苏联的种种猜测。
终于，事隔9天以后的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出来讲话了：“我们注意到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7月28日在海参崴的讲话。我们认为他讲了一些过去没有讲过的，关系改善两国关系的新话。”
反应不冷不热。没有批评没有欢迎。但细心的人们发现，这次发言人对戈尔巴乔夫的称谓用的是“总书记”，而当年对勃列日涅夫的称谓则是“主席”。几字之差，意义深远。
果然，8月13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约见了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就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作了更进一步的反应：中国方面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7月28日在海参崴讲话中就改善中苏关系所讲的一些话，对此我们予以重视并表示欢迎。
说到这里，吴外长停顿了一下，然后强调指出讲话中对一些问题的阐述离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特别是回避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中国方面是不满意的。越南从柬撤军，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是中国方面最感关切的问题。中国方面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希望苏方认真考虑中方的意见。
邓小平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1989年除夕之夜，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布消息：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将应邀访华
1986年9月2日的北京，阳光明媚，秋意袭人。
10时许，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来到中南海岸边的紫光阁。在这里，他将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这将是对这位82岁老人的智慧和精力的考验。
3台摄像机在6名美国电视技术人员的操纵下开始转动。紫光阁内悄无声息。
已有充分准备的华莱士开始提问了。
“邓主任，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何看法?”
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中国外交部长已就这个问题谈了中国政府的观点，但新闻记者的职业特点仍驱使华莱士首先提出这个问题。
“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华莱士离开提问提纲，接着问：“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没有。”
“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华莱士紧紧追问道。
邓小平平静地回答：“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这时，摄像机内的第一盘录像带用完了。在停机换带的间歇，节目制作人上前向华莱士说了些什么。
第二盘录像带开始转动后，华莱士坦率地说：“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
这一问，引出了邓小平在这次采访中最精彩，后来被新闻界评述最多的一段话：
“我刚才说了，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我再说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 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82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具体地说，哪一件事应该放在第一位做呢?”
“三大障碍主要是越南侵柬，因为中苏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邓小平一语道破问题的实质。
9月7日，当邓小平谈笑风生的面容出现在美国千家万户的电视机屏幕上时，世界轰动了。
一时间，几乎全球所有的新闻机构都用最快的速度报道了邓小平同华莱士的谈话。
一位西方观察家认为：“邓小平的建议表明了中国政策的灵活性，对改善中苏关系表示了一种积极的姿态，是一个大胆而又聪明的战略行动，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邓小平巧妙地在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从戈尔巴乔夫手里夺走了舞台中心的位置。”
1988年8月27日至9月1日，中苏副外长级工作会晤在北京顺利举行。会晤中，双方都主张柬埔寨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的解决，并且都表示将尽力促使这个目标实现。
中苏关系中的最大障碍开始破除了，关键性的一步终于迈了出去。
10月17日，邓小平再次见到齐奥塞斯库时，高兴地说：“在年前托你带给戈尔巴乔夫的口信看来有成果，可能明年实现中苏高级会晤。”
投桃报李，在中苏关系上邓小平又提前迈出了一步。
1989年2月的第一天，作为中苏最高级会晤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抵达北京。
经过会谈，中苏两国外长就柬埔寨问题达成九点一致的看法。最后一道障碍终于消除。钱其琛受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委托，向谢瓦尔德纳泽转达对戈尔巴乔夫的正式访华邀请。
上海西郊宾馆，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在节日的气氛中，洋溢着含蓄的东方情调。来上海过春节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这里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
邓小平以说话锋利、坦率、尖锐而出名，对问题他经常能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入座以后，邓小平对谢瓦尔德纳泽说“上次钱外长访问莫斯科，现在你来北京，中苏已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但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正式开始，还是中苏高级会晤，就是我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
谢瓦尔德纳泽两手十指交叉，点了点头。
在会见中，邓小平好像不是一个85岁高龄的老人。他时而回忆起当年的时光，时而又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未来，而最后又落到现实中的中苏关系。也许，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这一天，他期待太久了。1988年12月2日，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曾深情地说：“中苏两国没有理由不改善关系。”
会见快要结束了，谢瓦尔德纳泽的随行人员递给邓小平四本装帧精致的书。
谢瓦尔德纳泽对邓小平说：“这是新版的俄文本《邓小平文选》，请您在上面签名。”
邓小平接过书，仔细看了看，然后接过翻译递过来的笔，微笑着在四本书的扉页上一一写下：“邓小平，1989年2月4日。”
2月5日，正是除夕之夜。当辞旧迎新的钟声响彻神州大地时，举国同庆的人们突然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出现了这样的字幕：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将于今年5月15日至18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989年5月14日上午10点，莫斯科伏努科沃二号机场，戈尔巴乔夫偕夫人乘坐专机飞往中国。
中苏举行高级会晤是轰动世界的大事。在礼仪、热度等方面如何把握分寸，事关重大，也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对此考虑得很细。他说，全世界都注视着中苏高级会晤，在接待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礼仪安排上不要太热，要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邓小平还叮嘱说，这点在同苏方谈具体礼宾安排时向他们打个招呼：“只握手，不拥抱”，不只是个礼仪问题，而且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两国关系的性质，形象地勾勒出了未来相互关系的定位。
第二天中午时分，北京机场。
伊尔62型专机轰鸣着降落机场，从跑道的尽头徐徐滑至舷梯旁。12时整，身着深蓝色西装、胸佩紫红色领带的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相偕出现在机舱门口。
40年前，毛泽东也是在这一时刻到达苏联访问。不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苏是为了建立两国密切关系，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访华则是为了重修旧好。
戈尔巴乔夫踏上了中国国土。这一步跨越了30年的时空，跨越了30年的鸿沟。
杨尚昆对戈尔巴乔夫说：“欢迎你来中国，你是第一次访问中国。”
“感谢你，杨尚昆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戈尔巴乔夫愉快地说。
随后，杨尚昆主持了欢迎仪式。军乐队高奏苏联国歌《伟大的祖国》和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迎宾礼炮21响震彻长空。杨尚昆陪同戈尔巴乔夫检阅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5月16日10点零5分。大会堂东大厅门口，邓小平、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一位是亲历中苏关系破裂的老资格政治家，一位是两国争论时还很年轻的新型领导人，共同说出第一个词语“同志”。
面对着忙个不停的各国记者，邓小平微笑着对戈尔巴乔夫说：“我希望同你见面已经三年了。世界上都很关心我们的见面”。
翻译的话刚一结束，戈尔巴乔夫笑着回答：“能够同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现在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宣布，我们两国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随后邓小平又加上一句，“中苏两党关系同时也实现正常化。”
戈尔巴乔夫欣然同意。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作过一个有趣的比较：
戈尔巴乔夫尽管年轻，精力充沛，穿着裁剪得体的西服，讲一口恰当精妙的言辞，但在他的中国对手，85岁高龄，身着毛式服装，香烟一支接一支抽个不停，不时从咽喉里发出几声悦耳的笑声，脚旁必备痰盂的邓小平面前，还必须谦虚讨教。
我们无法猜透走遍世界的政治明星戈尔巴乔夫在会谈的此时此刻想些什么，但他面对的的确是一位具有丰富阅历的世界级政治家。
谈话从国际形势开始。
邓小平说：“长期以来，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严峻的。冷战和对抗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缓和。”说着，他把手用力一挥，“坦率地说。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总的局势是军备竞赛，水涨船高。”
邓小平向四周环顾了一下，抽了口烟，又把话题转到中苏关系上来。
“当时我们看到，美苏军备竞赛可能有一个转折，有一个解决的途径，美苏关系可能由对抗转向对话，这是全人类的希望。这就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中苏关系可不可以得到改善。出于这样的动机，才给你带信，时间过了三年多，我们才见了面。”
邓小平指的是1985年请齐奥塞斯库给戈尔巴乔夫带信的事。
戈尔巴乔夫笑着说：“你提出了三个障碍，所以需要三年时间，解决每个障碍需要一年的时间。”
戈尔巴乔夫不愧是风云人物，他的巧妙回答，令在场的人耳目一新。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淡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
接着，邓小平讲到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侵害的情况，特别是谈到历史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的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
戈尔巴乔夫听到这里，脸色都变了。后来邓小平设午宴招待时，他还忐忑不安地问邓小平：“您刚才讲到的领土问题是不是要重新进行谈判，这在苏联方面恐怕接受不了。”邓小平说：“你误解了我的意思了，我说那些主要是为了结束过去，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谈历史是为了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向前进。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
戈尔巴乔夫说：“对以前双方关系恶化的历史，我方认为，我们也有过错。至于一些历史问题，情况很复杂，尽管邓主席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我方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一致表示，过去的事过去了，重点在于应该向前看，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多做实事。
一家西方报纸曾这样评价邓戈会晤：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广泛领域中进行的哲学对谈，充分显示了两位活跃于当今世界政坛的超级明星的智慧和风采，它不仅完全倾倒了在场的中苏官员，而且开辟了龙熊共舞的新纪元。
1989年5月18日，中苏就最高级会晤的成果发表了联合公报。两党、两国关系中漫长的疏远时期已经过去，中苏第二次握手实现了。
1989年5月1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吸引了世界媒体的关注，这标志着中苏之间打破了三十年坚冰。
诚然，就在戈尔巴乔夫访华的背后，却显示着邓小平的极为高超的政治智慧。
邓小平复出以后，毅然调整了中国外交战略，决定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的改善；勃列日涅夫也表示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1969年10月20日开始的中东边界谈判，进行到第15轮的时候，于1978年6月无功而止。1979年12月27日晚，苏军突进阿富汗，威胁中国西部边境。中国北部，苏军百万重兵压境，SS-20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直指北京。中国东部，苏联太平洋舰队频繁举行大规模的海陆空联合演习。从海参崴至越南金兰湾一线对中国构成月牙形半包围之势。一时间，黑云压城，风雨欲来。
1977年，邓小平重新复出以后，运筹帷幄，毅然主持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自入侵阿富汗后也从对外扩张的顶点衰落下来，同美国争夺日感力不从心，被迫实行战略性调整。其中一个重大步骤就是希望缓解同中国的关系。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突出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磋商双方都可接受的改善关系的措施。这在客观上为我国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契机。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当时钱其琛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作出了积极反应，主要的一句话就是要“听其言、观其行”，语言极其简略，但却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注意。
1982年盛夏的一天，邓小平邀集几位中央领导人和外交部主要负责人到他家中开会，钱其琛作为外交部主管苏欧地区的副部长也参加了。邓小平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是苏联要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当时苏联在中国北部的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军压境，武装侵入中国的西邻阿富汗，在中国南部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和对中国边境进行挑衅，成为改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主要障碍。
会上，有的中央领导人提出究竟用什么方式，如何向苏联传递信息的问题。邓小平当时说，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为由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华沙。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把苏副外长伊利切夫请到使馆，于洪亮一字不差地向他背诵了根据邓小平指示起草的、长达一千多字的说帖全文。在说帖中，中方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许多年了，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长久继续下去。双方应当作出努力，使中苏关系走上正常轨道，并逐步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中方建议双方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
苏方的反应经历了一个过程。长期从事中苏意识形态论战的伊利切夫眼睛眯成一条缝，仔细地听着，但并未察觉中方信息的真实含义，仍然沿用过去的老调表态一番。当时在座的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比较敏感，捕捉到了中方信息中的新东西，称这件事可能起到某种推动作用，表示要“报告政治局和最高领导”。于洪亮转达完口信后，即去驻波兰使馆，表明此行目的不在莫斯科，也是为了避开外国记者，同时给苏联准备回答的时间。当于洪亮回国途经莫斯科时，苏方作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当时，中美之间已就“八一七”公报达成协议并公开发表。
随后，邓小平找钱其琛和于洪亮去他家里，听取了有关传递信息的汇报，并决定同意重开中苏谈判。在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前，中苏双方已商定由两国副外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第一轮磋商于1982年10月在北京举行。这不仅标志当时两国间只对抗、不对话状态的结束，而且预示着两国关系将由长期对抗转向缓和。
邓小平指示采取“葬礼外交”，并委托齐奥塞斯库带信给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出人意料地表示，苏联愿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磋商
1982年11月10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突然病逝，苏联决定15日举行葬礼。为了抓住时机做苏方的工作，邓小平立即指派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是在中苏高级接触中断多年后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邓小平还特意找了吴学谦和胡乔木，对这次葬礼外交中同苏联新领导人谈什么，怎样谈，如何报道，都作了具体部署。
由于邓小平的果断决策，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了。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两国政府特使就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进行了长达7年、共12轮的政治磋商。在此期间，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交往逐步恢复。
1985年3月，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逝世，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中国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吊丧。这次出访，重点是摸清苏联对华政策动向，因为契尔年科逝世后，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并发表了讲话，表示希望中苏关系能有重大的改善是确有诚意。
戈尔巴乔夫因国丧而忙得不可开交。但他清楚地知道葬礼外交的作用，于3月13日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李鹏一行，感谢李鹏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李鹏首先祝贺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然后说：“祝愿你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的成就。”寥寥数语，大有文章。中国已经很久没有肯定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戈尔巴乔夫富有政治敏感，立刻发现了中国人口气的不同。他希望与李鹏详谈一次。14日中午，戈尔巴乔夫再次会见李鹏。
李鹏说，您在特别全会上讲话，表示希望中苏关系能取得重大改善，我们对此表示同意。我们愿意作出努力发展两国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领域的关系。戈尔巴乔夫重申，苏联希望苏中关系得到重大改善。他说，苏中之间应继续进行对话，提高对话级别，缩小分歧。
中苏两围、两党的首脑通过李鹏互相问候，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提高对话级别”。就是希望同胡耀邦或邓小平会晤。
李鹏把这个信息带回了北京，中苏关系逐步“解冻”的序幕揭开了。14日下午，北京外交部照 例开吹风会，香港驻京记者敏感地追问，李鹏副总理公开称赞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否意味着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否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回答：“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最近，两国领导人都表示了进一步改善关系的愿望。”
1985年4月17日，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会见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不知是邓小平心情好，还是比利时记者面子大，邓小平竞一反惯例，在正式会见前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比利时记者又惊又喜，镇定一下脱口而出：“到目前为止，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问题中，你认为哪一个最难解决?换句话说，对你们来说在哪个问题上你们最坚持?”
邓小平似乎对比利时记者的问题早有准备，他冷静地回答：“这三个问题同等重要。中苏关系要真正实现正常化，必须逐步消除这三个障碍，因为它们构成了对中国的威胁。如果说，同时消除这三个障碍在苏联方面有困难，我们认为可以逐步来消除，可以先从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做起。看来，对苏联来讲，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样做对苏联没有任何损害，苏联仍然能保持同越南的关系。如果苏联方面抱着明智的态度，就可以先从这件事情做起。”
时隔数月，邓小平果断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热烈拥抱，亲切交谈。
罗马尼亚推行独立自主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同世界各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第一次公开称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中国传递了改善关系的信息，从而有了中美关系史上的“罗马尼亚渠道”。在中苏关系上，齐奥塞斯库也一直被认为是传递信息的“青鸟”。
会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忽然问齐奥塞斯库：“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
“这个月将在索非亚举行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齐奥塞斯库回答。
“给我带个信好不好?”
“好。”
邓小平郑重地说：“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如果能办到，我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晤。”
“我将转达。”或许由于事关重大，或许由于军人出身，齐奥塞斯库竟像接受首长的命令一样，干脆地回答。
这时，邓小平朝沙发背上靠了一下，用舒缓的语气说：“中苏之间有三大障碍，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
百来字的对话，传递了一个如同尼克松访华的意义一样重大、影响深远的信息。
戈尔巴乔夫无疑得到了这个信息。
1986年7月28日，一架伊尔62型飞机降落在海参崴机场。舱门打开了。戈尔巴乔夫款款走下舷梯。
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就中苏关系向欢迎他的人群发表了演说：
我要重申：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把我们隔开的边界，将变成和平与发好的地带。边界线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为界。
苏联将分阶段地从阿富汗撤军，1986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6个团。
目前，我们正在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一大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在中国大门口的讲话，或许来得太突然了，中国的公开反应竟迟迟不见出台。
这可急坏了关心中苏关系的人们，更引起了苏联的种种猜测。
终于，事隔9天以后的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出来讲话了：“我们注意到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7月28日在海参崴的讲话。我们认为他讲了一些过去没有讲过的，关系改善两国关系的新话。”
反应不冷不热。没有批评没有欢迎。但细心的人们发现，这次发言人对戈尔巴乔夫的称谓用的是“总书记”，而当年对勃列日涅夫的称谓则是“主席”。几字之差，意义深远。
果然，8月13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约见了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就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作了更进一步的反应：中国方面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7月28日在海参崴讲话中就改善中苏关系所讲的一些话，对此我们予以重视并表示欢迎。
说到这里，吴外长停顿了一下，然后强调指出讲话中对一些问题的阐述离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特别是回避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中国方面是不满意的。越南从柬撤军，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是中国方面最感关切的问题。中国方面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希望苏方认真考虑中方的意见。
邓小平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1989年除夕之夜，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布消息：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将应邀访华
1986年9月2日的北京，阳光明媚，秋意袭人。
10时许，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来到中南海岸边的紫光阁。在这里，他将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这将是对这位82岁老人的智慧和精力的考验。
3台摄像机在6名美国电视技术人员的操纵下开始转动。紫光阁内悄无声息。
已有充分准备的华莱士开始提问了。
“邓主任，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何看法?”
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中国外交部长已就这个问题谈了中国政府的观点，但新闻记者的职业特点仍驱使华莱士首先提出这个问题。
“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华莱士离开提问提纲，接着问：“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没有。”
“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华莱士紧紧追问道。
邓小平平静地回答：“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这时，摄像机内的第一盘录像带用完了。在停机换带的间歇，节目制作人上前向华莱士说了些什么。
第二盘录像带开始转动后，华莱士坦率地说：“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
这一问，引出了邓小平在这次采访中最精彩，后来被新闻界评述最多的一段话：
“我刚才说了，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我再说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 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82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具体地说，哪一件事应该放在第一位做呢?”
“三大障碍主要是越南侵柬，因为中苏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邓小平一语道破问题的实质。
9月7日，当邓小平谈笑风生的面容出现在美国千家万户的电视机屏幕上时，世界轰动了。
一时间，几乎全球所有的新闻机构都用最快的速度报道了邓小平同华莱士的谈话。
一位西方观察家认为：“邓小平的建议表明了中国政策的灵活性，对改善中苏关系表示了一种积极的姿态，是一个大胆而又聪明的战略行动，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邓小平巧妙地在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从戈尔巴乔夫手里夺走了舞台中心的位置。”
1988年8月27日至9月1日，中苏副外长级工作会晤在北京顺利举行。会晤中，双方都主张柬埔寨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的解决，并且都表示将尽力促使这个目标实现。
中苏关系中的最大障碍开始破除了，关键性的一步终于迈了出去。
10月17日，邓小平再次见到齐奥塞斯库时，高兴地说：“在年前托你带给戈尔巴乔夫的口信看来有成果，可能明年实现中苏高级会晤。”
投桃报李，在中苏关系上邓小平又提前迈出了一步。
1989年2月的第一天，作为中苏最高级会晤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抵达北京。
经过会谈，中苏两国外长就柬埔寨问题达成九点一致的看法。最后一道障碍终于消除。钱其琛受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委托，向谢瓦尔德纳泽转达对戈尔巴乔夫的正式访华邀请。
上海西郊宾馆，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在节日的气氛中，洋溢着含蓄的东方情调。来上海过春节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这里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
邓小平以说话锋利、坦率、尖锐而出名，对问题他经常能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入座以后，邓小平对谢瓦尔德纳泽说“上次钱外长访问莫斯科，现在你来北京，中苏已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但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正式开始，还是中苏高级会晤，就是我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
谢瓦尔德纳泽两手十指交叉，点了点头。
在会见中，邓小平好像不是一个85岁高龄的老人。他时而回忆起当年的时光，时而又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未来，而最后又落到现实中的中苏关系。也许，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这一天，他期待太久了。1988年12月2日，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曾深情地说：“中苏两国没有理由不改善关系。”
会见快要结束了，谢瓦尔德纳泽的随行人员递给邓小平四本装帧精致的书。
谢瓦尔德纳泽对邓小平说：“这是新版的俄文本《邓小平文选》，请您在上面签名。”
邓小平接过书，仔细看了看，然后接过翻译递过来的笔，微笑着在四本书的扉页上一一写下：“邓小平，1989年2月4日。”
2月5日，正是除夕之夜。当辞旧迎新的钟声响彻神州大地时，举国同庆的人们突然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出现了这样的字幕：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将于今年5月15日至18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989年5月14日上午10点，莫斯科伏努科沃二号机场，戈尔巴乔夫偕夫人乘坐专机飞往中国。
中苏举行高级会晤是轰动世界的大事。在礼仪、热度等方面如何把握分寸，事关重大，也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对此考虑得很细。他说，全世界都注视着中苏高级会晤，在接待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礼仪安排上不要太热，要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邓小平还叮嘱说，这点在同苏方谈具体礼宾安排时向他们打个招呼：“只握手，不拥抱”，不只是个礼仪问题，而且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两国关系的性质，形象地勾勒出了未来相互关系的定位。
第二天中午时分，北京机场。
伊尔62型专机轰鸣着降落机场，从跑道的尽头徐徐滑至舷梯旁。12时整，身着深蓝色西装、胸佩紫红色领带的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相偕出现在机舱门口。
40年前，毛泽东也是在这一时刻到达苏联访问。不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苏是为了建立两国密切关系，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访华则是为了重修旧好。
戈尔巴乔夫踏上了中国国土。这一步跨越了30年的时空，跨越了30年的鸿沟。
杨尚昆对戈尔巴乔夫说：“欢迎你来中国，你是第一次访问中国。”
“感谢你，杨尚昆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戈尔巴乔夫愉快地说。
随后，杨尚昆主持了欢迎仪式。军乐队高奏苏联国歌《伟大的祖国》和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迎宾礼炮21响震彻长空。杨尚昆陪同戈尔巴乔夫检阅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5月16日10点零5分。大会堂东大厅门口，邓小平、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一位是亲历中苏关系破裂的老资格政治家，一位是两国争论时还很年轻的新型领导人，共同说出第一个词语“同志”。
面对着忙个不停的各国记者，邓小平微笑着对戈尔巴乔夫说：“我希望同你见面已经三年了。世界上都很关心我们的见面”。
翻译的话刚一结束，戈尔巴乔夫笑着回答：“能够同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现在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宣布，我们两国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随后邓小平又加上一句，“中苏两党关系同时也实现正常化。”
戈尔巴乔夫欣然同意。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作过一个有趣的比较：
戈尔巴乔夫尽管年轻，精力充沛，穿着裁剪得体的西服，讲一口恰当精妙的言辞，但在他的中国对手，85岁高龄，身着毛式服装，香烟一支接一支抽个不停，不时从咽喉里发出几声悦耳的笑声，脚旁必备痰盂的邓小平面前，还必须谦虚讨教。
我们无法猜透走遍世界的政治明星戈尔巴乔夫在会谈的此时此刻想些什么，但他面对的的确是一位具有丰富阅历的世界级政治家。
谈话从国际形势开始。
邓小平说：“长期以来，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严峻的。冷战和对抗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缓和。”说着，他把手用力一挥，“坦率地说。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总的局势是军备竞赛，水涨船高。”
邓小平向四周环顾了一下，抽了口烟，又把话题转到中苏关系上来。
“当时我们看到，美苏军备竞赛可能有一个转折，有一个解决的途径，美苏关系可能由对抗转向对话，这是全人类的希望。这就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中苏关系可不可以得到改善。出于这样的动机，才给你带信，时间过了三年多，我们才见了面。”
邓小平指的是1985年请齐奥塞斯库给戈尔巴乔夫带信的事。
戈尔巴乔夫笑着说：“你提出了三个障碍，所以需要三年时间，解决每个障碍需要一年的时间。”
戈尔巴乔夫不愧是风云人物，他的巧妙回答，令在场的人耳目一新。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淡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
接着，邓小平讲到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侵害的情况，特别是谈到历史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的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
戈尔巴乔夫听到这里，脸色都变了。后来邓小平设午宴招待时，他还忐忑不安地问邓小平：“您刚才讲到的领土问题是不是要重新进行谈判，这在苏联方面恐怕接受不了。”邓小平说：“你误解了我的意思了，我说那些主要是为了结束过去，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谈历史是为了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向前进。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
戈尔巴乔夫说：“对以前双方关系恶化的历史，我方认为，我们也有过错。至于一些历史问题，情况很复杂，尽管邓主席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我方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一致表示，过去的事过去了，重点在于应该向前看，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多做实事。
一家西方报纸曾这样评价邓戈会晤：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广泛领域中进行的哲学对谈，充分显示了两位活跃于当今世界政坛的超级明星的智慧和风采，它不仅完全倾倒了在场的中苏官员，而且开辟了龙熊共舞的新纪元。
1989年5月18日，中苏就最高级会晤的成果发表了联合公报。两党、两国关系中漫长的疏远时期已经过去，中苏第二次握手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