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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爱玲热”引发的思考
今年2月,张爱玲(1920-1995)早在1976年就已完稿的长篇小说遗作《小团圆》,终于出版(台北:皇冠出版公司)。2月26日,张爱玲的母校香港大学为其举行了新书记者会。该书大陆简体本的版权,群雄逐鹿,最后花落十月文艺出版社,据说,首印十万,4月9日上市,不到一周清货,随即加印。在出版业即将全面市场化的今天,这肯定是有可能创造单项营销额纪录的大手笔,即使盗版已先期悄然出现,即使网络上早就可以免费阅读,也没有对正版造成多大的影响。4月16日下午,该书首发式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召开,各路媒体蜂拥而至,以致主办方不得不采取凭票入内的措施。这样,在电影《色戒》(2007)之后,围绕《小团圆》,又一次争论不断,又一次褒贬不一,在华文文化圈引发了新一轮的“张爱玲热”。
张爱玲还有一些中英文书籍会陆续出版:《张爱玲语录》增订版、写上海童年往事的《雷峰塔》、讲港战故事的《易经》……与宋淇、邝文美夫妇的往来书信。在张爱玲逝世后从美国运给遗产执行人宋淇的十四箱遗物中,除已整理面世的《同学少年都不贱》(2004)、《郁金香》(2007)外,不知还有多少可以出版的文字。张爱玲今后无疑仍将是相关业界和大众传媒的热点。
众声喧哗中,我注意到网民“貂斑华”的一则帖子:
张爱[玲]好像被过度的解读和关注了,近乎追星似的研究,跟她沾亲带故的比如胡汉奸、姑姑、赖雅、她的父母弟弟都被人扒了个遍,几乎是掘地三尺式的研究,跟她同时代或略早的很多女作家水准未必在她之下,梅娘、苏青、庐隐、凌淑华、白薇,很多人不论就作品还是经历的曲折都不在她之下,可就是门庭冷落少有人关注,真是个苦乐不均的世界,文坛亦然。
虽然是非专业的随感,但所提示的现象却值得探究。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军国主义日本的占领区,曾经莽莽近万里,时间跨度从几年到五十年。如果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而论,沦陷面积加上沦陷时间,沦陷区文学在其中占有相当的份额。可这一特定区域文学在文学史中一直处于缺席状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意识形态场域的转换和新材料的“发现”,才渐次进入新版文学史,从而展现出与以往的文学历史地图不同的当下画幅。不过,就目前的抗战文学宏观整合而言,还远没有达到共时生态基本均衡的程度。而要改变这一状况,真实还原抗战时期的文学的历史,光有张爱玲是不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有一大批女作家应当添加到上述名单中去,而排在前面的,首先是在华北沦陷文坛与梅娘齐名的雷妍。
二、雷妍——沦陷区文学研究有待深化的例证
时至1941年8月,日本占领北京已经四年。此时,三十岁的雷妍,一位抚育着两个幼女的单身母亲,在华北伪政权报业托拉斯武德报社下属的《中国文艺》(四卷六期)上,发表了一首唯美主义的小诗《冷露当酒》。诗的前半部分是这样的:
冷露当酒,
玫瑰作杯,
且饮一次清凉的沉醉!
拂不去梦影。
有着天堂的欢乐。
谁再向我低声说:
睡吧,睡!
我将再爬进摇篮里
脱去多年灰色的光阴,
忘掉灵魂的忧惴,
……
这是作者营造的内在世界:平白如画,超凡脱俗,返朴归真……而真实的外在世界则是国破家亡:警宪横行,忍气吞声;家庭破裂,生活艰辛……诗与现实间的张力证明:文学是可以无视殖民统治的存在,形成独立自在的叙事话语系统的。
雷妍(1911-1952),河北人。原名刘植莲,笔名刘萼、刘咏莲、刘植兰、沙芙、芳田、端木直、东方卉、田田、田虹、崔蓝波等。父亲是一位银行家,喜好文学。她在昌黎乡下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女期。中小学大多在桂贞、慕贞等教会名校就读,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国文学系。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完全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七·七事变”使得她与在粤汉铁路供职的丈夫天各一方,战乱中的丈夫发生了婚外情。离异后,雷妍独自一人支撑着一个六口之家。英语专业在日本占领区求职困难,她不得不靠做缝纫、卖成衣、教家馆维持生计。她在四十年代初发表的第一批小说引起了母校的注意,很快被慕贞女中召回,担任国文教员。1943年,与中学时代的恋人结婚,条件是抚养他的父母、前妻和四个孩子。生活压力是沉重的,社会环境是令人窒息的。然而,这并没有泯灭她对于文学的迷恋与追求。在每周二十几堂课和繁重的家务之余,凭着“握紧了每一个清晨”在人间苦苦挣扎的坚强毅力,她不懈地读书写作,在北平、上海、东北(伪满)、日本等地的各种报刊上广泛发表作品,短短几年便成为华北颇有影响的作家。现实生活中的重压,在文学的梦幻天地里得到了化解与宣泄。为此,她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英年早逝无疑是积劳成疾的恶果。
雷妍以为女人的命运申诉的短篇小说著称。在雷妍的虚构天地里,有传统乡村记忆,有形形色色的情爱悲喜剧,有孩童视角观照下的非人世界,也有黎明前的呐喊。这些作品题材多变、体裁多样,而将其统一起来的是遏抑不住的现实关怀和内心渴求。
由于不习惯湖南衡阳的生活环境和方言,雷妍于1937年初离开丈夫返回北平。很快发生“七·七事变”,北平成为华北伪政权的“首都”,她不得不滞留在沦陷区。在世界近代殖民史上,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一直没有全境沦陷。有国统区在,有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中国这个国家就在。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或走上抗日前线,或躲避兵灾逃离家园,迁徙的人群大规模增加。反映在战时中国文学里,形形色色“远行者”的形象凸现出来。在现实中未能践行战争迁徙的雷妍,常常在小说中憧憬饶有意味的“远行”人生。《浣女》讲述湘江岸沙滩上、后门外池塘边洗衣女的故事。作品的对话、特别是村妇的对白,活灵活现,准确表现出每一个人物的个性和情态。而搅动读者心灵的,是“沿江而行的铁轨上奔驰着一列南下的客车,不留恋,不退缩,向着目的地前进。任意喷着烟吐着气,吼叫着,在轨道上自由奔驰着”。自主婚恋中常见的出走,在战时别具含义。《越岭而去》中的东柱,以其特殊的方式说服锁儿的媳妇与他私奔,连夜离开她那还是“尿泡孩子”的男人。一对青梅竹马的情侣,终于“向上,向上越过玉虎岭走向一个新的境域”。《白马的骑者》中的乡村少女小白鹿,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终于与白马的骑者一同出走。田园风情与女主角命运间的强烈反差,最终化作“在繁星下向大道上奔驰,奔驰,把凄凉、孤独、恐怖、不平留在后面”。城市青年也一样。大学同学林珊毅然终止了谈情说爱,悄然弃学,“决心离开这座梦幻的艺术宫,走到现实生活里去”(《林珊》)。《奔流》尽情抒发了作者的豪放不拘和“意志自由”。女主人公田聪最后乘船出走了。在她听来,轮机声宛如“前进!前进!”的雄伟进行曲。她坚信:“这黑夜很快就会过去的,一个灿烂的黎明将迎接她!”这种“该走就走”的决心,与安土重迁的民间传统相连,也与战时流亡作家的抵抗信念相连。1942年,知名作家张秀亚、查显琳就先后离开北平,前者继续从文,后者投笔从戎,得以随心所欲地活跃在抗战大后方。
故园是纷乱年代的心灵庇护所。《良田》描绘了华北一个村落中的忠、奸、恩、怨、诚、艳民风,地域色彩浓郁的求雨、庙会、忙节等民俗,以及北方沿海地区的乡土景色,显得既遥远又亲近,很好地表现和烘托出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柔弱女子生活的艰辛,以及村吏地主的虚伪与狠毒,同时,也发掘了淳朴农民善良的心灵和助人为乐的精神。与《良田》不同,转向城市的短篇大多“以痛喊女子地位而动人”。她的这类小说,讲述的是“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的悲戚故事。《魁梧的懦人》描绘出进入城市的青年,在现代城市与田园乡村、文明开化与传统守旧之间的冲突。与同学热恋的男主人公,为了母亲的“尊严和幸福”,回乡探亲时仓促与一个旧式女子成婚。不到一年,乡间的妻子郁郁病逝。主人公一向“只爱富有田园风味的家,一向厌恶都市生活”,但由于自身的懦弱,由于传统的桎梏,乡村的家园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而是把他推向道德内疚和感情煎熬的痛苦深渊。在《诉》中,修路工程师把现代文明带到穷乡僻壤,同时,他的图谋不轨之举也让涉世不深的村姑想入非非。村姑婚后将其和盘托出,引起农民丈夫的猜忌和狂怒。宣泄后矛盾化解,小两口重归于好。
雷妍认为,作为现代文明标志之一的现代城市,更加与女人相敌对。小说《人》援引人类发展经过“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的传说,表明人类一代不如一代,物质文明的进步并没有带来道德上的进步。当小说把人类发展的第四个时代即当代定名为“黑铁时代”的时候,人类变得更加不可救药:
一切凭了神的恩惠,一切凭了智慧,直立的躯体和自由伸张的大拇指。人类在黑铁时代闹得乌烟瘴气的,尤其在都会里来得更甚,更糟,更使创造者伤心,如果不幸再有一次洪水,仅仅一对善良的夫妇都难选出,那么第五个时代就永无希望再有了。
作者笔锋一转,开始描写在都市挣扎求生的陆小姐。她的美丽“真是黑铁时代一个精心的杰作”。可她却只能利用这上帝的恩赐,周旋于显贵富豪之间,用“苦笑和愤恨,憎恶,挂虑,机警,小的欺骗”换来少许银钱,去应付房租、配给面粉、母亲的药费、租借洋服……以及已离婚流氓丈夫的敲诈。最后,她忍痛与一个想与“新女人讲讲恋爱”的彭经理签订了婚约,成为他的外室,并生下一个女儿。在彭经理外出的一个深夜,她的前夫以抱走孩子相挟索要巨款。她一时冲动误伤人命被判处无期徒刑,在黑牢里精神失常,幼女也在一个月后因病夭折。小说对被损害的女性给予情真意切的同情,对现实社会的不公正给予清醒的剖析,堪称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既然两性间的关系是度量社会进步程度的一种天然尺度,那么,雷妍多角度刻画的婚恋方面的种种情感纠葛,自然反映了那一时空中的社会文明程度,也表达出作者对于健康的人格和正常的社会关系的渴求。
女人的不幸和痛苦也是雷妍经常触及的一个主题。《十六年》中的女主人公受失恋打击随便屈就于一个令人讨厌的男人。结果,在生下孩子后即遭遗弃,孩子也随时有被夺去的危险。这不能不使她开始“恨着男性中心的法律”。《幽灵》中道貌岸然的房东重男轻女,残忍幽禁没有生儿子的发妻。当她就要重见光明的时候,却“像一棵暖室里的花拿在春风里一吹反倒要零落”一样,离开了这个给她带来无数痛苦和屈辱的世界。作品在为灾难深重的妇女同胞控诉与呐喊的同时,有力地揭露出男权主义封建残余的肆虐。《轻烟》中的爱情悲剧,则源于主人公自身“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观。这就把探讨的范围从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尽管这类作品显得较为单薄,但在理智与情感产生冲突时,理智占了上风。
雷妍的小说试验是多方面的。《门外》把矛头指向黑暗现实。栓子咬了一口弟弟手里的杂合面窝头,被继母赶出家门。小说从一个孩子的视角,细致地描绘出环境刺激所引起的心理和生理上的饥饿感觉。回忆与现实的穿插,人与动物间的对照,使一个并不重大的题材跌宕起伏。晚上的一场误会,更是戏剧性地渲染出人不如狗的现实,有力地控诉了人世间的不平。《背叛》和《彭其栋万岁》意在揭示人性的虚伪成份。《一夕》通过几位高中女学生的日常生活,展示了少女青春期心理上的微妙变化,表现出她们活泼、敏感和对于生命的热爱。自传体小说《鹿鸣》是雷妍本人经历的真实写照。寓言《黎巴嫩的香柏木》取材于《圣经》旧约中以色列王所罗门宫廷里的故事,在体裁上做了大胆尝试。叙事主人公化作一棵黎巴嫩的香柏木,见证着古老的小亚细亚王国里的盛与衰,诉说自己“被人类的血腥气弄得昏昏欲死”,最后以“我愿回到我的故乡”结尾。《无愁天子》是一个历史题材小说。各国使臣前来北齐通好。北齐王的冯淑妃被气宇轩昂的北周王驾所吸引。淑妃蒙面随八个后宫歌姬在舞殿红毡上载歌载舞,接受了北周王赏赐的一对明珠环子并传递了幽会信息,晚上与他在露台西畔一夜情。一年后,北周王为了得到冯淑妃,率兵攻下城池。面对北周王,冯淑妃喊出“生来不知如何投降。陛下杀戮听便吧”。北周王不爱江山爱美人,冯淑妃最后随北周王而去。无论是写古代还是写域外,总能让人联想到沦陷现实。
到沦陷末期,雷妍终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直露地表达出对于自由的无限渴望,勇敢地发出了充满战斗激情的呐喊。在《号角》一文中,雷妍写道:
自由的意识更火炽的在内心燃烧起来,我需要的是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一切,假如自己的一切全备了以后,我也会鹰般地凌空飞翔或鸣叫吧?啊!我愿自己化成一只号角,吹出黑夜里无尽休的闷气。
啊!我愿化成一只纤长的号角,不然就化成一只猛禽——一只鹰,那么凌空一飞,那么任意鸣叫,那么自由!
雷妍参加过敌伪官方的文艺活动。然而她的作品表明,她在灵魂深处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立场,正如她在1945年9月9日所述说的那样:“在文化失去踪影,心灵枯竭到不可救药的沦陷区的生活里,我们不肯使思路中断,不肯放下笔,我们有不到气绝不使出版界夭亡的决心。于是以个人仅有而轻微得可怜的财力人力和毅力相继着发表着我们的创作。其中没有功利,但却遭受到致命的经济压迫,现在终以不屈服的毅力使它出版了,当它和读者相见的时候,胜利和平声中淹没了的兴奋泪又不能自已地落满了字里行间”(《鹿鸣·后记》)。
对于沦陷区文人,有观点认为,“女子‘节烈’有背人道,不可以颂扬和提倡。文人在沦陷区保持沉默,却是坚守民族大义,可以提倡并且应该大力颂扬”。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世界殖民史证明,沉默不是沦陷区作家的惟一选择。沦陷区文学,是中华文化谱系中不应被冷落的环节。
三、沦陷区文学资料整理工作亟待加强
由于历史的原因,抗战胜利后,包括雷妍在内的一代沦陷区作家,基本淡出中国文坛。新中国成立后,雷妍积极参与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活动,努力在创作上适应时代的转换,曾在赵树理主编的《说说唱唱》上发表过小说《人勤地不懒》、《小力笨》、《新的一代》、《我是幸福的》等。不过,由于罹患喉癌,很快终止了创作生涯,成绩无法和沦陷时期相比。
沦陷时期,雷妍结集出版的有小说集《白马的骑者》(新民印书馆,1944)、《奔流》(华北文化书局,1945)、《少女湖》(马德增书店,1945)以及《凤凰》(广智书局,1945)。《鹿鸣》(文章书房,1945)则是几乎与抗战胜利同时到来的。中篇小说有《良田》(艺术与生活,194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沦陷区文学逐渐浮出水面,一些沦陷作家的作品被选入各种集子,也有少数作家出版了个人作品集。但雷妍目前只有一部自刊本《四十年代女作家——雷妍小说散文选》(2006),收作品十九篇。对于雷妍的研究,除了我在《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1994)中的专节《雷妍:女人的怨艾与失落感的倾吐》外,只见到陈学勇的《北平沦陷时活跃过一个雷妍》,收入《旧痕新影说文人》(中华书局,2007)和《民国才女风景》(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陈学勇和王羽选编的《太太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女作家小说》(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破例收入雷妍的《林珊》和《林二奶奶》,并做了这样的说明:该书“所选范围还是限于四十年代上海女作家的小说,惟雷妍是个例外,她那时活跃在北平。既然有钩沉的意思,那么借此给雷妍搭个便车,她实在也是不该遗忘的作家,却被遗忘至今”。相信雷妍个人作品专集的正式出版,将有助于推动雷妍研究,进而推动沦陷区文学研究。
今年2月,张爱玲(1920-1995)早在1976年就已完稿的长篇小说遗作《小团圆》,终于出版(台北:皇冠出版公司)。2月26日,张爱玲的母校香港大学为其举行了新书记者会。该书大陆简体本的版权,群雄逐鹿,最后花落十月文艺出版社,据说,首印十万,4月9日上市,不到一周清货,随即加印。在出版业即将全面市场化的今天,这肯定是有可能创造单项营销额纪录的大手笔,即使盗版已先期悄然出现,即使网络上早就可以免费阅读,也没有对正版造成多大的影响。4月16日下午,该书首发式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召开,各路媒体蜂拥而至,以致主办方不得不采取凭票入内的措施。这样,在电影《色戒》(2007)之后,围绕《小团圆》,又一次争论不断,又一次褒贬不一,在华文文化圈引发了新一轮的“张爱玲热”。
张爱玲还有一些中英文书籍会陆续出版:《张爱玲语录》增订版、写上海童年往事的《雷峰塔》、讲港战故事的《易经》……与宋淇、邝文美夫妇的往来书信。在张爱玲逝世后从美国运给遗产执行人宋淇的十四箱遗物中,除已整理面世的《同学少年都不贱》(2004)、《郁金香》(2007)外,不知还有多少可以出版的文字。张爱玲今后无疑仍将是相关业界和大众传媒的热点。
众声喧哗中,我注意到网民“貂斑华”的一则帖子:
张爱[玲]好像被过度的解读和关注了,近乎追星似的研究,跟她沾亲带故的比如胡汉奸、姑姑、赖雅、她的父母弟弟都被人扒了个遍,几乎是掘地三尺式的研究,跟她同时代或略早的很多女作家水准未必在她之下,梅娘、苏青、庐隐、凌淑华、白薇,很多人不论就作品还是经历的曲折都不在她之下,可就是门庭冷落少有人关注,真是个苦乐不均的世界,文坛亦然。
虽然是非专业的随感,但所提示的现象却值得探究。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军国主义日本的占领区,曾经莽莽近万里,时间跨度从几年到五十年。如果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而论,沦陷面积加上沦陷时间,沦陷区文学在其中占有相当的份额。可这一特定区域文学在文学史中一直处于缺席状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意识形态场域的转换和新材料的“发现”,才渐次进入新版文学史,从而展现出与以往的文学历史地图不同的当下画幅。不过,就目前的抗战文学宏观整合而言,还远没有达到共时生态基本均衡的程度。而要改变这一状况,真实还原抗战时期的文学的历史,光有张爱玲是不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有一大批女作家应当添加到上述名单中去,而排在前面的,首先是在华北沦陷文坛与梅娘齐名的雷妍。
二、雷妍——沦陷区文学研究有待深化的例证
时至1941年8月,日本占领北京已经四年。此时,三十岁的雷妍,一位抚育着两个幼女的单身母亲,在华北伪政权报业托拉斯武德报社下属的《中国文艺》(四卷六期)上,发表了一首唯美主义的小诗《冷露当酒》。诗的前半部分是这样的:
冷露当酒,
玫瑰作杯,
且饮一次清凉的沉醉!
拂不去梦影。
有着天堂的欢乐。
谁再向我低声说:
睡吧,睡!
我将再爬进摇篮里
脱去多年灰色的光阴,
忘掉灵魂的忧惴,
……
这是作者营造的内在世界:平白如画,超凡脱俗,返朴归真……而真实的外在世界则是国破家亡:警宪横行,忍气吞声;家庭破裂,生活艰辛……诗与现实间的张力证明:文学是可以无视殖民统治的存在,形成独立自在的叙事话语系统的。
雷妍(1911-1952),河北人。原名刘植莲,笔名刘萼、刘咏莲、刘植兰、沙芙、芳田、端木直、东方卉、田田、田虹、崔蓝波等。父亲是一位银行家,喜好文学。她在昌黎乡下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女期。中小学大多在桂贞、慕贞等教会名校就读,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国文学系。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完全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七·七事变”使得她与在粤汉铁路供职的丈夫天各一方,战乱中的丈夫发生了婚外情。离异后,雷妍独自一人支撑着一个六口之家。英语专业在日本占领区求职困难,她不得不靠做缝纫、卖成衣、教家馆维持生计。她在四十年代初发表的第一批小说引起了母校的注意,很快被慕贞女中召回,担任国文教员。1943年,与中学时代的恋人结婚,条件是抚养他的父母、前妻和四个孩子。生活压力是沉重的,社会环境是令人窒息的。然而,这并没有泯灭她对于文学的迷恋与追求。在每周二十几堂课和繁重的家务之余,凭着“握紧了每一个清晨”在人间苦苦挣扎的坚强毅力,她不懈地读书写作,在北平、上海、东北(伪满)、日本等地的各种报刊上广泛发表作品,短短几年便成为华北颇有影响的作家。现实生活中的重压,在文学的梦幻天地里得到了化解与宣泄。为此,她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英年早逝无疑是积劳成疾的恶果。
雷妍以为女人的命运申诉的短篇小说著称。在雷妍的虚构天地里,有传统乡村记忆,有形形色色的情爱悲喜剧,有孩童视角观照下的非人世界,也有黎明前的呐喊。这些作品题材多变、体裁多样,而将其统一起来的是遏抑不住的现实关怀和内心渴求。
由于不习惯湖南衡阳的生活环境和方言,雷妍于1937年初离开丈夫返回北平。很快发生“七·七事变”,北平成为华北伪政权的“首都”,她不得不滞留在沦陷区。在世界近代殖民史上,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一直没有全境沦陷。有国统区在,有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中国这个国家就在。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或走上抗日前线,或躲避兵灾逃离家园,迁徙的人群大规模增加。反映在战时中国文学里,形形色色“远行者”的形象凸现出来。在现实中未能践行战争迁徙的雷妍,常常在小说中憧憬饶有意味的“远行”人生。《浣女》讲述湘江岸沙滩上、后门外池塘边洗衣女的故事。作品的对话、特别是村妇的对白,活灵活现,准确表现出每一个人物的个性和情态。而搅动读者心灵的,是“沿江而行的铁轨上奔驰着一列南下的客车,不留恋,不退缩,向着目的地前进。任意喷着烟吐着气,吼叫着,在轨道上自由奔驰着”。自主婚恋中常见的出走,在战时别具含义。《越岭而去》中的东柱,以其特殊的方式说服锁儿的媳妇与他私奔,连夜离开她那还是“尿泡孩子”的男人。一对青梅竹马的情侣,终于“向上,向上越过玉虎岭走向一个新的境域”。《白马的骑者》中的乡村少女小白鹿,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终于与白马的骑者一同出走。田园风情与女主角命运间的强烈反差,最终化作“在繁星下向大道上奔驰,奔驰,把凄凉、孤独、恐怖、不平留在后面”。城市青年也一样。大学同学林珊毅然终止了谈情说爱,悄然弃学,“决心离开这座梦幻的艺术宫,走到现实生活里去”(《林珊》)。《奔流》尽情抒发了作者的豪放不拘和“意志自由”。女主人公田聪最后乘船出走了。在她听来,轮机声宛如“前进!前进!”的雄伟进行曲。她坚信:“这黑夜很快就会过去的,一个灿烂的黎明将迎接她!”这种“该走就走”的决心,与安土重迁的民间传统相连,也与战时流亡作家的抵抗信念相连。1942年,知名作家张秀亚、查显琳就先后离开北平,前者继续从文,后者投笔从戎,得以随心所欲地活跃在抗战大后方。
故园是纷乱年代的心灵庇护所。《良田》描绘了华北一个村落中的忠、奸、恩、怨、诚、艳民风,地域色彩浓郁的求雨、庙会、忙节等民俗,以及北方沿海地区的乡土景色,显得既遥远又亲近,很好地表现和烘托出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柔弱女子生活的艰辛,以及村吏地主的虚伪与狠毒,同时,也发掘了淳朴农民善良的心灵和助人为乐的精神。与《良田》不同,转向城市的短篇大多“以痛喊女子地位而动人”。她的这类小说,讲述的是“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的悲戚故事。《魁梧的懦人》描绘出进入城市的青年,在现代城市与田园乡村、文明开化与传统守旧之间的冲突。与同学热恋的男主人公,为了母亲的“尊严和幸福”,回乡探亲时仓促与一个旧式女子成婚。不到一年,乡间的妻子郁郁病逝。主人公一向“只爱富有田园风味的家,一向厌恶都市生活”,但由于自身的懦弱,由于传统的桎梏,乡村的家园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而是把他推向道德内疚和感情煎熬的痛苦深渊。在《诉》中,修路工程师把现代文明带到穷乡僻壤,同时,他的图谋不轨之举也让涉世不深的村姑想入非非。村姑婚后将其和盘托出,引起农民丈夫的猜忌和狂怒。宣泄后矛盾化解,小两口重归于好。
雷妍认为,作为现代文明标志之一的现代城市,更加与女人相敌对。小说《人》援引人类发展经过“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的传说,表明人类一代不如一代,物质文明的进步并没有带来道德上的进步。当小说把人类发展的第四个时代即当代定名为“黑铁时代”的时候,人类变得更加不可救药:
一切凭了神的恩惠,一切凭了智慧,直立的躯体和自由伸张的大拇指。人类在黑铁时代闹得乌烟瘴气的,尤其在都会里来得更甚,更糟,更使创造者伤心,如果不幸再有一次洪水,仅仅一对善良的夫妇都难选出,那么第五个时代就永无希望再有了。
作者笔锋一转,开始描写在都市挣扎求生的陆小姐。她的美丽“真是黑铁时代一个精心的杰作”。可她却只能利用这上帝的恩赐,周旋于显贵富豪之间,用“苦笑和愤恨,憎恶,挂虑,机警,小的欺骗”换来少许银钱,去应付房租、配给面粉、母亲的药费、租借洋服……以及已离婚流氓丈夫的敲诈。最后,她忍痛与一个想与“新女人讲讲恋爱”的彭经理签订了婚约,成为他的外室,并生下一个女儿。在彭经理外出的一个深夜,她的前夫以抱走孩子相挟索要巨款。她一时冲动误伤人命被判处无期徒刑,在黑牢里精神失常,幼女也在一个月后因病夭折。小说对被损害的女性给予情真意切的同情,对现实社会的不公正给予清醒的剖析,堪称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既然两性间的关系是度量社会进步程度的一种天然尺度,那么,雷妍多角度刻画的婚恋方面的种种情感纠葛,自然反映了那一时空中的社会文明程度,也表达出作者对于健康的人格和正常的社会关系的渴求。
女人的不幸和痛苦也是雷妍经常触及的一个主题。《十六年》中的女主人公受失恋打击随便屈就于一个令人讨厌的男人。结果,在生下孩子后即遭遗弃,孩子也随时有被夺去的危险。这不能不使她开始“恨着男性中心的法律”。《幽灵》中道貌岸然的房东重男轻女,残忍幽禁没有生儿子的发妻。当她就要重见光明的时候,却“像一棵暖室里的花拿在春风里一吹反倒要零落”一样,离开了这个给她带来无数痛苦和屈辱的世界。作品在为灾难深重的妇女同胞控诉与呐喊的同时,有力地揭露出男权主义封建残余的肆虐。《轻烟》中的爱情悲剧,则源于主人公自身“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观。这就把探讨的范围从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尽管这类作品显得较为单薄,但在理智与情感产生冲突时,理智占了上风。
雷妍的小说试验是多方面的。《门外》把矛头指向黑暗现实。栓子咬了一口弟弟手里的杂合面窝头,被继母赶出家门。小说从一个孩子的视角,细致地描绘出环境刺激所引起的心理和生理上的饥饿感觉。回忆与现实的穿插,人与动物间的对照,使一个并不重大的题材跌宕起伏。晚上的一场误会,更是戏剧性地渲染出人不如狗的现实,有力地控诉了人世间的不平。《背叛》和《彭其栋万岁》意在揭示人性的虚伪成份。《一夕》通过几位高中女学生的日常生活,展示了少女青春期心理上的微妙变化,表现出她们活泼、敏感和对于生命的热爱。自传体小说《鹿鸣》是雷妍本人经历的真实写照。寓言《黎巴嫩的香柏木》取材于《圣经》旧约中以色列王所罗门宫廷里的故事,在体裁上做了大胆尝试。叙事主人公化作一棵黎巴嫩的香柏木,见证着古老的小亚细亚王国里的盛与衰,诉说自己“被人类的血腥气弄得昏昏欲死”,最后以“我愿回到我的故乡”结尾。《无愁天子》是一个历史题材小说。各国使臣前来北齐通好。北齐王的冯淑妃被气宇轩昂的北周王驾所吸引。淑妃蒙面随八个后宫歌姬在舞殿红毡上载歌载舞,接受了北周王赏赐的一对明珠环子并传递了幽会信息,晚上与他在露台西畔一夜情。一年后,北周王为了得到冯淑妃,率兵攻下城池。面对北周王,冯淑妃喊出“生来不知如何投降。陛下杀戮听便吧”。北周王不爱江山爱美人,冯淑妃最后随北周王而去。无论是写古代还是写域外,总能让人联想到沦陷现实。
到沦陷末期,雷妍终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直露地表达出对于自由的无限渴望,勇敢地发出了充满战斗激情的呐喊。在《号角》一文中,雷妍写道:
自由的意识更火炽的在内心燃烧起来,我需要的是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一切,假如自己的一切全备了以后,我也会鹰般地凌空飞翔或鸣叫吧?啊!我愿自己化成一只号角,吹出黑夜里无尽休的闷气。
啊!我愿化成一只纤长的号角,不然就化成一只猛禽——一只鹰,那么凌空一飞,那么任意鸣叫,那么自由!
雷妍参加过敌伪官方的文艺活动。然而她的作品表明,她在灵魂深处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立场,正如她在1945年9月9日所述说的那样:“在文化失去踪影,心灵枯竭到不可救药的沦陷区的生活里,我们不肯使思路中断,不肯放下笔,我们有不到气绝不使出版界夭亡的决心。于是以个人仅有而轻微得可怜的财力人力和毅力相继着发表着我们的创作。其中没有功利,但却遭受到致命的经济压迫,现在终以不屈服的毅力使它出版了,当它和读者相见的时候,胜利和平声中淹没了的兴奋泪又不能自已地落满了字里行间”(《鹿鸣·后记》)。
对于沦陷区文人,有观点认为,“女子‘节烈’有背人道,不可以颂扬和提倡。文人在沦陷区保持沉默,却是坚守民族大义,可以提倡并且应该大力颂扬”。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世界殖民史证明,沉默不是沦陷区作家的惟一选择。沦陷区文学,是中华文化谱系中不应被冷落的环节。
三、沦陷区文学资料整理工作亟待加强
由于历史的原因,抗战胜利后,包括雷妍在内的一代沦陷区作家,基本淡出中国文坛。新中国成立后,雷妍积极参与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活动,努力在创作上适应时代的转换,曾在赵树理主编的《说说唱唱》上发表过小说《人勤地不懒》、《小力笨》、《新的一代》、《我是幸福的》等。不过,由于罹患喉癌,很快终止了创作生涯,成绩无法和沦陷时期相比。
沦陷时期,雷妍结集出版的有小说集《白马的骑者》(新民印书馆,1944)、《奔流》(华北文化书局,1945)、《少女湖》(马德增书店,1945)以及《凤凰》(广智书局,1945)。《鹿鸣》(文章书房,1945)则是几乎与抗战胜利同时到来的。中篇小说有《良田》(艺术与生活,194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沦陷区文学逐渐浮出水面,一些沦陷作家的作品被选入各种集子,也有少数作家出版了个人作品集。但雷妍目前只有一部自刊本《四十年代女作家——雷妍小说散文选》(2006),收作品十九篇。对于雷妍的研究,除了我在《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1994)中的专节《雷妍:女人的怨艾与失落感的倾吐》外,只见到陈学勇的《北平沦陷时活跃过一个雷妍》,收入《旧痕新影说文人》(中华书局,2007)和《民国才女风景》(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陈学勇和王羽选编的《太太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女作家小说》(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破例收入雷妍的《林珊》和《林二奶奶》,并做了这样的说明:该书“所选范围还是限于四十年代上海女作家的小说,惟雷妍是个例外,她那时活跃在北平。既然有钩沉的意思,那么借此给雷妍搭个便车,她实在也是不该遗忘的作家,却被遗忘至今”。相信雷妍个人作品专集的正式出版,将有助于推动雷妍研究,进而推动沦陷区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