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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受儒学熏陶的官员，不乏廉洁奉公者。他们往往在衙门和厅堂撰题对联，以表明心迹、抱负等，既是警策，也是承诺，让民众来监督。这里，专择一些古代清官戒贪自警联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修身养德，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宽一分则民多受一分赐;
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钱。
这是明代南安知府张津题写于浙江海宁谯楼的题联。上联提倡对民实行惠政，下联诫勉属官务守清廉。张津是个清官，曾官至户部侍郎。明朝官场送礼受贿之风很盛，但张津不受贿，不徇私，依法办事，受到老百姓的称赞和拥戴。
明代山西汾阳知县汤信，清廉严谨，剔弊除奸，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深受百姓爱戴。他在县衙大堂内自题一联：
作汾阳一行吏，春温秋肃;
受暮夜半文钱，地灭天诛。
这种语言在今天看来，就是向民众以打赌的方式表态。
清代进士武承漠在常州府无锡任知县时，也曾在大堂上题一对联：
人人论功名，功有实功，名有实名，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终为无益;
官官称父母，父比真父，母比真母，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总不相干。
清朝，在衙门题联自勉的官员很多。清初顺治十六年始任潜山县令的常大忠，于顺治十八年自撰一副法堂楹联：
赃官贪婪，将图富也，敦知后代不贤，以一掷弃千金，枉自遗百般唾骂;
良吏清操，岂望名哉？实痛小民所苦，守千天如一日，难尽保万姓平康。
此联将赃官心态与良吏操守比照成联，赃官贪赃枉法，必将遗臭万年，良吏则应淡名守廉，心系万民，颇能昭其心志。作者常大忠，号二河，山西交城县人。顺治三年乡试第一;顺治九年中进士;顺治十六年授潜山县令。常大忠任潜山县令五年，公平执法，不徇私情。康熙二年，升保定府同知。离任时，“攀辕号泣者，络绎于道”。
无独有偶，潜山还有一清廉的县令，名叫魏其瑸。他也有一副对联：
贪亦何难，只凭天理照来，这般作孽钱，剜肉医疮，怎叫子孙受用？
酷真不可，须把良心勘去，那个无情棒，敲肤挟髓，枉担父母称呼！
此联自警警人，其意良深。作者魏其瑸，字灿如，号朴庵，顺天大兴人。雍正元年进士，乾隆二年任潜山县令。在任八年，兴利除弊，为政清廉。旧志称：“潜人士称颂贤父母者，必曰：‘前有常公，后有魏公。’”
累万盈千，尽是朝廷正赋，倘有侵凌，谁替你披枷带锁;
一丝半粒，无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晓得男盗女娼。
此为清康熙朝福建布政使于成龙所撰。于成龙，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抚大员，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其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爱戴。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的理念。在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众因而亲切地称他“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受到康熙帝赞誉。
一丝一粟，我之名节;
一厘一毫，民之脂膏。
宽一分，民受益不止一分;
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这两副对联，作者是清康熙朝江南提督张伯行。据《清史稿》记载：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东）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他的最大特点是勤于供职，造福于百姓，而对金钱毫无染指。他疾恶如仇，从不与贪官污吏为伍，而且敢于抵制上司的横征暴敛。他在离开江苏任时，百姓沿途相送，因为平时就知道张伯行清廉不贪，肯定不会接受礼物，便用水果蔬菜相送。张伯行依然婉言拒绝，百姓们哭道：“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万不得已，张伯行才收下一把青菜。康熙皇帝称赞他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
上面的第二副联，流传甚广，有人照抄以自警，有人稍做改造以警策。清乾隆时御史钱沣就据其意撰了对联一副：
爱半文不值半文，莫谓世无知者;
作一事须精一事，庶几心乃安然。
当时朝廷内外贪腐成风，钱沣初入政坛，一反官场明哲保身之风，弹劾陕甘总督毕沅贪污之事，查实之后，毕沅被处分降级。钱沣由此声名鹊起，有“鸣凤朝阳”之誉。
和珅的党羽国泰做了山东巡抚，竟敢贪污府库银两，被钱沣奏了一本。钱沣查到国泰写给和珅的信，知道他们准备借银填库，应付检查，遂将此信奏报乾隆帝。和珅探得风声，要收买钱沣，遭到拒绝。钱沣坚持封存府库，彻底清查。当时，乾隆派户部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与钱沣一道前往山东查办此案，国泰事先得到和珅的通风报信，早早做了准备，他向商人借来许多银子，凑足了库存数量，以掩盖库银严重短缺的真相。谁知这一切没有瞒过钱沣。开封检查库银，钱沣发现库银多半是商家的杂色银，与成色十足、色泽明亮的帑银不符。于是，国泰贪赃枉法、造成国库短缺的罪行彻底败露。国泰曾向和珅行过重贿，和珅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也不敢为他开释。钱沣因此而名声大振，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出任通政司副使。
钱沣一生清廉节俭，是清朝有名的清官。他当京官时，不饰车马，只是买了一匹瞎了一只眼睛的骡子当坐骑。他当湖南学政时，前往各县视察，按当时的规则，学子要凑钱向学政致意，称之为“棚规”，但钱沣一概不受，当时湖南就传诵着“钱沣来了不要钱”的民谣。到了晚年，钱沣名满朝野，清乾隆五十八年，他在昆明任职期满，回京复职，连路费也没有着落，当地官员打算赠路费，却被他谢绝，最后他向亲戚借钱上路，回到北京。
张伯行这个创意，被陶澍运用得出神入化： 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
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
清道光年间，人称“陶青天”的陶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爱民如子。他37岁升任江苏道监察御史时，将张伯行的自勉联点化，挥毫泼墨写就此副联，挂在大厅里，表明自己抱节自守、为民谋利之心迹。这样的为官处世之道，如今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清史稿·陶澍传》载：陶澍，字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疏劾吏部重签、河工冒滥及外省吏治积弊。巡中城，决滞狱八百有奇。巡南漕，革陋规，请浚京口运河。二十四年，出为川东道，日坐堂皇，剖决狱讼如流。请减盐价，私绝课增。总督蒋攸銛荐其治行为四川第一。历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陶澍见义勇为，用人能尽其所长，所至政无不举。
清代余云焕又将张伯行的立意向前推进一步：
不要百姓半文钱，原非异事;
但问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
余云焕所撰挂在他就任的兴义府大堂。他认为，官员不拿老百姓的钱财是天经地义的，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是，自己拿了国家不少俸禄，究竟做出了什么政绩？做官不能只满足于廉洁而碌碌无为，做官要做事，要有作为！
张伯行的创意，不断被再创新。不妨再举两例：
要一文非分钱，幽有鬼神，明有国法;
做半点昧心事，近报自身，远报儿孙。
清同治年间的西宁知府龙锡庆，在府署大堂挂出的这副对联已不仅是表明心迹，简直是在向黎民百姓赌咒发誓了。龙锡庆，湖南安化常丰镇人。咸丰八年，乡试中副车;同治四年，授刑部主事;后升西宁知府，赏戴花翎。龙锡庆在任期间，因为公正清廉受到百姓爱戴。龙锡庆离任，按照古时“清官离任挂靴，赃官离任留帽”的说法，西宁百姓将龙锡庆的靴子高挂在跨街牌坊上，跨街牌坊自此被称为“清官坊”。
受一文分外钱，远报儿孙近报身;
做半点亏心事，幽有鬼神明有天。
清末，政权虽已摇摇欲坠，但也不乏洁身自好之官。乐亭知县仵墉就是。他将龙锡庆的联改造以自勉。仵墉，字崇如，陕西蒲城人。清光绪三十年中进士，搭上了中国最后一次科举取士末班车，历任直隶省乐亭、祁州、安州、沧州、滦州等县知县。他经常只身着布衣下乡，私访调查，审清了许多案件，平反了不少冤狱，很受民众拥戴。一次，他又只身化装下乡私访。天黑后，发现有人紧紧跟踪，便停步询问。跟踪者是当地的一位农民，回答说：“我认识知县大人。知县大人为我们百姓办事，黑夜单身下乡，怕不安全，我特来保护你老人家。”
两袖入清风，静忆此生宦况;
一庭来好月，朗同吾辈心期。
这是清贵州巡抚颜伯焘题写的。颜伯焘，字鲁舆，别号小岱，广东连平元善镇人，出身于颇有“政声”的官僚世家。清嘉庆十五年考取举人，十九年中进士。在云贵总督任上，他力排众议，改址建造云南滇池石碑，使大片农田得以保全，当地群众感恩颂德。曾任闽浙总督，是鸦片战争中的主战派之一。
为政戒贪，贪利贪，贪名亦贪，勿鹜声华忘政事;
养廉宜俭、俭己俭，俭人非俭，还从宽大保廉隅。
这副对仗工整、寓意深远、脍炙人口的对联是清杭州知府薛时雨所撰的杭州府衙联。薛时雨，字慰农，一字澍生，晚号桑根老农，安徽全椒人。清代咸丰三年进士。第二年授浙江嘉兴知县。薛时雨上任后，恰遇嘉兴大旱，草木枯黄，田地干裂，百姓无粮可缴税，上面却催得很紧。薛时雨出衙巡察，满目饥荒，心中不安，丰年尚不饱食，大旱哪有粮可缴？思索再三，便拿来纸笔给知府写了一封信，如实通报旱情，要求停征税粮。知府却不予理睬，还给他发来催科檄，限他五日内交齐税粮。薛时雨也犯起倔脾气，亲自拿起鼓槌击鼓升堂，向众衙役宣布：“知府刚送来催科檄，令我五日内交齐税粮！本官下令，即日起停征税粮！”众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年老的差役上前跪问道：“薛知县，上面催得这么紧，您下令停征，上面怪罪下来，如何担当得起！”薛时雨拍着胸口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回家的包袱我已收拾好了。”果不出所料，次日知府下令，将薛时雨撤职罢官。百姓闻讯结伴挥泪相送。后来浙江人都说：“清官者，首推薛嘉兴（对薛时雨的尊称）。”后来，他补授杭州知府，执掌浙江粮储道，赏赐顶戴花翎。这是他在杭州上任后，挂在知府署门前的自勉联。
（作者系《百草园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彭安玉
宽一分则民多受一分赐;
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钱。
这是明代南安知府张津题写于浙江海宁谯楼的题联。上联提倡对民实行惠政，下联诫勉属官务守清廉。张津是个清官，曾官至户部侍郎。明朝官场送礼受贿之风很盛，但张津不受贿，不徇私，依法办事，受到老百姓的称赞和拥戴。
明代山西汾阳知县汤信，清廉严谨，剔弊除奸，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深受百姓爱戴。他在县衙大堂内自题一联：
作汾阳一行吏，春温秋肃;
受暮夜半文钱，地灭天诛。
这种语言在今天看来，就是向民众以打赌的方式表态。
清代进士武承漠在常州府无锡任知县时，也曾在大堂上题一对联：
人人论功名，功有实功，名有实名，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终为无益;
官官称父母，父比真父，母比真母，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总不相干。
清朝，在衙门题联自勉的官员很多。清初顺治十六年始任潜山县令的常大忠，于顺治十八年自撰一副法堂楹联：
赃官贪婪，将图富也，敦知后代不贤，以一掷弃千金，枉自遗百般唾骂;
良吏清操，岂望名哉？实痛小民所苦，守千天如一日，难尽保万姓平康。
此联将赃官心态与良吏操守比照成联，赃官贪赃枉法，必将遗臭万年，良吏则应淡名守廉，心系万民，颇能昭其心志。作者常大忠，号二河，山西交城县人。顺治三年乡试第一;顺治九年中进士;顺治十六年授潜山县令。常大忠任潜山县令五年，公平执法，不徇私情。康熙二年，升保定府同知。离任时，“攀辕号泣者，络绎于道”。
无独有偶，潜山还有一清廉的县令，名叫魏其瑸。他也有一副对联：
贪亦何难，只凭天理照来，这般作孽钱，剜肉医疮，怎叫子孙受用？
酷真不可，须把良心勘去，那个无情棒，敲肤挟髓，枉担父母称呼！
此联自警警人，其意良深。作者魏其瑸，字灿如，号朴庵，顺天大兴人。雍正元年进士，乾隆二年任潜山县令。在任八年，兴利除弊，为政清廉。旧志称：“潜人士称颂贤父母者，必曰：‘前有常公，后有魏公。’”
累万盈千，尽是朝廷正赋，倘有侵凌，谁替你披枷带锁;
一丝半粒，无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晓得男盗女娼。
此为清康熙朝福建布政使于成龙所撰。于成龙，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抚大员，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其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爱戴。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的理念。在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众因而亲切地称他“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受到康熙帝赞誉。
一丝一粟，我之名节;
一厘一毫，民之脂膏。
宽一分，民受益不止一分;
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这两副对联，作者是清康熙朝江南提督张伯行。据《清史稿》记载：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东）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他的最大特点是勤于供职，造福于百姓，而对金钱毫无染指。他疾恶如仇，从不与贪官污吏为伍，而且敢于抵制上司的横征暴敛。他在离开江苏任时，百姓沿途相送，因为平时就知道张伯行清廉不贪，肯定不会接受礼物，便用水果蔬菜相送。张伯行依然婉言拒绝，百姓们哭道：“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万不得已，张伯行才收下一把青菜。康熙皇帝称赞他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
上面的第二副联，流传甚广，有人照抄以自警，有人稍做改造以警策。清乾隆时御史钱沣就据其意撰了对联一副：
爱半文不值半文，莫谓世无知者;
作一事须精一事，庶几心乃安然。
当时朝廷内外贪腐成风，钱沣初入政坛，一反官场明哲保身之风，弹劾陕甘总督毕沅贪污之事，查实之后，毕沅被处分降级。钱沣由此声名鹊起，有“鸣凤朝阳”之誉。
和珅的党羽国泰做了山东巡抚，竟敢贪污府库银两，被钱沣奏了一本。钱沣查到国泰写给和珅的信，知道他们准备借银填库，应付检查，遂将此信奏报乾隆帝。和珅探得风声，要收买钱沣，遭到拒绝。钱沣坚持封存府库，彻底清查。当时，乾隆派户部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与钱沣一道前往山东查办此案，国泰事先得到和珅的通风报信，早早做了准备，他向商人借来许多银子，凑足了库存数量，以掩盖库银严重短缺的真相。谁知这一切没有瞒过钱沣。开封检查库银，钱沣发现库银多半是商家的杂色银，与成色十足、色泽明亮的帑银不符。于是，国泰贪赃枉法、造成国库短缺的罪行彻底败露。国泰曾向和珅行过重贿，和珅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也不敢为他开释。钱沣因此而名声大振，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出任通政司副使。
钱沣一生清廉节俭，是清朝有名的清官。他当京官时，不饰车马，只是买了一匹瞎了一只眼睛的骡子当坐骑。他当湖南学政时，前往各县视察，按当时的规则，学子要凑钱向学政致意，称之为“棚规”，但钱沣一概不受，当时湖南就传诵着“钱沣来了不要钱”的民谣。到了晚年，钱沣名满朝野，清乾隆五十八年，他在昆明任职期满，回京复职，连路费也没有着落，当地官员打算赠路费，却被他谢绝，最后他向亲戚借钱上路，回到北京。
张伯行这个创意，被陶澍运用得出神入化： 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
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
清道光年间，人称“陶青天”的陶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爱民如子。他37岁升任江苏道监察御史时，将张伯行的自勉联点化，挥毫泼墨写就此副联，挂在大厅里，表明自己抱节自守、为民谋利之心迹。这样的为官处世之道，如今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清史稿·陶澍传》载：陶澍，字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疏劾吏部重签、河工冒滥及外省吏治积弊。巡中城，决滞狱八百有奇。巡南漕，革陋规，请浚京口运河。二十四年，出为川东道，日坐堂皇，剖决狱讼如流。请减盐价，私绝课增。总督蒋攸銛荐其治行为四川第一。历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陶澍见义勇为，用人能尽其所长，所至政无不举。
清代余云焕又将张伯行的立意向前推进一步：
不要百姓半文钱，原非异事;
但问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
余云焕所撰挂在他就任的兴义府大堂。他认为，官员不拿老百姓的钱财是天经地义的，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是，自己拿了国家不少俸禄，究竟做出了什么政绩？做官不能只满足于廉洁而碌碌无为，做官要做事，要有作为！
张伯行的创意，不断被再创新。不妨再举两例：
要一文非分钱，幽有鬼神，明有国法;
做半点昧心事，近报自身，远报儿孙。
清同治年间的西宁知府龙锡庆，在府署大堂挂出的这副对联已不仅是表明心迹，简直是在向黎民百姓赌咒发誓了。龙锡庆，湖南安化常丰镇人。咸丰八年，乡试中副车;同治四年，授刑部主事;后升西宁知府，赏戴花翎。龙锡庆在任期间，因为公正清廉受到百姓爱戴。龙锡庆离任，按照古时“清官离任挂靴，赃官离任留帽”的说法，西宁百姓将龙锡庆的靴子高挂在跨街牌坊上，跨街牌坊自此被称为“清官坊”。
受一文分外钱，远报儿孙近报身;
做半点亏心事，幽有鬼神明有天。
清末，政权虽已摇摇欲坠，但也不乏洁身自好之官。乐亭知县仵墉就是。他将龙锡庆的联改造以自勉。仵墉，字崇如，陕西蒲城人。清光绪三十年中进士，搭上了中国最后一次科举取士末班车，历任直隶省乐亭、祁州、安州、沧州、滦州等县知县。他经常只身着布衣下乡，私访调查，审清了许多案件，平反了不少冤狱，很受民众拥戴。一次，他又只身化装下乡私访。天黑后，发现有人紧紧跟踪，便停步询问。跟踪者是当地的一位农民，回答说：“我认识知县大人。知县大人为我们百姓办事，黑夜单身下乡，怕不安全，我特来保护你老人家。”
两袖入清风，静忆此生宦况;
一庭来好月，朗同吾辈心期。
这是清贵州巡抚颜伯焘题写的。颜伯焘，字鲁舆，别号小岱，广东连平元善镇人，出身于颇有“政声”的官僚世家。清嘉庆十五年考取举人，十九年中进士。在云贵总督任上，他力排众议，改址建造云南滇池石碑，使大片农田得以保全，当地群众感恩颂德。曾任闽浙总督，是鸦片战争中的主战派之一。
为政戒贪，贪利贪，贪名亦贪，勿鹜声华忘政事;
养廉宜俭、俭己俭，俭人非俭，还从宽大保廉隅。
这副对仗工整、寓意深远、脍炙人口的对联是清杭州知府薛时雨所撰的杭州府衙联。薛时雨，字慰农，一字澍生，晚号桑根老农，安徽全椒人。清代咸丰三年进士。第二年授浙江嘉兴知县。薛时雨上任后，恰遇嘉兴大旱，草木枯黄，田地干裂，百姓无粮可缴税，上面却催得很紧。薛时雨出衙巡察，满目饥荒，心中不安，丰年尚不饱食，大旱哪有粮可缴？思索再三，便拿来纸笔给知府写了一封信，如实通报旱情，要求停征税粮。知府却不予理睬，还给他发来催科檄，限他五日内交齐税粮。薛时雨也犯起倔脾气，亲自拿起鼓槌击鼓升堂，向众衙役宣布：“知府刚送来催科檄，令我五日内交齐税粮！本官下令，即日起停征税粮！”众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年老的差役上前跪问道：“薛知县，上面催得这么紧，您下令停征，上面怪罪下来，如何担当得起！”薛时雨拍着胸口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回家的包袱我已收拾好了。”果不出所料，次日知府下令，将薛时雨撤职罢官。百姓闻讯结伴挥泪相送。后来浙江人都说：“清官者，首推薛嘉兴（对薛时雨的尊称）。”后来，他补授杭州知府，执掌浙江粮储道，赏赐顶戴花翎。这是他在杭州上任后，挂在知府署门前的自勉联。
（作者系《百草园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