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评职需要支教经历,很显然是一项荒唐而可笑的要求。支教能够给农村学校带去一股清新的风,但支教往往带给教师的却是麻烦。笔者曾经有过这样不堪回首的经历,所以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首先,教师水平高低与支教经历没有任何联系。很显然,强行将评职与支教联系起来往往是上级的一纸命令,但这两者之间却无根本的必要联系。评职是教师教学水平与教育年限水到渠成的成果,是对教师多年教学工作的肯定。但把支教作为教师工作的一种束缚,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既然教育部门对教师评职有了支教规定,那么人事部门是否也会有新的规定?政府部门难道不会有同样的规定吗?这样一来,评职不再是教师所能够控制的事,这样的活动往往与教师本职工作无关,而成为完成各部门规定的先决条件。这样的评职,哪有一点教育教学的影子,有的只有规定与任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在很多地方不断上演。
　　 其次,支教工作不能以这样一种手段展开。在农村,很多学校与城市学校有对口关系,农村学校一般不敢也不愿得罪这些城里人,特别是那些城市学校的领导们。于是支教出现了很多怪现象,有的支教教师成了农村学校的过客,早晨来报个到,一天不见人影;有的甚至一年没见几次,不在支教学校也不在本校,落得两头无着落。这样一来,对其他支教教师的影响可见一斑。同时,支教教师没有能力选择学校,而学校也没有能力选择教师,“盲婚哑嫁”的后果就是,学校需要的教师一个没有,学校不需要的教师来了一大批。这些评职的教师大都是本校业务上的骨干,但到了支教学校,学校不敢将主要学科交给他们,只得教些自己从未接触过的学科,由骨干教师竟然成为了一批不合格的教师,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再次,支教成为了教师的巨大负担。很多教师,费尽了心力,从农村调到了城市,但往往几年后,他们就面临着评职的巨大压力,很多人又必须到农村支教,这种巨大的心理反差让很多教师都无法承受。尽管有些地方对这类教师给予特殊的照顾,但作为城市教师,他们支教农村,往往承担着难以忍受的风险与压力。他们的家大都安在城市,达到评职年限的教师大都已人到中年,除了事业,家庭也是他们无法舍弃的一部分,这样的分离虽然短暂,但带给家庭的却是无法解决的困境,于是这些教师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对于一个真正认真支教的教师而言,他的工作与压力只会更大,农村学校的工作时间要长于城市学校,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的经历,对教师身体与人身安全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交通、住宿、伙食等费用,更是让教师凭空多了许多开支。这一切都给那些真正潜心工作的支教教师们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对他们而言,评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是一种精神考验。
　　最后,这样的规定扩大了校长的职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职评支教这样的硬性规定,各学校在具体实施上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对于那些即将受到提拔的教师,学校采取的方式是到农村学校锻炼提高,为下一步的提拔做好准备,这样一举两得,既达到了支教目的,又完成了培养过程。对于那些管理人员而言,他们不仅是学校的骨干,不可能离开学校,于是各学校采取的是所谓挂职支教的模式,即在农村学校挂职但不担任工作,到了交支教表格时,只需加盖公章即可。对于学校的“骨干”教师而言,他们虽然在农村有支教任务,但采取的是随机式的方法,即所谓“送教下乡”“送课下乡”,完成规定的课时任务,也就完成了支教工作。那些真正老老实实下去支教的教师,大都是老实本分踏实工作之辈,他们处于两难的境地,在苦等多年后好不容易盼来了评职指标,但又要过这一难关。对于这样的方式,教育主管部门也大都知情知底,但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工作还得倚靠各学校展开。于是,校长的威信大大提升,那些不“服从工作”、不懂得察言观色的教师,大都成为支教的对象,而他们支教结束再想回到学校,也要颇费一番周折,很多人最终无法回到原学校。
　　将评职与支教挂钩,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与激励体系,这样的做法,既无法达到提高农村学校教学水平的目标,更无法提升城市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师也无法承受这不应有的重负。
　　
　　(作者单位:湖北荆州市江陵县实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