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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免遭秦火破坏的珍贵战国写本，清华简《金縢》篇情节曲折生动，语言簡洁凝练，文学艺术成就较高。情节构造上，因果清晰、逻辑严谨，并且善于运用虚构艺术，出现了“有意为文”的萌芽。
关键词：清华简；金縢；叙事艺术；情节艺术；虚构艺术
作者简介：王嘉玮（1993-），女，山东济南人，汉族，济南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1
清华简《金縢》篇早于传世文献《尚书·金縢》成文，其叙事性同样毋庸置疑。第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以十四字的超长篇题，概括了全文主体事件。第二，清华简《金縢》全篇叙事先后顺序明显，明确交代故事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即包含了完整的叙事六要素。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清华简《金縢》篇“有了现代叙事文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情节’”[1]。因此，清华简《金縢》篇同样具有明显的叙事特征，并且展示出极高的叙事艺术水平。
1.情节艺术——因果清晰，逻辑严谨
“情节是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2]与同时代记事作品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事件经过不同，清华简《金縢》具备了叙事文学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情节，强调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逻辑严谨，详略得当。
在情节组织方面，清华简《金縢》篇具备了完整的“叙事六要素”，清楚地叙述了事件的起因是周武王病重，周公祝告愿以身代王而死并将祝辞封入金縢，结果是周武王启封金縢得知冤枉了周公，而后出郊亲迎周公遗体，最终天灾停止，大获丰收。因果对应关系明显，逻辑清晰。
同时，对清华简《金縢》与传世文献的情节进行比较，简本比今本缺少占卜内容和武王病愈两个情节，这其实也显示出清华简《金縢》篇创作者较高的逻辑思维能力。
关于缺少的两个情节，前文的论述虽然不认同程浩先生等学者“简本晚出，删去病愈情节”的观点，但他们对武王病愈情节被删去的原因的推测却是有道理的。彭裕商先生在《<尚书·金縢>新研》一文中解释，“清华简本没有‘乃卜三龟一习吉’及其以后的相关文句，也没有武王瘳的记载，推测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武王于周公祝祷之后不久即去世，与三卜皆吉而新命于三王不合，故删去之”[3]。这样的解释恰恰说明了清华简《金縢》篇是出于使情节符合逻辑的目的而略去这两个情节的。
前面一段讲武王经过周公的祈祷后不久就痊愈了，后面一段接着就说周公去世了，这在逻辑上有些牵强。而且，在全篇开头，周武王生了重病，二公对周公说希望为武王占卜，但周公回答：“未可以戚吾先王”[4]，意思是不要去打扰先王的安宁，使先王忧虑了。这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周公阻止了二公，占卜最终没有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在后文略去占卜过程也是符合逻辑的写法。
2.虚构艺术——情节设计，有意为文
清华简《金縢》篇以叙事为基本特征，但是其中的“事”却并不是完全纪实的，相反，其中有许多情节是刻意虚构的，可以说有了“有意为文”的影子。
这样的虚构情节集中在本篇后半段：成王误解了周公的苦心，以为他对自己不利，使其蒙受冤屈，而此时上天就如同有所感应一般，“是岁也，秋大熟，未获。天疾风以雷，禾斯偃，大木斯拔”[5]，粮食歉收、灾害频发，似乎是上天发怒了，同时在替周公鸣冤，警示成王君臣犯下了大错。待到成王君臣启封金縢之书，明白自己冤枉了周公，出郊亲迎周公遗体的时候，上天立即收回了灾难，变灾年为丰年，“是夕，天反风，禾斯起……岁大有年，秋则大获”[6]。
以上情节中，“天”不会真正“感应”人间的个人苦乐，周王不会看到天降异象就恰好想到去开启金縢，天气的变化也不会巧合到恰好迎合周公遭受冤屈和沉冤得雪的时刻，这些显然不可能是史实记录，明显是带有神话色彩的文学创作。而上天对人间的“态度转变”实则既彰显了“天神”赏罚分明、刚正不阿的品格，又传达了天降异象则有冤未雪的神谕暗示。这些情节上的“巧合”无一不显示出明显的创作意图和加工痕迹，是当时人“有意为文”的结果。
究其原因，清华简《金縢》的“天怒示警”情节的创作渊源主要来自于周人的“天命观”。在周人的眼中，“天”是至高无上的。《尚书·大诰》中记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前激励周人：“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7]，这里的“天明”即为“天命”，周公此言是教导黎民天命威严，要谦卑敬畏，“天”才会辅助我们建立周朝伟大的基业。可见，“天”在周人心中的地位极高，拥有绝对权威，周人既信“天”，更敬“天”。因此清华简《金縢》的“天怒示警”情节是周人朴素的“天命观”的具体外化，是宣扬“要永葆天命就必须敬天保民”思想的教育读本。
另外，清华简《金縢》出现刻意虚构情节的现象，也与我国史官文化高度发达有关。我国的史官文化由巫官发展而来，将“实录”奉为记录历史的最高原则。但同时又强调“以史为鉴”，出于政治目的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对史实进行剪裁和编排，甚至是篡改。
参考文献：
[1]李莉：《<尚书·金縢>研究》，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7页。
[2]童庆炳：《文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211 页。
[3]彭裕商：《<尚书·金縢>新研》，《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第161页。
[4][5][6]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58页。
[7]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6页。
关键词：清华简；金縢；叙事艺术；情节艺术；虚构艺术
作者简介：王嘉玮（1993-），女，山东济南人，汉族，济南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1
清华简《金縢》篇早于传世文献《尚书·金縢》成文，其叙事性同样毋庸置疑。第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以十四字的超长篇题，概括了全文主体事件。第二，清华简《金縢》全篇叙事先后顺序明显，明确交代故事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即包含了完整的叙事六要素。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清华简《金縢》篇“有了现代叙事文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情节’”[1]。因此，清华简《金縢》篇同样具有明显的叙事特征，并且展示出极高的叙事艺术水平。
1.情节艺术——因果清晰，逻辑严谨
“情节是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2]与同时代记事作品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事件经过不同，清华简《金縢》具备了叙事文学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情节，强调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逻辑严谨，详略得当。
在情节组织方面，清华简《金縢》篇具备了完整的“叙事六要素”，清楚地叙述了事件的起因是周武王病重，周公祝告愿以身代王而死并将祝辞封入金縢，结果是周武王启封金縢得知冤枉了周公，而后出郊亲迎周公遗体，最终天灾停止，大获丰收。因果对应关系明显，逻辑清晰。
同时，对清华简《金縢》与传世文献的情节进行比较，简本比今本缺少占卜内容和武王病愈两个情节，这其实也显示出清华简《金縢》篇创作者较高的逻辑思维能力。
关于缺少的两个情节，前文的论述虽然不认同程浩先生等学者“简本晚出，删去病愈情节”的观点，但他们对武王病愈情节被删去的原因的推测却是有道理的。彭裕商先生在《<尚书·金縢>新研》一文中解释，“清华简本没有‘乃卜三龟一习吉’及其以后的相关文句，也没有武王瘳的记载，推测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武王于周公祝祷之后不久即去世，与三卜皆吉而新命于三王不合，故删去之”[3]。这样的解释恰恰说明了清华简《金縢》篇是出于使情节符合逻辑的目的而略去这两个情节的。
前面一段讲武王经过周公的祈祷后不久就痊愈了，后面一段接着就说周公去世了，这在逻辑上有些牵强。而且，在全篇开头，周武王生了重病，二公对周公说希望为武王占卜，但周公回答：“未可以戚吾先王”[4]，意思是不要去打扰先王的安宁，使先王忧虑了。这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周公阻止了二公，占卜最终没有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在后文略去占卜过程也是符合逻辑的写法。
2.虚构艺术——情节设计，有意为文
清华简《金縢》篇以叙事为基本特征，但是其中的“事”却并不是完全纪实的，相反，其中有许多情节是刻意虚构的，可以说有了“有意为文”的影子。
这样的虚构情节集中在本篇后半段：成王误解了周公的苦心，以为他对自己不利，使其蒙受冤屈，而此时上天就如同有所感应一般，“是岁也，秋大熟，未获。天疾风以雷，禾斯偃，大木斯拔”[5]，粮食歉收、灾害频发，似乎是上天发怒了，同时在替周公鸣冤，警示成王君臣犯下了大错。待到成王君臣启封金縢之书，明白自己冤枉了周公，出郊亲迎周公遗体的时候，上天立即收回了灾难，变灾年为丰年，“是夕，天反风，禾斯起……岁大有年，秋则大获”[6]。
以上情节中，“天”不会真正“感应”人间的个人苦乐，周王不会看到天降异象就恰好想到去开启金縢，天气的变化也不会巧合到恰好迎合周公遭受冤屈和沉冤得雪的时刻，这些显然不可能是史实记录，明显是带有神话色彩的文学创作。而上天对人间的“态度转变”实则既彰显了“天神”赏罚分明、刚正不阿的品格，又传达了天降异象则有冤未雪的神谕暗示。这些情节上的“巧合”无一不显示出明显的创作意图和加工痕迹，是当时人“有意为文”的结果。
究其原因，清华简《金縢》的“天怒示警”情节的创作渊源主要来自于周人的“天命观”。在周人的眼中，“天”是至高无上的。《尚书·大诰》中记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前激励周人：“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7]，这里的“天明”即为“天命”，周公此言是教导黎民天命威严，要谦卑敬畏，“天”才会辅助我们建立周朝伟大的基业。可见，“天”在周人心中的地位极高，拥有绝对权威，周人既信“天”，更敬“天”。因此清华简《金縢》的“天怒示警”情节是周人朴素的“天命观”的具体外化，是宣扬“要永葆天命就必须敬天保民”思想的教育读本。
另外，清华简《金縢》出现刻意虚构情节的现象，也与我国史官文化高度发达有关。我国的史官文化由巫官发展而来，将“实录”奉为记录历史的最高原则。但同时又强调“以史为鉴”，出于政治目的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对史实进行剪裁和编排，甚至是篡改。
参考文献：
[1]李莉：《<尚书·金縢>研究》，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7页。
[2]童庆炳：《文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211 页。
[3]彭裕商：《<尚书·金縢>新研》，《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第161页。
[4][5][6]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58页。
[7]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