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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叫做《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的新书在短短几周里迅速登上了当当网的畅销书排行榜。作者曾航是一位25岁的IT记者。在过去的一年里，他访问了全球20多家苹果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还原出iPhone手机从设计、零部件制造、组装、运输、销售、回收翻新直到被分解处理的全球之旅。
“一款手机影响了整个世界，而那些分布在苹果全球产业链上的人，命运也被改变。”曾航说。
2006年的冬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库伯蒂诺市郊的一组灰白色建筑内传出阵阵尖叫声和欢呼声，这里就是iPhone的诞生地。
当时，这款正在研发的新产品还是苹果公司的顶级机密。参与项目的员工要通过多道安全门才能进入装满摄像头的实验室；研发软件与硬件的团队被完全分开；高级营销副总裁菲利普·席勒曾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披露虚假产品的功能或价格，然后查找泄密者。
这一切都为iPhone的亮相埋下伏笔。2007年1月7日早晨，当胡子拉碴的乔布斯站在聚光灯下用指尖轻轻滑动iPhone那敏感而万能的触摸屏时，很多人立即决定扔掉他们曾经钟爱的蜂窝电话、智能电话，统统换成后来被《时代》杂志评为2007年最佳发明的iPhone。
在万里之遥的中国，曾航的生活也被这个新玩意儿改变。每天起床时或入睡前，他总要从被窝里伸出胳膊，将iPhone拿到面前，阅读邮件、新闻或尝试一下App Store里的某款新程序。
那时，他没想过自己会和这款手机之间发生怎样的故事。直到2010年年初，他获得了一条苏州工业园区内数千名工人集体罢工的新闻线索。
在一幢白色的巨型厂房里，工人们爬上一人多高的矮墙，打出了“黑厂”的巨型条幅。这些工人受雇于台资企业胜华科技，他们一年来的所有工作，就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车间里加班加点地生产iPhone触摸屏。随着这部手机在全球的热销，源源不断的订单改变着这些工人的命运。
为了提高触摸屏的良品率，这家工厂曾使用一种叫做“正己烷”的有毒化学溶剂取代酒精来擦拭产品，一些晕倒在台前的员工被诊断为“上下肢神经周围性损害”，另一些工人则住了8个月医院，并被鉴定为十级伤残，身体乏力的感觉可能会伴随他们一生。
这一切让曾航开始重新审视手中的iPhone：“我想了解iPhone的一生，这或许能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这个世界。”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曾航到朝韩边境旁布满隐秘碉堡或军用岗亭的群山中探访世界上最大的显示器生产集群；在满是日本古建筑群的京都街旁感受这个国家强大的电子工业；从台北101大厦97层的玻璃窗里眺望阴雨绵绵的内湖科技园区。
精密的零部件在全球供应商的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生产：来自英国ARM公司的芯片，韩国LG公司的LCD显示屏，日本村田制作所的传感器，以及德国英飞凌公司的射频收发器、数字基带和电源管理器件。它们会先后搭上飞机，从世界各地的工厂飞往中国。那里有巨型的富士康工厂，几十万中国工人在工作台前将这些零部件组装成令人爱不释手的手机成品。
随后，包装一新的iPhone将乘坐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的专用货机周游世界。它的第一站是美国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市。稍事休息后，iPhone们会飞往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在这个UPS的世界港航运枢纽城市，一箱箱“苹果”被工作人员装入仓库，然后根据美国各州的订单分别起运，最终抵达各地的苹果专卖店、百思买或沃尔玛卖场。
但这还远不是iPhone全球之旅的终点。接下来陪伴这场旅行的将是焦急地在商店外彻夜排队等候的“果粉”。
在采访中曾航发现，由乔布斯开创的这套生态系统中，苹果公司主宰着一切，控制着品牌、设计与销售，日本和韩国的公司生产着iPhone中最值钱的零部件，而中国大陆则处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即使生产零部件，也极少有公司能够直接打入苹果的供应链。
这实在令人哭笑不得，iPhone在中国被组装，之后被出口到美国，之后它们要被职业扫货客们放置在集装箱底，掉头踏上返回中国的漫漫长路。
不久之后，它们会顺利到达亚洲电子产品最大的水货集散地之一—香港旺角，那里充斥着鼎沸的讨价还价声，只要有从一河之隔的深圳赶来的职业“水客”在，iPhone们便不愁找不到买家。
在对岸，等不及iPhone在内地正式发售的客人们拿着厚厚一沓人民币翘首以盼。水货商人记得，他们大多开着保时捷跑车，手提LV包，年纪轻轻却出手阔绰。
当然，一旦买家们开始考虑买入下一代iPhone，中国的职业手机回收客便会斜挎着背包出现在闪烁的霓虹灯下，熟练地给出一个报价。在他们偏僻的山寨手机工厂里，iPhone被翻新，然后在地下手机交易市场或网店里销售。
就一部iPhone而言，它的传奇一生终归会画上句号。它的归宿或许是中国沿海的小镇贵屿，那里有很多个电子垃圾拆解作坊。数万人从事着焚烧废电器的分解工作，这些来自安徽、湖南等地的农民工大多感染了呼吸道疾病，皮肤溃烂或患有肾结石。
由于严重的污染，镇区内的河水变成浑浊的黑色，大部分饮用水靠从周边镇里购买而来。在那里，或许就是iPhone生命中的最后一站。
但旅行的结束并不代表终结。这款巴掌大的手机无论是身前身后，对世界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2007年年初iPhone刚刚发布时，乔布斯在台上激情澎湃地演讲，坐在台下的中国台湾TPK公司老板江朝瑞激动得失声痛哭。
在此前的6年里，这个靠卖监视器起家的商人已经为与苹果联合研发的触摸屏技术烧掉了12亿新台币，每过几个月就有下属向他建言，“老板我们放弃吧”，直到iPhone一炮走红。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
在中国台湾，所有和苹果沾边的股票，股价都如火箭般猛涨，因此被媒体冠以“吃苹果”的外号；在中国内地，源源不断的订单为中国创造了近千亿元人民币的产值，还为多达10万的APP开发者提供了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的机遇。
在重庆的崇山峻岭里，曾航亲眼看到由于苹果公司的一纸订单，一座种植着各种经济林木的山丘顷刻间被炸药劈开，并很快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不久一座占地180亩的化工厂拔地而起。
对一个被苹果改变的世界来说，的确有很多的幸福与痛苦与它有关。
幸福似乎随处可见。拥有漂亮政绩的地方政府、争先恐后阅读《乔布斯传》的创业者以及那些在香港中环抢得iPhone4S后激动得与店员们击掌相庆的“果粉”。
痛苦则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比如那家被曾航假扮成打工者混进去的工厂，那里的一位同龄人告诉他，“一个月挣2000多块钱，生活没啥希望。”
乔布斯去世当日，香港一对依靠贩卖苹果“水货”发迹的夫妻因大批走私手机被海关扣押后双双自杀，生前他们被称为“iPhone大王”“iPad大王”。
那一天，曾航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出差。出租车上的黑人司机告诉他，乔布斯就住在附近，散步时会亲切地与邻居打招呼，自己还曾将与乔布斯的合影送给儿子做礼物。
曾航走到门口，从院子外望进去，他看到成排的苹果树茂密生长，地上则滚落着一堆堆熟透的红苹果。（摘自环球网）
“一款手机影响了整个世界，而那些分布在苹果全球产业链上的人，命运也被改变。”曾航说。
2006年的冬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库伯蒂诺市郊的一组灰白色建筑内传出阵阵尖叫声和欢呼声，这里就是iPhone的诞生地。
当时，这款正在研发的新产品还是苹果公司的顶级机密。参与项目的员工要通过多道安全门才能进入装满摄像头的实验室；研发软件与硬件的团队被完全分开；高级营销副总裁菲利普·席勒曾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披露虚假产品的功能或价格，然后查找泄密者。
这一切都为iPhone的亮相埋下伏笔。2007年1月7日早晨，当胡子拉碴的乔布斯站在聚光灯下用指尖轻轻滑动iPhone那敏感而万能的触摸屏时，很多人立即决定扔掉他们曾经钟爱的蜂窝电话、智能电话，统统换成后来被《时代》杂志评为2007年最佳发明的iPhone。
在万里之遥的中国，曾航的生活也被这个新玩意儿改变。每天起床时或入睡前，他总要从被窝里伸出胳膊，将iPhone拿到面前，阅读邮件、新闻或尝试一下App Store里的某款新程序。
那时，他没想过自己会和这款手机之间发生怎样的故事。直到2010年年初，他获得了一条苏州工业园区内数千名工人集体罢工的新闻线索。
在一幢白色的巨型厂房里，工人们爬上一人多高的矮墙，打出了“黑厂”的巨型条幅。这些工人受雇于台资企业胜华科技，他们一年来的所有工作，就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车间里加班加点地生产iPhone触摸屏。随着这部手机在全球的热销，源源不断的订单改变着这些工人的命运。
为了提高触摸屏的良品率，这家工厂曾使用一种叫做“正己烷”的有毒化学溶剂取代酒精来擦拭产品，一些晕倒在台前的员工被诊断为“上下肢神经周围性损害”，另一些工人则住了8个月医院，并被鉴定为十级伤残，身体乏力的感觉可能会伴随他们一生。
这一切让曾航开始重新审视手中的iPhone：“我想了解iPhone的一生，这或许能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这个世界。”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曾航到朝韩边境旁布满隐秘碉堡或军用岗亭的群山中探访世界上最大的显示器生产集群；在满是日本古建筑群的京都街旁感受这个国家强大的电子工业；从台北101大厦97层的玻璃窗里眺望阴雨绵绵的内湖科技园区。
精密的零部件在全球供应商的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生产：来自英国ARM公司的芯片，韩国LG公司的LCD显示屏，日本村田制作所的传感器，以及德国英飞凌公司的射频收发器、数字基带和电源管理器件。它们会先后搭上飞机，从世界各地的工厂飞往中国。那里有巨型的富士康工厂，几十万中国工人在工作台前将这些零部件组装成令人爱不释手的手机成品。
随后，包装一新的iPhone将乘坐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的专用货机周游世界。它的第一站是美国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市。稍事休息后，iPhone们会飞往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在这个UPS的世界港航运枢纽城市，一箱箱“苹果”被工作人员装入仓库，然后根据美国各州的订单分别起运，最终抵达各地的苹果专卖店、百思买或沃尔玛卖场。
但这还远不是iPhone全球之旅的终点。接下来陪伴这场旅行的将是焦急地在商店外彻夜排队等候的“果粉”。
在采访中曾航发现，由乔布斯开创的这套生态系统中，苹果公司主宰着一切，控制着品牌、设计与销售，日本和韩国的公司生产着iPhone中最值钱的零部件，而中国大陆则处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即使生产零部件，也极少有公司能够直接打入苹果的供应链。
这实在令人哭笑不得，iPhone在中国被组装，之后被出口到美国，之后它们要被职业扫货客们放置在集装箱底，掉头踏上返回中国的漫漫长路。
不久之后，它们会顺利到达亚洲电子产品最大的水货集散地之一—香港旺角，那里充斥着鼎沸的讨价还价声，只要有从一河之隔的深圳赶来的职业“水客”在，iPhone们便不愁找不到买家。
在对岸，等不及iPhone在内地正式发售的客人们拿着厚厚一沓人民币翘首以盼。水货商人记得，他们大多开着保时捷跑车，手提LV包，年纪轻轻却出手阔绰。
当然，一旦买家们开始考虑买入下一代iPhone，中国的职业手机回收客便会斜挎着背包出现在闪烁的霓虹灯下，熟练地给出一个报价。在他们偏僻的山寨手机工厂里，iPhone被翻新，然后在地下手机交易市场或网店里销售。
就一部iPhone而言，它的传奇一生终归会画上句号。它的归宿或许是中国沿海的小镇贵屿，那里有很多个电子垃圾拆解作坊。数万人从事着焚烧废电器的分解工作，这些来自安徽、湖南等地的农民工大多感染了呼吸道疾病，皮肤溃烂或患有肾结石。
由于严重的污染，镇区内的河水变成浑浊的黑色，大部分饮用水靠从周边镇里购买而来。在那里，或许就是iPhone生命中的最后一站。
但旅行的结束并不代表终结。这款巴掌大的手机无论是身前身后，对世界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2007年年初iPhone刚刚发布时，乔布斯在台上激情澎湃地演讲，坐在台下的中国台湾TPK公司老板江朝瑞激动得失声痛哭。
在此前的6年里，这个靠卖监视器起家的商人已经为与苹果联合研发的触摸屏技术烧掉了12亿新台币，每过几个月就有下属向他建言，“老板我们放弃吧”，直到iPhone一炮走红。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
在中国台湾，所有和苹果沾边的股票，股价都如火箭般猛涨，因此被媒体冠以“吃苹果”的外号；在中国内地，源源不断的订单为中国创造了近千亿元人民币的产值，还为多达10万的APP开发者提供了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的机遇。
在重庆的崇山峻岭里，曾航亲眼看到由于苹果公司的一纸订单，一座种植着各种经济林木的山丘顷刻间被炸药劈开，并很快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不久一座占地180亩的化工厂拔地而起。
对一个被苹果改变的世界来说，的确有很多的幸福与痛苦与它有关。
幸福似乎随处可见。拥有漂亮政绩的地方政府、争先恐后阅读《乔布斯传》的创业者以及那些在香港中环抢得iPhone4S后激动得与店员们击掌相庆的“果粉”。
痛苦则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比如那家被曾航假扮成打工者混进去的工厂，那里的一位同龄人告诉他，“一个月挣2000多块钱，生活没啥希望。”
乔布斯去世当日，香港一对依靠贩卖苹果“水货”发迹的夫妻因大批走私手机被海关扣押后双双自杀，生前他们被称为“iPhone大王”“iPad大王”。
那一天，曾航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出差。出租车上的黑人司机告诉他，乔布斯就住在附近，散步时会亲切地与邻居打招呼，自己还曾将与乔布斯的合影送给儿子做礼物。
曾航走到门口，从院子外望进去，他看到成排的苹果树茂密生长，地上则滚落着一堆堆熟透的红苹果。（摘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