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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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马堡时期初期的三个讲座课程中的自由思想,一方面延续着早期弗莱堡时期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第一次把"自由"作为一个主题或专题来讨论,第一次把自由与追问的"事情自身"关联起来,将之理解为与事情的"争执",第一次把自由规定为一种真正而恰切地追问的"激情".这种追问、争执、警醒、承受、敞开、放弃意义上的自由,一方面蕴含着他此后自由思想中突破以往自由思想的关键因素和标志,另一方面也是他突破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正是以这种自由为视点和标尺,他对笛卡尔和胡塞尔的意识哲学进行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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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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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马堡时期初期的三个讲座课程中的自由思想,一方面延续着早期弗莱堡时期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第一次把"自由"作为一个主题或专题来讨论,第一次把自由与追问的"事情自身"关联起来,将之理解为与事情的"争执",第一次把自由规定为一种真正而恰切地追问的"激情".这种追问、争执、警醒、承受、敞开、放弃意义上的自由,一方面蕴含着他此后自由思想中突破以往自由思想的关键因素和标志,另一方面也是他突破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正是以这种自由为视点和标尺,他对笛卡尔和胡塞尔的意识哲学进行了深入批判,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进行了创造性阐释,在其中自由与存在、命运、真理、历史、时间、无(用)、现象学方法、情绪、教育等等之间内在的根本性关联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基于此,在马堡时期的最后一个讲座中"自由"成了他的核心"事情"之一,对于其整个思想具有了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其思想的转折及其后期思想.
其他文献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鲁迅和胡秋原常常被同时提起，又常被放在“一褒一贬／一贬一褒”的评价系统里。褒贬的天平落在哪一边，则取决于时代意识形态。而打破“二项对立”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以“介入”历史的眼光和思想史视野，则会发现交织在一起的不同线索，其中“历史”的线索会让我们发现二人如何曾“同途”终“殊归”——在鲁迅与创造社“革命文学家”论争时，18岁的胡秋原曾以相近的问题意识和不同的理路加入了论战，成为鲁迅在论战中的重要盟友；但在“自由人一第三种人”论争中，二人又分属不同的阵营，鲁迅的“一句话判语”和对胡秋原观
清代陶渊明绘事较前代更为繁荣，数量和质量皆有超越前代处，产生了足以冠称整个中国绘画史的陶渊明绘画，陈洪绶、戴本孝和石涛等人的作品可为代表。清代陶渊明绘画有三大创造：第一，人物肖像图与故事图相结合产生了优秀作品，以傲然的风骨给人留卞难以磨灭的印象，改观了传统的陶渊明画像，这以陈洪绶为代表；第二，发扬光大了渊明诗意图，将陶诗境界以绘画的形式进行艺术再创造，这以戴本孝和石涛等人为代表；第三，版画等工艺中出现陶渊明形象，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世俗化和人间化倾向。
理论的形成与社会分工、人类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人们的利益关系密切相关,理论一经产生就不会完全依附于现实,但仍要受制于现实条件.这样就有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理论与现实是一对矛盾,二者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别性.理论是现实的反映体现的是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性,而所谓理论反映现实主要表现为作为反映事物普遍联系的抽象思维对那些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现实而非一切现存事物的认识;理论研究的直接目的是求知,它要经过一些中间环节才能反映现实和为现实服务,并不直接与现实发生联系,而表现出某些相对独立性,这说明理论与现实是有差别
尽管赫勒论著的内容颇为丰富、复杂,但其最主要的议题是现代性,她最关切的问题仍然是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遭际、沉浮、命运变迁及其引发的精神世界的变化,尤其是现代人的自由、精神的健康、精神家园的建设.赫勒现代性研究的总体思路是,首先弄清楚现代的含义,再研究现代性的成分,廓清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后,分析现代性的三种逻辑及其关系,探究现代性的运作、运行机制,最后研究个体在现代性中的沉浮、命运.赫勒通过严谨、缜密、精细的勘探,能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西方世界进入现代的复杂而艰难的历程,推进了对西方现代世界、现代社会、现代人命运
科学与道德、信念与态度、信念上的分歧与态度上的分歧的区分,是史蒂文森的情感主义态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情感主义态度理论是从一个假定开始的,即科学以一致为标志,而道德以分歧为显著特征。在具体的道德生活中,人们的伦理争论往往起因于伦理分歧。阐明信念与态度、信念上的分歧与态度上的分歧的关系,包括它们如何发生相互关系,是伦理分析的中心问题,也是伦理学研究的真正任务。史蒂文森认为,信念与态度、信念上的分歧与态度上的分歧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伦理争论常常并非只包含某一种分歧,完全排斥另
本文比较儒学和基督教传统各自对良知自由学说，也就是对宽容和多元文化的贡献，结论是：两种传统主要的区别在于，清教徒基督教发展出了保护良知自由的宪法和法律，而儒家则没有。我对儒家传统中良知自由主题的了解来自两部论著，一是马来西亚华人彼得·张的博士论文，二是哥伦比亚大学西奥多·德·巴里教授所著的《儒家的困境》。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网络普及化的情境下，人们生存世界的信息空间和时间愈来愈缩小，其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的共同性、普遍性在增长，其所化解冲突和危机的认同性、共识性在加强。尽管如此，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强弱贫富、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各有不同，以至矛盾重重，势不两立，但互相交流、对话、理解，以达和合，则是化解各个国家、民族、宗教、文明之间冲突和危机的有效方法和最佳选择。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
威廉斯对康德伦理学进行了尖锐批判,他认为康德所主张的义务优先、道德至上的方式是对真实人性的背离.道德的生活并非唯一有价值的生活,在现实中也根本不存在完全遵从先验道德法则的圣人,只存在有着丰富情欲和主观意愿的经验个体.因此,伦理学的关注核心应从"我的义务是什么"转到"我应当如何生活"上来.威廉斯的批判并非"稻草人谬误",而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威廉斯对康德伦理学现实向度及其作用的理解仍旧不够深入.尽管康德得出的法则是先验的,但是通过对自我和他人义务的强调以及付诸理性的道德信仰,使得这种先验法则具
西周初形成的天命观以君权神授、以德配天为核心内涵,解决的是政权合法性问题.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凤凰被形塑为传达天命的使者,代表天临鉴人间君王之"德",并成为"明王"的预示.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凤凰的知识和信仰被转换、改造,用以建构和形塑理想士人人格.孔子将"知天命"作为君子人格的本质,将"德"由政治面向的君王的德行转换为人性面向的士人的德性,将天命转换为理想士人人格合理性的来源,同时将凤凰出现与否和君子的穷通联系起来,将其形塑为君子人格的表征.凤凰的形态与仁、义等德目的对应关系随后也被系统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