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招。当前，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袭来之际，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充分借鉴历史经验，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优势，从价值链高端入手，加强自主创新，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
19世纪最后30年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时期，当时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落后者的美国和德国并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棉纺织业、炼铁和煤炭等产业亦步亦趋地进行追赶。相反，它们是从炼钢、电气、重型机械和化学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入手的。到一战前夕，美国和德国在工业生产上都出现了跨跃式发展，分别成为世界第一和欧洲第一的工业强国。而一直到一战结束后，英国的工业结构却依旧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这个历史例证充分说明，新兴产业历来就是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提出了“两种机会窗口”理论，对美国和德国的跨跃式发展进行解释。“第一种机会窗口”是指当某种技术体系在发达国家趋于成熟后，落后国家就具备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了技术创新的制高点，落后国家无论怎样追赶，也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差距。对落后国家的技术追赶真正具有意义的是处于酝酿阶段的新技术革命所提供的“第二种机会窗口”。
在“第二种机会窗口”中，虽然新技术最初出现在技术上最先进的国家，但由于其技术体系处于最原始的早期阶段，科技知识大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属于公共知识领域的范畴，处于该阶段的新技术革命几乎会将所有国家都拉回同一起跑线。某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像是一张白纸，甚至能比技术领先国更加适应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制度要求，而此时的技术领先国往往严重受困于旧范式的锁定效应，正如19世纪下半叶英国发展所表明的。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新的技术体系，就可以有效地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实现跨跃式发展。目前所有相继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都是通过“第二种机会窗口”而非“第一种机会窗口”实现技术追赶的。
“第二种机会窗口”是由新技术革命的激进创新所提供的，抓住这种机会窗口就必须从核心技术等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入手。虽然落后国家刚开始并不是新技术的最初发明者，但却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并依托广阔的国内市场等有利条件，占据技术革命的制高点，在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占据一席之地。而“第一种机会窗口”的理论依据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当产品成熟后，整个产业的生产就转移到落后国家，使后者可以利用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并向发达国家出口，从价值链低端入手逐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很显然，在佩蕾丝的理论中，“第一种机会窗口”只与传统产业相关，与新技术革命和新兴产业无关，而新兴产业则代表着“第二种机会窗口”。
但是，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环境中，把新兴产业笼统地等同于“第二种机会窗口”却不再适合。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全球价值链的迅猛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用再等待产品成熟，就可以把新兴产业的产品加工、组装甚至工序创新等价值链低端环节，作为一个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的早期就可以通过廉价劳动力加入到这种新产品的全球化生产体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种机会窗口”不再是一个只与传统产业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它在新兴产业中也出现了。
但发展中国家却并不能在新兴产业中把“第一种机会窗口”作为切入点，在跨国公司所掌控的全球价值链中通过从低端到高端的逐步升级，实现技术经济追赶。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实现工艺和产品的升级，但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能否实现功能升级和产业间升级却缺乏经验支持，而这两种升级对于从价值链低端到高端的升级则至关重要。因此，在新兴产业中，由“新国际分工”所提供的“第一种机会窗口”也不存在追赶的可能，更不可能存在跨跃式发展的历史机遇。
我国目前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某些新兴产业发展思路，如光伏产业和机器人等领域，依旧沿袭了利用劳动力等成本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新国际分工”的老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摒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种发展模式，就极有可能痛失利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实现跨跃式发展的历史机遇。
那么，我国如何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入手，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追赶呢？借鉴美国的历史经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由于美国工业在初始阶段没有国际竞争力，美国的制造商不得不通过对国内市场的独占，同外国的产品进行竞争。为了让美国制造商独占国内市场，美国政府采取了高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这使得巨大的美国市场得到有效保护，欧洲产品很难进入。而由于本国市场狭小，欧洲技术创新在原有技术轨道上，难以开发新产品并大幅提高生产率，而一旦被引入到美国，美国很快就开发出了生产率高于欧洲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并申请新专利，开辟新技术轨道，摇身一变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领导者，反过来占领甚至垄断技术先发国的市场。
历史经验说明，对于处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大国，市场重于技术。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这种巨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重大历史机遇得天独厚的绝对优势。由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我国不是技术领先国，产业价值链高端只能通过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加以培育。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就必须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价值链高端为核心，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价值链，这是我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实现跨跃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19世纪最后30年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时期，当时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落后者的美国和德国并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棉纺织业、炼铁和煤炭等产业亦步亦趋地进行追赶。相反，它们是从炼钢、电气、重型机械和化学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入手的。到一战前夕，美国和德国在工业生产上都出现了跨跃式发展，分别成为世界第一和欧洲第一的工业强国。而一直到一战结束后，英国的工业结构却依旧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这个历史例证充分说明，新兴产业历来就是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提出了“两种机会窗口”理论，对美国和德国的跨跃式发展进行解释。“第一种机会窗口”是指当某种技术体系在发达国家趋于成熟后，落后国家就具备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了技术创新的制高点，落后国家无论怎样追赶，也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差距。对落后国家的技术追赶真正具有意义的是处于酝酿阶段的新技术革命所提供的“第二种机会窗口”。
在“第二种机会窗口”中，虽然新技术最初出现在技术上最先进的国家，但由于其技术体系处于最原始的早期阶段，科技知识大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属于公共知识领域的范畴，处于该阶段的新技术革命几乎会将所有国家都拉回同一起跑线。某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像是一张白纸，甚至能比技术领先国更加适应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制度要求，而此时的技术领先国往往严重受困于旧范式的锁定效应，正如19世纪下半叶英国发展所表明的。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新的技术体系，就可以有效地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实现跨跃式发展。目前所有相继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都是通过“第二种机会窗口”而非“第一种机会窗口”实现技术追赶的。
“第二种机会窗口”是由新技术革命的激进创新所提供的，抓住这种机会窗口就必须从核心技术等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入手。虽然落后国家刚开始并不是新技术的最初发明者，但却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并依托广阔的国内市场等有利条件，占据技术革命的制高点，在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占据一席之地。而“第一种机会窗口”的理论依据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当产品成熟后，整个产业的生产就转移到落后国家，使后者可以利用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并向发达国家出口，从价值链低端入手逐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很显然，在佩蕾丝的理论中，“第一种机会窗口”只与传统产业相关，与新技术革命和新兴产业无关，而新兴产业则代表着“第二种机会窗口”。
但是，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环境中，把新兴产业笼统地等同于“第二种机会窗口”却不再适合。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全球价值链的迅猛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用再等待产品成熟，就可以把新兴产业的产品加工、组装甚至工序创新等价值链低端环节，作为一个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的早期就可以通过廉价劳动力加入到这种新产品的全球化生产体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种机会窗口”不再是一个只与传统产业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它在新兴产业中也出现了。
但发展中国家却并不能在新兴产业中把“第一种机会窗口”作为切入点，在跨国公司所掌控的全球价值链中通过从低端到高端的逐步升级，实现技术经济追赶。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实现工艺和产品的升级，但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能否实现功能升级和产业间升级却缺乏经验支持，而这两种升级对于从价值链低端到高端的升级则至关重要。因此，在新兴产业中，由“新国际分工”所提供的“第一种机会窗口”也不存在追赶的可能，更不可能存在跨跃式发展的历史机遇。
我国目前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某些新兴产业发展思路，如光伏产业和机器人等领域，依旧沿袭了利用劳动力等成本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新国际分工”的老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摒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种发展模式，就极有可能痛失利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实现跨跃式发展的历史机遇。
那么，我国如何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入手，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追赶呢？借鉴美国的历史经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由于美国工业在初始阶段没有国际竞争力，美国的制造商不得不通过对国内市场的独占，同外国的产品进行竞争。为了让美国制造商独占国内市场，美国政府采取了高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这使得巨大的美国市场得到有效保护，欧洲产品很难进入。而由于本国市场狭小，欧洲技术创新在原有技术轨道上，难以开发新产品并大幅提高生产率，而一旦被引入到美国，美国很快就开发出了生产率高于欧洲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并申请新专利，开辟新技术轨道，摇身一变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领导者，反过来占领甚至垄断技术先发国的市场。
历史经验说明，对于处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大国，市场重于技术。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这种巨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重大历史机遇得天独厚的绝对优势。由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我国不是技术领先国，产业价值链高端只能通过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加以培育。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就必须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价值链高端为核心，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价值链，这是我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实现跨跃式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