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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2009年6月4～6日欧盟27国同时举行的欧洲议会第七届直选中，作为欧洲社会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原欧洲社会主义党团(PES)，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不得不与意大利民主党结盟组成新的党团。2009年欧洲议会大选后，欧盟政治天平已经开始右倾。欧洲议会30年直选的经验表明，投票率的持续下降使得欧洲社会党和民主党进步联盟(S&D)在与欧洲人民党党团的竞争中陷入愈加不利的处境。S&D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欧洲中左派政党(社会党、工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共同困境。面对危机，欧洲社会民主党必须重建，因为其前途关乎欧盟政治舞台力量的均衡，关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前途，关乎整个欧盟政治发展的未来。
[关键词] 欧洲 议会选举 欧洲社会民主党
困境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1-0059-04
2009年6月4～7日，第七届欧洲议会直选在欧盟27个成员国同时举行。7月16日，选举结果正式发布，代表欧盟27国近5亿欧盟公民的736名欧洲议会议员由普选产生，此次选举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跨国民主选举。
作为欧洲社会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原欧洲社会主义党团(PES)，在此次选举中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一方面不得不在党团外寻求新的合作伙伴——意大利民主党，并被迫将党团名称更改为“欧洲社会党和民主党进步联盟(S&D)”(下文简称S&D)；另一方面，新组建的S&D所得选票由上届的217席锐减至184席，仅占欧洲议会议员总数的25％，与其竞争对手欧洲人民党党团(EPP)的议席差额扩大至81席。
由此观之，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将欧洲的话语权交至左派手中，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也未能借助此次危机重新夺回对欧洲议会的控制权。恰恰相反，此次选举反而暴露出欧洲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笔者不揣浅陋，拟以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为基础，通过对S&D选举业绩的分析，探讨欧洲社会民主党面临的各种问题，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欧洲社会民主党乃至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关注和讨论。
一、欧盟的右倾
欧洲议会所展示出的是一种“超国家政党体制”的政党政治，各党团在“左右维度”上的分歧沿着“极左－左－中左－中间－中右－右－极右”意识形态展开，其中两个最大的党团——S&D和欧洲人民党党团——分别占据了中左和中右的位置。欧洲议会的党团政治实践表明，两大党团间的左右分野比“大联盟”更为普遍，欧洲议会政治的主要维度仍然是典型的左右分野。正如西蒙·希克斯和阿卜杜勒·奴里所总结的，欧洲议会中的党团竞争和结盟存在某种规律性，其中之一就是左右竞争结构的稳定性。简言之，欧洲议会与其他民主国家的议会一样，受控于政党和左右政治分野，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欧盟政治舞台上，S&D曾经依靠社会民主主义这杆大旗将欧洲社会党、工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等中左派团结起来，形成了力量强大的中左派政治势力。但是，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欧盟中左派政党的表现普遍欠佳。
组成S&D党团的29个成员党，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均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在英国北部、荷兰的城市地区、西德的工业城等中左派政党的传统势力范围，与极右翼、绿党、基督教民主党以及自由党相比，中左政党的得票率均大幅下滑。而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荷兰工党等曾经极有影响的中左派政党的糟糕表现更是有目共睹。
在2000年，中左派在当时的欧盟15国的11国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如今，在欧盟27国中，仅剩下5国——英国、奥地利、西班牙、匈牙利以及葡萄牙——中左派政府，其执政党均遭遇了较大的挫折，其中，匈牙利社会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以及英国新工党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则下滑至历史最低点。
与S&D的失利相比，尽管英国保守党退出，欧洲民主党(ED)解体，欧洲人民党党团依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获得265个席位，占席位总数的比例比S&D高出11％，遥遥领先于S&D党团，依然保持了在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的地位。而且，从整个欧洲议会中党团的意识形态立场来看，新成立的两个党团——欧洲保守党和改革党党团(ECR，拥有54名议员)和欧洲自由和民主党党团(EFD，拥有32名议员)与欧洲人民党党团同属右翼阵营。此外，还有大约30～35名议员属于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者，分别来自法国、比利时、匈牙利、英国、荷兰、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芬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以及希腊等国。上述三大党团与持有极右翼主张的议员总数加起来已经超过欧洲议会议员总数的50％以上。
“左右维度”是欧盟政治的重要维度之一。无论从欧洲议会中两大主流党团的力量对比，还是整个欧盟27国中左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业绩来看，欧盟政治舞台的“左右”天平已经失衡，欧盟已经右倾。而且，这次对中左派的清算是全欧范围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绝非一时之痉挛。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二、投票率的下降
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是衡量欧盟支持率和合法性的重要指标。尽管欧洲议会的各项政策立法几乎对欧盟公民生活的所有层面都产生着影响，但是，自首届欧洲议会直选至今，投票率却始终处于下降之中(见表1和图2)。
从欧洲议会前四届的直选情况来看，投票率均超过50％，从两大党团的席位数量比较来看，S&D均多于欧洲人民党党团。除第一届直选外，在其他三届直选中，S&D的强势地位随着投票率的逐步下降而减弱：投票率分别为58.98％、58.41％和56.67％，而S&D领先欧洲人民党党团的议员数量也依次递减，分别为53、36和13人。由此说明，投票率的高低与S&D的选举业绩是一种正相关关系。
从第五届议会立法期开始，两大党团原有的力量均衡被打破并发生逆转，欧洲人民党党团在后三届欧洲议会立法期内分别领先S&D党团63、71和81个席位(图中用负值表示)，而这三届直选的投票率均不足50％，并呈逐渐下降趋势，分别为49.51％、45.47％和43％。这表明，欧洲人民党党团在欧洲议会直选中的选举业绩与投票率的高低呈负相关关系(见表1和图1)。
从欧洲议会两大党团的席位差额来看，除第一届直选外，在其他六届欧洲议会选举中，两大党团之间的席位差额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见图2)。也就是说，随着投票率的持续下降，S&D领先欧洲人民党党团的席位数量在逐步减少。1999年是一个转折点，此前是S&D处于领先地位，而此后则是欧洲人民党党团居优势地位。
通过前文的分析得知，一方面，平均投票率和两大党团的议席差额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平均投票率与欧洲人民党团的业绩呈显著负相关。实际上，学术界的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在欧洲议会选举 这种典型的“低投票率”环境下，投票率的增加使得欧洲议会中的中左派党团成为主要的受益者。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作为欧洲议会中右派党团典型代表的欧洲人民党党团的选举业绩与平均投票率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显而易见，在欧洲议会选举这种典型的低投票率环境下，投票率的持续下降使得中左派党团在与中右派党团的竞争中逐渐陷入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事实上，S&D党团的竞选顾问朱利安·史卡拉在2009年大选之前即对此表示出深深的忧虑，“我们感觉到，那些离开的选民就是我们自己的支持者。”2009年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表明，社会主义者的担心已经变成一个令人痛苦的现实。
三、两线作战
按照共决程序的要求，欧盟大多数立法动议需要由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共同批准实施。但是，二者在政治组成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前者由各成员国政府的部长们组成，而后者则由来自不同成员国的各个政党组成。根据维基百科的观点，欧洲议会是欧盟的下院，欧盟理事会是欧盟的上院。
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美国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分裂体制”，或德国联邦议院与联邦参议院之间不同的多数。从左右政治维度来看，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一直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当欧盟各成员国政府由保守党统治时期(如20世纪80年代)，理事会的右倾倾向明显，而欧洲议会的左倾倾向明显。当中左派政党陆续在各成员国上台执政时(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理事会首次出现中左派成员国占据多数的情况，其左倾倾向明显，而欧洲议会则出现右倾倾向。但这种状况只是昙花一现，自1999年开始，中左派政党在欧洲议会中逐渐失势。
在欧洲议会选举中，通常执政党丧失选票，而反对党、小党和极端政党却赢得选票。以此来表达对国内执政党的惩罚，是选民的一种战略性投票选择。这种“分裂的体制”是欧盟政治的常态。
从欧盟27国在第七届欧洲议会中两大党团的议员人数看，除英国情况较为特殊外，比利时、爱沙尼亚、瑞典、塞浦路斯和希腊五国持平，捷克、马耳他和丹麦三国在S&D中的议员人数多于各自在欧洲人民党党团中的议员人数，其他18个国家在S&D中的议员人数均少于各自在欧洲人民党党团中的议员人数。而且，在仅有的五个中左派执政的欧盟国家中，除英国外，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四国执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所获得的席位均少于各自国内的主要对手(见表2)。
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表明，欧洲的中右和右翼势力(包括极右力量)似乎获得了一个永久性的多数。这样，至少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都将由右翼控制，中左派政党不得不在上述两条战线应对其对手的挤压。
四、结语
2009年大选之后，一个更为保守的欧洲议会诞生了，在充斥了疑欧主义、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欧洲议会中，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政策主张显得尤为重要。否则，一次失败很有可能演变为失败主义的阴霾。
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无论在欧盟层面还是民族国家层面，社会民主党人都缺少体面而有凝聚力的领袖：英国新工党领袖布朗软弱且对欧盟事务漠不关心，玛蒂娜·奥布利无力维护自己在法国社会党中的地位，意大利民主党四分五裂，德国社会民主党则面临沦为反对党的危险。其次，社会民主党人缺少吸引选民的新理念。“第三条道路”倡导了这么多年，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它却显得无能为力。正如唐纳德·萨松所指出的，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仍然“按照惯常的路数：以一种模糊的、缺乏协调的风格，由日常政治的偶然事件和选举考虑的压力所驱使”。第三，面对欧盟的迅速扩张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提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保护工人、发展福利、重新分配教育机会、扩大健康保障，特别是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问题等方面，显得手足无措。最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尽管设想出“良善社会”工程，但创建并维系这样一个多元的、激进的、困难重重的“良善社会”并非一日之功，而且，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是否建设“良善社会”的问题，而是如何建设的问题。在欧盟“左右”政治维度中，S&D和欧洲人民党党团分别占据了中左、中右的位置，前者在2009年欧洲议会大选中的失利以及后者所取得的压倒性胜利，反映了欧盟“左右”政治天平的失衡；欧洲议会直选的历史表明，投票率的高低与两大党团的选举业绩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关系：投票率的持续下降使得S&D在与欧洲人民党党团的竞争中陷入愈加不利的地位。S&D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欧洲中左派政党(社会党、工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共同困境。欧盟27国中现存的五个中左派政府的执政党，不得不在欧盟这一“分裂体制”的两条战线——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同时与其对手展开竞争，其态势和结局可想而知。
[责任编辑：吕楠]
[关键词] 欧洲 议会选举 欧洲社会民主党
困境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1-0059-04
2009年6月4～7日，第七届欧洲议会直选在欧盟27个成员国同时举行。7月16日，选举结果正式发布，代表欧盟27国近5亿欧盟公民的736名欧洲议会议员由普选产生，此次选举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跨国民主选举。
作为欧洲社会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原欧洲社会主义党团(PES)，在此次选举中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一方面不得不在党团外寻求新的合作伙伴——意大利民主党，并被迫将党团名称更改为“欧洲社会党和民主党进步联盟(S&D)”(下文简称S&D)；另一方面，新组建的S&D所得选票由上届的217席锐减至184席，仅占欧洲议会议员总数的25％，与其竞争对手欧洲人民党党团(EPP)的议席差额扩大至81席。
由此观之，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将欧洲的话语权交至左派手中，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也未能借助此次危机重新夺回对欧洲议会的控制权。恰恰相反，此次选举反而暴露出欧洲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笔者不揣浅陋，拟以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为基础，通过对S&D选举业绩的分析，探讨欧洲社会民主党面临的各种问题，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欧洲社会民主党乃至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关注和讨论。
一、欧盟的右倾
欧洲议会所展示出的是一种“超国家政党体制”的政党政治，各党团在“左右维度”上的分歧沿着“极左－左－中左－中间－中右－右－极右”意识形态展开，其中两个最大的党团——S&D和欧洲人民党党团——分别占据了中左和中右的位置。欧洲议会的党团政治实践表明，两大党团间的左右分野比“大联盟”更为普遍，欧洲议会政治的主要维度仍然是典型的左右分野。正如西蒙·希克斯和阿卜杜勒·奴里所总结的，欧洲议会中的党团竞争和结盟存在某种规律性，其中之一就是左右竞争结构的稳定性。简言之，欧洲议会与其他民主国家的议会一样，受控于政党和左右政治分野，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欧盟政治舞台上，S&D曾经依靠社会民主主义这杆大旗将欧洲社会党、工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等中左派团结起来，形成了力量强大的中左派政治势力。但是，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欧盟中左派政党的表现普遍欠佳。
组成S&D党团的29个成员党，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均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在英国北部、荷兰的城市地区、西德的工业城等中左派政党的传统势力范围，与极右翼、绿党、基督教民主党以及自由党相比，中左政党的得票率均大幅下滑。而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荷兰工党等曾经极有影响的中左派政党的糟糕表现更是有目共睹。
在2000年，中左派在当时的欧盟15国的11国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如今，在欧盟27国中，仅剩下5国——英国、奥地利、西班牙、匈牙利以及葡萄牙——中左派政府，其执政党均遭遇了较大的挫折，其中，匈牙利社会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以及英国新工党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则下滑至历史最低点。
与S&D的失利相比，尽管英国保守党退出，欧洲民主党(ED)解体，欧洲人民党党团依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获得265个席位，占席位总数的比例比S&D高出11％，遥遥领先于S&D党团，依然保持了在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的地位。而且，从整个欧洲议会中党团的意识形态立场来看，新成立的两个党团——欧洲保守党和改革党党团(ECR，拥有54名议员)和欧洲自由和民主党党团(EFD，拥有32名议员)与欧洲人民党党团同属右翼阵营。此外，还有大约30～35名议员属于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者，分别来自法国、比利时、匈牙利、英国、荷兰、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芬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以及希腊等国。上述三大党团与持有极右翼主张的议员总数加起来已经超过欧洲议会议员总数的50％以上。
“左右维度”是欧盟政治的重要维度之一。无论从欧洲议会中两大主流党团的力量对比，还是整个欧盟27国中左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业绩来看，欧盟政治舞台的“左右”天平已经失衡，欧盟已经右倾。而且，这次对中左派的清算是全欧范围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绝非一时之痉挛。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二、投票率的下降
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是衡量欧盟支持率和合法性的重要指标。尽管欧洲议会的各项政策立法几乎对欧盟公民生活的所有层面都产生着影响，但是，自首届欧洲议会直选至今，投票率却始终处于下降之中(见表1和图2)。
从欧洲议会前四届的直选情况来看，投票率均超过50％，从两大党团的席位数量比较来看，S&D均多于欧洲人民党党团。除第一届直选外，在其他三届直选中，S&D的强势地位随着投票率的逐步下降而减弱：投票率分别为58.98％、58.41％和56.67％，而S&D领先欧洲人民党党团的议员数量也依次递减，分别为53、36和13人。由此说明，投票率的高低与S&D的选举业绩是一种正相关关系。
从第五届议会立法期开始，两大党团原有的力量均衡被打破并发生逆转，欧洲人民党党团在后三届欧洲议会立法期内分别领先S&D党团63、71和81个席位(图中用负值表示)，而这三届直选的投票率均不足50％，并呈逐渐下降趋势，分别为49.51％、45.47％和43％。这表明，欧洲人民党党团在欧洲议会直选中的选举业绩与投票率的高低呈负相关关系(见表1和图1)。
从欧洲议会两大党团的席位差额来看，除第一届直选外，在其他六届欧洲议会选举中，两大党团之间的席位差额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见图2)。也就是说，随着投票率的持续下降，S&D领先欧洲人民党党团的席位数量在逐步减少。1999年是一个转折点，此前是S&D处于领先地位，而此后则是欧洲人民党党团居优势地位。
通过前文的分析得知，一方面，平均投票率和两大党团的议席差额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平均投票率与欧洲人民党团的业绩呈显著负相关。实际上，学术界的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在欧洲议会选举 这种典型的“低投票率”环境下，投票率的增加使得欧洲议会中的中左派党团成为主要的受益者。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作为欧洲议会中右派党团典型代表的欧洲人民党党团的选举业绩与平均投票率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显而易见，在欧洲议会选举这种典型的低投票率环境下，投票率的持续下降使得中左派党团在与中右派党团的竞争中逐渐陷入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事实上，S&D党团的竞选顾问朱利安·史卡拉在2009年大选之前即对此表示出深深的忧虑，“我们感觉到，那些离开的选民就是我们自己的支持者。”2009年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表明，社会主义者的担心已经变成一个令人痛苦的现实。
三、两线作战
按照共决程序的要求，欧盟大多数立法动议需要由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共同批准实施。但是，二者在政治组成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前者由各成员国政府的部长们组成，而后者则由来自不同成员国的各个政党组成。根据维基百科的观点，欧洲议会是欧盟的下院，欧盟理事会是欧盟的上院。
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美国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分裂体制”，或德国联邦议院与联邦参议院之间不同的多数。从左右政治维度来看，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一直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当欧盟各成员国政府由保守党统治时期(如20世纪80年代)，理事会的右倾倾向明显，而欧洲议会的左倾倾向明显。当中左派政党陆续在各成员国上台执政时(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理事会首次出现中左派成员国占据多数的情况，其左倾倾向明显，而欧洲议会则出现右倾倾向。但这种状况只是昙花一现，自1999年开始，中左派政党在欧洲议会中逐渐失势。
在欧洲议会选举中，通常执政党丧失选票，而反对党、小党和极端政党却赢得选票。以此来表达对国内执政党的惩罚，是选民的一种战略性投票选择。这种“分裂的体制”是欧盟政治的常态。
从欧盟27国在第七届欧洲议会中两大党团的议员人数看，除英国情况较为特殊外，比利时、爱沙尼亚、瑞典、塞浦路斯和希腊五国持平，捷克、马耳他和丹麦三国在S&D中的议员人数多于各自在欧洲人民党党团中的议员人数，其他18个国家在S&D中的议员人数均少于各自在欧洲人民党党团中的议员人数。而且，在仅有的五个中左派执政的欧盟国家中，除英国外，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四国执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所获得的席位均少于各自国内的主要对手(见表2)。
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表明，欧洲的中右和右翼势力(包括极右力量)似乎获得了一个永久性的多数。这样，至少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都将由右翼控制，中左派政党不得不在上述两条战线应对其对手的挤压。
四、结语
2009年大选之后，一个更为保守的欧洲议会诞生了，在充斥了疑欧主义、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欧洲议会中，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政策主张显得尤为重要。否则，一次失败很有可能演变为失败主义的阴霾。
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无论在欧盟层面还是民族国家层面，社会民主党人都缺少体面而有凝聚力的领袖：英国新工党领袖布朗软弱且对欧盟事务漠不关心，玛蒂娜·奥布利无力维护自己在法国社会党中的地位，意大利民主党四分五裂，德国社会民主党则面临沦为反对党的危险。其次，社会民主党人缺少吸引选民的新理念。“第三条道路”倡导了这么多年，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它却显得无能为力。正如唐纳德·萨松所指出的，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仍然“按照惯常的路数：以一种模糊的、缺乏协调的风格，由日常政治的偶然事件和选举考虑的压力所驱使”。第三，面对欧盟的迅速扩张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提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保护工人、发展福利、重新分配教育机会、扩大健康保障，特别是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问题等方面，显得手足无措。最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尽管设想出“良善社会”工程，但创建并维系这样一个多元的、激进的、困难重重的“良善社会”并非一日之功，而且，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是否建设“良善社会”的问题，而是如何建设的问题。在欧盟“左右”政治维度中，S&D和欧洲人民党党团分别占据了中左、中右的位置，前者在2009年欧洲议会大选中的失利以及后者所取得的压倒性胜利，反映了欧盟“左右”政治天平的失衡；欧洲议会直选的历史表明，投票率的高低与两大党团的选举业绩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关系：投票率的持续下降使得S&D在与欧洲人民党党团的竞争中陷入愈加不利的地位。S&D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欧洲中左派政党(社会党、工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共同困境。欧盟27国中现存的五个中左派政府的执政党，不得不在欧盟这一“分裂体制”的两条战线——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同时与其对手展开竞争，其态势和结局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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