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9.0级地震带来的地震、海啸与核泄漏危机中，后者最令日本人恐惧，但这个世界上惟一的核武受害国的上上下下，却在此次“核危机”中，表现得如此从容和冷静。上一次核危机，是日本因军国主义而受到处罚；这一次核危机，是日本人以其民主的政体、负责的官员、理性的公民、自由的媒体抗争天灾的舞台
即使是初到东京的人，也会觉得3月14日下午的新宿冷清得有点不同寻常。这里，是日本东京都三大副都心之一、东京都政府所在地，亦是繁华的商业中心所在地。京王线、小田急线、丸之内线、都营地铁大江户线等多条铁道线路汇聚于此，平日的新宿，是全日本人流量最多之处。
但——
2011年3月11日下午的9.0级大地震过去3天，这一天下午，据东京市民描述，新宿的人流量“连平日的一半都没有”。
在平日熙熙攘攘的JR车站检票口处，大多数自动售票机和电子指示牌都在滚动播放着类似的字样：XX线路中止。车站里的电视反复播放着日本地震的最新消息，屏幕下方则是这一天东京都内多条线路停止运营的具体信息，不断有行人驻足观看，然后悻悻然离去。
人们一脸焦急，像找不到归途的蚂蚁，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在地铁线路里，平日精确到秒的东京地铁此时纷纷显示出“下一班到达时间未知”的字样。电梯停用、电灯只开一半，裸露着黑黢黢金属管道的千代田线内部，显得分外逼仄与黑暗。
据日本媒体报道，从3月14日起，日本开始实施紧急限电措施。东京都内多条交通线路紧急停止运营，居民用电亦有可能受到限制。此次限电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作为世界第三大核能大国的日本——目前拥有53个核反应堆，本土电量需求的34.5%都来自于核电——由于地震及之后引发的海啸，导致震源附近的核电站停止工作，已使电量供应成为问题。
相比起停电，日本人更担心的，是这些已经停止工作的核电站随后引发的各种问题。截至本刊发稿时间，本已停止工作的福島第一核电厂1、2、3、4号反应堆相继出现问题，发生了爆炸、起火与核反应堆熔融等现象。日本首相菅直人当地时间15日上午11时在首相官邸发表告国民书，指出福島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问题趋向严重，要求在核电站20公里至3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做好防止核辐射的准备，而核辐射亦有可能波及日本其他地区和邻国。
核泄漏，已成为日本上上下下忧虑的第一大事，亦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离得越远，传言越多
在面对“核危机”时，日本民众表现出了非凡的素质。与面对地震时的冷静可被解读为从小训练有素不同，在曾经历过原子弹袭击的日本，用“谈核色变”形容毫不夸张。但这一次，日本普通民众没有惊慌，恐惧的成分降到了最低。这不是训练的结果，而是一个成熟的国家、成熟的社会自然而然的反应。日本民众、媒体与政府的通力合作，尽管仍然不甚完美，但整个社会的信任度仍然高企。在信息尽可能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民众的不安全感降到了最低。
即使3月14日当天，整个东京首都圈的交通供应只有平日的30%左右，但我们一路所遇的日本人，都非常冷静、镇定。50岁的松本先生（应当事人要求，此处为化名）是从事LED照明工作的日本普通公司职员，他坦言“最担心的就是核问题”。从知道发生“核危机”到此刻，借助不断播报最新发展情况的媒体，他能够头头是道地说出最新的核泄漏数据和躲避范围。但是，他不害怕。会否选择离开东京避开核辐射这样的问题，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秩序良好的东京社会，让他坚持自己“很有安全感”。
事实上，他对“核问题”的最大忧虑，并非是自身安全，更大程度上，是忧虑这次核危机对日本经济可能造成的打击。25岁的研究生池内飞鸿和松本先生看法一致，核泄漏固然可怕，但他们始终相信政府能够最终处理好这件事，不会使其危及大多数市民安全。随之而来的经济打击，更让他忧心忡忡。
除他们之外，记者在东京街头随意走访了几名市民，20岁的丸山友理歌和70岁的田中女士（此处为化名）也都表示，自己对核危机了解得清楚、详细，尽管时有突发意外，但归根结底，他们对政府能够处理好这次核危机，很有信心。
日本东海大学教授兼电视时政节目主持人叶千荣也表示，据他观察，“现在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当然都是核泄漏，因为（福島第一机组）爆炸的一瞬间，数百万国民等于都通过电视直播，看到了厂房只剩下金属架子的画面。但是，日本国民并不惊慌。在高速公路上，我本以为大家会向与灾区相反的西南方向出逃，但没想到现在是向灾区的高速公路反而堵车，大家都在往里面送物资，让人很感动。”
日本也不乏人心惶惶的现象，但总体来说，社会始终维持在平稳状态。早稻田大学太平洋研究部特别研究员郑成先生向本刊记者展示了他收到的几条手机短信，内容多半半真半假，如一条信息是：“一号反应堆发生氢气爆炸，200公里内都会受到影响，很难避开，大家一定都要紧锁门窗，小心避难。”还有一些短信，都是关于石油泄漏防护等，掺杂着“真实信息与夸张手法”。郑先生告诉我们，这几条信息在日本国内传播甚广。即使是家住广島、离灾区很远的他和朋友，都相互发送和接收了不同种类的这样的信息。
当这样的恐慌信息蔓延时，日本政府的反应迅速、及时，就在收到短信的数小时后，郑先生就在网上查询到了政府公布的谣言短信内容及辟谣声明。各媒体也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将真实信息告知民众。郑先生说：“看到政府贴出的谣言短信，和我收到的几乎一模一样，我就不惊慌了。”
12日福島第一核电厂发生事故后，中国驻日本新泻领事馆领事、副领事及相关工作人员即前往福島，在那里，他们见到了负责救灾的当地县副知事，并且看望了当地侨民。新泻领事馆工作人员张智浩及汤先生分别向本刊记者介绍了中方工作人员的所见所闻。
和大多数其他地区日本人一样，福島当地的居民情绪也相当稳定，政府救灾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汤先生强调，“日本政府一视同仁，包括在避难所得到的救助和避难时给予的帮助，对国籍不同的人都没有任何区别。”汤先生说，福島人并没有过分恐惧。距离福島第一发电厂的20公里以内人群，都已在政府的帮助下迅速撤离。
当地的中国侨民已经开始向中国大使馆寻求帮助，在新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自地震发生以来，每天都从清晨忙碌到深夜。有部分侨民已经从福島撤退到新泻，更有甚者已经买好机票，准备回国避难。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相信日本政府，留守在政府划定的安全线内。汤先生说，“大家看了电视报道后，也许会犹豫，但是并没有任何慌乱情绪发生。”
在福島采访的中国记者王刚也向本刊记者表示，外界离福島越远，各类分析、说法也就越多，众说纷纭之下，其实福島当地人民相当镇定。用电、用水截至3月14日晚间，仍然正常。
事实上，此次核危机以来，情况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截至3月15日早间，福島第一核电厂的2号机组发生严重事故，在东京和福島以西的新泻，人们仍然相当淡定，有条不紊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但福島紧挨着的茨城县及北部的宫城县，都已经出现了市民向远方避难的现象。
就像地震发生当天一样，面对核辐射的阴影，出逃的车辆仍秩序井然。在大量军力警力都投入救灾的情况下，日本国民以超乎想象的冷静，展开了自救。人们在刚刚遭受完地震冲击、海啸洗礼后，立刻收集好残余的家当，开始躲避核辐射的阴影。但是，不管是电视还是报纸上，都鲜见恸哭的悲伤，或是鲜血淋漓的惨痛场面。
在日本国民身上，激烈的情绪并非是被强行克制住的，而是被一种自内而外生发的淡定取而代之。这个国家的人们，仿佛都生长出了一层坚硬的外壳，用以抵抗天灾与人祸。
信息公开透明的民主社会
在坚硬的外壳内部，日本国民也一样有柔软的心。同为人类，日本国民也一样有恐惧、猜疑与愤怒。尽管日本是这样一个善于自律、冷静自持的国家，但归根结底，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救灾机制，才是社会建立互信的根本。淡定，说到底是信心。
这一次，对日本政府的整体救灾表现，人们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池内飞鸿说，“100分里的话，给80分。”
不过，从3月14日晚间开始，福島第一核电站持续崩坏的情况，令日本国内对东京电力公司、经济产业省院电力安全保安院是否隐藏了信息、是否能够控制现在的形势等都十分不信任。种种不安情绪在各大媒体和日本国民中间开始扩散。
日本共同新闻社社会部记者滨口先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坦率承认：“我们是不得不相信政府公布的数据。”因为福島第一核电厂附近辐射量已经严重超标，各媒体也不敢接近该区域报道，包括电视台在内，都只能通过远距离摄像观察。
3月11日至3月14日4天时间内，国民与媒体对政府的救灾工作一直相当支持，叶千荣教授说，“即使在野党一再抨击，但指望政府做得更好，也并不太容易了。”但是，从3月14日晚间，在核问题上，对政府的质疑声开始甚嚣尘上。
滨口记者表示，这次地震发生以来，日本国内新闻媒体对政府最大的不满与抨击，就集中于政府“晚了5小时才公布福島第一核电厂发生问题，他们应该第一时间就公布这个消息，太不及时了”。
毕竟，这是提到核问题就草木皆兵的日本。由于曾经的两颗原子弹爆炸，国民对核问题十分敏感。处理这个问题谨小慎微的日本政府，第一步棋就走错了。
不过，在随后几天里，各家媒体充分阐释了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是如此重要。几乎所有的日本电视台都在全天候24小时报道此次地震情况，而核辐射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在这里，电视台和媒体上鲜见领导人的行踪，共同社记者滨口先生说：“报道的重点一直在受灾部分，核发电站事故和计划停电让这演变成了一场复合型的灾难。我们对首相官邸做出的关于灾情的说明和实际救灾行动有兴趣，但我们对他们的一举一动所有行踪，并不会报道太多。”
尽管首相菅直人自己穿上了防护服，前往福島第一核电站周围视察，但媒体对他这种“冒险行为”也并无太多赞赏，最多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日本电视上，可见最多的都是关于核发电的科学报道与一天数次的官房长官新闻发布会或原子能科学院和东京电力的相关说明记者会。所有这些发布会，全部由电视台现场直播，记者直斥，“到底会不会发生泄漏！到底最严重会怎么样！别含混带过！”场面火爆，力求信息准确无误。
在拖延公布核辐射情况后，日本政府随后对信息公布一直采取“尽量自由”的态度。所有媒体如想进入福島采访，都不受阻拦。除了必须留在20公里以外的安全警戒范围之外，没有任何关于媒体报道范围及内容方面的约束。同时，日本政府也一直在“原子能保安院”官方网站上发布最权威的消息，保证随时更新，令民众放心。
滨口介绍，共同社在日本东北各部驻扎有约30名记者，此次事件发生后，他们从东京、大阪、北海道等地调派记者赶去支援，现在在日本东北各地，共有100名记者在不断发回最新报道。而所有日本电视台几乎每一小时都会更新最新核辐射量数据。
在东京、在大阪、在名古屋、在北海道，在日本所有的城市里，只要交通畅通，能够送达当日报纸，就能够看到报纸上方全部套用红框的标出的最新“核事故”进展。所有平面媒体都投入了最大限度的人力物力，力求报道准确及时。在车站及市中心等人流密集处，还有免费发放的号外，供人们阅读以了解最新情况。
同时，为了验证政府说法及数据，各家媒体都从日本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找来了原子能专家，在演播室里大约每一小时就解说一次：当前核电站情况如何，公布的最新数据会造成什么影响，如何防范。日本人在现场拉起白板，画好详细演示图，原原本本将所有情况全部解释清楚。截至本刊记者发稿为止，各地核能专家给出的解释与对情况的预测，与日本政府的说法并无太大出入。
另外，网络在此次“核事故”中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恐慌作用。在Twitter、Mixi及2CH（日本社交网站）等著名网站上，日本网友一直都在讨论，不存在删帖现象，也许有人散步谣言，但也都及时被政府澄清。网络的迅速、及时，令民众情绪平复不少。
在滨口看来，“只有报道，清晰、真实和正确的报道，才能避免大家更大的恐慌。因此我们才要不断跟进。正是因为信息量不足，所以大家才会恐慌。”在他看来，此次政府在情报公开上竭力做得及时充分，以免造成因为情报缺少而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如果这个时候还敢瞒报，无异于政治自杀。”叶千荣教授也说，“在日本，民众对自己的知情权和三权分立政治结构中的行政权应该承担的责任非常清楚。在这里，信息应该高度透明、公开已为常识。”
不过，随着事态不断恶化，民众的不安也始终在蓄积。批评政府的声音在核辐射问题上一直未见断绝。但是，日本新闻人分析，“日本是民主社会，国民永远都对国家权力抱有怀疑和监督的态度，对政府情报表达质疑是理所应当的。如果有人对政府工作不满，其实是正常的。最可怕的其实是一片赞歌，反而听不到理性的分析。”毕竟，在民主社会里，人民相信，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日本国民对政府不信任’，在日本的语境里，这句话通常与在国内的情况有很大差距。”郑成先生说。
由于东京电力公司是一家私营企业，现在已有国民提出，要在问题解决后，起诉东京电力公司。也有很多人指出，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大多数应该来自东京电力公司，如果数据有误，不排除是东京电力公司瞒报，与政府关系不大。不过现在，大家都还是专心静待事态发展。
在东京车站内，巨大的液晶屏幕上，白发苍苍的科学家不断解释着核泄漏图示，语调急促但条理清晰。行人静悄悄地驻足观看，然后继续前行。我问一位市民，“等到这次事故结束后，您认为日本是否应该彻底关闭核电站呢？”
他想了会儿，然后笑着反问我，“那你说还有什么办法能保证我们日本的电力呢？停止核电站是没有用的，也不可能，主要应该加强它的安全措施。”
这就是日本人，非凡的冷静、非凡的理性。
即使是初到东京的人，也会觉得3月14日下午的新宿冷清得有点不同寻常。这里，是日本东京都三大副都心之一、东京都政府所在地，亦是繁华的商业中心所在地。京王线、小田急线、丸之内线、都营地铁大江户线等多条铁道线路汇聚于此，平日的新宿，是全日本人流量最多之处。
但——
2011年3月11日下午的9.0级大地震过去3天，这一天下午，据东京市民描述，新宿的人流量“连平日的一半都没有”。
在平日熙熙攘攘的JR车站检票口处，大多数自动售票机和电子指示牌都在滚动播放着类似的字样：XX线路中止。车站里的电视反复播放着日本地震的最新消息，屏幕下方则是这一天东京都内多条线路停止运营的具体信息，不断有行人驻足观看，然后悻悻然离去。
人们一脸焦急，像找不到归途的蚂蚁，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在地铁线路里，平日精确到秒的东京地铁此时纷纷显示出“下一班到达时间未知”的字样。电梯停用、电灯只开一半，裸露着黑黢黢金属管道的千代田线内部，显得分外逼仄与黑暗。
据日本媒体报道，从3月14日起，日本开始实施紧急限电措施。东京都内多条交通线路紧急停止运营，居民用电亦有可能受到限制。此次限电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作为世界第三大核能大国的日本——目前拥有53个核反应堆，本土电量需求的34.5%都来自于核电——由于地震及之后引发的海啸，导致震源附近的核电站停止工作，已使电量供应成为问题。
相比起停电，日本人更担心的，是这些已经停止工作的核电站随后引发的各种问题。截至本刊发稿时间，本已停止工作的福島第一核电厂1、2、3、4号反应堆相继出现问题，发生了爆炸、起火与核反应堆熔融等现象。日本首相菅直人当地时间15日上午11时在首相官邸发表告国民书，指出福島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问题趋向严重，要求在核电站20公里至3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做好防止核辐射的准备，而核辐射亦有可能波及日本其他地区和邻国。
核泄漏，已成为日本上上下下忧虑的第一大事，亦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离得越远，传言越多
在面对“核危机”时，日本民众表现出了非凡的素质。与面对地震时的冷静可被解读为从小训练有素不同，在曾经历过原子弹袭击的日本，用“谈核色变”形容毫不夸张。但这一次，日本普通民众没有惊慌，恐惧的成分降到了最低。这不是训练的结果，而是一个成熟的国家、成熟的社会自然而然的反应。日本民众、媒体与政府的通力合作，尽管仍然不甚完美，但整个社会的信任度仍然高企。在信息尽可能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民众的不安全感降到了最低。
即使3月14日当天，整个东京首都圈的交通供应只有平日的30%左右，但我们一路所遇的日本人，都非常冷静、镇定。50岁的松本先生（应当事人要求，此处为化名）是从事LED照明工作的日本普通公司职员，他坦言“最担心的就是核问题”。从知道发生“核危机”到此刻，借助不断播报最新发展情况的媒体，他能够头头是道地说出最新的核泄漏数据和躲避范围。但是，他不害怕。会否选择离开东京避开核辐射这样的问题，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秩序良好的东京社会，让他坚持自己“很有安全感”。
事实上，他对“核问题”的最大忧虑，并非是自身安全，更大程度上，是忧虑这次核危机对日本经济可能造成的打击。25岁的研究生池内飞鸿和松本先生看法一致，核泄漏固然可怕，但他们始终相信政府能够最终处理好这件事，不会使其危及大多数市民安全。随之而来的经济打击，更让他忧心忡忡。
除他们之外，记者在东京街头随意走访了几名市民，20岁的丸山友理歌和70岁的田中女士（此处为化名）也都表示，自己对核危机了解得清楚、详细，尽管时有突发意外，但归根结底，他们对政府能够处理好这次核危机，很有信心。
日本东海大学教授兼电视时政节目主持人叶千荣也表示，据他观察，“现在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当然都是核泄漏，因为（福島第一机组）爆炸的一瞬间，数百万国民等于都通过电视直播，看到了厂房只剩下金属架子的画面。但是，日本国民并不惊慌。在高速公路上，我本以为大家会向与灾区相反的西南方向出逃，但没想到现在是向灾区的高速公路反而堵车，大家都在往里面送物资，让人很感动。”
日本也不乏人心惶惶的现象，但总体来说，社会始终维持在平稳状态。早稻田大学太平洋研究部特别研究员郑成先生向本刊记者展示了他收到的几条手机短信，内容多半半真半假，如一条信息是：“一号反应堆发生氢气爆炸，200公里内都会受到影响，很难避开，大家一定都要紧锁门窗，小心避难。”还有一些短信，都是关于石油泄漏防护等，掺杂着“真实信息与夸张手法”。郑先生告诉我们，这几条信息在日本国内传播甚广。即使是家住广島、离灾区很远的他和朋友，都相互发送和接收了不同种类的这样的信息。
当这样的恐慌信息蔓延时，日本政府的反应迅速、及时，就在收到短信的数小时后，郑先生就在网上查询到了政府公布的谣言短信内容及辟谣声明。各媒体也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将真实信息告知民众。郑先生说：“看到政府贴出的谣言短信，和我收到的几乎一模一样，我就不惊慌了。”
12日福島第一核电厂发生事故后，中国驻日本新泻领事馆领事、副领事及相关工作人员即前往福島，在那里，他们见到了负责救灾的当地县副知事，并且看望了当地侨民。新泻领事馆工作人员张智浩及汤先生分别向本刊记者介绍了中方工作人员的所见所闻。
和大多数其他地区日本人一样，福島当地的居民情绪也相当稳定，政府救灾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汤先生强调，“日本政府一视同仁，包括在避难所得到的救助和避难时给予的帮助，对国籍不同的人都没有任何区别。”汤先生说，福島人并没有过分恐惧。距离福島第一发电厂的20公里以内人群，都已在政府的帮助下迅速撤离。
当地的中国侨民已经开始向中国大使馆寻求帮助，在新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自地震发生以来，每天都从清晨忙碌到深夜。有部分侨民已经从福島撤退到新泻，更有甚者已经买好机票，准备回国避难。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相信日本政府，留守在政府划定的安全线内。汤先生说，“大家看了电视报道后，也许会犹豫，但是并没有任何慌乱情绪发生。”
在福島采访的中国记者王刚也向本刊记者表示，外界离福島越远，各类分析、说法也就越多，众说纷纭之下，其实福島当地人民相当镇定。用电、用水截至3月14日晚间，仍然正常。
事实上，此次核危机以来，情况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截至3月15日早间，福島第一核电厂的2号机组发生严重事故，在东京和福島以西的新泻，人们仍然相当淡定，有条不紊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但福島紧挨着的茨城县及北部的宫城县，都已经出现了市民向远方避难的现象。
就像地震发生当天一样，面对核辐射的阴影，出逃的车辆仍秩序井然。在大量军力警力都投入救灾的情况下，日本国民以超乎想象的冷静，展开了自救。人们在刚刚遭受完地震冲击、海啸洗礼后，立刻收集好残余的家当，开始躲避核辐射的阴影。但是，不管是电视还是报纸上，都鲜见恸哭的悲伤，或是鲜血淋漓的惨痛场面。
在日本国民身上，激烈的情绪并非是被强行克制住的，而是被一种自内而外生发的淡定取而代之。这个国家的人们，仿佛都生长出了一层坚硬的外壳，用以抵抗天灾与人祸。
信息公开透明的民主社会
在坚硬的外壳内部，日本国民也一样有柔软的心。同为人类，日本国民也一样有恐惧、猜疑与愤怒。尽管日本是这样一个善于自律、冷静自持的国家，但归根结底，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救灾机制，才是社会建立互信的根本。淡定，说到底是信心。
这一次，对日本政府的整体救灾表现，人们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池内飞鸿说，“100分里的话，给80分。”
不过，从3月14日晚间开始，福島第一核电站持续崩坏的情况，令日本国内对东京电力公司、经济产业省院电力安全保安院是否隐藏了信息、是否能够控制现在的形势等都十分不信任。种种不安情绪在各大媒体和日本国民中间开始扩散。
日本共同新闻社社会部记者滨口先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坦率承认：“我们是不得不相信政府公布的数据。”因为福島第一核电厂附近辐射量已经严重超标，各媒体也不敢接近该区域报道，包括电视台在内，都只能通过远距离摄像观察。
3月11日至3月14日4天时间内，国民与媒体对政府的救灾工作一直相当支持，叶千荣教授说，“即使在野党一再抨击，但指望政府做得更好，也并不太容易了。”但是，从3月14日晚间，在核问题上，对政府的质疑声开始甚嚣尘上。
滨口记者表示，这次地震发生以来，日本国内新闻媒体对政府最大的不满与抨击，就集中于政府“晚了5小时才公布福島第一核电厂发生问题，他们应该第一时间就公布这个消息，太不及时了”。
毕竟，这是提到核问题就草木皆兵的日本。由于曾经的两颗原子弹爆炸，国民对核问题十分敏感。处理这个问题谨小慎微的日本政府，第一步棋就走错了。
不过，在随后几天里，各家媒体充分阐释了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是如此重要。几乎所有的日本电视台都在全天候24小时报道此次地震情况，而核辐射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在这里，电视台和媒体上鲜见领导人的行踪，共同社记者滨口先生说：“报道的重点一直在受灾部分，核发电站事故和计划停电让这演变成了一场复合型的灾难。我们对首相官邸做出的关于灾情的说明和实际救灾行动有兴趣，但我们对他们的一举一动所有行踪，并不会报道太多。”
尽管首相菅直人自己穿上了防护服，前往福島第一核电站周围视察，但媒体对他这种“冒险行为”也并无太多赞赏，最多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日本电视上，可见最多的都是关于核发电的科学报道与一天数次的官房长官新闻发布会或原子能科学院和东京电力的相关说明记者会。所有这些发布会，全部由电视台现场直播，记者直斥，“到底会不会发生泄漏！到底最严重会怎么样！别含混带过！”场面火爆，力求信息准确无误。
在拖延公布核辐射情况后，日本政府随后对信息公布一直采取“尽量自由”的态度。所有媒体如想进入福島采访，都不受阻拦。除了必须留在20公里以外的安全警戒范围之外，没有任何关于媒体报道范围及内容方面的约束。同时，日本政府也一直在“原子能保安院”官方网站上发布最权威的消息，保证随时更新，令民众放心。
滨口介绍，共同社在日本东北各部驻扎有约30名记者，此次事件发生后，他们从东京、大阪、北海道等地调派记者赶去支援，现在在日本东北各地，共有100名记者在不断发回最新报道。而所有日本电视台几乎每一小时都会更新最新核辐射量数据。
在东京、在大阪、在名古屋、在北海道，在日本所有的城市里，只要交通畅通，能够送达当日报纸，就能够看到报纸上方全部套用红框的标出的最新“核事故”进展。所有平面媒体都投入了最大限度的人力物力，力求报道准确及时。在车站及市中心等人流密集处，还有免费发放的号外，供人们阅读以了解最新情况。
同时，为了验证政府说法及数据，各家媒体都从日本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找来了原子能专家，在演播室里大约每一小时就解说一次：当前核电站情况如何，公布的最新数据会造成什么影响，如何防范。日本人在现场拉起白板，画好详细演示图，原原本本将所有情况全部解释清楚。截至本刊记者发稿为止，各地核能专家给出的解释与对情况的预测，与日本政府的说法并无太大出入。
另外，网络在此次“核事故”中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恐慌作用。在Twitter、Mixi及2CH（日本社交网站）等著名网站上，日本网友一直都在讨论，不存在删帖现象，也许有人散步谣言，但也都及时被政府澄清。网络的迅速、及时，令民众情绪平复不少。
在滨口看来，“只有报道，清晰、真实和正确的报道，才能避免大家更大的恐慌。因此我们才要不断跟进。正是因为信息量不足，所以大家才会恐慌。”在他看来，此次政府在情报公开上竭力做得及时充分，以免造成因为情报缺少而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如果这个时候还敢瞒报，无异于政治自杀。”叶千荣教授也说，“在日本，民众对自己的知情权和三权分立政治结构中的行政权应该承担的责任非常清楚。在这里，信息应该高度透明、公开已为常识。”
不过，随着事态不断恶化，民众的不安也始终在蓄积。批评政府的声音在核辐射问题上一直未见断绝。但是，日本新闻人分析，“日本是民主社会，国民永远都对国家权力抱有怀疑和监督的态度，对政府情报表达质疑是理所应当的。如果有人对政府工作不满，其实是正常的。最可怕的其实是一片赞歌，反而听不到理性的分析。”毕竟，在民主社会里，人民相信，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日本国民对政府不信任’，在日本的语境里，这句话通常与在国内的情况有很大差距。”郑成先生说。
由于东京电力公司是一家私营企业，现在已有国民提出，要在问题解决后，起诉东京电力公司。也有很多人指出，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大多数应该来自东京电力公司，如果数据有误，不排除是东京电力公司瞒报，与政府关系不大。不过现在，大家都还是专心静待事态发展。
在东京车站内，巨大的液晶屏幕上，白发苍苍的科学家不断解释着核泄漏图示，语调急促但条理清晰。行人静悄悄地驻足观看，然后继续前行。我问一位市民，“等到这次事故结束后，您认为日本是否应该彻底关闭核电站呢？”
他想了会儿，然后笑着反问我，“那你说还有什么办法能保证我们日本的电力呢？停止核电站是没有用的，也不可能，主要应该加强它的安全措施。”
这就是日本人，非凡的冷静、非凡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