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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玉器考古出土资料概况
宋代玉器的考古发掘出土品主要集中在宋代墓葬、佛塔地宫和窖藏三种遗迹现象中，在宋代城址、集镇以及其他遗迹里也有一些零星的发现。就大的历史文化背景而言，由于宋代皇帝、王室和权贵大臣的墓葬在宋代及其以后多经官方和私人盗扰，目前还没有明确发现可以代表宋代宫廷玉作的巅峰精品之作；希望今后在墓葬发掘方面获得代表着宋玉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的愿望已经不太可能实现；现在在宋代一些中下级官吏墓中出土的玉器精品，间或可能有属于皇帝钦赐的皇家玉器，则往往属于合理推测获得的结论。至于佛塔地宫出土的一些玉器，既有不同时代的混淆一起，也有元明晚期的信佛入士把传世宋玉放在其中的信奉供养，需要分辨判明时代。据《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一书各省分册出土玉器资料的统计数量，收录这部书中的宋代辽金玉器大约有400多件，是目前收录宋代玉器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一本资料书籍。
显然，根据上述情况和这些数量极其有限、使用功能极不明晰的出土玉器来研究宋代玉器文化的历史特色及其玉器实物的时代风格、制作技艺、工艺特点和文化内涵，从严格意义来讲，现有的资料条件是不充分的，何况有一些考古出土品流落民间，被收藏者们宝贵珍藏、秘不示人，也都对系统总结归纳宋代的玉器文化特色带来不利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企图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器型学和玉器工艺学的一般知识，对宋代玉器出土的大致情况作一次全面的回顾，并在消化吸收分析其基本形制的基础上，试图对宋代玉器的诸多内容做一些思考、归纳，寻找出在这一特定历史空间下的玉作业与其制品发展变化的轨迹。
据笔者大略统计，几批重要的宋代玉器出土品资料大致如下：四川蓬安县棉屏镇西拱桥村南宋夫妇合葬墓出土玉器3件；四川广汉市和兴乡南宋窖藏出土玉器11件；四川广元南宋墓腰坑出土玉器12件；安徽休宁城关镇南宋朱唏颜夫妇合葬墓出土玉器14件；江西上饶茶峙南宋赵仲湮墓出土玉器8件；河北定县两座宋代塔基出土北宋玉器l 00余件；河北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地宫出土玉器10件；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玉器7件；浙江新昌南宋墓出土玉器5件；江西临川温泉乡南宋墓出土玉器23件；江西德兴市南宋(乾道年间)徐珩墓出土玉器14件；山东栖霞慕家店北宋墓出土玉器4件；河南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玉器4组；湖南耒阳城关六朝唐宋墓出土玉器3件；陕西西安西郊热电厂基建工地北宋墓出土玉器4组；上海松江区西林塔刹顶宝瓶和地宫出土宋代玉器20余件；上海松江区李塔地宫出土宋代玉器5件。
其他零星的宋代玉器考古发现可参阅《中国古玉研究文献指南》一书的统计。
宋代传世玉器的一般情况
宋代的传世玉器原本数量应该是很多的。在清末民国乃至于建国以后，由于古玩业的对外销售，许多珍贵的玉器作为具有中华文明最有特色的物品被销往海外。尤其是建国以后的前30年，文物商业作为可以获取外汇的特殊行业，只允许外国人可以购买玉器文物，导致众多珍稀玉器文化遗产流落它方，造成无可弥补的巨大遗憾。这些玉器分散在各个国家的公私收藏家手中，许多都未曾著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们对宋代玉器总体艺术成就的评价。
目前在国内，宋代传世玉器主要有公私两方面的收藏。属于国家所有者，主要包括全国各类事业单位的博物馆和国有文物商店的收藏；属于私人所有者，则散见于全国林林总总的古玩经营店和收藏家手中。属于国有者的大宗收藏，以下列几家单位最为丰富，数量都在几百件以上。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收藏了8万多件历代玉器，其中就有不少是宋辽金元时期的。该中心已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玉器艺术》一书中，收录了305件玉器，属于宋辽金的就有115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3万多件玉器，其中宋代玉器，在《中国玉器全集》第5册、《故宫玉器》中册、《古玉积萃》等书中均有所反映。天津艺术博物馆选编的《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玉》，介绍了几十件宋辽金玉。苏州市文物商店收藏了9万多件玉器，扬州市文物商店收藏的一些宋代玉器，也都在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编著的《璀灿斑烂》等书中选择了一些拓片图形。至于私人收藏的宋代玉器也有不少，有的已经选择出书；还有在近十多年国内文物拍卖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宋代玉器的踪影。
至于在台湾、香港等地的公私收藏宋玉，因为信息阻隔，有相当数量的玉器珍品还没有介绍到大陆来，所以仅就目前所知的情况看，在很大程度上讲，历代传世宋玉的数量要比考古出土的宋玉多得多，这是值得我们予以关注的。由于宋代以后仿古玉兴盛，传世宋玉中有些器物形状被后代的玉工们模仿制作，形成了仿古鉴定史上流行的“明仿宋”有趣现象，自然就有一个需要鉴别真伪、剔出后仿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介绍欣赏乃至于研究传世宋玉的资料时，本着这么一个原则：就是尽可能利用已经权威部门认可、权威专家鉴定过的年代准确、流传有绪、著录明确的宋玉作品介绍给大家，并以此作为研究、比较的重要基础性材料来加以引申、阐发。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辽金玉器较多，仅在故宫《玉器》申册发表的就有90多件，是一批种类众多，价值巨大的传世玉器珍品。
《中国古代玉器艺术》收录宋代64件玉器：分属于装饰玉、肖生玉、花鸟纹玉、佛教玉和陈设玉中的5类。辽金时期的玉器有51件。
上海市文物商店在数十年经营过程中保留了大量的传世玉器精品，曾在1996年选择了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传世玉器700多件，由薛贵笙先生主持汇编成《中国玉器赏鉴》一书，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具有鉴定鉴赏性质的图文并茂的一部玉器图录。书中收录了宋辽金时期传世玉器珍品30多件。
宋代玉器的鉴定研究
对宋代玉器的鉴定认识，是从传统金石学开始的。早在明代，已经有鉴赏家对宋代玉器的玩赏性质、工艺特点作出了不同凡响的评价，尤以高濂的论说最为精彩：“宋工制工，发古之巧，形后之拙，无奈宋人焉”。高濂当时根据那些可以明确作为宋代玉器的典范而作出如此的评述，我们现在已经很难一一对应清楚。但是作为宋代玉器所取得的一种成就指标，高濂的观点对后学者的研究无疑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事。然而令人十分可惜，从明代以后，对宋玉的评论，对宋玉具体形制的探讨，显然停顿下来。这里，我们再选择一个学者的观察来加以证明。
古玉学者殷志强先生在20年前曾经对宋代玉器的研究状况作过一次相当精彩的归纳和感慨：
“宋代玉器，地下科学发掘出的不是很多，大量传世玉中要甄别宋玉并非易事，还有待学者的深入研究。宋玉研究，是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尽管如此，从已确认的宋玉中，其学术价值和艺术特征已初显端倪”。宋代玉器的艺术特征有哪些呢?殷先生从 三个方面作了简要概述，好在他的文章不太长，我们这里予以全部引用，由此可见当时学界对宋玉艺术水准的一般认识状况。
“从构图和造型看，宋代玉雕既没有三代礼玉的规矩方圆，也没有战国玉雕那种虽姿态多变、神秘莫测，但万变不离s形的构图程式，而是根据作品的内容，采用不同的造型和构图方式。与双鹤衔草玉饰件同出的玉折枝花锁等花卉，形若盛开时节的八瓣花，十分逼真。而双鹤衔草玉饰件上的双鹤，则展翅相对，长肢重叠，组成菱形轮廓，采取对称形式，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使形体图案化，达到了生活与艺术的高度统一。
从题材分析，宋代玉雕既没有琮、璧玉器的政治威严，也没有琥、辟邪、翁仲玉器的迷信色彩，更没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兽仙鸟，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汲取艺术营养，表现的是生活环境或是环境中的花鸟走兽。折枝花、仙鹤，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经过艺术家的提炼加工，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艺术的代表作品。这标志着现实主义和世俗化的倾向，在宋代玉器工艺装饰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它与当时兴起的写实主义花鸟画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雕琢技法考察，宋代玉雕匠师在传统技法上推陈出新，在汲取线刻和圆雕技艺的基础上，广泛采用镂刻技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用镂刻技艺雕出的宋代玉雕，件件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充满着生命的活力。”
我们从殷先生所感叹的“宋玉研究，是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可知，文物界、古玩界以及学术界建国以来在这一领域所开展的工作应该是微乎其微，学问积累是极其有限和单薄的。无独有偶，当代玉器鉴定大师张永昌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一书的总论之中，也对宋玉的研究状况发出了类似的评论，并且对宋玉新出现的艺术特点作出了十分精彩的描述。
张永昌先生的《总论》开篇明义论及玉器的价值：
“是中国文物宝库中特有的明珠之一，并在艺术范围中又是一种高标准的美学对象。”如果拿这个标准衡量宋代玉器，我们也可以获得相应的认识。张永昌先生在文章中认为在几十年前，
“有很多人想当然地将唐代或者是元明之间的玉器特别如带饰板、剑饰、佩饰、炉顶等都误认是‘宋琢’，甚至误认了很长时间……这就反映出过去对宋代玉器识别能力还是缺乏很多知识的，迄至目前，问题还并未全部搞清，需要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攻克这一难点。”张先生认为，
“宋代玉器中的花鸟一类，没有唐代醇厚，因受当时工笔画风格的影响很深，十分重视形态，……跳跃的鱼类是宋代的新品种，制琢得真像出土一样，特别在点眼方法上别具匠心，自有巧思，用小点眼和小圈眼法等工艺手段，竟把鱼儿的眼神都点活了。伏兽一类，神形虽欠威武，但伏地小息，倒也显得温静可驯。这些品种，看来都是经过一番思考后再依理施工的，所以在器物上没有半点粗制滥造迹象，以上几点，就是宋代玉雕巧施技艺的特点。”
2001年，曲石先生发表《两宋辽金玉器》一文，认为宋辽金玉器是中国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皆受中原玉器的影响却又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该文依据近年来出土的玉器实物资料，结合部分传世玉器和古文献，从考古学的类型学与同一类文物类型研究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玉器的类型工艺、用途鉴别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综合分析。全文共分三部分，分别是宋辽金考古发掘、传世玉器概述，玉器的类型与用途，宋辽金玉器特点。这是一篇目前所知关于宋辽金玉器研究最为全面系统的一篇文章。在玉器的类型与用途中，曲石将这一时期玉器分成六大类：
(1)装饰用品(细分头饰、手饰、佩饰)，是数量最多、工艺最精的一类。
(2)容器：生活用具或日常用具，种类有盂、碗、盘、壶、杯、盅等。
(3)文房用具：宋代新兴品种，种类有玉砚、笔架、镇纸、玉印、颜料瓶等。
(4)艺术品：种类有寿山石雕马、玉马、各式执荷童子、琥珀鸳鸯、白玉兽件等。
(5)仿古玉器：种类有玉璧、玉剑饰、带钩、璜形佩、蟠螭纹饰。
(6)杂器：玉扇坠、玉今、玉钱、玉距骨、当卢、辔饰等。
从以上列举的类型看，显然，相当数量的传世玉器并没有被曲文所搜集。在“宋辽金玉器特点”部分，曲文从玉器工艺的基础与发展，玉器材料的异同，玉器的工艺特点，种类造型与用途四个方面做了十分简洁地概括归纳，可以说代表了当代对宋辽金玉器研究的水平。
杜卫民有一篇文章《宋代玉器的鉴定》，题目起的很大，文章却不是太长，主要是从宋玉鉴定重要性的角度谈方法论的，属于泛泛而论的白描刻画之类。
“至于宋玉，老辈鉴赏家因其远离礼器，全归玩物而不睬；现代又因科学发现的标准器少而难以从大量的传世古旧玉器中区分出来”，这就是鉴定宋代玉器的难点所在。杜文认为我国中世纪的文明辉煌灿烂，宋画与宋瓷以高度的思想性、艺术性和鲜明的民族性被举世公认为中国及东方美术的代表，宋玉工艺以绘画为基础，有着同一样的时代风格，也应有相应的价值认可。从设计和工艺技巧看，
“宋玉如同宋画，是写生作品，因此构图疏朗，形象生动，加之技法高超，刀工繁简得当，因而既简练又传神。比如叶芯只挖一刀则叶态舒卷；锯齿状几下则鸟翅飞张；小坑作眼动物就活灵活现；只用四刀人物就秀木通鼻……看那威严的为土、可爱的飞天、双鹤起舞、丹枫呦鹿、鱼跃水、龙探珠、蛟龙出岫、凌霄双放、柞石双兔……一件件如同打开了宋人纨扇册，美不胜收。”由此，杜文以为“宋玉和宋画一样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亦应算做艺术史上的珍宝。”
宋代玉器的考古发掘出土品主要集中在宋代墓葬、佛塔地宫和窖藏三种遗迹现象中，在宋代城址、集镇以及其他遗迹里也有一些零星的发现。就大的历史文化背景而言，由于宋代皇帝、王室和权贵大臣的墓葬在宋代及其以后多经官方和私人盗扰，目前还没有明确发现可以代表宋代宫廷玉作的巅峰精品之作；希望今后在墓葬发掘方面获得代表着宋玉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的愿望已经不太可能实现；现在在宋代一些中下级官吏墓中出土的玉器精品，间或可能有属于皇帝钦赐的皇家玉器，则往往属于合理推测获得的结论。至于佛塔地宫出土的一些玉器，既有不同时代的混淆一起，也有元明晚期的信佛入士把传世宋玉放在其中的信奉供养，需要分辨判明时代。据《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一书各省分册出土玉器资料的统计数量，收录这部书中的宋代辽金玉器大约有400多件，是目前收录宋代玉器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一本资料书籍。
显然，根据上述情况和这些数量极其有限、使用功能极不明晰的出土玉器来研究宋代玉器文化的历史特色及其玉器实物的时代风格、制作技艺、工艺特点和文化内涵，从严格意义来讲，现有的资料条件是不充分的，何况有一些考古出土品流落民间，被收藏者们宝贵珍藏、秘不示人，也都对系统总结归纳宋代的玉器文化特色带来不利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企图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器型学和玉器工艺学的一般知识，对宋代玉器出土的大致情况作一次全面的回顾，并在消化吸收分析其基本形制的基础上，试图对宋代玉器的诸多内容做一些思考、归纳，寻找出在这一特定历史空间下的玉作业与其制品发展变化的轨迹。
据笔者大略统计，几批重要的宋代玉器出土品资料大致如下：四川蓬安县棉屏镇西拱桥村南宋夫妇合葬墓出土玉器3件；四川广汉市和兴乡南宋窖藏出土玉器11件；四川广元南宋墓腰坑出土玉器12件；安徽休宁城关镇南宋朱唏颜夫妇合葬墓出土玉器14件；江西上饶茶峙南宋赵仲湮墓出土玉器8件；河北定县两座宋代塔基出土北宋玉器l 00余件；河北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地宫出土玉器10件；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玉器7件；浙江新昌南宋墓出土玉器5件；江西临川温泉乡南宋墓出土玉器23件；江西德兴市南宋(乾道年间)徐珩墓出土玉器14件；山东栖霞慕家店北宋墓出土玉器4件；河南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玉器4组；湖南耒阳城关六朝唐宋墓出土玉器3件；陕西西安西郊热电厂基建工地北宋墓出土玉器4组；上海松江区西林塔刹顶宝瓶和地宫出土宋代玉器20余件；上海松江区李塔地宫出土宋代玉器5件。
其他零星的宋代玉器考古发现可参阅《中国古玉研究文献指南》一书的统计。
宋代传世玉器的一般情况
宋代的传世玉器原本数量应该是很多的。在清末民国乃至于建国以后，由于古玩业的对外销售，许多珍贵的玉器作为具有中华文明最有特色的物品被销往海外。尤其是建国以后的前30年，文物商业作为可以获取外汇的特殊行业，只允许外国人可以购买玉器文物，导致众多珍稀玉器文化遗产流落它方，造成无可弥补的巨大遗憾。这些玉器分散在各个国家的公私收藏家手中，许多都未曾著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们对宋代玉器总体艺术成就的评价。
目前在国内，宋代传世玉器主要有公私两方面的收藏。属于国家所有者，主要包括全国各类事业单位的博物馆和国有文物商店的收藏；属于私人所有者，则散见于全国林林总总的古玩经营店和收藏家手中。属于国有者的大宗收藏，以下列几家单位最为丰富，数量都在几百件以上。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收藏了8万多件历代玉器，其中就有不少是宋辽金元时期的。该中心已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玉器艺术》一书中，收录了305件玉器，属于宋辽金的就有115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3万多件玉器，其中宋代玉器，在《中国玉器全集》第5册、《故宫玉器》中册、《古玉积萃》等书中均有所反映。天津艺术博物馆选编的《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玉》，介绍了几十件宋辽金玉。苏州市文物商店收藏了9万多件玉器，扬州市文物商店收藏的一些宋代玉器，也都在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编著的《璀灿斑烂》等书中选择了一些拓片图形。至于私人收藏的宋代玉器也有不少，有的已经选择出书；还有在近十多年国内文物拍卖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宋代玉器的踪影。
至于在台湾、香港等地的公私收藏宋玉，因为信息阻隔，有相当数量的玉器珍品还没有介绍到大陆来，所以仅就目前所知的情况看，在很大程度上讲，历代传世宋玉的数量要比考古出土的宋玉多得多，这是值得我们予以关注的。由于宋代以后仿古玉兴盛，传世宋玉中有些器物形状被后代的玉工们模仿制作，形成了仿古鉴定史上流行的“明仿宋”有趣现象，自然就有一个需要鉴别真伪、剔出后仿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介绍欣赏乃至于研究传世宋玉的资料时，本着这么一个原则：就是尽可能利用已经权威部门认可、权威专家鉴定过的年代准确、流传有绪、著录明确的宋玉作品介绍给大家，并以此作为研究、比较的重要基础性材料来加以引申、阐发。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辽金玉器较多，仅在故宫《玉器》申册发表的就有90多件，是一批种类众多，价值巨大的传世玉器珍品。
《中国古代玉器艺术》收录宋代64件玉器：分属于装饰玉、肖生玉、花鸟纹玉、佛教玉和陈设玉中的5类。辽金时期的玉器有51件。
上海市文物商店在数十年经营过程中保留了大量的传世玉器精品，曾在1996年选择了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传世玉器700多件，由薛贵笙先生主持汇编成《中国玉器赏鉴》一书，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具有鉴定鉴赏性质的图文并茂的一部玉器图录。书中收录了宋辽金时期传世玉器珍品30多件。
宋代玉器的鉴定研究
对宋代玉器的鉴定认识，是从传统金石学开始的。早在明代，已经有鉴赏家对宋代玉器的玩赏性质、工艺特点作出了不同凡响的评价，尤以高濂的论说最为精彩：“宋工制工，发古之巧，形后之拙，无奈宋人焉”。高濂当时根据那些可以明确作为宋代玉器的典范而作出如此的评述，我们现在已经很难一一对应清楚。但是作为宋代玉器所取得的一种成就指标，高濂的观点对后学者的研究无疑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事。然而令人十分可惜，从明代以后，对宋玉的评论，对宋玉具体形制的探讨，显然停顿下来。这里，我们再选择一个学者的观察来加以证明。
古玉学者殷志强先生在20年前曾经对宋代玉器的研究状况作过一次相当精彩的归纳和感慨：
“宋代玉器，地下科学发掘出的不是很多，大量传世玉中要甄别宋玉并非易事，还有待学者的深入研究。宋玉研究，是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尽管如此，从已确认的宋玉中，其学术价值和艺术特征已初显端倪”。宋代玉器的艺术特征有哪些呢?殷先生从 三个方面作了简要概述，好在他的文章不太长，我们这里予以全部引用，由此可见当时学界对宋玉艺术水准的一般认识状况。
“从构图和造型看，宋代玉雕既没有三代礼玉的规矩方圆，也没有战国玉雕那种虽姿态多变、神秘莫测，但万变不离s形的构图程式，而是根据作品的内容，采用不同的造型和构图方式。与双鹤衔草玉饰件同出的玉折枝花锁等花卉，形若盛开时节的八瓣花，十分逼真。而双鹤衔草玉饰件上的双鹤，则展翅相对，长肢重叠，组成菱形轮廓，采取对称形式，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使形体图案化，达到了生活与艺术的高度统一。
从题材分析，宋代玉雕既没有琮、璧玉器的政治威严，也没有琥、辟邪、翁仲玉器的迷信色彩，更没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兽仙鸟，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汲取艺术营养，表现的是生活环境或是环境中的花鸟走兽。折枝花、仙鹤，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经过艺术家的提炼加工，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艺术的代表作品。这标志着现实主义和世俗化的倾向，在宋代玉器工艺装饰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它与当时兴起的写实主义花鸟画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雕琢技法考察，宋代玉雕匠师在传统技法上推陈出新，在汲取线刻和圆雕技艺的基础上，广泛采用镂刻技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用镂刻技艺雕出的宋代玉雕，件件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充满着生命的活力。”
我们从殷先生所感叹的“宋玉研究，是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可知，文物界、古玩界以及学术界建国以来在这一领域所开展的工作应该是微乎其微，学问积累是极其有限和单薄的。无独有偶，当代玉器鉴定大师张永昌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一书的总论之中，也对宋玉的研究状况发出了类似的评论，并且对宋玉新出现的艺术特点作出了十分精彩的描述。
张永昌先生的《总论》开篇明义论及玉器的价值：
“是中国文物宝库中特有的明珠之一，并在艺术范围中又是一种高标准的美学对象。”如果拿这个标准衡量宋代玉器，我们也可以获得相应的认识。张永昌先生在文章中认为在几十年前，
“有很多人想当然地将唐代或者是元明之间的玉器特别如带饰板、剑饰、佩饰、炉顶等都误认是‘宋琢’，甚至误认了很长时间……这就反映出过去对宋代玉器识别能力还是缺乏很多知识的，迄至目前，问题还并未全部搞清，需要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攻克这一难点。”张先生认为，
“宋代玉器中的花鸟一类，没有唐代醇厚，因受当时工笔画风格的影响很深，十分重视形态，……跳跃的鱼类是宋代的新品种，制琢得真像出土一样，特别在点眼方法上别具匠心，自有巧思，用小点眼和小圈眼法等工艺手段，竟把鱼儿的眼神都点活了。伏兽一类，神形虽欠威武，但伏地小息，倒也显得温静可驯。这些品种，看来都是经过一番思考后再依理施工的，所以在器物上没有半点粗制滥造迹象，以上几点，就是宋代玉雕巧施技艺的特点。”
2001年，曲石先生发表《两宋辽金玉器》一文，认为宋辽金玉器是中国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皆受中原玉器的影响却又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该文依据近年来出土的玉器实物资料，结合部分传世玉器和古文献，从考古学的类型学与同一类文物类型研究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玉器的类型工艺、用途鉴别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综合分析。全文共分三部分，分别是宋辽金考古发掘、传世玉器概述，玉器的类型与用途，宋辽金玉器特点。这是一篇目前所知关于宋辽金玉器研究最为全面系统的一篇文章。在玉器的类型与用途中，曲石将这一时期玉器分成六大类：
(1)装饰用品(细分头饰、手饰、佩饰)，是数量最多、工艺最精的一类。
(2)容器：生活用具或日常用具，种类有盂、碗、盘、壶、杯、盅等。
(3)文房用具：宋代新兴品种，种类有玉砚、笔架、镇纸、玉印、颜料瓶等。
(4)艺术品：种类有寿山石雕马、玉马、各式执荷童子、琥珀鸳鸯、白玉兽件等。
(5)仿古玉器：种类有玉璧、玉剑饰、带钩、璜形佩、蟠螭纹饰。
(6)杂器：玉扇坠、玉今、玉钱、玉距骨、当卢、辔饰等。
从以上列举的类型看，显然，相当数量的传世玉器并没有被曲文所搜集。在“宋辽金玉器特点”部分，曲文从玉器工艺的基础与发展，玉器材料的异同，玉器的工艺特点，种类造型与用途四个方面做了十分简洁地概括归纳，可以说代表了当代对宋辽金玉器研究的水平。
杜卫民有一篇文章《宋代玉器的鉴定》，题目起的很大，文章却不是太长，主要是从宋玉鉴定重要性的角度谈方法论的，属于泛泛而论的白描刻画之类。
“至于宋玉，老辈鉴赏家因其远离礼器，全归玩物而不睬；现代又因科学发现的标准器少而难以从大量的传世古旧玉器中区分出来”，这就是鉴定宋代玉器的难点所在。杜文认为我国中世纪的文明辉煌灿烂，宋画与宋瓷以高度的思想性、艺术性和鲜明的民族性被举世公认为中国及东方美术的代表，宋玉工艺以绘画为基础，有着同一样的时代风格，也应有相应的价值认可。从设计和工艺技巧看，
“宋玉如同宋画，是写生作品，因此构图疏朗，形象生动，加之技法高超，刀工繁简得当，因而既简练又传神。比如叶芯只挖一刀则叶态舒卷；锯齿状几下则鸟翅飞张；小坑作眼动物就活灵活现；只用四刀人物就秀木通鼻……看那威严的为土、可爱的飞天、双鹤起舞、丹枫呦鹿、鱼跃水、龙探珠、蛟龙出岫、凌霄双放、柞石双兔……一件件如同打开了宋人纨扇册，美不胜收。”由此，杜文以为“宋玉和宋画一样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亦应算做艺术史上的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