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故乡的春天
故乡的春天一直是我小时候的模样。暖阳下，黄的迎春、红的桃花、白的梨花、绿的柳叶扑面而来，让我脱下了冻伤双脚的黄球鞋，甩掉穿了一冬露出了棉花的破棉袄。春天给我的温暖让我猝不及防，就像冬天冻裂的脚后跟，在春天结痂时的奇痒，难受并舒服着。农家孩子这个时候可以打赤脚了。提着被大脚趾磨出窟窿的鞋子，兴奋地在满是尘土的乡间小路上翻着跟头，往往一不留神跌入春的怀抱，破衣服上会沾上一朵两朵不知名的花儿。
一
春天在我父母的心中，是从大年初一吃完饺子就开始的。
出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父母，都是从苦水中泡大的。父亲两岁丧父，三岁丧母，靠我的老奶奶把他和我的大伯、姑姑三个无父无母的孩子拉扯成人。我的姥爷一家从山西迁来，在村里单门独户。我母亲姊妹俩，舅舅又是个傻子，嫁给我父亲的时候，一间半草屋和半个铁锅就是全部的家产。
等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从供销社下放，回到生产队做了个“牛倌”。这时我的上面已经有了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家人挤在两间半草屋里，过着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日子。
初春时节，家家户户盛粮食的缸几乎都是空的，盛地瓜干的囤也是盖不过底。过春节的时候，每家都要推磨烙煎饼，家里富裕的烙的麦煎饼多一些，穷的烙地瓜干、玉米煎饼多一些，能蒸上几笼馍馍的较少。
母亲常说：“年好过，春难熬啊！”
那时农家院子里都有一个石磨，隔几天都要推一次磨，烙一次煎饼。天不明我们就被母亲吆喝起来推磨，睡眼惺忪地抱着磨棍围着石磨转，一盆地瓜干磨成糊，就头晕眼花了。
忘不了的是春天可以吃到菠菜或韭菜的“搨煎饼”。母亲烙煎饼的时候，还要负责做家里的早饭，我就去当帮手拉风箱。早饭是地瓜或地瓜干糊豆，基本上不炒菜，从咸菜缸里捞出一个咸菜疙瘩切成条就行了。母亲烙煎饼时经常让我上菜园地里去拔菠菜，或割韭菜回来，娘速速地洗洗切切，再往菜里打上一个鸡蛋，撒上点盐，这样搨煎饼的料就备齐了。
春天天长夜短，老百姓的饭是糊粥和地瓜干煎饼，菜是咸菜条，基本见不到油水，更谈不上吃肉了。生产队的活不干挣不到工分，没有工分就分不着粮食。所以，有来村里卖豆腐的、锅饼的、油条麻花的。那个叫卖声太有诱惑力了，大人小孩都竖起耳朵听，似乎听声音也能解馋。
我们村里没有做豆腐的，到村里来卖豆腐的是沭河东岸龙窝村的一家，时间长了，大家都基本能掌握他到我们村的时间。只要他一过俺村村东头的河堰口，就能听到“卖豆腐了，卖豆腐了”，我心里就开始发急，眼睛盯着母亲的脸，一副极度渴望的表情。当听到邻居家的三嫂子吆喝“卖豆腐的，停一下”时，母亲如果还无动于衷，我就凝神静气地慢慢往大门口走去。我知道母亲内心里也很矛盾，她不是不想吃，而是怕吃了这顿豆腐，下一顿饭就没得吃了。
我觉得春天是我长个儿的季节，恰恰没得吃，还吃不饱。我不怪母亲和父亲，就怪季节。
卖豆腐的走了，又来了卖热锅饼的。这个声音比刚才卖豆腐的更有吸引力，那声音里有厚厚的热锅饼香喷喷的味道。我那痛苦的欲望让母亲都看不下去。其实，每次我不舒服的时候，母亲哄我的办法之一就是“烩锅饼”，有时候真就希望有个小病，可以吃上几天热锅饼。卖锅饼的一声高一声低地喊着“热锅饼，热锅饼”，似乎在催促着我。母亲狠狠心，用干瓢到盛麦子的瓷缸里挖出半瓢递给我，嗔怪地指着我的鼻子：“你真是个小馋猫。”
热锅饼下肚，好像是给肚子里的馋虫吃的。馋虫安稳了，我也就定心了，母亲安排的什么事情我都干得很好。那时家里喂了两个雪白的长毛兔，每个月可以剪一次毛卖到供销社换学杂费。春天里，放学的路上到河堰地沟边割青草挖野菜给兔子吃，也给自己吃。每次给兔子剪毛，都是我将兔子放在两腿之上，一手按住兔子头，一手按住兔子身子，二哥来剪。不懂事的兔子有时不耐烦，二哥的剪子就会把兔子皮剪下一块。兔子疼得受不了，我也心疼得掉眼泪。
在故乡，女人“坐月子”才有幸每天早上吃一碗用开水泡的油条或麻花，家庭富裕的，碗里还会有几个荷包蛋，加上一勺子紅糖。闺女生了孩子，娘家去送“米糖”，也主要是送米送鸡蛋送油条或麻花。那时肉是不能随便买的，要肉票。家里来客总要蒸个米饭或包顿水饺，没有肉怎么办？那就用油条或麻花代替了。现在的孩子吃的水饺有素的、肉的、海鲜的，肉馅的还分猪肉、羊肉、牛肉好几种，海鲜馅还有鲜虾、鲅鱼等，但绝不会用白菜、韭菜和剁碎的油条、麻花做馅的。
二
故乡的春天在我的婶子大娘眼里，是从南雁北归的呢喃声中开始的。
故乡紧靠沭河，正是小燕子理想的筑巢落户之地。那时几乎家家户户屋檐下房梁上都有燕子窝。春暖花开，小燕子纷纷归来，凭着它们惊人的记忆力找到旧巢。所以我还未入学的时候就会唱那首儿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谷雨一过，村里就传来了“赊小炕鸡啦”的吆喝声。早已做好准备的婶子大娘们听到吆喝声，纷纷从家里提着篮子，将卖鸡人围住。
卖小炕鸡的往往都是用自行车载着上百只的小绒鸡前来，卖鸡人喊它小炕鸡，因为它是在温暖的火炕上孵出来的。小鸡黄黄的、白白的或黑黑的，活像一只只孩子们玩的小绒球。就有好多的孩子把它当作了绒球玩，把有生命的小鸡玩丢了命。
前来赊鸡的婶子大娘们都想多赊一些小母鸡，为的是多养下蛋的母鸡，而不是打鸣的公鸡。
卖鸡人非常热情地招呼着前来赊鸡的村妇们：“你们想多养小母鸡、小公鸡就告诉我，怕挑不准我给挑，保准不出错。”
卖鸡人都是行家，也都是婶子大娘的熟人。赊鸡这一习惯是建立在双方诚实守信的基础上的，春天赊鸡，秋天结账。待婶子大娘大嫂都选好小鸡后，卖鸡人就掏出皱巴巴的小本一个个地把名字和赊鸡的数量记上。尽管我的婶子大娘们基本上都是文盲，却从不担心卖鸡人会多记。 故乡的春天在我的心里，是从思念亲人、回味乡愁开始的。
老宅门前的古槐还在，每到春天还盛开白色的串串花朵。故乡的大片耕地还在，不同的是绿油油的麦田里不再有拉犁的耕牛和扬鞭的犁把式。故乡的清晨还能听到卖豆腐的、卖锅饼的、卖麻花油条的吆喝声，声音一直沧桑不变，我在他们的吆喝声中长大，他们却老了。故乡的鸡鸭鹅们还在村内大街上游逛着，饲养它们的农人却换了一茬又一茬。故乡的春天在游子的心中，永远是迷人的景色和浓浓的乡情、亲情。
父亲的春天
父亲因癌症动了手术，出院后回到老家整整躺了一个冬天。每当我回去探望时，父亲总是让我把他扶起来，背后倚着折叠的被子和我聊天。父亲那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等到了春天，我的病就彻底好了，我就可以推起小推车去摆水果摊”。在说话的时候，父亲总是会畅想一番再去出摊时，乡亲见了他会怎么同他打招呼、话家常。这时，父亲就满脸都是笑容地说：“我再去出摊时，第一天来买水果的我谁的钱都不要，凡是上我摊上的都有份。”
父亲极度渴望春天的到来。
那一年的春节我和哥哥搀扶着父亲到院里敬天“发纸”后，父亲对我们说：“年过了，春来了，我的病也就好了。你们在外都好好工作，我的身体允许，就再去出摊;身体不允许，就坐上车到你们那里去转一转，有吃有喝的，我也享享福。”
春天，从未被父亲这样渴盼过。在父亲的心中，第一缕春风就会吹走他身体中的病魔。
那一年的春天真的到来时，万物复苏，父亲的身体也在康复。当院中的迎春花、梅花相继绽放时，父亲终于从躺了半年多的床上下地走路了。
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都祈祷着，祝福着父亲生命的第二个春天真正地来到，哪怕再让他多活上三年五年，也让我们更多地回报父亲的养育之恩。
现实有时总是摧残那些美好的愿望，送走那一年的春天，父亲的生命也随之结束，留在儿女心中的是永远的痛。
父亲的春天，总是与命运的抗争和辛勤的劳作分不开的。
父亲性格谨慎谦恭，一生与世无争。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他总是用他勤劳的双手默默地应对。
那时家里的粮食如小麦和大米都放在缸里，瓜干和玉米都是放在用紫槐条编成的囤里。家底子都摆在我们姊妹面前。有一年春节过后盛地瓜干的囤里忽然一夜间长高了，原来是父母托人给大哥说媳妇，用其他东西把它抬高是为了博取相亲人的好感。尽管父亲的做法有造假之嫌，但谁不理解父母为儿女费尽心血的良苦用心呢？
大哥上高中的时候，那一年的春天家中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但无论生活多么艰难，父母的认识都非常一致，必须让大哥完成高中学业。适逢生产队里给每家每户分了一部分“地瓜母子”（就是采摘完地瓜秧后已经变糠了的地瓜），父亲和母亲就用这几十斤“地瓜母子”磨成糊给大哥烙煎饼。这种“地瓜糊”水汽大，烙出的煎饼根本卷不成个儿，母亲在鏊子上烙，父亲再把娘烙好的煎饼拿到绳子上晒。
这就是我的父亲，在那些粮食短缺生活困苦的春天里，父亲总是勒紧裤腰带，自己节衣缩食。
在那生活极度艰苦的年代里，父亲最大的壮举就是在一年的春天，自己默默地想去“闯关东”。还是那年的春节，因为大哥的一个同学一家都是闯关东的，春节到我们家做客时把在东北的生活描绘得仿佛天上人间，父亲就动了心。记得那年春天我在村东河堰上割草喂兔子，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给了我一把糖块和几角钱，嘱咐我早回家，听母亲的话，好好上学。我当时并未多想，也没有把父亲给我糖块和钱的事告诉母亲。但到晚上吃饭时还未见父亲回家，一家人都着了急，于是我把父亲中午找我的事如实地端了出来。当时家族中最有威望的亲大伯分析，父亲看来想出远门走远路。父亲会去哪里呢？相知莫过夫妻心，母亲一口说出来父亲可能想去闯东北，春节来我家的朋友一家快返东北了，父亲可能是去找人家想一起走。于是，大哥连夜赶到他的同学家里，第二天一早就把父亲带回来了。父亲这次试图去闯闯改变命运的壮举就这样半途夭折了。
父亲还用春天的一些谚语教育我们姊妹好好做人。他常对我们说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行春风，难得秋雨。”父亲从未和左邻右舍红过脸，逢年过节家里的东西不管多少，总要给邻居们送一送。他在洪瑞车站摆水果摊的十几年里，那个村里有个智障患者每天两次上父亲的摊上“偷”水果，父亲从未阻止他，用父亲的话说：“给这样的人吃一点也是积德啊！”
父亲一生勤劳。每年春天里，父亲都会把生产队分的菜园地打理得充满生机。经常是我们早上还未起床，父亲早已把宅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收集的农家肥送到了菜园地里。等我们起床准备吃早饭的时候，父亲往往是掏出旱烟袋舒心地抽上一袋烟。在他摆水果摊的十几年里，父亲早出晚归，有时为了赶早集去批发水果，往往是听着鸡叫起，顶着星星走。
生命中的艰难及困境其实无处逃避，父亲教给我们的就是勇敢面对，两眼看着那又大又难的事情，迎向前去，永不服输。
父亲离开人世间已二十多年，他再也不能亲耳听到我们姊妹给他讲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儿女，但我知道无论父亲走到哪里，他的心都还留在家里关注着他的儿女和儿女的儿女。
父親刚刚去世时就安葬在村东头的公墓里，我从城里回家时都要经过父亲的墓地。每次，我都要从车上下来默默地在父亲的坟前站一会儿。我是多么想父亲还能够活在人世间，哪怕还躺在床上。只要他还能呼吸还能听我说话，我也是还有父亲的幸福之人啊！
那时父亲的坟上长满了枸杞。每到春天，清明节给父亲添坟时，满坟的枸杞刚刚冒发新芽。我和哥哥会用铁锨挖一块长满青草的大土块作为坟头放在父亲的坟上，添过新土的坟让我泪湿满衣。后来高速公路占地经过公墓地，父亲的坟也迁移到了沭河西岸的滩涂地上。这些年，每当清明节到来时，我总是能够在梦中梦见父亲。当我和哥哥们伴着扬起的纸灰跪倒在父亲的坟前时，我想对父亲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活着时教育你的儿女：春天里播种的是希望秋天里收获的是果实，只有春天里辛勤的耕耘才有秋天的收获。一年是这样，人生也是如此。 父亲，春天又来了，尽管春寒料峭，但家中院里的迎春花已是迎风开放，您坟上的枸杞都已发出了新芽;年过八旬的母亲尽管步履蹒跚但依然精神饱满，我们会好好工作，孝敬母亲，让天堂里的您放心。
父亲的春天是辛勤耕耘的春天，是播种希望的春天。为他建立的家庭，为他养育的儿女，也为他生存的社会，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放心吧，亲爱的父亲，您的儿女不会辜负春天的每一个日子……
母亲的春天
2016年的春天，春风依然柔和，阳光依然明媚，天空依然蔚蓝，云朵依然洁白，母亲却再也不能感受春天的到来。大病中的她，不能说话，不知冷暖，不会哭，不会笑，静静地躺在三尺病床上，度过了她人生中的第八十六个春天。
有母亲的春天，都是幸福的春天。
迎着和煦的春风，清晨我去探望母亲，并给她带去饭菜;夜晚，我悄悄离开，擦去忍不住流淌的泪水，看一眼母亲，心中溢满的是快乐，是幸福。
好想把春天的时光留住，让这烂漫的春天永远温暖着病中的母亲，让母亲的生命延续。
记忆中和母亲在一起的春天是许久以前的事了，之所以难忘，是因为在那个春天，母亲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老百姓一年吃不上几顿细粮，日子实在难熬。姥爷姥姥身边的傻舅挣不够自己吃的，偏瘫在床的姥爷难以养活自己，一双小脚的姥姥每每从舅母手里接过两碗糊豆往往要忍受一顿白眼。牵挂姥爷姥姥的母亲隔三岔五地要挎着包袱，给姥爷姥姥送饭。
我那时五六岁，母亲带着我去姥姥家。从我家到姥姥家大约十五华里，那时的路都是泥土路，春风吹起，地上的尘土打旋，甚至飞土走石，就迷了我的眼睛。母亲的头上围着一个蓝布巾，把头围得只露两只眼睛，这个时候，母亲就会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我走累了，不想再往前走了，母亲会变戏法一般从包袱里摸出一个熟鸡蛋，让我香香地吃上一个鸡蛋加加油。直到我实在走不动了，母亲才蹲下身子，让我趴在她的背上背我走。
姥姥家的两间小草屋也是母亲攒钱给盖的，小院没有完整的院墙，连个大门也没有。但院子里有一棵葡萄树，整个春天，我都关注着它。那葡萄穗子谢花后，从最初的一点点到有小豆粒大再到花生米大，直到由青涩到紫甜，都刻在我的心里。每一次从姥姥家往回走了，又盼着下一次再回来，心里其实是盼着一穗一穗的葡萄快快成熟。
上姥姥家一趟，来来回回三十华里路。早上走的时候还不觉得累，精神头十足，等在姥姥家吃完饭往回走的时候，感觉两腿酸痛，一步都不想走。母亲把给姥姥的饭都放下了，来时沉沉的包袱回去时只剩下一个包袱皮了，母亲都是把包袱皮握一握，塞到自己穿的斜襟褂兜里，背着我往回走，边走边给我讲故事。
“鞭打荞麦十八亩，屁呲糊豆一小罐”的故事，在老家流传甚广，许多父母教育孩子都用这个故事。很多年以前，一个小男孩特别顽劣。有一天，他的母亲让他给在地里干农活的爷爷送饭。他一手提着一罐糊豆，一手拿着一根鞭子，那时路的两边种的都是荞麦，这个男孩一边走一边用手中的鞭子抽打着地里的庄稼，一路走来被他整整地抽打了十八亩地。他又突發奇想，把提着的盛糊豆的小罐放下，揭开盖往小罐里连着放了几个屁。爷爷吃饭时问他糊豆里怎么有一股臭味，他说是糊豆在小罐里捂臭了。爷爷吃完后，他提着小罐往回走，忽然间，电闪雷鸣，一个霹雳，把这个坏孩子打翻在地顿时没了气，身上的衣服也被击碎了。他爷爷和闻讯赶来的乡亲们上前一看，他的背上有两行字：“鞭打荞麦十八亩，屁呲糊豆一小罐。”母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人这一辈子在地上做什么，老天爷都看得一清二楚，要是干了坏事啊，老天爷就下雨打雷劈了他，人要只干好事，不干坏事。
我就在随着母亲反反复复到姥姥家的路上长大了。每次给姥爷姥姥送上一小包袱煎饼，或者送去一些米面，就是看着姥爷姥姥张着无牙的嘴吃饭我都感到好奇和快乐。然而，这个快乐在1975年的春天消失了。
那年的春天是母亲痛不欲生的春天。春节过后我和母亲再去姥爷姥姥家，姥姥伤风感冒病倒了。年老体弱的姥姥经不起折腾，加之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差，一个感冒就让年过七旬的姥姥躺下了。母亲嘱咐我的舅母找村里的医生给姥姥看病，然后领着我回了家。母亲要回去给姥姥烙几张麦煎饼蒸几个白面馍馍吃。翌日，天不亮母亲就独自挎着一箢子麦煎饼和白面馍馍往姥姥家赶。可姥姥已不能吃了，姥姥说：“我不能给你做饭了，你自己做点饭吃吧。”姥姥就在那天上午永远地合上了她的双眼，母亲从此成了一个没娘的人。
母亲在村里担任妇女主任，曾两次带队“出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照到济宁的岚兖公路改造提升，将原来的砂石路改造成沥青路，汤河公社组织有关村庄人员参加，时间长达九个多月。村里组织了十几名男女劳力参加这个工程，在确定带队领导时，母亲踊跃担当，成为“出夫”的队长。那一年的春天让我感到很漫长，尽管母亲他们的驻地离家只有十里，但一个多月没回家却也让我极想。直到我生病，父亲让人捎信给她，母亲才在天黑收工后赶回家，第二天一早又回到了工地。整个春天，母亲没有回家几次，我们每天早上瓜干糊豆晚上瓜干野菜，吃得没有滋味，也让我们体会到母亲对我们姊妹的生存是多么的重要。
母亲度过人生的第六十三个春天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也是和父亲的最后一个春天。父亲动手术是在秋天，出院后父亲和母亲都把希望寄托在来年的春天，总以为天气转暖后父亲的身体就可以康复了。这个春天过去了很多年，母亲还是常常谈到这个春天的事情。母亲说，那年春天到来后，你父亲没能从床上爬起来。说完这话母亲的眼圈红红的。
2015年的暮春，母亲便被更严重的脑梗实实在在地击倒了，忙碌、充实、悲伤、欢快等形形色色的春天已成了我们的记忆。
春天是百花盛开的季节，有母亲的春天是美好幸福的。
（选自2021年第1期《长城》）
原刊责编 赵轶鹏
冯连伟，山东临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读者》《散文海外版》《散文百家》《绿洲》《中国报告文学》等杂志。多篇作品选入各年度散文选本，曾获《时代文学》年度散文奖、《齐鲁作品年展》最佳作品奖、全国散文大赛等若干奖项;著有《静水深流》《真水无香》《似水流年》《掬水留香》等散文集。
故乡的春天一直是我小时候的模样。暖阳下，黄的迎春、红的桃花、白的梨花、绿的柳叶扑面而来，让我脱下了冻伤双脚的黄球鞋，甩掉穿了一冬露出了棉花的破棉袄。春天给我的温暖让我猝不及防，就像冬天冻裂的脚后跟，在春天结痂时的奇痒，难受并舒服着。农家孩子这个时候可以打赤脚了。提着被大脚趾磨出窟窿的鞋子，兴奋地在满是尘土的乡间小路上翻着跟头，往往一不留神跌入春的怀抱，破衣服上会沾上一朵两朵不知名的花儿。
一
春天在我父母的心中，是从大年初一吃完饺子就开始的。
出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父母，都是从苦水中泡大的。父亲两岁丧父，三岁丧母，靠我的老奶奶把他和我的大伯、姑姑三个无父无母的孩子拉扯成人。我的姥爷一家从山西迁来，在村里单门独户。我母亲姊妹俩，舅舅又是个傻子，嫁给我父亲的时候，一间半草屋和半个铁锅就是全部的家产。
等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从供销社下放，回到生产队做了个“牛倌”。这时我的上面已经有了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家人挤在两间半草屋里，过着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日子。
初春时节，家家户户盛粮食的缸几乎都是空的，盛地瓜干的囤也是盖不过底。过春节的时候，每家都要推磨烙煎饼，家里富裕的烙的麦煎饼多一些，穷的烙地瓜干、玉米煎饼多一些，能蒸上几笼馍馍的较少。
母亲常说：“年好过，春难熬啊！”
那时农家院子里都有一个石磨，隔几天都要推一次磨，烙一次煎饼。天不明我们就被母亲吆喝起来推磨，睡眼惺忪地抱着磨棍围着石磨转，一盆地瓜干磨成糊，就头晕眼花了。
忘不了的是春天可以吃到菠菜或韭菜的“搨煎饼”。母亲烙煎饼的时候，还要负责做家里的早饭，我就去当帮手拉风箱。早饭是地瓜或地瓜干糊豆，基本上不炒菜，从咸菜缸里捞出一个咸菜疙瘩切成条就行了。母亲烙煎饼时经常让我上菜园地里去拔菠菜，或割韭菜回来，娘速速地洗洗切切，再往菜里打上一个鸡蛋，撒上点盐，这样搨煎饼的料就备齐了。
春天天长夜短，老百姓的饭是糊粥和地瓜干煎饼，菜是咸菜条，基本见不到油水，更谈不上吃肉了。生产队的活不干挣不到工分，没有工分就分不着粮食。所以，有来村里卖豆腐的、锅饼的、油条麻花的。那个叫卖声太有诱惑力了，大人小孩都竖起耳朵听，似乎听声音也能解馋。
我们村里没有做豆腐的，到村里来卖豆腐的是沭河东岸龙窝村的一家，时间长了，大家都基本能掌握他到我们村的时间。只要他一过俺村村东头的河堰口，就能听到“卖豆腐了，卖豆腐了”，我心里就开始发急，眼睛盯着母亲的脸，一副极度渴望的表情。当听到邻居家的三嫂子吆喝“卖豆腐的，停一下”时，母亲如果还无动于衷，我就凝神静气地慢慢往大门口走去。我知道母亲内心里也很矛盾，她不是不想吃，而是怕吃了这顿豆腐，下一顿饭就没得吃了。
我觉得春天是我长个儿的季节，恰恰没得吃，还吃不饱。我不怪母亲和父亲，就怪季节。
卖豆腐的走了，又来了卖热锅饼的。这个声音比刚才卖豆腐的更有吸引力，那声音里有厚厚的热锅饼香喷喷的味道。我那痛苦的欲望让母亲都看不下去。其实，每次我不舒服的时候，母亲哄我的办法之一就是“烩锅饼”，有时候真就希望有个小病，可以吃上几天热锅饼。卖锅饼的一声高一声低地喊着“热锅饼，热锅饼”，似乎在催促着我。母亲狠狠心，用干瓢到盛麦子的瓷缸里挖出半瓢递给我，嗔怪地指着我的鼻子：“你真是个小馋猫。”
热锅饼下肚，好像是给肚子里的馋虫吃的。馋虫安稳了，我也就定心了，母亲安排的什么事情我都干得很好。那时家里喂了两个雪白的长毛兔，每个月可以剪一次毛卖到供销社换学杂费。春天里，放学的路上到河堰地沟边割青草挖野菜给兔子吃，也给自己吃。每次给兔子剪毛，都是我将兔子放在两腿之上，一手按住兔子头，一手按住兔子身子，二哥来剪。不懂事的兔子有时不耐烦，二哥的剪子就会把兔子皮剪下一块。兔子疼得受不了，我也心疼得掉眼泪。
在故乡，女人“坐月子”才有幸每天早上吃一碗用开水泡的油条或麻花，家庭富裕的，碗里还会有几个荷包蛋，加上一勺子紅糖。闺女生了孩子，娘家去送“米糖”，也主要是送米送鸡蛋送油条或麻花。那时肉是不能随便买的，要肉票。家里来客总要蒸个米饭或包顿水饺，没有肉怎么办？那就用油条或麻花代替了。现在的孩子吃的水饺有素的、肉的、海鲜的，肉馅的还分猪肉、羊肉、牛肉好几种，海鲜馅还有鲜虾、鲅鱼等，但绝不会用白菜、韭菜和剁碎的油条、麻花做馅的。
二
故乡的春天在我的婶子大娘眼里，是从南雁北归的呢喃声中开始的。
故乡紧靠沭河，正是小燕子理想的筑巢落户之地。那时几乎家家户户屋檐下房梁上都有燕子窝。春暖花开，小燕子纷纷归来，凭着它们惊人的记忆力找到旧巢。所以我还未入学的时候就会唱那首儿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谷雨一过，村里就传来了“赊小炕鸡啦”的吆喝声。早已做好准备的婶子大娘们听到吆喝声，纷纷从家里提着篮子，将卖鸡人围住。
卖小炕鸡的往往都是用自行车载着上百只的小绒鸡前来，卖鸡人喊它小炕鸡，因为它是在温暖的火炕上孵出来的。小鸡黄黄的、白白的或黑黑的，活像一只只孩子们玩的小绒球。就有好多的孩子把它当作了绒球玩，把有生命的小鸡玩丢了命。
前来赊鸡的婶子大娘们都想多赊一些小母鸡，为的是多养下蛋的母鸡，而不是打鸣的公鸡。
卖鸡人非常热情地招呼着前来赊鸡的村妇们：“你们想多养小母鸡、小公鸡就告诉我，怕挑不准我给挑，保准不出错。”
卖鸡人都是行家，也都是婶子大娘的熟人。赊鸡这一习惯是建立在双方诚实守信的基础上的，春天赊鸡，秋天结账。待婶子大娘大嫂都选好小鸡后，卖鸡人就掏出皱巴巴的小本一个个地把名字和赊鸡的数量记上。尽管我的婶子大娘们基本上都是文盲，却从不担心卖鸡人会多记。 故乡的春天在我的心里，是从思念亲人、回味乡愁开始的。
老宅门前的古槐还在，每到春天还盛开白色的串串花朵。故乡的大片耕地还在，不同的是绿油油的麦田里不再有拉犁的耕牛和扬鞭的犁把式。故乡的清晨还能听到卖豆腐的、卖锅饼的、卖麻花油条的吆喝声，声音一直沧桑不变，我在他们的吆喝声中长大，他们却老了。故乡的鸡鸭鹅们还在村内大街上游逛着，饲养它们的农人却换了一茬又一茬。故乡的春天在游子的心中，永远是迷人的景色和浓浓的乡情、亲情。
父亲的春天
父亲因癌症动了手术，出院后回到老家整整躺了一个冬天。每当我回去探望时，父亲总是让我把他扶起来，背后倚着折叠的被子和我聊天。父亲那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等到了春天，我的病就彻底好了，我就可以推起小推车去摆水果摊”。在说话的时候，父亲总是会畅想一番再去出摊时，乡亲见了他会怎么同他打招呼、话家常。这时，父亲就满脸都是笑容地说：“我再去出摊时，第一天来买水果的我谁的钱都不要，凡是上我摊上的都有份。”
父亲极度渴望春天的到来。
那一年的春节我和哥哥搀扶着父亲到院里敬天“发纸”后，父亲对我们说：“年过了，春来了，我的病也就好了。你们在外都好好工作，我的身体允许，就再去出摊;身体不允许，就坐上车到你们那里去转一转，有吃有喝的，我也享享福。”
春天，从未被父亲这样渴盼过。在父亲的心中，第一缕春风就会吹走他身体中的病魔。
那一年的春天真的到来时，万物复苏，父亲的身体也在康复。当院中的迎春花、梅花相继绽放时，父亲终于从躺了半年多的床上下地走路了。
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都祈祷着，祝福着父亲生命的第二个春天真正地来到，哪怕再让他多活上三年五年，也让我们更多地回报父亲的养育之恩。
现实有时总是摧残那些美好的愿望，送走那一年的春天，父亲的生命也随之结束，留在儿女心中的是永远的痛。
父亲的春天，总是与命运的抗争和辛勤的劳作分不开的。
父亲性格谨慎谦恭，一生与世无争。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他总是用他勤劳的双手默默地应对。
那时家里的粮食如小麦和大米都放在缸里，瓜干和玉米都是放在用紫槐条编成的囤里。家底子都摆在我们姊妹面前。有一年春节过后盛地瓜干的囤里忽然一夜间长高了，原来是父母托人给大哥说媳妇，用其他东西把它抬高是为了博取相亲人的好感。尽管父亲的做法有造假之嫌，但谁不理解父母为儿女费尽心血的良苦用心呢？
大哥上高中的时候，那一年的春天家中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但无论生活多么艰难，父母的认识都非常一致，必须让大哥完成高中学业。适逢生产队里给每家每户分了一部分“地瓜母子”（就是采摘完地瓜秧后已经变糠了的地瓜），父亲和母亲就用这几十斤“地瓜母子”磨成糊给大哥烙煎饼。这种“地瓜糊”水汽大，烙出的煎饼根本卷不成个儿，母亲在鏊子上烙，父亲再把娘烙好的煎饼拿到绳子上晒。
这就是我的父亲，在那些粮食短缺生活困苦的春天里，父亲总是勒紧裤腰带，自己节衣缩食。
在那生活极度艰苦的年代里，父亲最大的壮举就是在一年的春天，自己默默地想去“闯关东”。还是那年的春节，因为大哥的一个同学一家都是闯关东的，春节到我们家做客时把在东北的生活描绘得仿佛天上人间，父亲就动了心。记得那年春天我在村东河堰上割草喂兔子，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给了我一把糖块和几角钱，嘱咐我早回家，听母亲的话，好好上学。我当时并未多想，也没有把父亲给我糖块和钱的事告诉母亲。但到晚上吃饭时还未见父亲回家，一家人都着了急，于是我把父亲中午找我的事如实地端了出来。当时家族中最有威望的亲大伯分析，父亲看来想出远门走远路。父亲会去哪里呢？相知莫过夫妻心，母亲一口说出来父亲可能想去闯东北，春节来我家的朋友一家快返东北了，父亲可能是去找人家想一起走。于是，大哥连夜赶到他的同学家里，第二天一早就把父亲带回来了。父亲这次试图去闯闯改变命运的壮举就这样半途夭折了。
父亲还用春天的一些谚语教育我们姊妹好好做人。他常对我们说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行春风，难得秋雨。”父亲从未和左邻右舍红过脸，逢年过节家里的东西不管多少，总要给邻居们送一送。他在洪瑞车站摆水果摊的十几年里，那个村里有个智障患者每天两次上父亲的摊上“偷”水果，父亲从未阻止他，用父亲的话说：“给这样的人吃一点也是积德啊！”
父亲一生勤劳。每年春天里，父亲都会把生产队分的菜园地打理得充满生机。经常是我们早上还未起床，父亲早已把宅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收集的农家肥送到了菜园地里。等我们起床准备吃早饭的时候，父亲往往是掏出旱烟袋舒心地抽上一袋烟。在他摆水果摊的十几年里，父亲早出晚归，有时为了赶早集去批发水果，往往是听着鸡叫起，顶着星星走。
生命中的艰难及困境其实无处逃避，父亲教给我们的就是勇敢面对，两眼看着那又大又难的事情，迎向前去，永不服输。
父亲离开人世间已二十多年，他再也不能亲耳听到我们姊妹给他讲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儿女，但我知道无论父亲走到哪里，他的心都还留在家里关注着他的儿女和儿女的儿女。
父親刚刚去世时就安葬在村东头的公墓里，我从城里回家时都要经过父亲的墓地。每次，我都要从车上下来默默地在父亲的坟前站一会儿。我是多么想父亲还能够活在人世间，哪怕还躺在床上。只要他还能呼吸还能听我说话，我也是还有父亲的幸福之人啊！
那时父亲的坟上长满了枸杞。每到春天，清明节给父亲添坟时，满坟的枸杞刚刚冒发新芽。我和哥哥会用铁锨挖一块长满青草的大土块作为坟头放在父亲的坟上，添过新土的坟让我泪湿满衣。后来高速公路占地经过公墓地，父亲的坟也迁移到了沭河西岸的滩涂地上。这些年，每当清明节到来时，我总是能够在梦中梦见父亲。当我和哥哥们伴着扬起的纸灰跪倒在父亲的坟前时，我想对父亲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活着时教育你的儿女：春天里播种的是希望秋天里收获的是果实，只有春天里辛勤的耕耘才有秋天的收获。一年是这样，人生也是如此。 父亲，春天又来了，尽管春寒料峭，但家中院里的迎春花已是迎风开放，您坟上的枸杞都已发出了新芽;年过八旬的母亲尽管步履蹒跚但依然精神饱满，我们会好好工作，孝敬母亲，让天堂里的您放心。
父亲的春天是辛勤耕耘的春天，是播种希望的春天。为他建立的家庭，为他养育的儿女，也为他生存的社会，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放心吧，亲爱的父亲，您的儿女不会辜负春天的每一个日子……
母亲的春天
2016年的春天，春风依然柔和，阳光依然明媚，天空依然蔚蓝，云朵依然洁白，母亲却再也不能感受春天的到来。大病中的她，不能说话，不知冷暖，不会哭，不会笑，静静地躺在三尺病床上，度过了她人生中的第八十六个春天。
有母亲的春天，都是幸福的春天。
迎着和煦的春风，清晨我去探望母亲，并给她带去饭菜;夜晚，我悄悄离开，擦去忍不住流淌的泪水，看一眼母亲，心中溢满的是快乐，是幸福。
好想把春天的时光留住，让这烂漫的春天永远温暖着病中的母亲，让母亲的生命延续。
记忆中和母亲在一起的春天是许久以前的事了，之所以难忘，是因为在那个春天，母亲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老百姓一年吃不上几顿细粮，日子实在难熬。姥爷姥姥身边的傻舅挣不够自己吃的，偏瘫在床的姥爷难以养活自己，一双小脚的姥姥每每从舅母手里接过两碗糊豆往往要忍受一顿白眼。牵挂姥爷姥姥的母亲隔三岔五地要挎着包袱，给姥爷姥姥送饭。
我那时五六岁，母亲带着我去姥姥家。从我家到姥姥家大约十五华里，那时的路都是泥土路，春风吹起，地上的尘土打旋，甚至飞土走石，就迷了我的眼睛。母亲的头上围着一个蓝布巾，把头围得只露两只眼睛，这个时候，母亲就会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我走累了，不想再往前走了，母亲会变戏法一般从包袱里摸出一个熟鸡蛋，让我香香地吃上一个鸡蛋加加油。直到我实在走不动了，母亲才蹲下身子，让我趴在她的背上背我走。
姥姥家的两间小草屋也是母亲攒钱给盖的，小院没有完整的院墙，连个大门也没有。但院子里有一棵葡萄树，整个春天，我都关注着它。那葡萄穗子谢花后，从最初的一点点到有小豆粒大再到花生米大，直到由青涩到紫甜，都刻在我的心里。每一次从姥姥家往回走了，又盼着下一次再回来，心里其实是盼着一穗一穗的葡萄快快成熟。
上姥姥家一趟，来来回回三十华里路。早上走的时候还不觉得累，精神头十足，等在姥姥家吃完饭往回走的时候，感觉两腿酸痛，一步都不想走。母亲把给姥姥的饭都放下了，来时沉沉的包袱回去时只剩下一个包袱皮了，母亲都是把包袱皮握一握，塞到自己穿的斜襟褂兜里，背着我往回走，边走边给我讲故事。
“鞭打荞麦十八亩，屁呲糊豆一小罐”的故事，在老家流传甚广，许多父母教育孩子都用这个故事。很多年以前，一个小男孩特别顽劣。有一天，他的母亲让他给在地里干农活的爷爷送饭。他一手提着一罐糊豆，一手拿着一根鞭子，那时路的两边种的都是荞麦，这个男孩一边走一边用手中的鞭子抽打着地里的庄稼，一路走来被他整整地抽打了十八亩地。他又突發奇想，把提着的盛糊豆的小罐放下，揭开盖往小罐里连着放了几个屁。爷爷吃饭时问他糊豆里怎么有一股臭味，他说是糊豆在小罐里捂臭了。爷爷吃完后，他提着小罐往回走，忽然间，电闪雷鸣，一个霹雳，把这个坏孩子打翻在地顿时没了气，身上的衣服也被击碎了。他爷爷和闻讯赶来的乡亲们上前一看，他的背上有两行字：“鞭打荞麦十八亩，屁呲糊豆一小罐。”母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人这一辈子在地上做什么，老天爷都看得一清二楚，要是干了坏事啊，老天爷就下雨打雷劈了他，人要只干好事，不干坏事。
我就在随着母亲反反复复到姥姥家的路上长大了。每次给姥爷姥姥送上一小包袱煎饼，或者送去一些米面，就是看着姥爷姥姥张着无牙的嘴吃饭我都感到好奇和快乐。然而，这个快乐在1975年的春天消失了。
那年的春天是母亲痛不欲生的春天。春节过后我和母亲再去姥爷姥姥家，姥姥伤风感冒病倒了。年老体弱的姥姥经不起折腾，加之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差，一个感冒就让年过七旬的姥姥躺下了。母亲嘱咐我的舅母找村里的医生给姥姥看病，然后领着我回了家。母亲要回去给姥姥烙几张麦煎饼蒸几个白面馍馍吃。翌日，天不亮母亲就独自挎着一箢子麦煎饼和白面馍馍往姥姥家赶。可姥姥已不能吃了，姥姥说：“我不能给你做饭了，你自己做点饭吃吧。”姥姥就在那天上午永远地合上了她的双眼，母亲从此成了一个没娘的人。
母亲在村里担任妇女主任，曾两次带队“出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照到济宁的岚兖公路改造提升，将原来的砂石路改造成沥青路，汤河公社组织有关村庄人员参加，时间长达九个多月。村里组织了十几名男女劳力参加这个工程，在确定带队领导时，母亲踊跃担当，成为“出夫”的队长。那一年的春天让我感到很漫长，尽管母亲他们的驻地离家只有十里，但一个多月没回家却也让我极想。直到我生病，父亲让人捎信给她，母亲才在天黑收工后赶回家，第二天一早又回到了工地。整个春天，母亲没有回家几次，我们每天早上瓜干糊豆晚上瓜干野菜，吃得没有滋味，也让我们体会到母亲对我们姊妹的生存是多么的重要。
母亲度过人生的第六十三个春天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也是和父亲的最后一个春天。父亲动手术是在秋天，出院后父亲和母亲都把希望寄托在来年的春天，总以为天气转暖后父亲的身体就可以康复了。这个春天过去了很多年，母亲还是常常谈到这个春天的事情。母亲说，那年春天到来后，你父亲没能从床上爬起来。说完这话母亲的眼圈红红的。
2015年的暮春，母亲便被更严重的脑梗实实在在地击倒了，忙碌、充实、悲伤、欢快等形形色色的春天已成了我们的记忆。
春天是百花盛开的季节，有母亲的春天是美好幸福的。
（选自2021年第1期《长城》）
原刊责编 赵轶鹏
冯连伟，山东临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读者》《散文海外版》《散文百家》《绿洲》《中国报告文学》等杂志。多篇作品选入各年度散文选本，曾获《时代文学》年度散文奖、《齐鲁作品年展》最佳作品奖、全国散文大赛等若干奖项;著有《静水深流》《真水无香》《似水流年》《掬水留香》等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