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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5年《超级女声》的热播掀起了音乐选秀节目的浪潮，随后推出的《中国好声音》也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音乐选秀节目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学者蜂拥而至，积极探索其弊病，这有利于改变节目同质化的现象，可以为未来节目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中国有嘻哈》作为音乐选秀节目创新发展的成功范例，在内容与形式上实现了新的突破。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音乐选秀节目；创新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7-0143-02
《中国有嘻哈》是由爱奇艺推出的国内首档hip-hop音乐选秀节目，在当时同质化现象严重的音乐选秀生态中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节目背后隐藏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特性。《中国有嘻哈》向观众传递了一种“陌生化”的音乐，改变了他们对传统音乐选秀节目的看法，破除了陈旧的偏见，树立了多元文化形态。
一、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极为抽象的概念，可以从两方面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概括：第一，后现代主义强调消解性，具有消解宏大叙事的认知范式，摒弃了现代性；第二，作为对现代文明持有批判态度的文化运动，后现代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崇尚反权威、去中心[1]。“后现代”一词不是一个阶段性概念。从时间上来看，并没有与后现代主张明确对应的社会历史进程；从空间上来看，也没有一个与后现代思想相对应的社会生存样态。后现代与其说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如说是“盛现代”的另一种表达[2]。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展示出的核心是消解艺术品存在的意义和中心。研究它对音乐选秀节目的影响，并非为了强调其“建设性主张”，而是探讨后现代语境在意识形态机器的作用下如何扩大节目效应，旨在为后人带来启发。
二、后现代主义在节目中的呈现
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是人的反叛情绪的符号化，体现了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一方面，它创造了以语言为载体的精神财富；另一方面，它也创造了各种改造现实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以否定、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与现代主义中的现实意义结合，展现了文化融合新形态。
（一）突破语言常规化：反叛与规训
反叛情绪的最佳呈现方式体现在歌词语言和说唱者的话语风格上。传统音乐选秀节目往往套用生硬的歌词，嵌入式地进行宣教，容易引发受众的反叛情绪。《中国有嘻哈》借助后现代主义“无逻辑、重批判”的特性，创造了“分散、零碎”的歌词，除去表层狂欢外，还带来了对意义的深究。
纵观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仅有诗歌具备跳跃性、分散性，其中格律诗讲求平仄押韵，这是嘻哈音乐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看似无逻辑的歌词并不会影响受众对其含义的理解，这进一步打破了受众常规的欣赏模式，为音乐选秀节目带来了全新的体验。“重批判”并不是指相悖于传统的社会意义，而是通过“摧毁式”的词句重现背后的意义。窥探VAVA改编的《Life’s a Struggle》，歌词对世间悲欢离合的讲述，体现了精神与欲望的对立挣扎以及人性与灵魂的哲理。VAVA模仿宋岳庭自由、随意的表达方式，通过描写自身生活图景，展现经历黑暗痛苦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积极力量。
（二）打造音乐陌生化：探索新领域
成功的音乐节目必须具备音乐的普适性原则，音乐作为传统的艺术类型，其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中国有嘻哈》强调音乐性，弱化了音乐的意义。同时重视音乐理论和意义的选秀节目并非没有，如CCTV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就对受众群体进行了专业化的细分，其瞄准某个特定目标群体并深入挖掘目标观众的特定需求，进行垂直化深耕[3]。然而这种模式导致接受群体被局限，只能做到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无法满足受众与选手之间的互动需求，削弱了节目影响力。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陌生化的专业名词。在后现代语境下，hip-hop、涂鸦等西方艺术形式进入我国受众视野。hip-hop作为一种亚文化形式，其破坏性与民间性让它成了主流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还在迅速发展[4]。
《中国有嘻哈》抓住时代命脉，使西方音乐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试图借助节目陌生化的内核，带领受众进入全新的音乐领域。虽然嘻哈音乐在西方国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对我国来说，它具备陌生化的特点。新的音乐风格使受众愿意自觉地挖掘“新”的音乐类型，为我国音乐节目的发展创造了优势。例如，我国说唱歌手GAI所创作的音乐融入了浓浓的中国风，他的歌曲《华夏》被收入中学教材，打开了历史文化传播新路径。《中国有嘻哈》打破了传统音乐的普适性原则，从音乐的感染力着手，弱化了“秀”的形式，展示了音乐内涵[5]，这也是音乐类节目未来的创新趋势之一。
（三）降低选秀本质化：反差性选拔
音乐选秀节目除了要求音乐的专业化之外，还要求“秀”这一元素在节目中的体现。“秀”是指来自国外的真人秀，它面向大众，通过低门槛的才艺展示选拔、包装和培养选手。近16年来，音乐选秀节目经历了3次变化：《超级女声》强调选秀节目的草根性及受众的话语表达权，通过投票的形式让受众参与其中；《中国好声音》在亲民化的基础上强调专业性；《中国有嘻哈》则照搬《超级女声》的模式，将海选内容呈现在荧屏上，并针对性地进行了缩减。时隔12年，将旧的节目形式再次搬上荧屏也不失为一种创新。《中国有嘻哈》舞台设置随意，选手在简单搭建的十几平方米的水泥高台上完成表演。在裁判机制上，“评委”被替换为“制作人”，评委与选手之间的距离被拉近，再度实现了受众与权威的平等。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消费文化也发展到鼎盛时期。消费文化下群星闪耀，一方面，文化工业不断发展，消费主义在文化領域不断渗透，作为文化工业副产品的明星开始出现。传统音乐选秀节目以打造素人歌手为核心，选手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强，而《中国有嘻哈》的选手却具有很强的明星效应，他们参赛不是为了完成草根性的选拔，而是为了将新兴的说唱音乐引入东方世界。另一方面，明星经过大众媒体的商业化包装，也促进了消费文化的发展。音乐选秀节目《中国有嘻哈》中的制作人是中国知名说唱歌手，如吴亦凡、热狗等，受众收看这档节目也是在对他们喜爱的明星进行“消费”。 音乐选秀节目一定程度上抛弃草根性和平民化，并不意味着选秀节目失去了灵魂，而是从最大利益的角度推动了我国音乐元素的多元化。长期以来，国内观众总是习惯性地承受着电视节目信息的输出，规训的态度带来了思想观念的统一，音乐选秀节目世俗化的态势愈发明显，破坏了人们的想象力。《中国有嘻哈》虽然也有博眼球的选秀内容，但是它更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和借鉴。
三、音乐选秀节目发展的建议
音乐选秀节目的发展不能停留在《超级女声》时代，草根文化固然重要，但节目的本质还是应落脚于文化形态。《中国有嘻哈》虽然拥有后现代语境为其创造的先天优势，但后现代主义同样存在很多不足，“消解性”“去中心”会破坏节目的意义[6]，因此，将后现代主义与时代思想结合十分重要。
（一）碎片化与中心化的统一
无论是当下的媒介语境还是后现代主义本身，都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这一特征应该得到媒体人重视。“碎片化”是一个社会学名词，常见于后现代理论中，原意为事物被分解成若干部分，完整性消失[7]。《中国有嘻哈》中表演的歌曲歌词具有零散、无逻辑等特点，作为一种创新形式，其确实展现了独树一帜的风格；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零散的节目内容消解了传递的意义，容易使受众陷入无中心的表层狂欢。一档音乐选秀节目还是应该落脚于专业化的本质。然而，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作为专业性较强的音乐选秀节目，虽然极力展示了音乐的理论意义，但仍遭到了冷落，其中的原因也值得我们深思。为了防止这样的现象出现，在制作过程中，音乐选秀节目应将碎片化与中心化统一，制作出高雅但不失乐趣的节目。
（二）继承与创新是永恒主题
音乐选秀节目可以拆分为“音乐”和“秀”，传统节目将重心放在“秀”的部分，通过制造冲突吸引受众。然而，过分强调娱乐性，会使节目意义缺失，导致节目质量下降。在艺术学理论中，“秀”是展示艺术特色的修辞方式，对“秀”的强调，可以展示艺术品中最独特的内容。《中国有嘻哈》节目中，选手展现出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话语和行为，正是在用“秀”的方式使节目贴合嘻哈音乐，这为日后的节目制作带来了启发。音乐选秀节目应该找到节目中具有特色的内容，推動东方文化意义传播，为受众带来全新的感受，这是该类型节目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关键。
四、结语
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被夸大是当今学界的普遍现象，去中心、无意义被放大，导致我们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止步不前。本文以后现代主义为核心，结合《中国有嘻哈》剖析无意义背后后现代主义为受众带来的全新感受，旨在为音乐选秀类节目在后现代语境下如何创新发展带来启发。创新性的体验可以给受众带来陌生化的感受，反叛性的情绪与思想则应该受到制约，音乐选秀节目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是建构受众思想的直接方式，其意义表达应该被重视。
参考文献：
[1] 姜明.后现代主义视域下中国歌唱类真人秀节目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6：6-10.
[2] 陈慧平.对后现代主义的深层解读[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2）：33-39.
[3] 周玉兰，花军辉.对目前电视频道专业化的思考[J].新闻实践，2001（10）：48.
[4] 陶梦吟.选秀节目：大众的文化狂欢——以《中国好声音》为例[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3：5-8.
[5] 杨凯.中国音乐选秀节目的音乐本位消解[J].北方传媒研究，2020（12）：28.
[6] 杨凡.中国音乐类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后现代主义价值批判[J].绥化学院学报，2016（5）：83-85.
[7] 张鸿声.如何看待信息的碎片化[J].群言，2020（10）：50.
作者简介：张梦思（1992—），女，河北井陉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广播电视艺术学。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音乐选秀节目；创新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7-0143-02
《中国有嘻哈》是由爱奇艺推出的国内首档hip-hop音乐选秀节目，在当时同质化现象严重的音乐选秀生态中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节目背后隐藏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特性。《中国有嘻哈》向观众传递了一种“陌生化”的音乐，改变了他们对传统音乐选秀节目的看法，破除了陈旧的偏见，树立了多元文化形态。
一、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极为抽象的概念，可以从两方面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概括：第一，后现代主义强调消解性，具有消解宏大叙事的认知范式，摒弃了现代性；第二，作为对现代文明持有批判态度的文化运动，后现代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崇尚反权威、去中心[1]。“后现代”一词不是一个阶段性概念。从时间上来看，并没有与后现代主张明确对应的社会历史进程；从空间上来看，也没有一个与后现代思想相对应的社会生存样态。后现代与其说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如说是“盛现代”的另一种表达[2]。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展示出的核心是消解艺术品存在的意义和中心。研究它对音乐选秀节目的影响，并非为了强调其“建设性主张”，而是探讨后现代语境在意识形态机器的作用下如何扩大节目效应，旨在为后人带来启发。
二、后现代主义在节目中的呈现
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是人的反叛情绪的符号化，体现了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一方面，它创造了以语言为载体的精神财富；另一方面，它也创造了各种改造现实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以否定、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与现代主义中的现实意义结合，展现了文化融合新形态。
（一）突破语言常规化：反叛与规训
反叛情绪的最佳呈现方式体现在歌词语言和说唱者的话语风格上。传统音乐选秀节目往往套用生硬的歌词，嵌入式地进行宣教，容易引发受众的反叛情绪。《中国有嘻哈》借助后现代主义“无逻辑、重批判”的特性，创造了“分散、零碎”的歌词，除去表层狂欢外，还带来了对意义的深究。
纵观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仅有诗歌具备跳跃性、分散性，其中格律诗讲求平仄押韵，这是嘻哈音乐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看似无逻辑的歌词并不会影响受众对其含义的理解，这进一步打破了受众常规的欣赏模式，为音乐选秀节目带来了全新的体验。“重批判”并不是指相悖于传统的社会意义，而是通过“摧毁式”的词句重现背后的意义。窥探VAVA改编的《Life’s a Struggle》，歌词对世间悲欢离合的讲述，体现了精神与欲望的对立挣扎以及人性与灵魂的哲理。VAVA模仿宋岳庭自由、随意的表达方式，通过描写自身生活图景，展现经历黑暗痛苦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积极力量。
（二）打造音乐陌生化：探索新领域
成功的音乐节目必须具备音乐的普适性原则，音乐作为传统的艺术类型，其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中国有嘻哈》强调音乐性，弱化了音乐的意义。同时重视音乐理论和意义的选秀节目并非没有，如CCTV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就对受众群体进行了专业化的细分，其瞄准某个特定目标群体并深入挖掘目标观众的特定需求，进行垂直化深耕[3]。然而这种模式导致接受群体被局限，只能做到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无法满足受众与选手之间的互动需求，削弱了节目影响力。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陌生化的专业名词。在后现代语境下，hip-hop、涂鸦等西方艺术形式进入我国受众视野。hip-hop作为一种亚文化形式，其破坏性与民间性让它成了主流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还在迅速发展[4]。
《中国有嘻哈》抓住时代命脉，使西方音乐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试图借助节目陌生化的内核，带领受众进入全新的音乐领域。虽然嘻哈音乐在西方国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对我国来说，它具备陌生化的特点。新的音乐风格使受众愿意自觉地挖掘“新”的音乐类型，为我国音乐节目的发展创造了优势。例如，我国说唱歌手GAI所创作的音乐融入了浓浓的中国风，他的歌曲《华夏》被收入中学教材，打开了历史文化传播新路径。《中国有嘻哈》打破了传统音乐的普适性原则，从音乐的感染力着手，弱化了“秀”的形式，展示了音乐内涵[5]，这也是音乐类节目未来的创新趋势之一。
（三）降低选秀本质化：反差性选拔
音乐选秀节目除了要求音乐的专业化之外，还要求“秀”这一元素在节目中的体现。“秀”是指来自国外的真人秀，它面向大众，通过低门槛的才艺展示选拔、包装和培养选手。近16年来，音乐选秀节目经历了3次变化：《超级女声》强调选秀节目的草根性及受众的话语表达权，通过投票的形式让受众参与其中；《中国好声音》在亲民化的基础上强调专业性；《中国有嘻哈》则照搬《超级女声》的模式，将海选内容呈现在荧屏上，并针对性地进行了缩减。时隔12年，将旧的节目形式再次搬上荧屏也不失为一种创新。《中国有嘻哈》舞台设置随意，选手在简单搭建的十几平方米的水泥高台上完成表演。在裁判机制上，“评委”被替换为“制作人”，评委与选手之间的距离被拉近，再度实现了受众与权威的平等。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消费文化也发展到鼎盛时期。消费文化下群星闪耀，一方面，文化工业不断发展，消费主义在文化領域不断渗透，作为文化工业副产品的明星开始出现。传统音乐选秀节目以打造素人歌手为核心，选手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强，而《中国有嘻哈》的选手却具有很强的明星效应，他们参赛不是为了完成草根性的选拔，而是为了将新兴的说唱音乐引入东方世界。另一方面，明星经过大众媒体的商业化包装，也促进了消费文化的发展。音乐选秀节目《中国有嘻哈》中的制作人是中国知名说唱歌手，如吴亦凡、热狗等，受众收看这档节目也是在对他们喜爱的明星进行“消费”。 音乐选秀节目一定程度上抛弃草根性和平民化，并不意味着选秀节目失去了灵魂，而是从最大利益的角度推动了我国音乐元素的多元化。长期以来，国内观众总是习惯性地承受着电视节目信息的输出，规训的态度带来了思想观念的统一，音乐选秀节目世俗化的态势愈发明显，破坏了人们的想象力。《中国有嘻哈》虽然也有博眼球的选秀内容，但是它更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和借鉴。
三、音乐选秀节目发展的建议
音乐选秀节目的发展不能停留在《超级女声》时代，草根文化固然重要，但节目的本质还是应落脚于文化形态。《中国有嘻哈》虽然拥有后现代语境为其创造的先天优势，但后现代主义同样存在很多不足，“消解性”“去中心”会破坏节目的意义[6]，因此，将后现代主义与时代思想结合十分重要。
（一）碎片化与中心化的统一
无论是当下的媒介语境还是后现代主义本身，都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这一特征应该得到媒体人重视。“碎片化”是一个社会学名词，常见于后现代理论中，原意为事物被分解成若干部分，完整性消失[7]。《中国有嘻哈》中表演的歌曲歌词具有零散、无逻辑等特点，作为一种创新形式，其确实展现了独树一帜的风格；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零散的节目内容消解了传递的意义，容易使受众陷入无中心的表层狂欢。一档音乐选秀节目还是应该落脚于专业化的本质。然而，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作为专业性较强的音乐选秀节目，虽然极力展示了音乐的理论意义，但仍遭到了冷落，其中的原因也值得我们深思。为了防止这样的现象出现，在制作过程中，音乐选秀节目应将碎片化与中心化统一，制作出高雅但不失乐趣的节目。
（二）继承与创新是永恒主题
音乐选秀节目可以拆分为“音乐”和“秀”，传统节目将重心放在“秀”的部分，通过制造冲突吸引受众。然而，过分强调娱乐性，会使节目意义缺失，导致节目质量下降。在艺术学理论中，“秀”是展示艺术特色的修辞方式，对“秀”的强调，可以展示艺术品中最独特的内容。《中国有嘻哈》节目中，选手展现出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话语和行为，正是在用“秀”的方式使节目贴合嘻哈音乐，这为日后的节目制作带来了启发。音乐选秀节目应该找到节目中具有特色的内容，推動东方文化意义传播，为受众带来全新的感受，这是该类型节目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关键。
四、结语
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被夸大是当今学界的普遍现象，去中心、无意义被放大，导致我们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止步不前。本文以后现代主义为核心，结合《中国有嘻哈》剖析无意义背后后现代主义为受众带来的全新感受，旨在为音乐选秀类节目在后现代语境下如何创新发展带来启发。创新性的体验可以给受众带来陌生化的感受，反叛性的情绪与思想则应该受到制约，音乐选秀节目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是建构受众思想的直接方式，其意义表达应该被重视。
参考文献：
[1] 姜明.后现代主义视域下中国歌唱类真人秀节目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6：6-10.
[2] 陈慧平.对后现代主义的深层解读[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2）：33-39.
[3] 周玉兰，花军辉.对目前电视频道专业化的思考[J].新闻实践，2001（10）：48.
[4] 陶梦吟.选秀节目：大众的文化狂欢——以《中国好声音》为例[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3：5-8.
[5] 杨凯.中国音乐选秀节目的音乐本位消解[J].北方传媒研究，2020（12）：28.
[6] 杨凡.中国音乐类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后现代主义价值批判[J].绥化学院学报，2016（5）：83-85.
[7] 张鸿声.如何看待信息的碎片化[J].群言，2020（10）：50.
作者简介：张梦思（1992—），女，河北井陉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广播电视艺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