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说不清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前一秒还笑着，后一秒就哭起来了。她蜷缩在沙发的角落，抽噎着，面前堆满狼藉的杯盘。她必定同我一样想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母女之间的关系又何以变成了这样。似乎先是在饭桌上，好好的，我提起了喜欢的男生，用小女孩般娇嗔的口气.“他怎么还不来找我说话呀？他要再不来找我，那我也不喜欢他了。”本是个玩笑，谁知母亲却当了真，正色起来：“人家男孩儿要不喜欢你，你也别上赶着去追，世界上好男孩那么多，哪里就缺他一个了。”
　　 当然也是句善意的提醒。我的倔脾气却偏偏在这时候上来了，笑容僵在脸上，嘴边的空气开始冷却。一边怪她玩笑话何必那么认真，更多的还是埋怨她扫了自己的兴。于是抓住那些话里的细枝末节不放有时越得不到什么越想要证明什么的“他怎么就不喜欢我了？不知道情况就别乱讲。”过了一会儿觉得不解气，又追加道：“好好地说一件事，你老拿莫须有的事情泼人冷水，有意思吗？”遂搁下碗筷不吃了。
　　 她必然没料到自己一句话能激起这么大的波澜，先是错愕，继而疑惑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接着几种复杂的情绪混杂在一起，在胸腔里酝酿出巨大的委屈——临到嘴边又失了火力，嗫嚅道：“我不过是提个醒，让你给自己留条后路。还不是怕你受伤，要不是你妈谁在意你怎么想？
　　 话单拿出来自是句句在理，无懈可击。却偏偏触到了我的“着火点”：“为你好”“留退路”“我是你妈”。每一句都足以让我爆炸。要知道有时候爆发的根由并不在眼前的一事，而是几件事，乃至长久以来的情绪和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于她如此，于我亦如此。先是一双袜子，再是一对没擦干净便穿出门去的鞋。从口红颜色到恋爱、学业，从不经意的提醒到拌嘴再到夺门而出，一团乱麻层层抽开，偃旗息鼓之时我们都忘了出发点是什么。
　　 印象中上一次跟她吵架，是为着这个男人走入我的生活，她埋怨我不跟她说。我说，不是不说，而是觉得不是时候，时候到了我自然会说。
　　 后来不知怎的吵了起来：
　　 “和你有什么关系？是我结婚又不是你结婚！”
　　 “好啊，你现在长本事了，妈妈管不了你了，你想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不用跟我汇报！”
　　 “跟你汇报？不是你先来问我的吗？谁愿意给你说？
　　 “好，说了你不听，吃了亏别回来找我！”
　　 “不找就不找！咱俩各过各！”
　　 ……
　　 事情早在情绪的推动下变了样子，说出口的话好像射出去就再难回头的箭。她像被布头塞住了嘴巴，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扭头走进了屋里。我说不好她是不是哭了，她的眼眶是不是红了。她的嗓门大得好像能掀掉屋顶，哭起来却总是无声的。
　　 这次还是一样。同在一个屋檐下二十二年，我早已熟练掌握此类场景的应对方法沉默。
　　 房间里突然响起我弹钢琴的声音。
　　 ——那是很久以前我拍成视频发给她的。

    二

　　 正月里的一天早晨，妈冲进房间，问我：“昨晚你梦到你爸了吗？
　　 我说，没啊，怎么了？
　　 她显出有点儿着急的样子：“坏了，这两天我连着几晚梦到你爸。以前你一回来我们就去看他，这回没去，你爸肯定急了，催我呢。”
　　 于是，虽然嘴上说着“哪有那么玄乎”，我们还是在当天上午就去了墓地。许是来过许多次的缘故，路盲的我终于也能够轻车熟路地来到这里，像受着某种神秘的指引。
　　 墓地坐落在离家很远的一座荒山上，我们只得驱车前往。一条几近枯竭的小河擦着公路溜过，过了桥便是山。山很大，很秃，直挺挺地立在路边。走近一看，树种了不老少，却生气全无胡乱地堆在坡上，灰蒙蒙地覆着一层。远远地望见一座座枯冢，倒显得有些人气似的。也无妨，墓地这种地方，总归是不能太热闹的。
　　 心头掠过一丝诡异的熟悉。我想起几年前，也正是路过离这儿不远的高速路口，父亲开车，接我回家。
　　 拨开树丛，没两步就看见了父亲的名字。是从哪儿开始的，鲜活的脸孔突然变成了石碑上的几个字？僵硬，冰冷，覆着灰尘。
　　 用抹布拭净石碑。慈父，孝女，血红的大字。是高速路口的风将我们刮散了吗还是说父亲的家原本在这里？如今，也轮到我送他回家了。
　　 摆上鲜花。买花的时候母亲笑说：“要买的，你爸爱浪漫。”
　　 父亲活得讲究，闲暇时爱侍弄些花草，养些小动物，爱在自己搭的“小花园”里读书饮茶。他曾幻想过退休之后回乡下，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去，过闲云野鹤的生活。
　　 他也有过另外的打算：“麦麦，以后你留北京吧。你妈给你做饭带娃，我就每天开车接外孙上下学，偶尔吃吃庆丰包子。”
　　 我笑说。“想得倒长远得很。”
　　 也許世事就是一场猜不对结局的游戏，费尽心机追求的梦想常不得兑现，偶然的谶语却总是一语中的。
　　 后来，在他坐过的地方，母亲摆满了花。点火，上香。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二月的寒风像一张隐形的大口，三番两次地吹灭烛火——像两年前那场席卷而来的大病，有预谋地带走父亲摇摇欲坠的生命。
　　 从两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夜听到电话里父亲异常苍老的声音开始，我便开始着手准备面对他的死亡。于母亲或许更早：接二连三的应酬与晚归，疲惫的身躯与来不及脱下就散落在地的皮鞋，还有出现在寂静的夜里，那个清晰可辨的电梯开门声——“咔哒”。
　　 自我记事起的无数个日夜，我都能看到等待的母亲。母亲像灰姑娘一样等待着午夜十二点，等待着南瓜马车，等待着父亲，等待着那声象征父亲回家的“咔哒”。
　　 那个声音现在是不会再有了。
　　 出于一种直觉，两年前的那个电话，我几乎是在一瞬间嗅出了父亲声音中的枯朽与衰败，问他怎么了。他当然不是告诉我病情，而是通知我手术成功的消息（若非如此，他甚至准备瞒我至死）： 　　 “麦麦，悬在爸爸头顶的那把剑没啦！”那时他还欣喜地将希望寄托在那次移植手术上，殊不知未清理干净的癌细胞已在他体内悄悄作祟。后来的日子里我总算渐渐搞明白了，任何事都绝非一朝一夕促成的。也许中途存在些许波动让你错觉事情有了转机，但只消把目光拉长一些就会发现，那不过是人生长河中一些微小的波流。命运还是会带着你浩浩荡荡地冲向终点，仿佛你之前所做的全部努力不过是为了最后能够坦然地赴死。
　　 手术成功——那是一个顶点，接着事态以不可控制的速度走了下坡路：我回家，去了医院，见到了一夜老去的父亲。病房的环境让我感到陌生，但父亲在那里却显得毫不违和。他和病房一样让我陌生了。
　　 穿过狭窄的过道，撞进眼中的是一张带轮子的病床。床的两侧卡着吃饭专用的便携式小桌，床下是拖鞋、尿壶，还有印着“喜”字的脸盆。两张病床之间夹着个矮柜，放有水壶和一台不知名的仪器。床头挂有空白号牌，再往上可以看到高耸的天花板，拐角处已变了色。
　　 消毒水的气味和仪器一样坚涩而疏离，父亲身处其中，自然如一个摆件。
　　 一切仿佛生来就是为他准备好的：那高高的天花板是让他一天天看的，那空白的号码牌将写上他的名字，那矮柜上的仪器将和他的身体相连，后来一台不够又多了几台。床头柜被一样样东西挤满，不过他也渐渐学会了怎样把它们拾掇整齐，在满满当当的柜台上再见缝插针地放一本书。那狭窄的过道刚好可以容纳一位护士和一台装有各种药品及针管的小推车。护士和小推车一天来无数次，他和护士都烦了。而其他的时候，过道里刚好可以摆一把椅子，那是为母亲准备的。
　　 某个夜晚，我突然看到了父亲的背影。坐在母亲身边，瘦弱如少年。他的双手直直地扳住床沿，颤巍巍地撑起上半身。病号服薄薄地覆在身上，清晰地勾勒出他背脊的轮廓。这件棉质的条纹衫变成了他最常穿的衣服，以往的西装已在他身上显出不合时宜的滑稽来，使他看起来像个偷穿了大人衣服的孩子。我时常感到恍惚，仿佛想让他由内而外融入这个环境似的，每日以“治疗”之名插入他身体的那根巨大的针管，一天天抽走我记忆里那个高大的父亲。而眼前这个轻飘飘的、小小的父亲，仿佛连跟他讲话，都要小声一些。
　　 烧纸。花式各一、面额巨大的纸钱，一叠叠地丢进桶里。纸钱触到火苗迅速化为灰烬，像面对某种不可抗拒的命运。一天天过去，生命力从父亲身体里加速撤离，而我一无所知。
　　 父亲临走前的最后一晚，我在病房陪他。他斜倚着枕头坐着，跷着脚。呼吸罩像矿工帽一样箍在头上，露出高高的、光秃秃的发际线。眼袋重重地从下眼睑拖拽下来，长长地耷拉在脸上。
　　 我终于也有机会照顾他了。此前尚有丁点自理能力的时候，他都不许我动手，说医院的东西，脏。
　　 癌细胞最终还是击垮了他作为父亲最后一点别扭的尊严。
　　 听老人说，人临死前身体是会自我清洁的。凌晨时他开始拉稀，每隔十几分钟就要清理一次。我一手抬起他的屁股，一手迅速把尿不湿塞在他的腰下。在我生命的起点，那块曾经茂密的丛林不知什么时候脱落成了一块不毛之地，他的脸上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我装作不经意地拿了张抽纸盖在上面，再替他掖好被子。他叹了口气，像是为了掩饰尴尬似地笑了笑，又好像仅仅是因为满足。
　　 一时间我差点掉下泪来。父亲是那样注重仪表的一个人，以往出门时，衬衫要扣好，西装要熨平，皮鞋要锃亮。如果还有能力，他是不会允许自己这么狼狈的。
　　 第二天一早，我听见他叫我名字。冲过去一看，他挺着身子，双手抓着床栏杆，大口地抽气。我赶紧叫大夫过来。大夫过来后，没有抢救的意思，只是扒开了他的眼皮，用手电照他的瞳孔。一共照了两次。第一次大夫说他的瞳孔扩散了，我还不信。第二次大夫说瞳孔又扩大了一些。父亲已说不出话，嘴大张着，呜呜哇哇地发出声音，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
　　 病房里骚乱起来。我怀着必死的决心，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侥幸，平静又不知所措地坐在床邊，一边看着心电仪，一边看着父亲。
　　 我问医生：“我爸能不能挺过今天？大夫摇了摇头说：“这就是最后的样子了。”
　　 我感到奇怪，又毫无情绪。我本能地继续低下头看着父亲，仿佛所有的困惑都只是针对医生口中这个怪异的词语——“最后”？什么最后？"最后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我不明白。
　　 父亲还是老样子，大口大口地抽气，仿佛毫无目的地重复一项单调的运动。他紧抓着栏杆的手好像没了力气，跌落在被单上。我握起他的手，慢慢地，机械地抚摸着。他的手很凉，苍白，肿得像个包子。因为待在病房，太久不见阳光，他的皮肤变得非常细嫩。但每天的输液却让他的手背没有一块好皮，他的血管太细，有时候一针扎不进去要扎好几针。我记得摩擦生热，我想把他的手搓热。我把他的手握在我的手心，朝他手上哈气，想让他逐渐冰冷的身体暖和过来。
　　 可是无济于事。他瞪大了眼睛，盯着天花板。我想让他看看我，就欠起身，把脸凑到他的面前，用手在他眼前挥了挥。可他的目光并没有聚焦在我的脸上，仍然死死地盯着刚才那个位置。突然他一皱眉，使劲闭上了眼睛，然后咕咚一声咽了口气。我心里一沉，心想结束了。没想到他很快长长地倒抽了一口气，又睁开了眼睛，弱弱地喘着气。我更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像要抓住什么似的。
　　 病床边渐渐聚集起了人。医生、护士。有准备帮父亲清理、换寿衣的，还有帮忙料理丧事的。各司其职。他们都在床边站着，不说话，只看着父亲。似乎万事俱备，只等着他的死亡。心率43。
　　 他缓缓地呼出一口气，又长长地倒抽一口气，如此循环。他的眼睛变得焦黄而浑浊，一滴浓稠的眼泪堆积在他的眼角，但没有落下来。
　　 血压30。
　　 太低了。但我好像听谁说只要有压差就是好的。我安慰自己，有压差的有压差的，父亲还活着。
　　 血氧26。
　　 长时间的抽气运动让父亲的嘴歪在一边，接着一串一串的白沫源源不断地从他嘴里流出来。我赶紧抽出一张纸把流出呼吸罩的白沫擦掉。我不敢拔掉呼吸罩，罩里聚集起一团一团的白沫。 　　 心率22，35，28，19……
　　 我看一眼心电仪，再看一眼父亲。电波在一条直线上偶尔起伏，他在缓慢地死着。
　　 慢慢地，他原本瞪大的眼睛有点睁不开了。我想他也许是累了。除了心电仪上的几个数字，没有什么能说明他还活着。丧事师傅显得有点不耐烦了，就冲床边的护士挥了挥手，说了句“走了走了，轻轻地走了”，示意可以拔管子了。护士站在仪器后面不敢轻举妄动，征求意见似地看着我。
　　 我说：“不，仪器上还有数值，波浪还会起伏的。我爸的心还在跳。你等它跳完，你等它跳完。”
　　 “我跟你说，一会儿事情还多着呢。尸体硬了衣服都穿不上了。”师傅放大了嗓门对我说：诶？你看看你看看，没数值了。”1
　　 我扭头一看，心率变成了两道短杠，呼吸15。
　　跳动的火焰渐渐熄了下去，消失在一层厚厚灰烬里。
　　 父亲终于还是没能说出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名字。

    三

　　 “孙莳麦”。父亲在给我起名字前，曾目睹一位男性给女孩饮料里下安眠药，为了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的。然后有了这个名字。莳，种植;麦，小麦。种小麦。即便种小麦也不要依靠男性生活的意思。
　　 但他一定忘了，一朵温室里成长起来的花，可能幸福却不独立，或者独立却不幸福。在父亲离开后的那些时日里，我时常做一些无用的假设如果父亲还在呢如果我做一个“好女儿”，能不能换回他哪怕只有一天的活着？如果他还活着，我又能否做一个“好女儿”？为他做点什么，一些适时的关心，一些不停留在口头上的挂念，一些不从自己出发的考虑，少些任性的讲话以及无谓的索取，或者再退一步，至少是，自己的事情自己来。
　　 他常说他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我姑娘开心就好。”我也总是相信。当然这不过是个自私的借口，我长期沉溺于一种慵懒而温暖的快乐中，懒得问这一切背后的原因。直到他离开后我才开始考量我们之前的关系，我对父亲的感情，到底是“需要”，还是“爱”？
　　 按道理我应该是爱他的，哪有女儿不爱自己父亲的呢？只是这爱总要有付出，至少是不单单是索取，我在自己身上可一点也没看到。我对外人慷慨大度，对父母却自私，以自我为中心。每年他过生日，我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总是说：“你把自己照顾好，别让我们操心就是最好的礼物了。”于是我知道了，这是一种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得的高纯度的爱，而真诚地耍嘴皮子是应对他最好的办法。细数我以往送给爸妈的生日礼物，竟然都是“XX大赛获奖”“被老师夸奖”“身体好多了”这类只和自己有关的名义上的“礼物”。而当收到这类礼物时，他总是比我还高兴，喜滋滋地拿出去炫耀，仿佛有了这女儿便别无他求。
　　 一个笑话是这样讲的：一位妈妈想让女儿夸夸自己，女儿说：“妈妈，你的女儿可真漂亮啊！这般笑料在我身上真实上演而我却以为理所当然，浑然不觉。也许是依赖之深蒙蔽了爱，也许是爱根本就不存在，总而言之一直到了今天，当一双无形的大手从我身后抽掉父亲这个靠山之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一种难以遏制的落寞和虚空。而这虚空，到底是因为需要而不得，还是因为爱而不能，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依旧是不得而知。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我感受到的所有情绪：痛苦、想念、后悔，以及更多时候萦绕在心头的难以名状的落寞都是真实的。即便知道无用，有时我仍然希望能给爸做顿饭，和爸逛菜市场的时候主动提菜，在他很累还强撑着教我完成作业的时候告诉他：“爸，你去休息吧，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
　　 “后悔药"一词的存在，从来不是为了治愈和得救，它只是更加深刻地反映了挽回既定现实之不可能，是使后悔情绪更加刻骨铭心、使人一步步堕入深渊的毒药。
　　 有时我仔细忖度，真正让人感到痛苦的，究竟是“最后一次”的事实，还是有关“最后一次"的意识？城然，我们生活的每分每秒都充斥着“最后一次”：你保不准这是不是你最后一次踏进这家牛肉面馆，是不是你最后一次与家门口的擦鞋匠擦肩而过，是不是你最后一次走進银行，还清了最后一份信用卡账单。但我们并不因此感到难过，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事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必要，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我们深谙生活之道：运动是物质的本质，正如变化是生活的本质。正是由于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每一个“第一次”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最后一次”并不使我们感到痛苦。
　　 那么，引起日后连绵不绝痛苦的到底是什么？那绝不该是痛苦的事物本身，而是有关“痛苦”的意识。也就是说，当我们切实经历某件事时不会感到痛苦，只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即将是“最后一次”。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总说死亡是病人“歇了地上的劳苦”的原因。说实在的，死亡对被病痛折磨的病人来说并非不公平，甚至可以说是贴心到家。病人一旦撒手西去，尘世间的一切从此都与他无关。若一定要说痛苦，那恐怕是行将就木想活而不得活时最痛苦，是活下来独自面对往后日复一日熬煎的那位最痛苦。
　　 总有这样的心理测试：如果人生只剩三天，你最想做什么？还有一些鸡汤：“把每一天当成人生的最后一天来过。"一群人持着生命终结的危机感玩得不亦乐乎，甚至感激涕零，但仔细想想，这类“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的假设在逻辑上就不成立。有些事就是这样奇怪的，距离产生美感，亲近生出厌倦。有了陪伴就不会想念，产生想念是因为没了陪伴，想念和陪伴不可得兼，彻悟永远滞后于当下。
　　 这必定是生活同我开的一个玩笑一个赋予我名字“自力更生"含义的男人，却只有用自己的离开，才能换取我瓜熟蒂落的成熟。在二十岁的当口，我恍若一个一无所知的婴儿，父亲连同我过去二十年的人生一起带走了。
　　 一起带走的还有母亲接下来几十年的人生。

    四

　　 人们用刻度将表盘划分为十二个部分，企图以空间来捉住时间。但实际上时间是一种流体，与感觉相连。时间从一个人流向另一个人，总量无增无减。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父亲死于五十二岁，之后，他被掠走的那部分生命似乎以补偿的方式加在了我和母亲的生命里。从此日子被拉长，除了正常的工作和学习，每一个漫长的白日都被母女俩用来做同一件事怀念那个逝去的人。 　　 说不上为什么，对那个磕绊远多于恩爱的人，母亲如今的想念，卻要更多一些。
　　 夏季的一个傍晚，吃完饭，我和她出门散步。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我们沿着一个土坡上了马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身侧一丛灌木刺拉拉地长下去，最底下是火车轨道。火车驶过的时候一阵风刮过，她说：“你爸要是在就好了。’
　　 近两年她常说这话，吃饭的时候、打扫房间的时候。有回我忘了行李箱密码，待在家中手足无措。她下班回到家，一进门就嚷嚷着，听说你行李箱坏了，我以为你爸又闹着玩儿，赶紧回来念叨念叨让你爸给你开锁。接着，她又提起父亲走后一些亲戚不敢来家里住，坐在沙发上，绘声绘色地模仿人家的神态。
　　 “我也不怪他们。我不怕，你爸对你那么好，不护着你还能害你咋地？
　　 我笑说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她又想起什么似的：“你爸对我不好吗？我说，也好也好，爸不会吓唬咱娘俩的。她半晌不语，又说：“你爸要是在就好了。”
　　 “你爸要是在就好了。”我一边走，一手拨拉着围栏，说了声嗯。察觉到气氛有点尴尬，她又嘿嘿了两声。不声不响地走进西北民大校园，融进黑暗走进人群，绕着操场，她又一圈圈翻来覆去地讲曾讲过无数遍的，爸从生病到离开那段日子里的事。说到动情处，我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以及喉头呼之欲出的哽咽，像被人扼住了脖子。群山寂静，我分不清灯火和星星。天空没有边界，夜色大到好像可以容纳所有的心事。
　　 她说：“你爸走的时候，来了几百号人，殡仪馆小厅装不下，我包了中厅。”
　　 她说：“你爸也就是走了。但如果他还活着，再照顾多久我也能坚持。”
　　 她说：“你妈不是不行。”
　　 我说是，那时爸也说过。她忙问：“你爸说了什么？为了避免尴尬，我推说忘了：“就说你行呗。”她显得有点失望，但话题一转，也就自顾自地忘了。
　　 我没对她说的是，在医院的某个我和她剑拔弩张的时刻，她夺门而出。父亲走了出来，让我别跟她吵。
　　 “今天你妈被大夫骂哭了。”
　　 “我准备做检查，排了一上午队，拖着这俩管子，站都站不稳了。你妈有点着急，就找了大夫，让给催催。是个小大夫，估计人多挺不耐烦的，让她边儿上候着去。你妈一急，就哭了。”
　　 “搁过去我能让人这样欺负你妈可现在这样，唉。”
　　 “你妈脾气是急了点儿，但能这样不离不弃地照顾一个人，除了你，我想谁也做不到。”最后他说：“你妈是个伟大的女人。”
　　 但，女人还是女人。
　　 终归不是男人。

    五

　　 一个男人在女人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到底是多少呢？
　　 我并非独身主义者，我需要丈夫，也需要父亲。但是，如果作一假设，假设一个女人的生命里一辈子都不会出现一个男人，健身、读书、旅行……她选择了一切丰富自己生活的方式却独独绕开了爱情，那么她的生活，是否会被视为残缺的，甚至不正常的？
　　 答案多半是会。“老处女”之类的词语已屡见不鲜。然而“正常"又是什么呢？在同等情况下，对一位除了配偶拥有一切的男性的称呼则体面许多：“黄金单身汉”。而有关其私人生活的联想也要乐观得多他可以拥有很多，暂时没有只是因为他不想。男性永远拥有更多选择权，而一个没有男性依靠的成年女性则常被认为是弱势的、不完整的、值得同情的，甚至，设若日后该女性身上表现出来异乎常人的特征，无论事实是否如此，都恰恰可以成为“缺乏男人而造成的生活失常”的证明。主动选择的结果尚且如此，更何况，被“抛下”的两个女人。
　　 以关爱为由施加于人的同情仿佛温柔陷阱——这甚至更加残忍，因为它将你的生活状态固定在了关爱者的臆想里，根本不给你翻身的机会。从那之后，有真心的亲人和朋友，也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站在你面前，代你设想了日后的生活场景，播撒下高高在上的爱，动情之处还不忘洒下几滴热泪。一番自我感动的表演过后，满意地咂咂舌，拍拍屁股，走了。除了这个节点，你之前和之后的生活都与他们无关。
　　 而用来形容母女俩的，是那个温情却刺耳的前缀相依为命。

    六

　　 后来，另一个男人走入了我的生活。
　　 研究生录取结果出来，未来三年的生活尘埃落定。无所事事的春天，我整日在校园里游荡，心情像柳絮般飘忽不定。然后他出现了。一个小说中的漂亮男孩，会弹吉他，在足球场上驰骋的样子像匹健康的小马。说话像唱歌一样温柔动听，会看着你的眼睛，为你唱自己谱写的歌曲。
　　 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一个男孩，遑论一个几无恋爱经验的女孩子。
　　 谁又能将爱情说得清楚呢？当我们谈及“爱”，有多少指的是爱的对象，有多少指的是产生于特定情境的特殊情绪，而这“爱的对象”中，又有多少是真实的他本身？一段靠网络维系的恋爱关系，我像建筑师般从手机屏幕上撷取字句，又在脑海里为它们加上温柔的语气。我孜孜不倦地构建着，用想象勾画出未来的形状。真诚、善良、爱干净、有礼貌……我将自己认为的所有美好品质都投射到他的身上，然后无法自拔地爱上了那个脑海中的幻象。
　　 于是当知道了他对我所说的所有言语都在和另外一位女孩分享后，我几近崩溃。一段靠言语搭建的“爱”，言语的崩塌就意味着“爱”的崩塌。最最致命的是，我竟然把这份自以为是的“爱”当作信仰。所以，当过往的词句碎片一样从屏幕上脱落，他从社交网络上消失，我无法忘记也无法理解的还是那句：“我会保护你。”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过：“后来的这几天，这对母女始终保持着心照不宣的默契：她们谁也没哭，甚至经常开玩笑。她们的心脏在一次次希望与失望的拉扯中变得越来越硬，也越来越脆弱。借用个她刚学来的词：纤维化。在这长达半年的心理战中，她和母亲的心都纤维化了就像放了很久失去了水分的柚子，外表看起来和正常柚子毫无二致，但谁吃谁明白一只消一碰，柚子瓣就会碎成一粒一粒干瘪的颗粒。她们像柚子一样干瘪了，这对柚子母女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取而代之的是扑面而来的虚空和荒芜。” 　　 多年过去，我和母亲已经可以笑着谈及父亲。
　　 有天闲聊时母亲突然说：“你爸要再活五年也好啊。”
　　 我说：“有些东西是没办法的事。这样说起来，等五年过后又想再活五年，到时候可怎么办呢？
　　 “好歹那会儿你工作了。”
　　 我说：“没事的，我也不指望我爸帮我安排工作啊。”想了想又补充：“不是不用找工作就可以让我爸去死的意思。”
　　 母亲大笑。顿了顿又说：“有些东西的确是没办法的事。”
　　 大抵是终于明白了许多事是“没办法也只好……，所以只好转向自身、建立，以便承受这重击。忘了从什么时候起，我们都坦然接受了这个事实，那个曾以为要用一辈子消化的事件似乎也变得举重若轻。开始的一段时间倒总是逞强，表演出强硬的样子以隔绝那无用的关心，甚或无谓的同情，仿佛无论何时，“坚强”总是个值得赞扬的美德。
　　 但我了解自己，也了解我的母亲——我们都不是那么坚不可摧的人。
　　 我开始意识到无论如何我的人生都需要一个支点。父亲去世后这种感觉变得尤为明显，从那以后，我清晰地感知到我身体的某个部分正在悄无声息地下陷。就像沙漏，又像我之前在父亲的悼文里曾写过的——“说不清具体哪里，到底怎样，我只是感到突然地手足无措，突然地茫然无助，像抽掉自己的两根肋骨，冷风嗖嗖地刮进来，心里有一个地方忽然觉得空。”那时我无意识地写下这句话，时至今日我才知道这句话有多么准确。只是空。两年了这个洞不仅没能修补，我反而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它的存在——就在那儿，不可转移、不可改变、不可掩埋。
　　 而这时候他出现了，告诉我：“我会保护你。”
　　 一个女人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所谓“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我是不懂的。我从不排斥生育，不畏惧生育的苦痛，甚至向往一种传统意义上安稳和乐的家庭生活。一个未曾生育、没有过性经验，甚至与男性都接触甚少的女孩，“男性"对我则意味着，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一根顶梁柱、一把保护伞。
　　 过去二十年里，“保护”于我，是男性存在的意义。我渴望建立一段相互交托的关系，试图找到一双手，在我坠落的时候，托住我。创口自愈是需要时间的，在那之前，我们下意识会先找创可贴。如果创可贴的出现，能够让生活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创口的自愈还是否如之前那样重要而紧迫呢？
　　 其实哪有那么多需要捍卫的东西，说要捍卫什么，也不过是让自己开心而已。
　　 分手之后，我像发了疯似地寻找那片“创可贴”。在与另一个女孩的对比中，一种强烈的不被选择的焦虑攫住了我。不被选择，进而是不配被爱，由此引发的价值恐慌将我不断拖入自我否定的泥沼里到底是哪里出了错，是我错了还是爱本身错了，如果我有错你告诉我我可以改，如果爱本身错了那我之前感受到的又是什么...我每日周旋在此类毫无意义的问题中，无暇顾及选择权凭什么可以被交到那个事先背离这段关系的人手里。
　　 我试图找到能使破镜重圆的方法。
　　 自我欺骗。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于是一切懦弱与卑劣都有了前提。承认一切情绪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在不理智的情况下做出的不理智决定包括为对方开脱和无底线的谅解。
　　 迎合“标准”。高考作文的规则是，总分结构，虎头豹尾，语言流畅，论据充分。一种只看标准不看头脑的考试机制，纵使再才华横溢，因离题万里而被判死刑的试卷也不在少数。温良贤淑，知书达理，端庄大方，女人的标准。我笨手笨脚地拿那套子套在自己身上，以期获得高分（谁又是裁判呢？）——我哪里做得不好你告诉我我可以学。你忘了，我最擅长做好学生了。
　　 甚至做自己。是的，是那个早已不鲜见的口号“女人要活出自我”。较之“迎合标准"更为体面的手段，然而它的动机却很可疑。当“女人味"不再被狭隘地定义为“温柔、端庄、莲步轻移的大家闺秀”，“做回自己”因其内含的自信、洒脱意味被大量营销号推崇为主流价值的一种，而那之前往往要再加上一句，“男人喜欢的是你本来的样子”重点不在于“你本来的样子"，而在于“男人喜欢”。
　　 其实哪有那么多需要捍卫的东西，说要捍卫什么，也不过是让自己开心而已。
　　 “自我"，一种更为隐晦的迎合。一场以男性审美为标杆、以占有为目的的自我塑造，最终却造成了自我的陷落。

    七

　　 我时常回望自己的童年，企图按图索骥，找到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小书包、马尾辫，家与学校两点一线，填塞着数学题、钢琴课与母亲严肃的脸。我看到自己像株温室里的树苗，在悉心的照料下抽了穗拔了节，又在一脚踏进二十岁的门槛时忽的失去了父亲。
　　 很长一段时间，我反思自己过去的人生如何活过，以及未来的人生要如何去活，惊恐地发现自己脱离了父母几乎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甚至打理不好基本的个人生活。父母全权安排下的前二十年人生，我由一系列标签组成乖巧、懂事、成绩好。——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除此之外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在那儿——像被套上了一個漂亮壳子，然而生硬、死板、毫无弹性和蔓延。
　　 “失去”或“未得到"是质疑存在的前提，否则不是不识好歹，便是无病呻吟。许多事情都是如此。当你深谙应试教育之道，在标准之中游刃有余，成为被标准规训的范本——甚至成为标准本身，又有谁会去质疑“标准"存在的必要，有谁会在意“标准"本身的对错呢？
　　 其实哪有那么多需要捍卫的东西，说要捍卫什么，也不过是让自己开心而已。
　　 只是，过去成就我的如今也能击溃我。好女儿、好学生、好女友。我人生的前二十年里，所有“好孩子”的标准构成了我，我的价值，以及价值实现的满足感全部来源于一张张试卷上的分数、各项考试的排名以及老师、家长的夸赞。在我不断从别人口中获得肯定评价的同时，这评价也塑造了我：这是对的，事情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我长期沉溺于死水一般的满足和快乐中，看不到世界原本的样子。 　　 或许我也从不曾在意答案究竟是什么，从不曾在一段感情中思索自己即时的感受，以及感受出现的原因。我想要的唯安定而已，像期末试卷顶端耀眼的分数，和家长会上被大声念出的名字。只是后来站在路的尽头，我却忍不住回头看，自尊、冲动、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欢、安全感，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让我明明白白感受到的“爱"变得面目全非？我总以为所有事只要努力就有回报，我总以为所有事像考试一样都可纠偏。我甚至试图想找到一样东西，证明并不是自己的“信仰”崩塌，而是另有原因。
　　 “我哪里做得不好你告诉我，我可以学。你忘了，我最擅长做好学生了。“
　　 跌跌撞撞、恍恍惚惚我才算搞明白了，成年男女的世界里，不是所有事都可以用成绩证明的。
　　 “我不过是提个醒，让你给自己留条后路。还不是怕你受伤，要不是你妈谁在意你怎么想？
　　 我只是不明白，从什么时候起，女性开始不自觉地将评判自我价值的权利交到男性手里，使用一系列标准界定自己的价值，通过与这些刻板而生硬的标准的比照，确认自己被爱的权利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让女性勇敢求爱本身，都成为一种错误？
　　 仿佛生来就要接受的一场考试。
　　 我与母亲的矛盾，或许永远也无法达成完全的和解。我试图建立那根让我成为“我”的柱子且永远不会为此妥协，但母亲的那根柱子却是我。我终于意识到我们是不一样的了。我尚处在人生的前半段，注定是要有新生活的。我仍然可以信心十足地想象，描画出未来的形状。我可以十分有底气地说：“我可以有……而她却只能不断回头看，然后说“我姑娘怎样怎样”，以及那句，“你爸要是在就好了。”

    八

　　 “你为什么总想管着我呢？生活是我自己的，提意见可以，但决定我要自己来做。”
　　 “你现在翅膀硬了，有自己的主意了，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吃亏了别说，生病了也休想让我给你寄药！爱咋地咋地！”
　　 “你要不天天问我愿意跟你说药是我让你寄的？
　　 “好以后再别让我管你了！”
　　 “莫名其妙，我让你管了？
　　 “你瞎操的什么心，没有自己的生活吗？”
　　 ……
　　 正月十五的月夜，在返校的列车上，我反复循环寺尾纱穗的《狂女》，想到了獨守空房的母亲。火车疾驰着驶过平坦的原野，故乡逐渐远去，消失在我视线的末端。
　　 我再也看不见她的背影。
　　 父亲的离去死死地缚住了她的双脚，让她再也无法过到对岸去。
　　 她停留在岸的这头张望我，而我只是海上漂浮的船。
　　 孙莳麦，在读研究生，现居北京。本文为作者散文处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