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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中国高考长期偏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培育，管窥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考试题，将是一个有益的参照。
法国的高考试题，哲学思辨深入骨髓，甚至成为举国谈论一时的话题。
美国人热衷于用理性思维来思考文科。
中国香港和台湾的高考试题在坚持传统的同时，也开拓了新文化。
2012年6月，一套法国“高考作文”题目在互联网上搅热了中国的高考月。她实在个性非凡——若有所悟是否就是对于思想桎梏的解脱？解释“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可伦理学》中有关“责任”的论述，解释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有关“正义”的论述……
法国青年们有着无数种方法去获得分数，但唯一得零分的情况则是——照着参考或范文写。中国网民评价其“充满了文艺范儿”。
而扫视全球，对比不同地方的高考则更显丰盛而有趣。当法国人在高考作文中谈论尼采的哲学、阿奎那的神学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时，美国人在用严谨的逻辑分析文学作品；当香港人在通识教育卷中争辩回归后的身份认同危机时，台湾人则在公民社会卷中反思解严以来的利弊得失和社会运动的局限。
纵使各有侧重，但一个共识正在世界范围内整合并尝试证明——高考题可以指引年轻人对理性思维、创新能力和公民素养的追寻，开创多元和开放的社会。
在哲学的国度里
法国人比任何地方的人都酷爱哲学，当然也包括她的高考，每年开考的第一天，考生们就被要求写一篇洋洋洒洒的哲学论文，而且是在4小时内。
2012年，一道法国高考题在中国引发了关注——“请解释尼采在《人性，太人性》中有关‘德行’的论述”。
这是法国学生们的学习内容，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法国，每个高中学生都必须学习哲学：文学类的学生每周要上8个小时的哲学课，经济和科学类的少一些，但也达到4个小时。
哲学因而变得无处不在。法国男孩盖布里埃立志要成为一个笛卡尔式的数学家，但他在高中的哲学课堂上看到了偶像的另一面。从此，无论是数学家笛卡尔还是哲学家笛卡尔，盖布里埃都觉得充满魅力，并时常在一个不到30人的小课堂里站立辩论。
即使浪漫的法国，高考仍难脱功利色彩——它是年轻人“找一份好工作”的途径之一。但在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出题者仍不愿改变初衷。这种坚持让媒体也感到困惑。法国报纸《20分钟》曾就“中学毕业会考：哲学到底有什么用”向巴黎的中学教师尼古拉斯·弗兰克提问，这位哲学老师说：“学哲学就是为了让头脑解除桎梏，只有这样，人才不会把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和判断交给他人。”
因此，法国学生对待“大学”的想法变得既个性又典型。“我对上好大学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盖布里埃说，“只要能做我喜欢的研究方向就行，因为我太喜欢学术研究了。”而为他减压的还有法国高考的一个“优厚”政策：允许偏科，只要各科考试总分达到及格，即使有个别科目（如哲学、数学）不及格甚至零分都可以通过。
在法国高考里，哲学思辨深入骨髓，甚至成为举国谈论一时的话题。2009年，法新社就当年的“期待不可能得到之事是否荒谬”一题向法国的政客们提问，左中右各派政客的答案竟大相径庭。右翼政党法国行动党主席菲利普·德维利耶引用了丘吉尔的名言作答：“他们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做到了”。一位网友的回答更加绝妙：当然有，要不然怎么会考哲学呢？
“批判式阅读”和“分析型写作”
2008年，中国学生江周进入了一所美国知名的文理学院。在一节名为《近代文明的挑战》的课上，教授让大家分析马克思的逻辑自洽性。
江周想起他所经历过的美国高考题——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这份由“批判性阅读”和“分析型写作”构成的英文试卷，正是美国高中生在申请大学前所必须完成的一项标准化考试。其常见的题型是：在阅读材料之后，考生会被要求分析：“这两句话的逻辑关系是什么？这一段如何和结尾联系？作者的分析是否自洽？”
而在写作中，挑战更加巨大。例如一道作文题引用哲学家詹姆斯·特威切尔关于物质主义的论述：“这是每一个人都乐于憎恨的东西，但让我们面对现实，当人们批评现代社会物欲横流时，自己却在生产和消费更多的废物。”讨论的内容是：现代社会是否应该因为物质主义被批评？
在SAT的官方指南中，“批判式阅读”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具备阅读和分析任何一个领域的学术资料的能力”；而“分析型写作”则是为了“测试学生用精确语言、有逻辑地表达的能力”。
“用理性思维来思考文科，这是美国本科教育的精髓。”江周说。
SAT指南的编写方为“大学联合会”（college board），同时也是SAT的出题机构。作为一个民间的非营利性全国大学联盟，它组织由大学教授和经验丰富的高中老师组成委员会长期进行试题研究，持续出题构成题库。如今已经完全地实现了出题和阅卷的标准化和专业化。
“我承认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完美主义者，我将此当做一切奋斗的动力……我时常对着数学试卷哭泣，他们却把我的完美主义叫做情绪障碍症。”这个片段摘自一份“美国高考”作文答卷，文章回答的问题是：是否凡事都有一个例外？
这份书写得歪歪斜斜的答卷被列为满分样例印在官方指南上，文后的分析认为作者连贯自洽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至于观点是什么，“判卷人应该不加任何评判，充分尊重测试者的取向”。
“最不重要”的高考成绩
江周带着引以为豪的“美国高考”成绩进入大学，却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身边的不少美国同学，不但考得不如自己，很多人甚至“压根没花时间准备‘高考’”。
土生土长的美国女孩海莉只花了一个月准备“高考”，这一个月中，她每天还要花上半天和朋友看电影、逛街、打球，即便这样，她还是觉得自己“算是准备得太认真了”。而她在选校上花的时间，却前前后后超过两个月：她和父母一起飞到自己心仪的各个学校，和专业的教授交谈，因为“选学校和专业比考试更重要”。
美籍华裔学生蒂凡妮·陈在“高考”中考得并不理想——她在高中里把最多的时间贡献给了一所临终医院的志愿服务。在她看来，美国大学录取学生时看重的东西有很多：高中课业成绩、课外活动、志愿服务、竞赛和专长……“而其中最不重要的一项，可能就是高考成绩了。” 和蒂凡妮的感受一致，在“高考成绩”这一标准化的指标之外，许多大学更看重个性化的东西。例如大多美国大学会要求申请者撰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最大的兴趣和关注。在录取中，这是权重更大的“作文题”。
中国高中生王楚翘花几天写完了这篇她最看重的“高考作文”，讲述了她在游历中国各地时发现的社区人文与自然环境保护问题。她不仅直言不讳地指出批评，并表达了深深的担忧。
文章寄出几天后，她就得到了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的亲笔回信：“这是我今年读到的最好的文章，愿能在录取你后当面交流。”
和美国的体制相似，大多数实行统一考试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把分数当成唯一的录取因素：法国在成绩之外设置了高中课业成绩、课外活动等诸多的考量因素；香港则把这些因素加权折算进了高考的分数等级之中。
兼修传统与新文化
相比之下，香港和台湾的高考题则把关于“公民责任”的议题变得更加切身。
“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转变是否与一国两制的政策相符？”这样的题目均以论述题的形式出现在了香港高考中，多年以来，这门叫做“通识教育”的必考科目不仅成了争议热点问题的竞技场，也充分显示了香港社会的宽容度。
例如，在选修课历史的试卷上，分为6大单元，其中包括“时代与知识分子”、“女性社会地位：传统与变迁”。其中一题，给出“三从四德”和“男不言内，女不言外”两条古训，要求考生分析：“传统社会是如何令女性接受角色规范的？”
台湾从2002年全面推行的“多元入学方案”，在高考题方面，转变得更加灵活、更贴近实际，并延续了对传统文化的关注。
在台湾中部学者田英奇的记忆中，1983年他参加高考的时候，作文题是“向下扎根”，来源于当时领导人蒋经国的一句话“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地理试卷上出现的都是“去也没去过的地方，摸也摸不着的物产”。
30年过去，必考科“三民主义”变成了“公民与社会”。近年来的高考题目增加了对本土的关注，而今，在台湾高考地理试卷中，不仅仅有大陆的山川物产，也有岛内的独特植物；而“公民与社会”考卷中，学生不仅要懂得区分“民主”与“共和”，理解“共产主义”，还要阐释原住民的社会运动。
“大学入学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放在促进一种新文化的发生和生长上，而不仅仅是一种教育的评价制度和评价观念。”旅美教育学家黄全愈说。
（来源：《南方周末》 沈茜蓉/文）
法国的高考试题，哲学思辨深入骨髓，甚至成为举国谈论一时的话题。
美国人热衷于用理性思维来思考文科。
中国香港和台湾的高考试题在坚持传统的同时，也开拓了新文化。
2012年6月，一套法国“高考作文”题目在互联网上搅热了中国的高考月。她实在个性非凡——若有所悟是否就是对于思想桎梏的解脱？解释“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可伦理学》中有关“责任”的论述，解释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有关“正义”的论述……
法国青年们有着无数种方法去获得分数，但唯一得零分的情况则是——照着参考或范文写。中国网民评价其“充满了文艺范儿”。
而扫视全球，对比不同地方的高考则更显丰盛而有趣。当法国人在高考作文中谈论尼采的哲学、阿奎那的神学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时，美国人在用严谨的逻辑分析文学作品；当香港人在通识教育卷中争辩回归后的身份认同危机时，台湾人则在公民社会卷中反思解严以来的利弊得失和社会运动的局限。
纵使各有侧重，但一个共识正在世界范围内整合并尝试证明——高考题可以指引年轻人对理性思维、创新能力和公民素养的追寻，开创多元和开放的社会。
在哲学的国度里
法国人比任何地方的人都酷爱哲学，当然也包括她的高考，每年开考的第一天，考生们就被要求写一篇洋洋洒洒的哲学论文，而且是在4小时内。
2012年，一道法国高考题在中国引发了关注——“请解释尼采在《人性，太人性》中有关‘德行’的论述”。
这是法国学生们的学习内容，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法国，每个高中学生都必须学习哲学：文学类的学生每周要上8个小时的哲学课，经济和科学类的少一些，但也达到4个小时。
哲学因而变得无处不在。法国男孩盖布里埃立志要成为一个笛卡尔式的数学家，但他在高中的哲学课堂上看到了偶像的另一面。从此，无论是数学家笛卡尔还是哲学家笛卡尔，盖布里埃都觉得充满魅力，并时常在一个不到30人的小课堂里站立辩论。
即使浪漫的法国，高考仍难脱功利色彩——它是年轻人“找一份好工作”的途径之一。但在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出题者仍不愿改变初衷。这种坚持让媒体也感到困惑。法国报纸《20分钟》曾就“中学毕业会考：哲学到底有什么用”向巴黎的中学教师尼古拉斯·弗兰克提问，这位哲学老师说：“学哲学就是为了让头脑解除桎梏，只有这样，人才不会把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和判断交给他人。”
因此，法国学生对待“大学”的想法变得既个性又典型。“我对上好大学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盖布里埃说，“只要能做我喜欢的研究方向就行，因为我太喜欢学术研究了。”而为他减压的还有法国高考的一个“优厚”政策：允许偏科，只要各科考试总分达到及格，即使有个别科目（如哲学、数学）不及格甚至零分都可以通过。
在法国高考里，哲学思辨深入骨髓，甚至成为举国谈论一时的话题。2009年，法新社就当年的“期待不可能得到之事是否荒谬”一题向法国的政客们提问，左中右各派政客的答案竟大相径庭。右翼政党法国行动党主席菲利普·德维利耶引用了丘吉尔的名言作答：“他们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做到了”。一位网友的回答更加绝妙：当然有，要不然怎么会考哲学呢？
“批判式阅读”和“分析型写作”
2008年，中国学生江周进入了一所美国知名的文理学院。在一节名为《近代文明的挑战》的课上，教授让大家分析马克思的逻辑自洽性。
江周想起他所经历过的美国高考题——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这份由“批判性阅读”和“分析型写作”构成的英文试卷，正是美国高中生在申请大学前所必须完成的一项标准化考试。其常见的题型是：在阅读材料之后，考生会被要求分析：“这两句话的逻辑关系是什么？这一段如何和结尾联系？作者的分析是否自洽？”
而在写作中，挑战更加巨大。例如一道作文题引用哲学家詹姆斯·特威切尔关于物质主义的论述：“这是每一个人都乐于憎恨的东西，但让我们面对现实，当人们批评现代社会物欲横流时，自己却在生产和消费更多的废物。”讨论的内容是：现代社会是否应该因为物质主义被批评？
在SAT的官方指南中，“批判式阅读”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具备阅读和分析任何一个领域的学术资料的能力”；而“分析型写作”则是为了“测试学生用精确语言、有逻辑地表达的能力”。
“用理性思维来思考文科，这是美国本科教育的精髓。”江周说。
SAT指南的编写方为“大学联合会”（college board），同时也是SAT的出题机构。作为一个民间的非营利性全国大学联盟，它组织由大学教授和经验丰富的高中老师组成委员会长期进行试题研究，持续出题构成题库。如今已经完全地实现了出题和阅卷的标准化和专业化。
“我承认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完美主义者，我将此当做一切奋斗的动力……我时常对着数学试卷哭泣，他们却把我的完美主义叫做情绪障碍症。”这个片段摘自一份“美国高考”作文答卷，文章回答的问题是：是否凡事都有一个例外？
这份书写得歪歪斜斜的答卷被列为满分样例印在官方指南上，文后的分析认为作者连贯自洽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至于观点是什么，“判卷人应该不加任何评判，充分尊重测试者的取向”。
“最不重要”的高考成绩
江周带着引以为豪的“美国高考”成绩进入大学，却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身边的不少美国同学，不但考得不如自己，很多人甚至“压根没花时间准备‘高考’”。
土生土长的美国女孩海莉只花了一个月准备“高考”，这一个月中，她每天还要花上半天和朋友看电影、逛街、打球，即便这样，她还是觉得自己“算是准备得太认真了”。而她在选校上花的时间，却前前后后超过两个月：她和父母一起飞到自己心仪的各个学校，和专业的教授交谈，因为“选学校和专业比考试更重要”。
美籍华裔学生蒂凡妮·陈在“高考”中考得并不理想——她在高中里把最多的时间贡献给了一所临终医院的志愿服务。在她看来，美国大学录取学生时看重的东西有很多：高中课业成绩、课外活动、志愿服务、竞赛和专长……“而其中最不重要的一项，可能就是高考成绩了。” 和蒂凡妮的感受一致，在“高考成绩”这一标准化的指标之外，许多大学更看重个性化的东西。例如大多美国大学会要求申请者撰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最大的兴趣和关注。在录取中，这是权重更大的“作文题”。
中国高中生王楚翘花几天写完了这篇她最看重的“高考作文”，讲述了她在游历中国各地时发现的社区人文与自然环境保护问题。她不仅直言不讳地指出批评，并表达了深深的担忧。
文章寄出几天后，她就得到了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的亲笔回信：“这是我今年读到的最好的文章，愿能在录取你后当面交流。”
和美国的体制相似，大多数实行统一考试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把分数当成唯一的录取因素：法国在成绩之外设置了高中课业成绩、课外活动等诸多的考量因素；香港则把这些因素加权折算进了高考的分数等级之中。
兼修传统与新文化
相比之下，香港和台湾的高考题则把关于“公民责任”的议题变得更加切身。
“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转变是否与一国两制的政策相符？”这样的题目均以论述题的形式出现在了香港高考中，多年以来，这门叫做“通识教育”的必考科目不仅成了争议热点问题的竞技场，也充分显示了香港社会的宽容度。
例如，在选修课历史的试卷上，分为6大单元，其中包括“时代与知识分子”、“女性社会地位：传统与变迁”。其中一题，给出“三从四德”和“男不言内，女不言外”两条古训，要求考生分析：“传统社会是如何令女性接受角色规范的？”
台湾从2002年全面推行的“多元入学方案”，在高考题方面，转变得更加灵活、更贴近实际，并延续了对传统文化的关注。
在台湾中部学者田英奇的记忆中，1983年他参加高考的时候，作文题是“向下扎根”，来源于当时领导人蒋经国的一句话“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地理试卷上出现的都是“去也没去过的地方，摸也摸不着的物产”。
30年过去，必考科“三民主义”变成了“公民与社会”。近年来的高考题目增加了对本土的关注，而今，在台湾高考地理试卷中，不仅仅有大陆的山川物产，也有岛内的独特植物；而“公民与社会”考卷中，学生不仅要懂得区分“民主”与“共和”，理解“共产主义”，还要阐释原住民的社会运动。
“大学入学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放在促进一种新文化的发生和生长上，而不仅仅是一种教育的评价制度和评价观念。”旅美教育学家黄全愈说。
（来源：《南方周末》 沈茜蓉/文）