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背功，人们就联想到死记硬背，人们大多会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已经不合时代潮流。今天我们需要创新人才和复合型人才，不应该来要求我们初中学生死记硬背，而要求他们学得轻松。但在语文教学中，如果学得轻松，就学不扎实。一味的放弃死记硬背的做法，也正是当今初中语文教学的一大失误。我觉得，我们真正要反对的不应该是死记硬背，而是死读书，读死书。
　　中国古代教育的优秀传统证明：强化死记硬背的训练，是语文教学走向成功的先决条件。有人曾做过这样的统计：古代科举考试考生要想“金榜提名”，必须将《论语》《孟子》《战国策》《史记》《左传》等四十多万字的书，全部精读背熟；此外，还要看原文几倍数量的注释及其他非读不可的经典、史书、文学书籍等。我们的前人他们把学生到学校受教育叫“读书”，正是抓住了最关键的东西，他们并不对学生奢谈理论，而是充分地让学生模仿、积累、训练、自悟，老老实实地读、抄、默、背，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几年之后，腹中渐富，直至最终学富五车，成名成家。古代的诸多先贤圣人，何尝不是从“背”中始步而逐步辉煌的。韩愈在自述其成功之道时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白居易苦读至：“口舌生成疮”，欧阳修则是“昼夜废寝食，唯读书是务”。“背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封建科举制度的考试，纵有诸多不是，但重视背功教学的历史功绩却是永远不可抹杀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被多少人唾骂的科举考试，才一直延续了几百年。因此，从这一点讲，我们初中语文教学充分而合理、有效地吸取传统语文教学的精华，高度重视背功教学。
　　实际上，受益于死记硬背的人比比皆是。国学大师辜鸿铭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辜鸿铭精通九国语言，他在10岁时随义父布朗去英国一所中学读书。课余时间，布朗教他学习德文，其教授方法令今人咋舌。他并没有像今入学外语——样从字母、单词之类的基础开始，而是叫他背诵歌德的《浮士德》，只背诵，不讲解。即使辜鸿铭当时很想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布朗说要等到倒背如流之后再讲解原意。要是提前知道什么意思了再去背，心就乱了，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记忆，而《浮士德》一书比较深奥，并不是能够轻易读懂的。辜鸿铭恰恰就是这样学会了德文。后来，辜鸿铭教别人学习希腊文也效仿了义父的方法，在学了基本的语音后，就叫学生背诵《伊利亚特》。先拿下原文，再解释原意。另一位大师陈寅恪也是强调背诵的。特别是对于古代经典，不但要看，而且要背诵。这个背诵就是死记硬背。 背功，在心理学上称之为识记能力，它对一个人思维能力的训练，词语的积累，语感的形成以及表达等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科学早已证明了的决定。作为一个语文教师，从自身来说吧!能背多少名家名篇，记忆最深的还是少年时代熟读成诵的篇目。我们的学生呢，远一点讲，学语文十二年后，有多少学生能背唐诗三百首呢，背得出《古文观止》吗?初中语文课本人教版重新修改后，非常重视优美古诗文和现代文的背诵，外加每一册书后面的古诗词积累十首。就拿七年级两册书来统计一下，总共有现代文5篇，古代散文22篇，古代诗歌62篇。这么多的数量，必须要我们老师重视学生的背功，否则完不成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教学目标。我曾经在我任教的班级中，做过这样—个实验，要求几个语文成绩优秀的同学，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找来高中文言文应背诵的篇目背诵。 一段时间后，学生反应很不错。比如其中一个学生在作文《与陶渊明对话》，引用了一些陶渊明高中课本上的一些诗词，使作文内容非常翔实，具有文采。并且学生反应。多背了一些名人诗词后，感觉自己胸开阔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对课外阅读题目把握得更准了。
　　初中生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期，此时他们的生理、心理、性格等都没定型，可塑性很强，头脑灵活，接受新事物快，加强语文背功训练，非常适宜。而且此时，他们思想单纯，记忆力极强，常常诵读几遍，就会背诵，效果极佳。因此，注意培养和加强他们的背功，乃是语文教学中不可忽视得—个重要环节。学生养成了勤背多背的好习惯，那他们将会终生受益，甚至将来还有可能从中产生出若干个令人叹服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