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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纸媒必死”的说法下，向来以新闻专业主义著称、以严肃权威为傲的传统媒体，唯有改革、转型才有出路。《新京报》就是例子。《新京报》让我们看到了其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对自身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维护和坚持。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新京报》等传统老牌媒体纷纷推出专题报道、追踪报道，多篇高质量、客观反映真相的稿件维护了公众的知情权，使舆论监督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实现。本文对《新京报》新冠肺炎报道中的深度报道进行梳理与分析，探究部分纸媒在本次疫情报道中表现突出的原因，为纸媒在改革过程中如何坚守新闻专业、履行媒体职责提出建议，总结纸媒改革与履行职责的关系，以期为其他纸媒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新京报》；新冠肺炎报道；媒体职能；转型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8-0152-03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新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方式出现，对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主的传统媒体形式造成了巨大冲击，业界流传起了“纸媒必死”的说法。在此背景下，向来以新闻专业主义著称、以严肃权威为傲的传统媒体唯有改革、转型才有出路，《新京报》就是纸媒改革的成功案例之一。
《新京报》创刊于2003年，具有良好口碑和品牌形象，但面对传媒环境巨变，其不得不转型。2016年11月，《新京报》首次公布数字传媒矩阵，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纸媒全媒体转型之路。梳理《新京报》的全媒体转型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新京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对自身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维护和坚持[1-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京报》推出了多篇深度报道，不少微博博文、微信推文阅读量都达到了10万+，这再一次将大家的目光吸引到了这些老牌传统媒体上。《新京报》深度报道如何体现媒体的职能与责任？它在转型中又做了什么呢？
公共危机传播是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前后及发展过程中，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活动。新闻媒体作为信息传媒和社会舆论机构，是危机传播中的核心要素，有其独特的职能。石义彬等学者指出，政府是公共危机传播的主体，大众媒介作为联结政府与公众的主要信息渠道，在有效的公共危机传播中应扮演信息传递者、舆论引导者、舆论监督者、社会安全阀、组织形象修复者等多方面的角色[4-5]。因此，媒体必须标榜独立、专业与理性，记者要挖掘真相，报道事实，进行客观、真实、公正的报道。
2020年1月20日晚，钟南山院士通过央视宣布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1月23日武汉封城，全国展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新京报》等多家媒体积极解读新型冠状病毒及疫病诊治情况，关注武汉人、湖北人，调查“口罩风波”，监督湖北红十字会，协调匹配医院物资等，报道数量急速增加，报道体裁更加丰富，高质量、有深度的报道也让公众看到了新媒体时代《新京报》等传统纸媒的职能、责任与担当。基于此，本文对《新京报》新冠肺炎报道中最具特色的深度报道进行梳理与分析，进而探究这些纸媒何以在本次疫情报道中如此突出，试图总结纸媒改革与履行媒体职能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设想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展开研究。以《新京报》微信公众号“新京报”及其深度报道微信公众号“剥洋葱people”为数据库，以“新冠肺炎”“疫情”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选取深度报道样本。针对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5月2日内的深度报道，剔除重复、无关主题后，分别获得有效样本108篇、67篇，共175篇深度报道（若某篇报道同时在“新京报”“剥洋葱people”发布，则以首次发布的为主）。本研究的起点设定在1月20日，当日，钟南山院士肯定“人传人”现象，我国专业媒体报道全面铺开；本研究的终点设定在2020年5月2日，当日全国所有省份的应急响应级别均调整到二级及以下。
本文对样本的报道形式、文本内容进行如下编码：
第一，报道类型：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预测性报道、数据新闻、特写。
第二，报道倾向。
第三，报道主题：疫情防控、社会热点、社会现状、医院现状、疫病诊治、典型塑造、国外疫情。
第四，写作手法：讲事实、讲故事、其他（包括对话、日记、个人讲述等）。
第五，报道对象：普通人、患者/治愈者及家属、医护人员、其他一线工作者、企业及相关组织等。
第六，信源：数量及其身份、职业（专家/学者、医护人员、官方、其他）。
第七，涉及地区：武汉、湖北地区，全国各地，国外地区。
三、研究发现：新冠肺炎报道中纸媒的职能与责任
（一）信息传递：设立专题，持续报道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扩散，《新京报》凭借纸媒优势，对疫情信息进行了梳理、筛选，推出“实时更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纪录”专题。该专题有不同主题、体裁，涉猎不同行业和领域，设置了“聚焦武汉”“各地疫情”“深度观察”“直击现场”“复工复产”“应急响应”“防治解读”“观点评论”“辟谣平台”“科普課堂”“经济影响”“视频电话”“医生日志”“一线医声”“国外疫情”“专题集锦”16个子类目，全方位、多角度地报道新冠肺炎疫情。
本研究将2020年2月13日湖北、武汉换将，2月25日境外确诊病例超过中国境内，4月8日武汉解封、防疫常态化作为转折点[6]，将《新京报》新冠肺炎报道分为4个阶段。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前3个阶段，《新京报》密集、持续地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其深度报道部微信公众号发布深度报道篇数分别为30、24，13、10，54、26，每个平台日均发布1篇推文；4月8日起我国疫情防控常态化，《新京报》报道量减少，发布篇数分别为11、7，频率分别为2天1篇、3天1篇。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一性质决定了我国新闻媒介的首要功能和作用在于为党和人民服务，客观、公正、负责地报道新闻、传播信息。在疫情防控的前3个阶段，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新京报》密集、持续、有深度的报道可以有效地进行舆论监督与信息传播；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报道虽有所回落，但没有失声。 （二）舆论引导：议题展开，解读信息
就报道主题来说，《新京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新京报”、深度报道微信公众号“剥洋葱people”围绕疫情防控、社会热点、社会现状、医院现状、疫病诊治、典型塑造和国外疫情7个主题展开，篇数分别为12、42、20、18、25、30、28，占比分别为6.9%、24%、11.4%、10.3%、14.3%、17.1%和16%；报道主要关注疫情中心地武汉的情况，共75篇，占比达42.9%，对全国各地以及国外疫情也有一定数量的报道，篇数分别为57、29，占比为32.6%、16.5%。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生活、学习、工作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因此，《新京报》除了关注医院疫病诊治现状外，也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和网络话题，该类报道占比最多。《新京报》聚焦疫情期间的网络热议话题，关注衍生话题，如野生动物保护、口罩紧缺、孕产妇等弱势群体、复工复产等。此时，《新京报》记者成为疫情报道最前线的“逆行者”，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深入疫情一线，与新闻当事人对话，向专家学者寻求答案，写出了许多专访、特稿。
4月8日武汉解封、国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国外疫情形势却日益严峻，此时，《新京报》转而报道世界各地疫情，用大量数据、科学的量化分析方法，通过采访当地华人、中国留学生，为读者解读了国外疫情信息。对国外疫情主题下的28条深度报道类型进行编码，发现《新京报》倾向于采用数据新闻、典型性报道等形式报道国外疫情，两者各有10篇，占比均为35.7%。
（三）坚持客观、真实，及时辟谣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报道要客观、真实、迅速，除了传播疫情信息、解读政府政策外，还应多方求证，及时消灭社会谣言、流言，积极引导与监督舆论。《新京报》深度报道善于引用多方信源，其中，引用2个信源的報道约占报道总量的1/5，共34篇；引用2～4个信源的报道占比30.9%，共54篇；引用5个及以上信源的报道占比49.7%，共87篇；“新京报”“剥洋葱people”引用了匿名信源的报道分别为57、40篇，共占据所有样本的55.4%。而在解释性报道中，《新京报》倾向于引用专家/学者、医护人员、官方信源等科学来源和官方来源，篇数分别为22、9、8，占比分别为48.9%、20%、17.7%。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多省区市扩散，网络上流传着许多不辨真假的谣言、流言，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恐慌，此时亟须新闻媒体辟谣以稳定民心。武汉、湖北等疫情中心真实情况如何，当地政府如何抗击疫情，人们的生活有哪些变化，这些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针对“新冠病毒”、新冠疫苗、小汤山医院、ECOM等新词的理解，《新京报》选择邀请医疗健康机构及专家学者解读。在信源方面，《新京报》多引用政府机构和官员等官方信源的内容以及专家学者的言论，提升了报道的可信度，也便于媒体进行社会监督。
（四）以人为本，坚守报道伦理
通过对《新京报》两个微信公众号新冠肺炎报道中深度报道的报道主题与对象及写作手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京报》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普通人、患者/治愈者及家属、医护人员投以了较多关注，报道篇数分别为75、28、48，占比分别为42.9%、16%、27.4%；从写作手法来看，《新京报》大量使用讲故事、对话、日记、个人讲述等更具感性、故事性的文本和叙述方式进行新闻报道，两个微信公众号此类报道的篇数分别为67、30，占比分别为38.3%、17.1%。在报道倾向层面，《新京报》深度报道中中性报道超过一半，共101篇，占比57.7%，起到舆论监督作用的负面报道占比最少，但也有36篇，占比达20.6%。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京报》重视对疫情本体的报道，关注武汉及周边医院救治情况、“口罩风波”、“吹哨人”李文亮等，谴责不法分子、抚慰病患及亲人，还推出了很多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普通人有关的深度报道，从微观视角出发，记录了亲历个体眼中的世界，展现了新闻的人文主义关怀。此外，媒体在报道中也不忘挖掘人性的真善美，武汉医院环卫工、志愿者、患者、普通市民等对象相继被呈现在媒体平台上，他们面对病毒会茫然无措、恐慌，但依旧坚韧不拔。这些报道以人为本，关注普通人，体现了人文关怀与人性，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人性真善美的光辉与人类坚不可摧的力量，从而树立对社会的信心，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念。
四、纸媒转型：恪守新闻专业、履行媒体职责
2020年1月20日起，诸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都进行了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但《新京报》何以表现如此突出，它在媒体融合、纸媒转型过程中又做了什么值得我们思考。
（一）重塑价值体系
互联网时代，信息繁芜庞杂，人们很容易迷失在信息的海洋里。如何精准定位受众，满足受众的信息消费需求，增加点击量，提高关注度，是纸媒转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传统纸媒在转型中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专业的知识、可靠的信源、高质量的报道揭示事实。《新京报》从2016年开始尝试全媒体转型，不断升级内容，转向传达更有深度的信息，进而做到生产知识而不仅仅是生产新闻。
《新京报》的新冠肺炎报道中，普通市民、尿毒症患者、口罩生产女工、医院清洁工、医生与护士、养殖农户、司机等小角色都可以发声，他们的生活、处境与面临的问题在媒体“探照灯”的作用下得以呈现在大众面前。学者郭镇之认为，媒体具有传媒技术特有的信息知晓和影响放大的权力，“巨大的权力意味着高度的责任，伦理的最高准则是自律。无论是媒介的自治地位、新闻的客观性原则还是传播的道德审视与伦理约束，在中国都是迫切而实际的目标”[7]。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媒体作为公共传播者，不仅要传播信息，也要在报道中体现人文关怀，坚守报道伦理。媒体要做人文关怀的具体实践者，报道的内容和形式都应实现事实与人文关怀的并重，要以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为前提，以人为出发点，对新闻事件进行分析报道。
（二）媒体格局多元化
互联网的发展与大数据、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使以微博、微信、抖音等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成为受众信息获得与自我表达的工具。新闻媒体洞悉互联网思维，相继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推出移动客户端，使用户成为参与者和信息的提供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京报》实时跟进疫情信息，形成了从微博到微信、移动客户端、新闻网站全方位的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矩阵，塑造了稳定的舆论环境。媒体借助微博进行疫情话题征集，形成话题、专题，发布原创内容，转发央视、国家卫健委等发布的权威信息，是公共沟通、社会动员的系统。《新京报》微信公众平台、移动客户端整合新闻内容，设立了疫情专题板块，为用户在移动状态下参与和传播提供了便利，其深度报道更是突破了时空限制，在微信平台上广泛传播，依靠微信的“在看”、打赏、评论与转发功能跨越朋友圈、微信群，最终成为网络爆款文章。 《新京报》有足够的资金、技术、人才与媒体机制，其利用两微一端，进行分众化、垂直领域的探索，实施媒体转型战略，形成了多元化的媒体格局，维持了自身作为专业新闻机构的合法性与专业性。《新京报》自2006年宣告推进报网融合以来，相继开通了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线了新京报网，成立了“动新闻工作室”，推出了“我们视频”，2018年宣布全员转至客户端，将优先发展移动传播、视频表达方式，并推出了“新闻+”业务，建立了强大的数字媒体矩阵。截至2020年2月，《新京报》已有32个微信公众号，涉猎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诸多领域，以官方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为首，形成了微信传播矩阵。其中，“我们视频”“动新闻”“剥洋葱people”等微信公众号已经成为新京报的品牌。报纸的英文是“newspaper”，随着时代的变迁，“paper”会变，但“news”不会变，新闻始终是报纸发展的关键。传统媒体在转型升级中打造多元的全媒体格局，只是改变了承载新闻的媒介，但新闻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五、结语
综观《新京报》转型过程可以发现，其成功转型的诀窍在于其始终恪守新闻的专业与理性，坚持内容为王，保障了新闻内容的高质量与全面性，打造了全媒体矩阵，维持了其作为专业新闻机构的独立性和合法性。这也体现在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在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时，《新京报》展现了其作为媒体的职责与社会责任。其设立专题，持续报道，实现了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有序开展议题，解读各种信息，引导社会舆论；坚持客观、真实报道，及时辟谣；以人为本，坚守了新闻报道伦理。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媒介融合和转型带来机遇与挑战，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新闻传播，人人都有麦克风，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纸媒掌控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格局，另一方面倒逼纸媒等专业新闻机构改革。纸媒要坚持内容为王，重塑价值体系，制作专业的新闻内容。
参考文献：
[1] 温雅.《新京报》全媒体转型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8.
[2] 李晨.路径、价值、属性——新京报转型进行时思辨[J].青年记者，2017（19）：12-14.
[3] 纪昱.全媒体环境下传统纸媒的转型——以《新京报》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6，7（01）：170.
[4] 石义彬，聂祎.试论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角色的嬗变[J].湖北社会科学，2008（12）：180-183.
[5] 吴廷俊，夏长勇.论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主流媒介角色——以贵州“6·28瓮安事件”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02）：36-38.
[6] 疫情背景下的网络和新媒体之变[Z].清华大学沈阳云讲座，2020-04-24.
[7] 郭鎮之.公民参与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伦理：中国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4，36（6）：6-15.
作者简介：李丽敏（1995—），女，江西赣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业务、新闻传播史。
关键词：《新京报》；新冠肺炎报道；媒体职能；转型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8-0152-03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新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方式出现，对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主的传统媒体形式造成了巨大冲击，业界流传起了“纸媒必死”的说法。在此背景下，向来以新闻专业主义著称、以严肃权威为傲的传统媒体唯有改革、转型才有出路，《新京报》就是纸媒改革的成功案例之一。
《新京报》创刊于2003年，具有良好口碑和品牌形象，但面对传媒环境巨变，其不得不转型。2016年11月，《新京报》首次公布数字传媒矩阵，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纸媒全媒体转型之路。梳理《新京报》的全媒体转型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新京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对自身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维护和坚持[1-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京报》推出了多篇深度报道，不少微博博文、微信推文阅读量都达到了10万+，这再一次将大家的目光吸引到了这些老牌传统媒体上。《新京报》深度报道如何体现媒体的职能与责任？它在转型中又做了什么呢？
公共危机传播是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前后及发展过程中，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活动。新闻媒体作为信息传媒和社会舆论机构，是危机传播中的核心要素，有其独特的职能。石义彬等学者指出，政府是公共危机传播的主体，大众媒介作为联结政府与公众的主要信息渠道，在有效的公共危机传播中应扮演信息传递者、舆论引导者、舆论监督者、社会安全阀、组织形象修复者等多方面的角色[4-5]。因此，媒体必须标榜独立、专业与理性，记者要挖掘真相，报道事实，进行客观、真实、公正的报道。
2020年1月20日晚，钟南山院士通过央视宣布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1月23日武汉封城，全国展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新京报》等多家媒体积极解读新型冠状病毒及疫病诊治情况，关注武汉人、湖北人，调查“口罩风波”，监督湖北红十字会，协调匹配医院物资等，报道数量急速增加，报道体裁更加丰富，高质量、有深度的报道也让公众看到了新媒体时代《新京报》等传统纸媒的职能、责任与担当。基于此，本文对《新京报》新冠肺炎报道中最具特色的深度报道进行梳理与分析，进而探究这些纸媒何以在本次疫情报道中如此突出，试图总结纸媒改革与履行媒体职能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设想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展开研究。以《新京报》微信公众号“新京报”及其深度报道微信公众号“剥洋葱people”为数据库，以“新冠肺炎”“疫情”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选取深度报道样本。针对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5月2日内的深度报道，剔除重复、无关主题后，分别获得有效样本108篇、67篇，共175篇深度报道（若某篇报道同时在“新京报”“剥洋葱people”发布，则以首次发布的为主）。本研究的起点设定在1月20日，当日，钟南山院士肯定“人传人”现象，我国专业媒体报道全面铺开；本研究的终点设定在2020年5月2日，当日全国所有省份的应急响应级别均调整到二级及以下。
本文对样本的报道形式、文本内容进行如下编码：
第一，报道类型：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预测性报道、数据新闻、特写。
第二，报道倾向。
第三，报道主题：疫情防控、社会热点、社会现状、医院现状、疫病诊治、典型塑造、国外疫情。
第四，写作手法：讲事实、讲故事、其他（包括对话、日记、个人讲述等）。
第五，报道对象：普通人、患者/治愈者及家属、医护人员、其他一线工作者、企业及相关组织等。
第六，信源：数量及其身份、职业（专家/学者、医护人员、官方、其他）。
第七，涉及地区：武汉、湖北地区，全国各地，国外地区。
三、研究发现：新冠肺炎报道中纸媒的职能与责任
（一）信息传递：设立专题，持续报道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扩散，《新京报》凭借纸媒优势，对疫情信息进行了梳理、筛选，推出“实时更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纪录”专题。该专题有不同主题、体裁，涉猎不同行业和领域，设置了“聚焦武汉”“各地疫情”“深度观察”“直击现场”“复工复产”“应急响应”“防治解读”“观点评论”“辟谣平台”“科普課堂”“经济影响”“视频电话”“医生日志”“一线医声”“国外疫情”“专题集锦”16个子类目，全方位、多角度地报道新冠肺炎疫情。
本研究将2020年2月13日湖北、武汉换将，2月25日境外确诊病例超过中国境内，4月8日武汉解封、防疫常态化作为转折点[6]，将《新京报》新冠肺炎报道分为4个阶段。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前3个阶段，《新京报》密集、持续地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其深度报道部微信公众号发布深度报道篇数分别为30、24，13、10，54、26，每个平台日均发布1篇推文；4月8日起我国疫情防控常态化，《新京报》报道量减少，发布篇数分别为11、7，频率分别为2天1篇、3天1篇。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一性质决定了我国新闻媒介的首要功能和作用在于为党和人民服务，客观、公正、负责地报道新闻、传播信息。在疫情防控的前3个阶段，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新京报》密集、持续、有深度的报道可以有效地进行舆论监督与信息传播；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报道虽有所回落，但没有失声。 （二）舆论引导：议题展开，解读信息
就报道主题来说，《新京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新京报”、深度报道微信公众号“剥洋葱people”围绕疫情防控、社会热点、社会现状、医院现状、疫病诊治、典型塑造和国外疫情7个主题展开，篇数分别为12、42、20、18、25、30、28，占比分别为6.9%、24%、11.4%、10.3%、14.3%、17.1%和16%；报道主要关注疫情中心地武汉的情况，共75篇，占比达42.9%，对全国各地以及国外疫情也有一定数量的报道，篇数分别为57、29，占比为32.6%、16.5%。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生活、学习、工作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因此，《新京报》除了关注医院疫病诊治现状外，也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和网络话题，该类报道占比最多。《新京报》聚焦疫情期间的网络热议话题，关注衍生话题，如野生动物保护、口罩紧缺、孕产妇等弱势群体、复工复产等。此时，《新京报》记者成为疫情报道最前线的“逆行者”，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深入疫情一线，与新闻当事人对话，向专家学者寻求答案，写出了许多专访、特稿。
4月8日武汉解封、国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国外疫情形势却日益严峻，此时，《新京报》转而报道世界各地疫情，用大量数据、科学的量化分析方法，通过采访当地华人、中国留学生，为读者解读了国外疫情信息。对国外疫情主题下的28条深度报道类型进行编码，发现《新京报》倾向于采用数据新闻、典型性报道等形式报道国外疫情，两者各有10篇，占比均为35.7%。
（三）坚持客观、真实，及时辟谣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报道要客观、真实、迅速，除了传播疫情信息、解读政府政策外，还应多方求证，及时消灭社会谣言、流言，积极引导与监督舆论。《新京报》深度报道善于引用多方信源，其中，引用2个信源的報道约占报道总量的1/5，共34篇；引用2～4个信源的报道占比30.9%，共54篇；引用5个及以上信源的报道占比49.7%，共87篇；“新京报”“剥洋葱people”引用了匿名信源的报道分别为57、40篇，共占据所有样本的55.4%。而在解释性报道中，《新京报》倾向于引用专家/学者、医护人员、官方信源等科学来源和官方来源，篇数分别为22、9、8，占比分别为48.9%、20%、17.7%。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多省区市扩散，网络上流传着许多不辨真假的谣言、流言，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恐慌，此时亟须新闻媒体辟谣以稳定民心。武汉、湖北等疫情中心真实情况如何，当地政府如何抗击疫情，人们的生活有哪些变化，这些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针对“新冠病毒”、新冠疫苗、小汤山医院、ECOM等新词的理解，《新京报》选择邀请医疗健康机构及专家学者解读。在信源方面，《新京报》多引用政府机构和官员等官方信源的内容以及专家学者的言论，提升了报道的可信度，也便于媒体进行社会监督。
（四）以人为本，坚守报道伦理
通过对《新京报》两个微信公众号新冠肺炎报道中深度报道的报道主题与对象及写作手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京报》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普通人、患者/治愈者及家属、医护人员投以了较多关注，报道篇数分别为75、28、48，占比分别为42.9%、16%、27.4%；从写作手法来看，《新京报》大量使用讲故事、对话、日记、个人讲述等更具感性、故事性的文本和叙述方式进行新闻报道，两个微信公众号此类报道的篇数分别为67、30，占比分别为38.3%、17.1%。在报道倾向层面，《新京报》深度报道中中性报道超过一半，共101篇，占比57.7%，起到舆论监督作用的负面报道占比最少，但也有36篇，占比达20.6%。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京报》重视对疫情本体的报道，关注武汉及周边医院救治情况、“口罩风波”、“吹哨人”李文亮等，谴责不法分子、抚慰病患及亲人，还推出了很多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普通人有关的深度报道，从微观视角出发，记录了亲历个体眼中的世界，展现了新闻的人文主义关怀。此外，媒体在报道中也不忘挖掘人性的真善美，武汉医院环卫工、志愿者、患者、普通市民等对象相继被呈现在媒体平台上，他们面对病毒会茫然无措、恐慌，但依旧坚韧不拔。这些报道以人为本，关注普通人，体现了人文关怀与人性，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人性真善美的光辉与人类坚不可摧的力量，从而树立对社会的信心，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念。
四、纸媒转型：恪守新闻专业、履行媒体职责
2020年1月20日起，诸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都进行了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但《新京报》何以表现如此突出，它在媒体融合、纸媒转型过程中又做了什么值得我们思考。
（一）重塑价值体系
互联网时代，信息繁芜庞杂，人们很容易迷失在信息的海洋里。如何精准定位受众，满足受众的信息消费需求，增加点击量，提高关注度，是纸媒转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传统纸媒在转型中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专业的知识、可靠的信源、高质量的报道揭示事实。《新京报》从2016年开始尝试全媒体转型，不断升级内容，转向传达更有深度的信息，进而做到生产知识而不仅仅是生产新闻。
《新京报》的新冠肺炎报道中，普通市民、尿毒症患者、口罩生产女工、医院清洁工、医生与护士、养殖农户、司机等小角色都可以发声，他们的生活、处境与面临的问题在媒体“探照灯”的作用下得以呈现在大众面前。学者郭镇之认为，媒体具有传媒技术特有的信息知晓和影响放大的权力，“巨大的权力意味着高度的责任，伦理的最高准则是自律。无论是媒介的自治地位、新闻的客观性原则还是传播的道德审视与伦理约束，在中国都是迫切而实际的目标”[7]。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媒体作为公共传播者，不仅要传播信息，也要在报道中体现人文关怀，坚守报道伦理。媒体要做人文关怀的具体实践者，报道的内容和形式都应实现事实与人文关怀的并重，要以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为前提，以人为出发点，对新闻事件进行分析报道。
（二）媒体格局多元化
互联网的发展与大数据、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使以微博、微信、抖音等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成为受众信息获得与自我表达的工具。新闻媒体洞悉互联网思维，相继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推出移动客户端，使用户成为参与者和信息的提供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京报》实时跟进疫情信息，形成了从微博到微信、移动客户端、新闻网站全方位的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矩阵，塑造了稳定的舆论环境。媒体借助微博进行疫情话题征集，形成话题、专题，发布原创内容，转发央视、国家卫健委等发布的权威信息，是公共沟通、社会动员的系统。《新京报》微信公众平台、移动客户端整合新闻内容，设立了疫情专题板块，为用户在移动状态下参与和传播提供了便利，其深度报道更是突破了时空限制，在微信平台上广泛传播，依靠微信的“在看”、打赏、评论与转发功能跨越朋友圈、微信群，最终成为网络爆款文章。 《新京报》有足够的资金、技术、人才与媒体机制，其利用两微一端，进行分众化、垂直领域的探索，实施媒体转型战略，形成了多元化的媒体格局，维持了自身作为专业新闻机构的合法性与专业性。《新京报》自2006年宣告推进报网融合以来，相继开通了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线了新京报网，成立了“动新闻工作室”，推出了“我们视频”，2018年宣布全员转至客户端，将优先发展移动传播、视频表达方式，并推出了“新闻+”业务，建立了强大的数字媒体矩阵。截至2020年2月，《新京报》已有32个微信公众号，涉猎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诸多领域，以官方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为首，形成了微信传播矩阵。其中，“我们视频”“动新闻”“剥洋葱people”等微信公众号已经成为新京报的品牌。报纸的英文是“newspaper”，随着时代的变迁，“paper”会变，但“news”不会变，新闻始终是报纸发展的关键。传统媒体在转型升级中打造多元的全媒体格局，只是改变了承载新闻的媒介，但新闻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五、结语
综观《新京报》转型过程可以发现，其成功转型的诀窍在于其始终恪守新闻的专业与理性，坚持内容为王，保障了新闻内容的高质量与全面性，打造了全媒体矩阵，维持了其作为专业新闻机构的独立性和合法性。这也体现在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在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时，《新京报》展现了其作为媒体的职责与社会责任。其设立专题，持续报道，实现了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有序开展议题，解读各种信息，引导社会舆论；坚持客观、真实报道，及时辟谣；以人为本，坚守了新闻报道伦理。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媒介融合和转型带来机遇与挑战，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新闻传播，人人都有麦克风，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纸媒掌控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格局，另一方面倒逼纸媒等专业新闻机构改革。纸媒要坚持内容为王，重塑价值体系，制作专业的新闻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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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晨.路径、价值、属性——新京报转型进行时思辨[J].青年记者，2017（19）：12-14.
[3] 纪昱.全媒体环境下传统纸媒的转型——以《新京报》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6，7（01）：170.
[4] 石义彬，聂祎.试论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角色的嬗变[J].湖北社会科学，2008（12）：180-183.
[5] 吴廷俊，夏长勇.论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主流媒介角色——以贵州“6·28瓮安事件”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02）：36-38.
[6] 疫情背景下的网络和新媒体之变[Z].清华大学沈阳云讲座，2020-04-24.
[7] 郭鎮之.公民参与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伦理：中国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4，36（6）：6-15.
作者简介：李丽敏（1995—），女，江西赣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业务、新闻传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