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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中，一些司法机关开出了“刑事和解制度”的药方，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对给付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这就是社会上俗称的“赔钱减刑”。这是为了保证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还是事实上的“花钱买命”，造成司法上的贫富不公，各方反应莫衷一是。
一起典型案例后的人文关怀
2007年4月8日，因过失致人死亡的潘洪军走出牢门，开始了新生。
潘洪军的情况很特殊，虽然用刀捅死了人，但仅被法院判刑一年。按照法官们的说法，是刑事和解制度给了他尽快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一切还要从十多年前说起。
潘洪军和初耀华同为老乡，家住吉林省长春市。两人关系很好，一同来到北京打工，平时主要靠贩卖香烟为生。1993年11月，23岁的潘洪军与25岁的初耀华在北京市建国门外互相打闹中，潘不小心用小刀扎伤了初。出事后，潘洪军赶紧将初送往医院。然而，由于初耀华被刺穿左胸壁，伤及心脏，最终因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潘洪军非常害怕，逃离北京，从此亡命天涯。
2006年4月8日，潜逃近13年的潘洪军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同年8月16日，检察机关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将潘洪军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根据刑法规定，过失致人死亡，将面临最高刑期为七年的有期徒刑，并附带民事诉讼。
朝阳区法院刑事审判庭的臧德胜法官负责审理此案。他说，初耀华的妈妈到北京后，要求严惩潘洪军。可潘洪军的哥哥一到法院就哭了，说案发后，一家人的命运全改变了，潘洪军的妻子改嫁，孩子靠学校减免学费上学，父亲也因生气几年前去世了。
在这种情况下，主审法官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对双方进行调解。最后双方达成一致：潘洪军的哥哥把家里的房子变卖，将所得的12万元交给了初耀华的妈妈；初耀华的妈妈则对主审法官表示：这起案件毁了两个家庭，自己是受害人，潘洪军的孩子也是受害人。看在孩子的份上，希望法院能对他从轻处罚。
于是，在双方达成和解的基础上，2006年9月1日，法院对潘洪军过失致人死亡一案从轻作出判决，判处潘洪军有期徒刑一年。
主审法官说，案件判决后，双方当事人都很满意，初耀华的妈妈得到了相应补偿，解开了心结，双方的积怨也得以化解。如果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潘洪军必将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而初家则很可能得不到相应赔偿。
潘案中所说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民间称为“赔钱减刑”制度，朝阳区法院自2005年10月就开始实施了。不独在朝阳，广东省东莞、山东烟台等地都已试行了这一制度。据统计，通过补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获得刑事减刑的判例，在东莞已超过30宗。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斯说，一些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中，被害人亲属基于自身经济条件的考虑，主动与被告人进行赔偿协商，在得到被告人的赔偿后，与被告人达成谅解，并请求法院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遇到这种情况，法院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关系，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使用法律，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
“赔钱减刑”引起争议
法院“赔钱减刑”的做法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反应不一。
首先是肯定的声音。一部分人认为，不少违法犯罪人员并非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也有善的一面，他们的家人也希望他们改过自新，法律上的从轻情节就是他们的希望。尤其是一些属于“激情犯罪”的人，事后都是非常悔恨的，很想补救被害人。如果被害人对此谅解，法律当然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
按照现行的诉讼制度，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一般要等到诉讼结束后才有可能得到赔偿。在正常情况下，被害人最少也要等待3个月左右。而相当一部分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失去经济来源，医疗费用没有着落，急需获得赔偿。因此，“赔钱减刑”的首要意义就在于能够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保障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得到及时充分的赔偿。
但是，“赔钱减刑”也引起很多人质疑：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会比没钱人轻，是否可以因此赎罪？经济赔偿就可以减轻惩罚？
IT业者李西栎用“气愤”二字形容自己的感受。他说，我的邻居无照驾驶撞死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要坐牢，后来调解花光了他所有的钱，大概十几万，就没事了。这样看来，罪犯该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决定因素就是钱，而不是事件本身，难道交不起钱就不给减刑？主动悔罪是可以装的，但减刑是真的，这就是问题所在，还是钱在作怪。
一企业员工杜青则担心，受害人的权利受到了同样的侵犯，但施害者接受的刑罚却因为金钱而有所区别，这是否与公平公正的原则相背离？是否会造成有钱人犯罪无法控制？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赔钱减刑”有可能导致司法不公、助长司法腐败。
河南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一名检察官提出：“赔钱减刑”中，如何确保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被滥用、不受金钱的腐蚀？如何识别被告人是不是真的痛改前非？被害人是真的谅解了被告人，还是迫于经济或者其他压力做出了妥协？公众最担心的就是某些法官与被告人相互勾结，以“赔钱减刑”作掩护进行权钱交易。
这名检察官说，如果被告人故意转移或者隐瞒财产，然后向法官和被害人表示“同意减刑就赔偿，否则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那么所谓的“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就有可能成为被告人要挟被害人的工具。因此，在谈“赔钱减刑”之前，应该创造一个公正的司法环境。要建立诉前对被告人财产进行扣押和冻结的机制，以便将来法院的生效判决能得以执行；还要构建国家对于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机制，被害人才不轻易被要挟。
更有人认为，“赔钱减刑”是对现代法治的一种背离。法治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社会效果上看，“赔钱减刑”会削弱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力度，必然导致“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比没钱人轻”的局面，助长一些人“有钱无恐”的骄纵心态。
“赔钱减刑”需要法律依据
对于社会上的质疑之声，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斯回答说，并不是所有案件被告人对被害人作出赔偿后，法院就给予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一些犯罪手段极其恶劣，犯罪后果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恶性案件，即使被告人对被害人作出赔偿，法院也不会考虑给予从轻处罚。“赔钱减刑”的说法不符合法律规定，是片面的。
陈斯说，能够适用这种作法的，大多是非蓄意的犯罪案件。“赔钱减刑”的初衷是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但必须符合诸多条件，“赔钱减刑”不等于“有钱减刑”。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一名法官认为，不能用“赔钱减刑”来概括刑事和解，因为刑事和解要在刑事诉讼的大框架下进行。刑事诉讼中，既有公权力的运作，又有私权利的运作。例如，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损失大多是经济上的，可以用金钱加以弥补。被告人积极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为被害人的私权利，可以自由处分。但是，国家追诉权是一种公权力，不能自由处分。被告人触犯了法律，依法该处罚的处罚，民事部分了结并不代表刑事部分结案，而只能作为酌定从轻的情节在量刑上加以考虑，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这名法官还说，审理“赔钱减刑”这类案件必须要把握好度，中国人讲究和为贵，民事部分解决得好，可以影响量刑，但并不是花了钱就没事了。
郑州大学法学博士刘申说，“赔钱减刑”可以找到法律依据。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第四条指出：“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刘申分析说，我国刑事法律的指导思想是少杀、慎杀，能不杀的就不杀，刑法惩罚的是犯罪行为，而不是犯罪人。案件往往给被害人家庭带来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让被害人及其家人尽快走出阴影，是法律的应有之义。被告人从经济上赔偿被害人，对被告人来说，也是一种经济处罚。如果能通过对被告人的经济赔偿，达到对被害人家庭的救助目的，应该说，对被害人是有好处的。
理性看待“赔钱减刑”
目前，大多数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无法获得有效赔偿。
以我国南方某省为例，有80％以上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被害人无法获得赔偿。这使得被害人往往陷入人财两空的尴尬境地。大部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无固定职业，无稳定收入，赔偿能力较差。即使被害人拿到了一纸赔偿判决，被告人因服刑等客观原因，被害人的赔偿根本无法落实。
北京某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某一时间段内，该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申请执行标的额为1918万元，实际执行额只有123万元，只占申请执行额的6.4%。
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的王梅教授分析，按照我们传统的刑法观念，刑罚的目的在于惩罚和改造罪犯。这其中，往往被忽略的就是被害人的权益保障问题。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法则的影响下，“命”和“钱”之间一旦有某种联系，就被想象成离经叛道。然而，现代司法在对片面追求“以暴制暴”的刑事追究模式进行反思之后，更加关注刑事和解、赔偿等恢复性刑事司法模式。更加注重对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非报复性关系的协调与平衡。“赔钱减刑”无疑适应了这一刑事追究模式的转变。
王梅认为，“赔钱减刑”只能适用于依法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且社会危害性较小、行为人主观恶性不大、人身危险性较小的刑事案件，如轻微犯、未成年犯、初犯、偶犯、过失犯、协从犯等，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被告是不可以适用的，而且前提是被害人的谅解和同意。至于说“赔钱减刑”是否公平，公平与否不但要看被告人是否获得与其所犯罪行相一致的处罚，还要考虑赔偿损失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所起到的积极意义，因为刑事处罚并不是最终目的。
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已在不少司法机关试行。但是，在具体的审理过程中，也碰到不少问题。有法官呼吁，针对刑事和解，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杜绝各行其是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和由此产生的寻租空间。
一起典型案例后的人文关怀
2007年4月8日，因过失致人死亡的潘洪军走出牢门，开始了新生。
潘洪军的情况很特殊，虽然用刀捅死了人，但仅被法院判刑一年。按照法官们的说法，是刑事和解制度给了他尽快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一切还要从十多年前说起。
潘洪军和初耀华同为老乡，家住吉林省长春市。两人关系很好，一同来到北京打工，平时主要靠贩卖香烟为生。1993年11月，23岁的潘洪军与25岁的初耀华在北京市建国门外互相打闹中，潘不小心用小刀扎伤了初。出事后，潘洪军赶紧将初送往医院。然而，由于初耀华被刺穿左胸壁，伤及心脏，最终因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潘洪军非常害怕，逃离北京，从此亡命天涯。
2006年4月8日，潜逃近13年的潘洪军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同年8月16日，检察机关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将潘洪军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根据刑法规定，过失致人死亡，将面临最高刑期为七年的有期徒刑，并附带民事诉讼。
朝阳区法院刑事审判庭的臧德胜法官负责审理此案。他说，初耀华的妈妈到北京后，要求严惩潘洪军。可潘洪军的哥哥一到法院就哭了，说案发后，一家人的命运全改变了，潘洪军的妻子改嫁，孩子靠学校减免学费上学，父亲也因生气几年前去世了。
在这种情况下，主审法官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对双方进行调解。最后双方达成一致：潘洪军的哥哥把家里的房子变卖，将所得的12万元交给了初耀华的妈妈；初耀华的妈妈则对主审法官表示：这起案件毁了两个家庭，自己是受害人，潘洪军的孩子也是受害人。看在孩子的份上，希望法院能对他从轻处罚。
于是，在双方达成和解的基础上，2006年9月1日，法院对潘洪军过失致人死亡一案从轻作出判决，判处潘洪军有期徒刑一年。
主审法官说，案件判决后，双方当事人都很满意，初耀华的妈妈得到了相应补偿，解开了心结，双方的积怨也得以化解。如果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潘洪军必将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而初家则很可能得不到相应赔偿。
潘案中所说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民间称为“赔钱减刑”制度，朝阳区法院自2005年10月就开始实施了。不独在朝阳，广东省东莞、山东烟台等地都已试行了这一制度。据统计，通过补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获得刑事减刑的判例，在东莞已超过30宗。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斯说，一些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中，被害人亲属基于自身经济条件的考虑，主动与被告人进行赔偿协商，在得到被告人的赔偿后，与被告人达成谅解，并请求法院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遇到这种情况，法院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关系，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使用法律，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
“赔钱减刑”引起争议
法院“赔钱减刑”的做法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反应不一。
首先是肯定的声音。一部分人认为，不少违法犯罪人员并非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也有善的一面，他们的家人也希望他们改过自新，法律上的从轻情节就是他们的希望。尤其是一些属于“激情犯罪”的人，事后都是非常悔恨的，很想补救被害人。如果被害人对此谅解，法律当然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
按照现行的诉讼制度，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一般要等到诉讼结束后才有可能得到赔偿。在正常情况下，被害人最少也要等待3个月左右。而相当一部分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失去经济来源，医疗费用没有着落，急需获得赔偿。因此，“赔钱减刑”的首要意义就在于能够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保障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得到及时充分的赔偿。
但是，“赔钱减刑”也引起很多人质疑：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会比没钱人轻，是否可以因此赎罪？经济赔偿就可以减轻惩罚？
IT业者李西栎用“气愤”二字形容自己的感受。他说，我的邻居无照驾驶撞死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要坐牢，后来调解花光了他所有的钱，大概十几万，就没事了。这样看来，罪犯该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决定因素就是钱，而不是事件本身，难道交不起钱就不给减刑？主动悔罪是可以装的，但减刑是真的，这就是问题所在，还是钱在作怪。
一企业员工杜青则担心，受害人的权利受到了同样的侵犯，但施害者接受的刑罚却因为金钱而有所区别，这是否与公平公正的原则相背离？是否会造成有钱人犯罪无法控制？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赔钱减刑”有可能导致司法不公、助长司法腐败。
河南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一名检察官提出：“赔钱减刑”中，如何确保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被滥用、不受金钱的腐蚀？如何识别被告人是不是真的痛改前非？被害人是真的谅解了被告人，还是迫于经济或者其他压力做出了妥协？公众最担心的就是某些法官与被告人相互勾结，以“赔钱减刑”作掩护进行权钱交易。
这名检察官说，如果被告人故意转移或者隐瞒财产，然后向法官和被害人表示“同意减刑就赔偿，否则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那么所谓的“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就有可能成为被告人要挟被害人的工具。因此，在谈“赔钱减刑”之前，应该创造一个公正的司法环境。要建立诉前对被告人财产进行扣押和冻结的机制，以便将来法院的生效判决能得以执行；还要构建国家对于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机制，被害人才不轻易被要挟。
更有人认为，“赔钱减刑”是对现代法治的一种背离。法治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社会效果上看，“赔钱减刑”会削弱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力度，必然导致“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比没钱人轻”的局面，助长一些人“有钱无恐”的骄纵心态。
“赔钱减刑”需要法律依据
对于社会上的质疑之声，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斯回答说，并不是所有案件被告人对被害人作出赔偿后，法院就给予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一些犯罪手段极其恶劣，犯罪后果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恶性案件，即使被告人对被害人作出赔偿，法院也不会考虑给予从轻处罚。“赔钱减刑”的说法不符合法律规定，是片面的。
陈斯说，能够适用这种作法的，大多是非蓄意的犯罪案件。“赔钱减刑”的初衷是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但必须符合诸多条件，“赔钱减刑”不等于“有钱减刑”。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一名法官认为，不能用“赔钱减刑”来概括刑事和解，因为刑事和解要在刑事诉讼的大框架下进行。刑事诉讼中，既有公权力的运作，又有私权利的运作。例如，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损失大多是经济上的，可以用金钱加以弥补。被告人积极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为被害人的私权利，可以自由处分。但是，国家追诉权是一种公权力，不能自由处分。被告人触犯了法律，依法该处罚的处罚，民事部分了结并不代表刑事部分结案，而只能作为酌定从轻的情节在量刑上加以考虑，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这名法官还说，审理“赔钱减刑”这类案件必须要把握好度，中国人讲究和为贵，民事部分解决得好，可以影响量刑，但并不是花了钱就没事了。
郑州大学法学博士刘申说，“赔钱减刑”可以找到法律依据。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第四条指出：“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刘申分析说，我国刑事法律的指导思想是少杀、慎杀，能不杀的就不杀，刑法惩罚的是犯罪行为，而不是犯罪人。案件往往给被害人家庭带来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让被害人及其家人尽快走出阴影，是法律的应有之义。被告人从经济上赔偿被害人，对被告人来说，也是一种经济处罚。如果能通过对被告人的经济赔偿，达到对被害人家庭的救助目的，应该说，对被害人是有好处的。
理性看待“赔钱减刑”
目前，大多数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无法获得有效赔偿。
以我国南方某省为例，有80％以上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被害人无法获得赔偿。这使得被害人往往陷入人财两空的尴尬境地。大部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无固定职业，无稳定收入，赔偿能力较差。即使被害人拿到了一纸赔偿判决，被告人因服刑等客观原因，被害人的赔偿根本无法落实。
北京某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某一时间段内，该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申请执行标的额为1918万元，实际执行额只有123万元，只占申请执行额的6.4%。
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的王梅教授分析，按照我们传统的刑法观念，刑罚的目的在于惩罚和改造罪犯。这其中，往往被忽略的就是被害人的权益保障问题。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法则的影响下，“命”和“钱”之间一旦有某种联系，就被想象成离经叛道。然而，现代司法在对片面追求“以暴制暴”的刑事追究模式进行反思之后，更加关注刑事和解、赔偿等恢复性刑事司法模式。更加注重对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非报复性关系的协调与平衡。“赔钱减刑”无疑适应了这一刑事追究模式的转变。
王梅认为，“赔钱减刑”只能适用于依法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且社会危害性较小、行为人主观恶性不大、人身危险性较小的刑事案件，如轻微犯、未成年犯、初犯、偶犯、过失犯、协从犯等，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被告是不可以适用的，而且前提是被害人的谅解和同意。至于说“赔钱减刑”是否公平，公平与否不但要看被告人是否获得与其所犯罪行相一致的处罚，还要考虑赔偿损失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所起到的积极意义，因为刑事处罚并不是最终目的。
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已在不少司法机关试行。但是，在具体的审理过程中，也碰到不少问题。有法官呼吁，针对刑事和解，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杜绝各行其是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和由此产生的寻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