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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洵美生于豪富之家，祖父邵友濂是清廷一品大员，外祖父盛宣怀是清末首富。19岁那年，邵洵美进入剑桥大学读书，原本学习政治经济学，因喜爱文学，转而研读英国文学。在剑桥求学期间，邵洵美和徐志摩成了“双胞胎般的挚友”，两人都喜着一袭长衫，风流倜傥，儒雅潇洒，但邵洵美似乎比戴眼镜的徐志摩更漂亮些。金粉世家的公子哥自然少不了颓废享乐气，邵洵美迷恋上萨福、史文朋等唯美先驱。他自己也说：“人总是半人半兽，一方面被美来迷醉，一方面又会被丑来牵缠。”游学欧洲期间，他奉萨福为女神，甚至仿萨福诗格，把中国诗写成希腊文，他还凭想象写出诗剧《莎茀》。
　　混乱纷争的时代，邵洵美仍一味吟风颂月，追求唯美。在他眼中，艺术是自由、是奢侈，是灵魂在欢乐中的跃动。他写诗，要写在没格子的白纸上，字迹秀丽，行列清晰，甚至可直接付印。他的英式诗风，诗句唯美，色彩斑斓。陈梦家的一句点评最精彩：“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只是那绻绵是十分可爱的。”邵洵美因此被冠以“唯美主义诗人”的称号。但邵洵美对自己的诗作成就不太在意，只是享受读诗和作诗的乐趣：“写成一首诗，只要老婆说好，已是十分快乐；假使朋友再称赞几句，便是意外的收获；千古留名，万人争诵，那种故事，我是当作神话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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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洵美向往法国的文学沙龙，他特意将书房布置成“花厅”（邵洵美对沙龙的雅称），供朋友们聚会。他还发文呼吁：“但愿我国诸交际领袖，把麻将扑克的约会，易为文学的谈话，则真正的文艺复兴，不难实现也。”他决定“以身试法”，培养“附庸风雅”的风尚，自己做起“花厅先生”。当时，中国这样的“文艺客厅”少得可怜，有名气的仅上海曾朴的“真善美”书店，北平林徽因家中的“太太客厅”。
　　邵洵美的“花厅”是诗人、小说家、画家聚会的场所。身材高大、面色白润、鼻梁高挺的邵洵美，总是保持着一种从容不迫的神情，有如激流边上的浮萍。他好客、亲切、随和、健谈，让人一见如故。
　　这大概可算是中国文坛最好最美的时光吧。也许，自有文学以来，中国文坛从没有过这样的时光，即便著名的兰亭雅集和李白笔下的“春夜宴桃李园”，也难以媲美。
　　在很多人眼里，邵洵美是个十足的书呆子：重友情，轻金钱，物质财富在他眼中微不足道，为接济朋友，甚至是不相识的文人，他也慷慨解囊。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要陪丁玲带着新生的婴儿，回湖南老家避难，可身无分文，邵洵美得知后，立即送了1000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需要还。为此，他也得了“文坛孟尝君”的雅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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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带忧郁的男人，似乎更能激发女人的爱，何况邵洵美宽容善良、幽默风趣、俊俏优雅、见识广博，又有中性阴柔的诗人气质。但邵洵美不是喜欢猎艳的花花公子，他钟爱的生活是，有艺术修养，精神生活丰富，物质生活健康。他在《时代》画报上发表了《对1931年男子的话》：
　　我希望1931年的人，每一个男性同类都和我一样做：假使我物质上不发生困难，我要在每天早晨上工，每天黄昏散工以外练习踢毽子，我要学会去玩丝竹管弦里面无论某一种乐器！我要每天洗一个澡，每星期看一二次影戏，跳一二次舞！我要订一份《小说月报》、一份《新月》月刊、一份《东方》杂志，《时代》画报是每期会送给我的，所以不必订了。
　　在邵洵美心中，他喜爱的理想异性是有艺术修养的新时代女性：
　　你们不应当再以柔弱为绻绵，应当存为强壮荣耀的观念。假使你已经是一个新女子，那么你应当更彻底去做一个现代女性的模范，要是光会换上旗袍，认识些男朋友，看看影戏跳跳舞，那你仍不过是个玩具，仍不过是个穿上了时髦衣衫的泥娃娃。
　　1935年，美国《纽约客》杂志社通讯记者埃米莉·哈恩来到上海，她为写一本有关宋氏三姐妹的书，不远万里到上海搜集素材。接风宴会上，她一见邵洵美，立刻被他的容貌和气质打动，再见便倾心于这位面白鼻高的希腊式美男子。几度相会下来，他那一口纯正的英语，一首首精美的英文诗作，令她倾倒。女性的爱慕之情，总是伴随了些许崇拜之心、敬佩之意的。
　　邵洵美对埃米莉的爱，来得热烈又猝不及防。他陪伴她探访金陵，登临黄山，泛舟西湖……还给她取了个好听的中文名字“项美丽”。
　　这段爱情持续了五年。他们的爱情不只是风花雪月，他们合作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合办了抗日杂志——中英文版的《自由谭》。由于《自由谭》宣传抗日，项美丽受到日本人的警告，发行七期后，被迫停刊。
　　虽然，这段生活在项美丽近百岁的人生中，只是小插曲，却美丽妖娆、动人心魂。耄耋之年，她还说，她只爱过两个男人，一个成了她厮守终生的丈夫，一个就是中国人邵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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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书店、出刊物，于邵洵美是娱人悦己的梦想。回国后，他创办了《狮吼》月刊，开其出版事业先声。随后，他又用祖上遗产在上海静安路创办了金屋书店，号称“海上最高尚的文艺书店”，并出版《金屋》月刊。
　　角色虽不断转变，但邵洵美的诗人气质、理想主义，却始终不变。转向出版业后，邵洵美仍不改唯美趣味，办刊物不忘注重形式美。《金屋》效仿英国唯美派杂志《Yellow Book》，用金黄色的封面，里面用黄色的毛边厚纸，新颖独特。他在发刊词中宣称：“不带色彩，不主张旗帜，不趋就低级趣味、赶热闹、卖笑，要用人的力的极点来表现艺术，抒发至上的美。”后来，他成立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再创建“第一出版社”。他前后办了11种刊物，他的“宝贝们”装帧精美、内容丰富。他是要培养大众的精神品质、趣味情操，造就会幸福的民族。
　　有位朋友斥责邵洵美出版毫无目的，说办杂志应当有政治野心。他微微一笑回答说：“出版便是我的目的。”
　　他花五万美元从德国购买最先进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由个人独资购买影写版印刷机，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邵洵美是第一人。成立时代印刷厂后，印刷成本和印刷质量一再提高，印刷品价格却一降再降，最后他连妻子的嫁妆都变卖了，可谓倾尽精力财力。他为一大批朋友出书，奖掖新人，遇到贫寒尚未成名的文人不惜赔钱出书——沈从文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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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邵洵美是文学史上被严重低估的作家。对此，邵洵美生前早已释然。1936年，而立之年的邵洵美写了一首《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是啊，被低估又有什么关系。风过霜过，花过月过，倾过心倾过情，倾过力倾过囊，已是彼岸的幸福。
　　黄永玉先生曾给邵洵美做了一首诗《像文化那样忧伤——献给邵洵美先生》：“下雨的石板路上，谁踩碎一只蝴蝶？再也捡拾不起的斑斓……生命的残渣紧咬我的心。告诉我，那狠心的脚走在哪里了……不敢想，另一只在家等它的蝴蝶……”
　　或许，这样的话语，才能安慰到那颗诗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