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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在古代中国，最早出现在史籍中的姿态，就是药物。
《旧唐书·拂传》记载了唐王朝同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拂是其古称）的交往。由于路程遥远，拜占庭帝国同唐帝国并没有军事上的利益纷争，更多的，是派遣使者、互赠礼物的友好往来。
“乾封二年（唐高宗朝），遣使献底也伽。”礼物中，就有含有从罂粟中提取的鸦片成分的药物底也伽。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它是一种很先进的解毒药。这短短十个字的记载，已经被学术界公认为鸦片传入中国的最早信史证据。
底也伽是贡药，能使用者自然非皇室莫属。鸦片提取物本身具有镇痛、消肿、治療中风的作用，那么可以想象，“多苦风疾”、时常头疼头晕并伴有失明症状的唐高宗李治，就是底也伽的头号潜在使用者。甚至可以大胆推测，拜占庭帝国如此“贴心”地进贡底也伽，是针对唐高宗疾病的“有求必应”。
唐高宗并不像历史剧中那么平庸懦弱。实际上，他是一位执政勤勉、有勇有谋的封建君主：他选贤任能，开疆拓土，开创了“永徽之治”，“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而对中国法制史，他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律疏议》便是在唐高宗治下编订完成，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封建法典。
高宗临终前，药石罔效，御医通过针刺头上百会穴的险着，才为高宗勉强续上性命。鸦片只匆匆在唐史中泛起一个小小的水花，便重新归于沉寂，可见它对高宗的病症，也是无甚用处。
然而这只是个开头，更“热闹”的，还在后头。
在宋代，罂粟中鸦片成分的药用价值继续被时人肯定和发掘。许多名人都成了它的“代言人”：它被御医制成了治疗痢疾的特效药，据说宋徽宗赵佶也曾服用过此种罂粟药物；它还被用来治疗脚气，当朱熹已经对脚气病情感到绝望时，罂粟壳令他痊愈了；到了辛弃疾那里，罂粟更是扮演了一回“南宋马应龙”，用以治疗他久治不愈的痔疮……
然而此时，对罂粟的追捧，已经变了味道。
或许是因为罂粟中的鸦片物质太万能，从宋人开始，他们不止拿罂粟来治病，还拿来吃，搞食疗。
宋代吃罂粟的最普遍方式，就是做罂粟汤，汤是由“罂中粟所煎”。由于汤色呈乳状，且推广它的是一群僧人，所以又被称为“法乳汤”，用以比喻佛法就像乳汁一样哺育众生。
罂粟汤开发出来不久，就吸粉无数，其中不乏当时的大V。比如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就在诗里透露过他喝过罂粟汤：“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归宜兴留题竹西寺》）
而苏轼的弟弟苏辙，不但喝过，还同农民伯伯们学习种植罂粟的农业经验，自己DIY。写的诗《种药苗二首》中，其一就是讲种植罂粟，各种为罂粟“打广告”。苏辙将罂粟定位为药膳食材，说其“便口利喉，调养肺胃”。写文写诗还不过瘾，他还记下了喝完罂粟汤后那种欣悦的感觉：“饮之一杯，失笑欣然。我来颍川，如游庐山。”这显然是喝嗨了……
《大明会典》中有暹罗、爪哇、孟加拉等南洋藩国，定期向大明朝廷进贡鸦片的记录。会典中将鸦片称为“乌香”。以暹罗为例，每次进贡，需给皇帝鸦片200斤，皇后则是100斤。这个数量的鸦片，夫妻俩嗨一辈子也嗨不完，想来也都送人了——饶是如此，仍旧无法满足皇室的需要。
怎么办呢？答曰：采办。
明宪宗时，朝廷公然派太监去南方几省和“近西域诸处”采购鸦片。不但如此，还开发生产鸦片膏的技术。宪宗朝该技术研发完成，“嘉靖初（明世宗），其法益精”，这就意味着鸦片有了自产自销的可能。
“专利技术”完成了，钱可不能让商人都赚走了。于是明万历（明神宗）十七年，厘定了鸦片税率：“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始。”明政府居然也要从中赚钱，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几百年后，定陵在1956年的发掘，除了让大批珍宝重见天日，随之面世的，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历史细节：人类学家竟从明神宗朱翊钧的头骨中，检测出了吗啡成分的残留。
吗啡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这是否能说明明神宗是瘾君子呢？毕竟许多野史都爆料他“中乌香之毒”。
明神宗搞不好真的是第一位鸦片成瘾的皇帝，怪不得他近三十年不上朝，躲在后宫当宅男。或许，他还能在“鸦片流通史”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他将鸦片命名为“福寿膏”。
鸦片从最初的药品，变成奢侈品，再由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这一态势在明末基本确定。
西欧直到19世纪初，都还未出现禁鸦片法令，社会观念并不认为鸦片是毒品。与之相较，中国对鸦片危害的认知可就比欧洲要早很多。
这就要提到烟草。烟草于嘉靖末年至万历初年，经由菲律宾传入中国南方，此后迅速在全国推广种植。到清代康熙年间，烟民人数已呈几何级数增长，就连康熙小时候都差点上瘾。
康熙曾表示：“吸烟耗气，我最厌恶吃烟之人。”
野史记载，南巡途中的随行官员陈文筒、史文清均是出名的大烟鬼，只是碍于礼仪，在康熙面前不敢抽烟。结果随侍时间一久，烟瘾开始泛滥，狂打哈欠。康熙不爽，赐两人水晶烟筒。陈史二人自是喜不自胜，以为皇恩浩荡，御准抽烟，便立即開始过瘾。却不料水晶导热性极强，将二人燎了个满嘴泡，还差点把胡子烧着。
康熙这意思很明确：过瘾容易，但烫着自己可不好看。相应地，便是开始在政策上实行禁烟。康熙看待自己少年时代的烟瘾，认为“己用而禁人，何以服人”，也身体力行，戒除了这一嗜好。
康熙朝禁烟草政策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比烟草本身要厉害，因为当时已经有人将鸦片混入烟草中吸食。于是朝廷实际上禁的是烟草还是鸦片呢？就是笔糊涂账。这下好了，烟草既禁，那烟民干脆都去吸食纯鸦片了。至雍正年间，已是烟寮林立，到了清政府不能不干预的地步。
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颁布《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和《申禁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上谕》。虽然还局限于销售渠道，但这到底是世界上第一份对鸦片的禁令。
1796年，嘉庆帝下令禁止从海外进口鸦片，废止鸦片输入关税。1800年，嘉庆帝谕令严查鸦片走私，并禁止国内栽种罂粟。1813年，嘉庆帝还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道惩办鸦片吸食者的法令，并对盘踞在澳门的鸦片贩子采取严厉措施。
道光年间，清政府更是要求全国各地严禁吸贩鸦片。此前，吸贩鸦片只是一般犯罪。鉴于鸦片流毒的严重，以黄爵滋和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官员，主张应该在一段时期内，用重刑来“伺候”吸贩鸦片者。这才有了后来声势浩大的“虎门销烟”，此举狠狠打击了以英国人为首的西方鸦片贩子。
看似声势浩大，然而这些政策有用吗？
显然并不。
道光帝本人，就是个资深鸦片爱好者和大烟鬼。
这就尴尬了不是？
他撰了一部叫《养正书屋全集》的书，里面就描写了自己即位之前，吸食鸦片吞云吐雾的场景。书里赫然记录着：“倦则命仆炊烟管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反正，是看不出一丁点誓将鸦片禁绝到底的腔调。
当然，你也可以说那是即位以前，不算数。但当禁烟运动开始后，他纵容孝和睿太后吸鸦片，就有点那个了……当时宫中凡吸鸦片者，一律严惩不贷。但道光不但对孝和睿太后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未雨绸缪，密令北京地方官偷偷种植鸦片，以防禁烟胜利后鸦片成了断货王。并令内侍宫女隐瞒禁烟之事，好让太后吸得踏实。这算是打着孝道的名义自黑么？
孝道也好，“只许州官防火，不许百姓点灯”也罢，上峰的“例外”，对底下人来说，就是默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道光帝既然能纵容母后吸鸦片，外严内松，那王公大臣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也就自不在话下。
而“风尚”，总是老百姓从居上位者那里学的。这鸦片，可还禁得了？
（王雯荐）
《旧唐书·拂传》记载了唐王朝同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拂是其古称）的交往。由于路程遥远，拜占庭帝国同唐帝国并没有军事上的利益纷争，更多的，是派遣使者、互赠礼物的友好往来。
“乾封二年（唐高宗朝），遣使献底也伽。”礼物中，就有含有从罂粟中提取的鸦片成分的药物底也伽。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它是一种很先进的解毒药。这短短十个字的记载，已经被学术界公认为鸦片传入中国的最早信史证据。
底也伽是贡药，能使用者自然非皇室莫属。鸦片提取物本身具有镇痛、消肿、治療中风的作用，那么可以想象，“多苦风疾”、时常头疼头晕并伴有失明症状的唐高宗李治，就是底也伽的头号潜在使用者。甚至可以大胆推测，拜占庭帝国如此“贴心”地进贡底也伽，是针对唐高宗疾病的“有求必应”。
唐高宗并不像历史剧中那么平庸懦弱。实际上，他是一位执政勤勉、有勇有谋的封建君主：他选贤任能，开疆拓土，开创了“永徽之治”，“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而对中国法制史，他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律疏议》便是在唐高宗治下编订完成，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封建法典。
高宗临终前，药石罔效，御医通过针刺头上百会穴的险着，才为高宗勉强续上性命。鸦片只匆匆在唐史中泛起一个小小的水花，便重新归于沉寂，可见它对高宗的病症，也是无甚用处。
然而这只是个开头，更“热闹”的，还在后头。
在宋代，罂粟中鸦片成分的药用价值继续被时人肯定和发掘。许多名人都成了它的“代言人”：它被御医制成了治疗痢疾的特效药，据说宋徽宗赵佶也曾服用过此种罂粟药物；它还被用来治疗脚气，当朱熹已经对脚气病情感到绝望时，罂粟壳令他痊愈了；到了辛弃疾那里，罂粟更是扮演了一回“南宋马应龙”，用以治疗他久治不愈的痔疮……
然而此时，对罂粟的追捧，已经变了味道。
或许是因为罂粟中的鸦片物质太万能，从宋人开始，他们不止拿罂粟来治病，还拿来吃，搞食疗。
宋代吃罂粟的最普遍方式，就是做罂粟汤，汤是由“罂中粟所煎”。由于汤色呈乳状，且推广它的是一群僧人，所以又被称为“法乳汤”，用以比喻佛法就像乳汁一样哺育众生。
罂粟汤开发出来不久，就吸粉无数，其中不乏当时的大V。比如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就在诗里透露过他喝过罂粟汤：“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归宜兴留题竹西寺》）
而苏轼的弟弟苏辙，不但喝过，还同农民伯伯们学习种植罂粟的农业经验，自己DIY。写的诗《种药苗二首》中，其一就是讲种植罂粟，各种为罂粟“打广告”。苏辙将罂粟定位为药膳食材，说其“便口利喉，调养肺胃”。写文写诗还不过瘾，他还记下了喝完罂粟汤后那种欣悦的感觉：“饮之一杯，失笑欣然。我来颍川，如游庐山。”这显然是喝嗨了……
《大明会典》中有暹罗、爪哇、孟加拉等南洋藩国，定期向大明朝廷进贡鸦片的记录。会典中将鸦片称为“乌香”。以暹罗为例，每次进贡，需给皇帝鸦片200斤，皇后则是100斤。这个数量的鸦片，夫妻俩嗨一辈子也嗨不完，想来也都送人了——饶是如此，仍旧无法满足皇室的需要。
怎么办呢？答曰：采办。
明宪宗时，朝廷公然派太监去南方几省和“近西域诸处”采购鸦片。不但如此，还开发生产鸦片膏的技术。宪宗朝该技术研发完成，“嘉靖初（明世宗），其法益精”，这就意味着鸦片有了自产自销的可能。
“专利技术”完成了，钱可不能让商人都赚走了。于是明万历（明神宗）十七年，厘定了鸦片税率：“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始。”明政府居然也要从中赚钱，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几百年后，定陵在1956年的发掘，除了让大批珍宝重见天日，随之面世的，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历史细节：人类学家竟从明神宗朱翊钧的头骨中，检测出了吗啡成分的残留。
吗啡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这是否能说明明神宗是瘾君子呢？毕竟许多野史都爆料他“中乌香之毒”。
明神宗搞不好真的是第一位鸦片成瘾的皇帝，怪不得他近三十年不上朝，躲在后宫当宅男。或许，他还能在“鸦片流通史”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他将鸦片命名为“福寿膏”。
鸦片从最初的药品，变成奢侈品，再由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这一态势在明末基本确定。
西欧直到19世纪初，都还未出现禁鸦片法令，社会观念并不认为鸦片是毒品。与之相较，中国对鸦片危害的认知可就比欧洲要早很多。
这就要提到烟草。烟草于嘉靖末年至万历初年，经由菲律宾传入中国南方，此后迅速在全国推广种植。到清代康熙年间，烟民人数已呈几何级数增长，就连康熙小时候都差点上瘾。
康熙曾表示：“吸烟耗气，我最厌恶吃烟之人。”
野史记载，南巡途中的随行官员陈文筒、史文清均是出名的大烟鬼，只是碍于礼仪，在康熙面前不敢抽烟。结果随侍时间一久，烟瘾开始泛滥，狂打哈欠。康熙不爽，赐两人水晶烟筒。陈史二人自是喜不自胜，以为皇恩浩荡，御准抽烟，便立即開始过瘾。却不料水晶导热性极强，将二人燎了个满嘴泡，还差点把胡子烧着。
康熙这意思很明确：过瘾容易，但烫着自己可不好看。相应地，便是开始在政策上实行禁烟。康熙看待自己少年时代的烟瘾，认为“己用而禁人，何以服人”，也身体力行，戒除了这一嗜好。
康熙朝禁烟草政策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比烟草本身要厉害，因为当时已经有人将鸦片混入烟草中吸食。于是朝廷实际上禁的是烟草还是鸦片呢？就是笔糊涂账。这下好了，烟草既禁，那烟民干脆都去吸食纯鸦片了。至雍正年间，已是烟寮林立，到了清政府不能不干预的地步。
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颁布《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和《申禁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上谕》。虽然还局限于销售渠道，但这到底是世界上第一份对鸦片的禁令。
1796年，嘉庆帝下令禁止从海外进口鸦片，废止鸦片输入关税。1800年，嘉庆帝谕令严查鸦片走私，并禁止国内栽种罂粟。1813年，嘉庆帝还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道惩办鸦片吸食者的法令，并对盘踞在澳门的鸦片贩子采取严厉措施。
道光年间，清政府更是要求全国各地严禁吸贩鸦片。此前，吸贩鸦片只是一般犯罪。鉴于鸦片流毒的严重，以黄爵滋和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官员，主张应该在一段时期内，用重刑来“伺候”吸贩鸦片者。这才有了后来声势浩大的“虎门销烟”，此举狠狠打击了以英国人为首的西方鸦片贩子。
看似声势浩大，然而这些政策有用吗？
显然并不。
道光帝本人，就是个资深鸦片爱好者和大烟鬼。
这就尴尬了不是？
他撰了一部叫《养正书屋全集》的书，里面就描写了自己即位之前，吸食鸦片吞云吐雾的场景。书里赫然记录着：“倦则命仆炊烟管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反正，是看不出一丁点誓将鸦片禁绝到底的腔调。
当然，你也可以说那是即位以前，不算数。但当禁烟运动开始后，他纵容孝和睿太后吸鸦片，就有点那个了……当时宫中凡吸鸦片者，一律严惩不贷。但道光不但对孝和睿太后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未雨绸缪，密令北京地方官偷偷种植鸦片，以防禁烟胜利后鸦片成了断货王。并令内侍宫女隐瞒禁烟之事，好让太后吸得踏实。这算是打着孝道的名义自黑么？
孝道也好，“只许州官防火，不许百姓点灯”也罢，上峰的“例外”，对底下人来说，就是默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道光帝既然能纵容母后吸鸦片，外严内松，那王公大臣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也就自不在话下。
而“风尚”，总是老百姓从居上位者那里学的。这鸦片，可还禁得了？
（王雯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